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不屈的叛逆人生

郭新庆著

柳宗元以思想和文章著称于世，其为人性情都融铸在他的诗文里。柳宗元是大智者，大儒者。细读其传世的《柳集》，没见有人在古典经传上的功底可和他相比的。柳州奥古，动罹摈落，这是请代田山畺（jiāng）评说唐宋八大家说的一句话。这里的奥古，不是溺古﹑钻故纸堆；也不是循规蹈矩，食古不化；而是博古，博大精深，通晓古今；是博彩众家之长以寓其理。这是柳宗元独特的人生和经历所注就的。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穷经皓首，舍命读“百家书”。柳宗元始终以叛逆者的形象面世，这不是出于一己之私，一时之怨，而是究理所出，源道而发。柳宗元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其慧眼所到之处，直刺时弊，散发出惊世耀眼的光彩。翻开《柳记》，随处都能扑捉到他忘我追寻的身影。古时书籍经典，多要靠人手书传流。历经时事变迁，许多都亡佚了。自古文人就有托古续伪的习好，因大多是借貂絮裘，同一书典，因兴趣取向不同，揀书摘抄后会各不相同。而后人要辨识这些经典的真伪，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慧眼是很难做到的。唐王朝自称是老子后人，推崇道教。《新唐书•艺文志》有注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桑子》为《洞灵真经》。”天子诏书尊奉，士人学子无不风靡。而柳宗元却反其势，作《辩列子》﹑《辩文子》﹑《辩亢仓子》和《辩鶡冠子》进行议辩，说它们都是后人伪托和窜乱附益之作。《辩列子》开篇说：“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言郑国，皆曰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以此观之，柳宗元当时看到的《列子》应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定的本子，今本《列子》可能是晋人作品。刘向说列子是郑穆公时人，而这在孔子之前有好几百年，《列子》说的子产﹑邓析，则大致与孔子同时，前人说后人的事，时间上显然抵啎不合。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因采众家之言，《列子》语温纯，尤质厚。《列子》有些小故事，寓言中有深意，如《汤问篇•愚公移山》。为此，柳宗元称道说：“虽不概于（不关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dài及，到）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所谓“遁世无闷”，是说甘心隐居而不感到苦闷，言行不被世人称许也不烦脑，这与柳宗元的心境相合。柳宗元最后告诫读书人说：“古之多异术（怪异的学问）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文子，是老子的弟子，本名辛姸，字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文子》九篇，为汉人依托之作。其书杂取儒﹑墨﹑名﹑法诸家语，以解《道德经》。柳宗元在《辩文子》称其为“驳（杂乱）书”。说：“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管（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指高处貌）而出其类。其意绪（思想脉络）文辞，叉牙（（参差交错）相抵而不合。”《亢桑子》也称《亢仓子》。亢仓子，《庄子》里的寓言人物，其书久已散失。唐时襄阳处士（没做官的读书人）王士元，杂取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编成《亢仓子》，献给朝廷。柳宗元作《辩亢仓子》说是伪书。鶡（hé古书上说的一种善斗的鸟）冠子是春秋时的楚人，他隐居深山，以鶡羽为冠，故自谓其号。《鶡冠子》叙说《道德经》，兼杂刑名阴阳之说。汉代贾谊作《鵩（fú猫头鹰）鸟赋》，其辞嘉美，“学者以为尽出《鶡冠子》。余（柳宗元）往来京师，求《鶡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韩愈有《读鶡冠子》文，可识不及柳。柳宗元读书考据经典真伪，绝不盲从，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见疑多问，举一反三，是古来读书之道。柳宗元不畏圣贤成理，敢为人先，所读之书，总能说出些别人未曾想过或不敢想的东西来。唐代之前，儒者称《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这已是定说，可柳宗元以为“未然”（不一定是这样），于是作《论语辩二篇》非之。曾参是孔子最小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参之死，《论语》有记载，这离孔子在世已经很远了，此时孔子其他弟子根本没有活着的。古时记载弟子时，一定要写他们的“字”，而《论语》“独曾子﹑有子不然”。