十四 诗歌与书法

郭新庆著

诗歌从诞生起就是言志达情之物。能畅达情志者为能，能言达天下者为佳。诗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它是用有韵短句组合的。古代语言不发达时，诗起于四言，后来五言，七言，以至又创造出长短句的词。随着诗歌样式和体类的多样化，诗所表达的内容和意境越来越丰富、精彩。唐时柳宗元、韩愈以文传世，名盖古今。而因“柳州文掩其诗”，又处贬境，其诗与他的书法一样，在唐代没能引起世人的重视。直到了宋代，苏轼誉柳诗“发纤秾（xiān nóng微细，盛茂）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才让世人眼前一亮。苏轼把柳诗与陶渊明相比论，《东坡题跋评韩柳》说：“柳子厚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这话说的比较中肯，让柳诗藏在“枯淡”后面的“实美”被突显了出来。后来宋人俨羽把柳诗称为“柳子厚体”，又谓“韦（应物）柳体”。柳诗与他的古文一样，是有别于他人的独立一体。而谓“韦柳体”，以及后人有把柳诗与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等相比附的，其实都是就柳宗元山水诗而说的。而柳宗元不是纯山水派诗人，他独特的生活和人生经历铸就了不一样的人生和情性，在其诗里，包括山水诗，都透显出他与世不同的为人风貌。

诗歌是传承发展的，后来人模仿学习前人是很自然的事情；可对诗人来说，内在精神里的东西才是诗风诗貌形成的根本原因。荆轲、项羽、刘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们都有一首诗传世于今。那时诗歌并不发达，他们的诗都是使用极尽白话口语加语助词“兮”字随情脱口吟就的，可其诗里透出的气势和精神几千年的时空也没能罩住它们，把为义就死的侠客、四面楚歌绝境无奈的楚王、衣锦还乡志满意得的帝王活脱脱地凸现在世人面前。诗里的用语只有诗者本人才能吟唱出那样的话来，真可谓文如其人，诗也如其人也。柳宗元山水诗有模仿继承前人的痕迹，但精神层面的东西不一样，其表现方式和突显的诗风诗貌也不一样。谢灵运是开创山水派诗的第一人，他是晋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靠祖阴，十八岁就“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并按例做过一些官职。《谢灵运列传》载：宋少帝时，他因得罪权臣，“出为永嘉（今温州）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十天半月），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一年），称疾去职”。回家后，谢灵运大建别墅，凿山浚湖，常领僮仆门生数百人到处探奇访胜。谢灵运诗多反映门阀世族的享乐生活，他描绘的山水景色，少见内心精神情感的东西，缺少思想内容，诗里充斥玄言佛理，虽有不少“名章迥（高远）句”，但整体读来还是让人感到很单调平庸。韦应物与柳宗元生存年代很近，韦应物死时，柳宗元已十九岁。韦应物出身名门望族，十五岁靠门阴在宫里担任玄宗皇帝的侍卫三卫郎，这是他步入仕途的进身门阶。韦应物后来做过滁州、江州、苏州刺史，其间一次次被罢官归隐，使他对尘世厌倦，向往山林与佛门。李肇《国史补》卷下记载说：“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他沉隐山林，明显是为了逃避现实。韦应物诗的代表作《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三评韦诗说：“韦诗至出，每在淡然无意，所谓天籁也。”涧边幽草自生，深树黄鹂自鸣，春潮春雨自来，野渡小舟自横。一切都非人为而自生自荣，天籁之音，自然之美。除此自外，很难体味到有内在精神东西在里面。陶渊明是田园诗的鼻祖，也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绝辞官场，归隐山林，他写的诗恬静自然。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是描写他追求的那个时代根本没法实现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清代沈德潜在《说诗晬语》说：“陶诗兄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进。” 