曾子字子舆，有子字子有，《论语》唯他两人不是以字相称，为此，柳宗元判定：“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说《论语》是曾子弟子所为。篇尾进一步论定说：“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最终）成其书者，曾子之徒也。”柳宗元在下篇，载《尚书》文数段，辩《论语》大意，说“孔子常常讽道之辞”。明代茅坤说：“此等辩析，千年以来罕见者。”鬼谷子，战国时纵横家之祖，传说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因其隐居在颖川阳城的鬼谷，自号鬼谷先生，世称鬼谷子。《史记•苏秦传》索隐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看来汉代就对鬼谷是否有其人存疑。柳宗元《辩鬼谷子》说：“《鬼谷子》后出，而险戾（lì邪恶乖章）峭薄（刻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为之慨叹道：“呜呼，其为好术（耍权术）也过（分）矣！”看来柳宗元并不欣赏鬼谷子其人。《辩晏子春秋》是儒墨之辩，凭柳宗元的学识，隐者尽现，明察秋毫。晏子，春秋齐国大夫，本名晏婴。《史记》有传，《汉书》称其人，列于儒家。而汉代刘向和后来都有人把晏子归于墨家。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是墨子之徒齐人者所作。他说：“墨好俭（节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这是说，墨子之徒想靠编写《晏子春秋》来提高和增加墨家的影响。柳宗元进而说：“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这是判定晏子不是墨者，而是撰写此书的信奉墨家学说，故意把把晏子归于墨家。没有对儒墨洞若观火的功底怎敢出此狂言。究本索源，剖析宋代以后沿袭的抑柳之说，都是旧传统的偏见，不但站不住脚，也不堪细究。剥去这些薄雾，柳文透出的光彩更加耀人。

柳宗元是唐代唯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翻开唐代的思想史，能上史册的唯有韩愈﹑柳宗元等几人。我们把韩愈的思想抖搂出来看一下，其核心只有两点：一是道统说，一是排佛，这是他一生扬名立世的命根子。韩愈的道统说讲天命﹑等级，除此没有别的新东西。天命论是历代统治者欺骗民众维护剥削制度的法宝，他们把君权神化了，把社会也等级化、固定化了；后来“君权神授”就成了历代统治者巩固专制政权的口头禅。古人受生产力和科技知识水平的限制，对天地宇宙和自然现象的认识还处于蒙胧状态，为此当权者就用一些神秘的形式或迷信等鬼把戏欺世骇俗，以至成了人不敢触碰，不能逆声的膜拜物。统治者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显然是欺诈之说，用神权震慑来吓唬老百姓。韩愈讲道统就是要沿用这些东西，来固守等级森严的统治制度。韩愈信迷信天命，也是寻道统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说：“未能人事，焉能事鬼。”(《先进》)这不是说他不信鬼神，而是他说不清楚。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为智矣。”（《雍也他》）他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这是说，祭你不该祭的非本宗族的鬼，是谄媚。孔子实际上是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认为，天神主宰着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及万物的生死。孔子信天命。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把人的主张能否实现，都归于命。进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韩愈信孔子这一套，在为史官时，不敢照实写史，说“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为此受到柳宗元的严厉批驳。韩愈排佛，也只是沿用前人都说过的佛教危及统治者政治经济利益的理由，如明代茅坤所说：韩愈并不明“佛氏之学”，“无一字论佛宗旨”。韩愈“独尊儒术”，排佛道杨墨等一切他说，思想面很窄，其思想本质是守旧保守的。由于韩愈并未深究佛理从思想深度去论佛，以至后来也走向一般士大夫用佛道慰藉心灵求仙食丹的老路。韩愈的学生李翱有“不心动”的修养之说，这明显是佛教的东西，背后拖着禅宗“无念为宗”的影子。说到底，韩愈的思想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大多都是学说别人的东西。韩愈没有柳宗元那样深厚的学术功底，这我们在论说古文运动时说过。韩愈对儒家经典不甚精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故而罗根泽说：“韩愈虽自言重道轻文，而结果还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此说很有见地。