章士钊说：“吾尝欲于两千余年中，搜索富有农田情愫之文人，作一长编纪载，而殊苦适例难得，徒呼负负名僧灵澈诗：“诸公尽说归田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更直接道破实情。所谓归隐，其实不过是士人仕途困厄时一种无耐的说辞而已。应该说，柳宗元与他们都不同，他信奉“大中”之道，不诲永贞之举，他游走山水只是为了缓解贬境中的苦闷，他直到死也没放弃仕进用世的念头。柳诗峻洁，情致深沉委宛，诗里总是隐约透着一种孤傲的情趣。他的代表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茫茫的江雪，群山中的鸟都飞走了，山间路径也不见人的踪迹。空寂寥寥，整幅画面突现一个寒江独钓的老翁。表面看是写江雪﹑孤舟﹑老翁，可冷峻﹑幽寂﹑深邃里透出的却是孤独和高傲的幽情。柳宗元这是“托此自高”。短短二十字的五言诗，绝妙地展示出诗人的人格风貌，成了传咏千古的绝唱。柳宗元追慕屈原，他的诗文里随处可见屈原的影子，以此抒发不与世俗同流的孤独。柳宗元《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说：“君之志与能不施于生人（生民，百姓），知之者又不过十人。”满朝知其志者不过十几人，其道不行，孤痛可见。与《江雪》意境同趣的还有名篇《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打水）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这首表面描写渔人的诗，其实是借写景抒发自己的情志。“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其用语构思之奇巧让人回味无穷。清晨雾散日出，打鱼人的影子不见了，只听见渔歌在绿水青山间回荡。舟行湘江中流，回望水天相连处，只见山岩上有悠然的白云在相互追逐着。诗人是借此表达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明人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说此诗：“是神来之调，句句险绝，炼得浑然无痕。”请人吴闿生说：柳宗元诗“雄奇傲岸，自诡（引以为责任）不顾”。“识议能见其大，文亦雍容有度。柳子志在用世，故先天下自任者。”柳诗如其人，深沉中透着大气，峻洁里透着不屈。委宛言志，曲径幽情。

柳宗元存世诗有一百六十四首，大都是遭贬后所作。宋人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三《跋南轩永州诸诗》里说：“刘禹锡编柳子厚诗，断自永州以后，少作不录一篇。”翻检《柳集》，确知贬前的诗只有三首。柳诗多哀怨，为此，古人有称柳诗为贬诗的。其实读柳诗，冷眼望去，有的诗隐隐闪闪，有点草柯见荧火虫的感觉。后来深进去品味，得其心，其回味大有绕粱三日不绝之感。冷峻中透出的深邃，不但耐人咀嚼，更让人沉思难忘。其实这都是对那个社会的控诉，也是不屈的抗争。试想一生遭贬十四载，至死志不得展，孰会不怨，不愤。象柳宗元这样的人生境遇史上少见。柳宗元大儒气象，为人内敛，他的发愤诗也多曲回隐喻，或托言禽鸟，或借用神话来自况身世遭遇，讽刺现实，或用典喻今。《跂乌词》、《笼鹰词》、《放鹧鸪词》、《行路难》都是这类借题发声放情之诗。“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况我万里为孤囚，破笼展翅当远行。”身为“孤囚”的柳宗元放歌要冲破牢笼，摆脱各种束缚去远行，要借风助云间翔。一生遭贬不说软话，这是柳宗元为人性情使然。正如古人评柳宗元贬境中诗说：“非强颜作高语，其所自负故如此也。”柳宗元是个很重情意的人，一生与亲友亲密相处。宗一是柳宗元堂弟，一直陪侍柳宗元贬居永州，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又随迁柳州，转年暮春，宗一要离赴江陵，柳宗元作诗《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垂别江边，残魂黯然。离愁别恨，骨肉挚情。望着瘴气墨云、水天相连的浩渺，留给人的只有不尽的“相思梦”。此情此景，沁人心脾。难怪宋人周紫芝说：“此诗可谓妙绝一世。”