柳宗元居荒蛮之地，冷眼看世界，对周围的事物洞若观火。永州十年，柳宗元仰天俯地，思今抚昔，对天地、人生、社会、历史，思之深，究之切，当时人没有能与之相比的。他议辩经典，批判《国语》，非圣辱贤，责说《易经》卜卦，反天命，反迷信巫术。他把那个社会翻过来说个遍。柳宗元在思想上主张兼容并蓄，他在继承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天说”论，他反对天命，不信鬼神迷信和巫术；他终生追求的“大中”之道和“以生人为己任”的思想，是韩愈等传统士大夫不可比拟的，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从而构成了柳宗元儒学思想的精髓。《柳集》里充溢着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的诗文，说科举﹑官场；论官为民役；说安贫守道；说读书为正己而不是装门面给人看；说人生﹑生命；说百姓﹑小人物；说低层失意人和妇女；解梦反迷信；赞赏建旅游景观，开启千载大众旅游之先河。柳宗元思想和为人之道对今人仍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柳宗元奥古叛逆，是他看透了那个社会。他不是“不识时务”，而是明者无畏，这是他为人性格使然。《柳集》有三篇文章专论为人之道，这就是元和四至六年间写给杨诲之的《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及《与杨诲之第二书》。杨诲之杨凭之子，柳宗元妻弟，时年不足二十岁，已能为文章，其辞奥雅，用《庄子》、《国语》文字，倾慕甘罗、终军为人，其才智可大就。柳宗元贬永州时，杨凭在湖南任观察使，路过潭州时见过杨诲之。“乃见足下气益和，业益专，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杨凭贬临贺尉，杨诲之省父过永州时去看柳宗元，是时“文益奇，艺益工”。交谈中，柳宗元因“诲之吾戚（亲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惧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古之车制，从来很少人能详言之。柳宗元《说车赠杨诲之》述说了上古车之礼仪、典故，以及各种不同用途的车具，如此精详史不多见。柳宗元说：“其类众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也。”这是说，车之所以能载重物“行于世”，是做车用的材料精良，车子做工牢固，“圆（指车轮）其外而方（指车箱）其中也”。“材不良，则速坏。”做工不用心，“不攻（牢固）则速败”。柳宗元“说车”是为了用“外圆内方”来喻人。他认为，做人应有车箱那样阔达的心胸，有通变四周的能力，而且要“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这是说，大凡一个人，本质不好，就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正道。本质好，但任用不当，也无法圆满地实现其道。后来，柳宗元又在元和五、六年，两次致书给杨诲之论谈“车说”的道理。《与杨诲之书》柳宗元告戒杨诲之说：“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然而显然（露出）翘然（出众），秉其正以抗于世，世必为敌仇，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爱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说车》，可详观之。车之说其有益乎行于世也。”柳宗元这是爱惜杨诲之，怕他年少不能藏守其中，而因显露在外受到伤害。可杨诲之看后却不以为然，认为“吾虽少时，不能翦翦拘拘(浅薄，拳曲不伸)，以同世取荣（索取荣耀）。”柳宗元随作《与杨诲之第二书》，说他“车说”讲的道，是圣人之道，“其道自尧、舜、禹、汤、（殷）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经用）之。”“吾未尝为佞（nìng花言巧语）且伪（虚假），其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 柳宗元回顾了早年求士为官的经历：“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当面），则为之背（背后）。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疎（狂妄背理）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早晚）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差人，兵卒）无别。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指与世沉浮），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日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柳宗元早年求士为官可谓顺畅，其文笔才华又过人，虽隐忍随势，可仍不免被门阀氏族和旧俗所不容，“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被“号为轻薄人”。