 韩、柳向来并称，其诗亦然。细细品究，韩诗与文，虽名噪传世，实不及柳。韩愈不善韵文，作古诗“以文为诗”，用文势助诗势。宋范晞文（景文）《对床夜语》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韩愈自己在诗里说：“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他把诗当成为文章末事，也就是有闲时才作的“余事”。韩愈作诗和为文一样以气势宏伟取胜，造语用典奇险，谈笑谐谑，这些都是性格使然。韩愈是个率性而为的人，他不但用诗取笑别人，也作诗自嘲。他说自己：“腰腹空大”，“慢肤（肥胖之貌）多汗”；“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 ；“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齝（chī反刍）”。这是说自己牙都掉了，吃点东西就得反复漱口。还只能吃软食烂饭，在嘴里磨嚼象牛反刍一样。韩愈“以文为诗”随处可见。许多时候，不顾对仗平仄，直接用口语白话和长句子入诗。《泷吏》写韩愈再贬潮州，途经韶州境内的昌乐泷向小吏问潮州事，诗有曰：“不知官在朝，有益国家不？”这简直就是向小吏问话的直录。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韩愈和卢云夫《曲江荷花行》诗：“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 末一句用了十三个字；《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眇茫。”二句九字；五古诗《听颖师弹琴》：“颖乎尓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末句为七字。这些寻常人直眼也能看得出。这大概不是韩愈的独创，我们在远古诗里也能找见。《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末句的六字如口语白话。我怀疑这是后人整理《诗经》时添加的。唐人崇古风，摹习为之恐是当时的平常事。柳宗元七言古诗《行路难三首》其二末二句：“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才养育谁复论。”前句为十字。这是我们仅见的一处。诗过于直白，让人一眼望到底，没意境，少韵味，就太苍白了。没有形式美，缺少音乐美的语言，那就不叫诗歌了。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诗文各有体，韩（愈）以文为诗，杜（甫）以诗为文，故不工（精密，精巧）。”宋代人之所以再也没能写出唐人那样骄人的诗篇，受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影响应是有很大关系的。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韩愈因谏佛骨被贬潮州刺史，途经蓝关时遇侄孙韩湘，顿时倾胸中怨愤作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昔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是韩愈七律诗写的最精彩的一首，气势博大，感情悲壮，情景交融，“尤贵气健”，但衰朽残年的哀伤又使诗有些气短。大壮大哀，好似不合，其实这正是韩愈真实的人生性格。章士钊说：“观子厚贬所各诗，都表现与峒氓浑融一气，和平恬澹，勤劳民事，四年之间，浑如一日，与其他迁客之无端怨悱，大异其趣。试以退之云横秦岭，收骨瘴江覆之，两者有舒躁和怨之不同，一目了然。” 柳宗元为人中规中矩，作诗为文也如此。柳宗元博古通今，诗精刻工巧，“字字如珠玉”。长年遭贬，柳宗元的思乡诗写的精妙绝伦。《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诗中用“尖山”、“剑铓”割愁肠比喻思乡之苦，用“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说思乡之切，之深。这样新颖、奇特的构思，让人读了会随之飞扬。《柳州寄京中亲故》是柳宗元在柳州接到京中故旧来信有感而作，身居荒蛮，山障水阻，诗人用去京城遙远的具象数字把思念亲友和内心的哀怨、无奈倾泄无余。《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诗中姓曹的侍御史不知为何人，应是柳宗元熟悉的朋友。沈德潜称此篇为柳诗七绝“压卷”之作。象县是柳州的属县，离柳宗元的州衙龙城应不算远，大概距有一百几十里路。朋友路过，在船上写信给柳宗元。可柳宗元却回赠诗说“遙”不能见，说他自己想采一朵白蘋花送给朋友表达心意，都因不自由而做不到。正话反说，本来近在咫尺，却反说遙不可及。一个“遙”字隔绝了近在眼前的好友，柳宗元把遭贬没有自由和怀念友人不得相见的痛苦绝妙地收在了一个“遙”字里，这反而更加倍增其哀痛。柳宗元《田家三首》是写农民生活的，他同情农民疾苦，不满官吏的凶残，这在其他山水诗里都是少见的。《韦道安》是歌颂为民除害英雄的诗，这与柳宗元进步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掩役夫张进骸》叙说柳宗元掩埋马夫张进尸骨的事，表现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一朝纩息定，枯朽无妍媸。”他说，为役夫有什么低贱耻辱，作贵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一旦死了，尸骨腐烂了，还有什么美和丑的区别。这是柳宗元进步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在等级森严的那个时代，，只有柳宗元敢如此大胆地做这样的挑战。诗是言志抒情的载体，触景生情，随情生发。诗是从人灵魂深处涌出的，它带着诗人的体温、情趣和性灵流动着。诗是诗人的影子，它走入历史的镜子里，又从那里走出来给人看。今人读柳诗，随着耳畔峻洁的诗风，好象曼声吟哦的柳宗元又蹒跚地向我们走来，还是那么亲切，还是那么鲜活。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真正迈入文明的时代。《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治理，管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的书契是指文字，契就是刻，最初的文字是用刀刻的，故而称书契。由结绳到书契，是划时代的变化。人们开始用文字记载，写作。《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墨子•尚贤》篇说：“书之竹帛。”毛笔出现后，人们在竹片﹑丝帛﹑纸张上写字，书法后来成了汉子书写的艺术。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王逸少（羲之）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旦闻其书，翻以能自蔽也。”后人沿此说，文人多称羡书事。寻古沿习，琴棋书画成了古时读书人的雅事，一小都会接受这样的熏陶。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书法在当时也是很有影响的名家。可历史有时很奇异，华文传世，而载文的墨迹却不见了，就连柳宗元亲手书写的众多碑刻也被时光隐匿的无影无踪了。今人痛惜之余，只能从《柳集》和古贤的评说里找寻它的踪迹。

柳宗元在永州时曾以诗与刘禹锡论说书事，这里说的书是指书法。两个大顽童相互以书嬉戏，至今看来还是那么妙趣横生。其事的起因，大概是刘禹锡后辈子弟殷贤给柳宗元写信说书事，随之柳宗元作《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崙二童》诗给在连州的刘禹锡，诗曰：“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己厌家鸡。”这里的庾安西是指庾翼，因作过安西将军而有此称谓。庾翼少时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还比他后进。柳诗里以庾安西影刘禹锡。庾翼曾在王羲之纸背题字，柳宗元借此说刘禹锡也应在他的书纸上题记。“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己厌家鸡。”显然是柳宗元听殷贤之言，刘家子弟近来不喜欢自家书，而好子厚书，才有此句。这里孟崙二童是刘禹锡之子，家鸡指家书。刘禹锡得书后，作诗《酬家鸡之赠》：说“日日临池弄小雏（喻孟崙二童），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喻手指握笔状）敛手徒。”官奴是王羲之七子王献之小名，在此借指孟崙二童。“元和脚”是柳宗元创新的书法样式，因没有墨迹传世不得而知。其猜想，字式难学，因此都敛手不敢下笔。柳宗元得此诗后，作《重赠二首》诗，其中有一句曰：“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答刘禹锡前诗“姜芽”之句。这里用《庄子•天运》效颦（学皱眉）典故。西施有心病，两手捧心皱眉，这本是病态，可乡里丑人以为美，效仿之。柳宗元以“捧心人”讽喻拙劣的摹仿。刘禹锡得而答诗二首，其《答前篇》曰：“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赏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柳宗元这时未有儿子，唯有一小女，为此刘禹锡在诗里戏之说，小儿弄笔，不能嗔责；而你没有儿辈，只能向女中求卫夫人了。卫夫人，卫铄（shuò）。工书，尤善隶书，师锺繇。王羲之少时，曾从之学书。柳宗元随后又有诗二首答之。其《叠前》诗曰：“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汉王充《论衡•感类篇》有“以见鸟迹而知为书”语，柳诗借之用鸟迹喻说娇女在庭院满地涂鸦字迹，从中透出柳宗元看娇女弄土习字的愉悦之情。刘禹锡《答柳子厚书》有“小章书仅千言”句，章书，谓书法之章草，“小章书”是指用章草作简札书信等，可洋洋洒洒千余言不止。参看《刘禹锡集》外集卷七与柳宗元论书法的篇章，可知刘禹锡深服柳宗元书法之精妙。柳宗元死后，刘禹锡《伤愚溪》诗有“草圣数行留坏壁”句，用“草圣”相称，可见推崇之至。可惜柳宗元的章草书法在中原传留的绝少，到宋代已少有人知晓了，这在历史上是很可惜的事。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说：“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王羲之，东晋人）变案靖法，稍以华胜，……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静没了）。”幸而唐人赵璘还留有唐时草书的记载，他在《因话录》里说：“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草章，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已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 赵璘是柳宗元同时人，柳宗元死后二十年他还在世，其评说应是真切的。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七也有这样的记载：“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之，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皆习其书。”刘禹锡代李表臣作《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云：“箧（qiè书箱）盈草隶，架满文篇。锺索继美，班扬差肩。”这是李表臣回忆他少年时看到的情景，可见柳宗元勤于书法，钟爱草书和隶书之勤。据书家考证，王羲之作行草，不离隶法。柳宗元学王书，独钟爱草书和隶书就不足为怪了。差肩，即肩挨肩。是说屋里堆满了碑帖和锺、索、班、扬等名家的书牒。这里赞誉柳宗元一小就书法和为文兼能。传说柳宗元作《笔精赋》论“永字八法”，可惜有其名而文佚，后人有说是伪造。这件事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书史会要》卷五记载说：“宗元名盖一时，善书，尝作《笔精赋》，略曰：勒不贵卧，侧尝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当蹲而执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右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罨（yǎn覆盖），磔（捺）趔趯以开撑，此永字八笔，足以尽书法之妙。”古人智慧让人折服，一个简单的“永”字，生化出汉字的八种笔画，成了书法楷体点画用笔的定式，汉字不论繁简，包罗万象，都囊括在其中。八法依永字笔势而得名。为此，后人干脆把书法称之为“八法”。八法有不同的源说，柳宗元道尽笔精之妙。侧（点），须侧锋峻落，铺毫行笔，势足收锋；勒（横），逆锋落笔，缓去急回，忌顺锋平过；努（直）不可过直，过则木僵无力，宜直中见曲；趯（钩），象蹲一样驻锋突然提笔，力在笔尖；策（仰横），发笔向上用力，直到收笔；掠（长撇），直画起笔，锋轻宜肥，力要送到；啄（短撇），落笔左出，快而峻利；磔（捺），逆锋折笔铺毫缓行，笔势含蓄。掌此八法，书生其神，笔出其妙。柳宗元对书法研究之精到，《柳集》里也留下不少这样的佐证。柳宗元贬在永州时，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论李睦州论服气书》，曾追述幼时学书法的往事，得名帖名书，嗜之如命，“伏而攻之”。柳宗元以工书自诩（xǔ夸耀）。《柳集》卷三十一《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说：“仆蚤（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写在尺余木板上的书信）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羲之）变法，皆永嘉所未有，词尤鄙近。”可见渉猎之广，用工之勤。这里的永嘉是西晋怀帝年号，永和是东晋穆帝年号，其间有半个世纪。章士钊说：“由永嘉之终，核至永和之始，相距不过三十一年，如此短距离之书法变化，子厚一目了然，则子厚之精于书法至于何等？不难想像而得。……吾揣子厚书法，直由汉分胎息而来，气象浑穆。”追究古时书法演进的历史，柳宗元论及的永字八法显然是效仿王羲之的变法，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唐人韩方明作《授笔要说释义》，据他说：张旭始弘八法，以之传授于人，其所由来，则展转上溯，而推源于王羲之。唐代李阳冰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是大诗人李白的从叔，李白晚年依阳冰以终。李白死后，李阳冰编白诗并为作序。李阳冰善长篆书，有碑刻《恬亭铭》等存世。李阳冰说;王羲之少攻书多载，十五年偏（于）攻永字，以其能赅（包括）八法之势，以通一切字也。柳宗元正是据此，依永字点画，写成书法流传之系统。观《柳集》这些记述，好想柳宗元学书法没正经通过师承，而是自己伏攻书法名书，博览魏、晋名人手札自学成才的。为此，柳宗元学书法还走过弯路，自己说“形纵而理逆”，“为天下弃”。柳宗元从弟宗直“墨法绝代，”，可惜早亡，“知音尚稀”。柳宗元《志从父弟宗直殡》说：“善操觚牍（gū dú古代用以书写的竹简木札），得师法甚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这是赞宗直“八字尽笔法墨法之邃（suì精深）”。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范成大，诗与陆游、杨万里齐名，也工于书法，他在《骖鸾录》里说：“《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为子厚自书，颇擅楷法。”看来柳宗元墨迹在宋代还有传留，范成大亲眼看到才会这样说。由此我们知道，柳宗元不但章草有名，楷书也写的好。叶玉甫说：“曾在湖南，获见有意流通之柳碑，失之交臂。”清人李元度称：子厚在南岳撰书各碑，除般舟外，尚有弥陀、大明两和尚碑，又云峰和尚于中院大律师塔铭。可惜今都逝而不见了。

早先古人为书都是实用性的。随性之作，情起而为，气到而止，看不到故意操弄的痕迹，纸背透出的是质朴、古雅的墨香；不象后来一些应酬和买弄的书字，装腔作势，涂鸦书怪，故意出彩。柳宗元书小草章，大都也是用于尺牍简札、碑文铭志和往来公文书等。史见不同本是常态，对柳书亦然。宋代王观国《学林》卷七有《柳子厚书》说：“赵璘《因话录》曰：‘柳子厚善书，当时重其书，湖湘以南士人皆学其书，柳氏前有公权，后有子厚，有此二人。’欧公《集古录》，有子厚书《般舟和尚碑》并《南嶽弥陀和尚碑》。欧公跋曰：‘书既非工，而字画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窃借其名以为重。’观国尝于南嶽山间，见此子厚二碑，详观之。乃子厚南贬时书也。子厚书体格虽疏，静好藏锋，类崛笔书，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尝言其善书。大抵士人文章称著，则并其书亦为世所贵重，子厚尝以文称于朝矣，及其南贬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学其书，此古今之常态也，《因话录》谓柳氏有此二人，盖奖饰子厚之过耳。”柳公权（公元778-865）书史上四大楷书家之一，是柳宗元同族，比柳宗元小五岁，元和中才举进士，而书名得显是在柳宗元死后的穆宗长庆年以后的事，说柳公权书名在柳宗元之前显然不符合史实。《柳集》里不见与之有任何交往的字迹，只有卷三十八一篇，是元和六年代柳公权兄柳宽作的《代柳公绰谢上表》。宋人因扬韩（愈）抑柳（宗元），对柳书的评价有失公允。其实，柳宗元的书法因遭贬和其文名罩着没得大行其世。章士钊说：“子厚在元和中，不仅本国人从游学书者众，而且声势远及国外。近沈乙庵（曾植）言：‘日本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子厚，唐人当时称之曰橘秀才。’”可见柳宗元书法在元和中的影响。时过千载，《柳集》里论书之文和他用诗与友人论书的情景还是那样鲜活，闯入眼际，依然那么撩人，他与刘禹锡二人相互谈书嬉戏的童趣让人忍俊不禁。柳书虽没留下只字片纸，可寻着历史的隧道，仿佛看见持毫作书的柳夫子就站在面前，此刻我们好像朦朦胧胧懂了些“元和脚”的样子，由此激起了更加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