柳宗元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是要告知杨诲之官场险恶和正道为人之艰难。为了劝诫涉世不深的杨诲之，柳宗元洋洋洒洒写了二千余言，这在《柳集》里是少见的。柳宗元说：车“圆其外而方其中”。“仆之言车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这是柳宗元反复论说“外圆内方”之说的目的。杨诲之不理解柳宗元，曾在信里表达对甘罗和终军的追崇，让柳宗元很失望。甘罗是战国时人，十二岁时就帮秦相吕布韦办事。秦始皇为了对外扩张，曾命甘罗出使赵国，他用卑劣的手段让赵王割五城与秦，因之被封为上卿。终军西汉人，少好学，十八岁得名，汉武帝时为谏议大夫。终军诞谲（jué欺诈）险薄，好战，劣迹种种。死时二十岁，世称“终童”。二人史书上都有传。历史少而得名的不少，但柳宗元认为杨诲之倾慕的这两个人不值得推崇。甘罗“左右反复，得利弃信” ；终军“诞谲险薄”，都不是“圣道”。而倾慕他们，是“弃大而录（用）小，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钧奇（轻重失衡）。”这是偏离大中之道的事。在柳宗元眼里，圣人温和同常人，既不是“异类”，也不是“狂人”。柳宗元劝杨诲之说：“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柳宗元认为，人要做大事，要行圣人之道，即“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苟不适其道，则肆与佞同。”坚守圣人之道，得圆其外，行柔韧灵活之术；这不是没有原则，低声下气地翦翦拘拘。这些都是柳宗元用血泪和痛苦经历感悟出的为人之道，只所以不厌其烦，谆谆诱导杨诲之，是不希望看到后辈有为青年再重蹈自己的覆辙。

历史有时候挺有意思，同一时期会有成双成对的耀世之星出现，或为对手，或为仇敌，或为师友。唐代诗有李杜，文有韩柳，这两对明星年代相继，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标志。李杜是诗歌的双绝，韩柳是为文的双雄。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也都是后世没人能企及的人。两对都是好朋友，可韩柳为文却一直在文学史上引人争议。南宋学柳者多，扬柳者也多。清代桐城派奉韩愈为不祧之祖（tiāo始祖），故有意贬低柳宗元。说文论道，评说文章自然离不开政治取向。宋代欧阳修说：韩柳“为道不同，犹夷夏也（如同野蛮人和文明人）”，“柳岂韩之徒哉！真韩们之罪人也”。宋人黄震说：“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择者，所谓贯道之器欤（yú啊）”；柳文“则是非多谬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晏殊﹑刘煕载等人认为：“韩退之扶导圣教，刬（chǎn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这都是从政治上说韩柳为道不同。黄震等人指责柳宗元非圣诬贤，不守传统的封建之道，其文不可取。桐城派贬低柳文应也出之这些原因。抑柳派贬低柳文的这些说辞，显然都是出于维护传统的封建道统而发的，他们说柳宗元的思想不合乎正统的儒家之道，指责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是“失节”，都是皇权思想和门阀世俗的传统思维使然。这从反面恰恰认证了柳宗元的思想和为文之道的进步性。

韩愈和扬韩派都把文学当成儒家说教的“贯道之器”。从文学的艺术性说，韩愈和柳宗元相比，显然逊色多了。柳宗元十年永州苦读磨砺之功，是韩愈所没有的。柳文深邃﹑古远﹑简洁，也是当时无人可比的。清代徐经《西汉文类序后》说：“噫！柳子于三代以下诸书，如庄周之博，屈原之哀，孟轲之奥，李斯之壮，马迁之峻，相如之富，贾谊之明，杨雄之专，皆能以一言定其品，则柳子于文章利病，可谓深矣。”并进而言之：“后世史官，有数百卷不能尽者，是惟以数言括之。”韩愈不善骚赋，诗不及柳，宋人多有论说。严羽说：“柳子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刘克庄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这是说韩愈以文为诗，缺少韵味和深意。韩愈这个人的性格有时也很可爱，他不是那那种阴损的人；虽然求利有时很卑下，可直言快语；他傲世，少见他称服人。韩愈赞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这是韩愈的真心话，也是事实。韩愈评柳，说遭贬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比为将为相好。这也是韩愈的肺腑之言。柳文的高洁让韩愈倾服。柳宗元的游记和寓言，都是千古不朽的杰作，这些也是韩愈所没有的。柳宗元论为文和师道，谦和中肯；“为文之法”完备精到。柳宗元心胸阔达，与韩愈共同成就了古文运动，也深受世人赞许。苏轼非常喜欢柳文，他在岭南时，唯一把“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还谆谆告诫儿孙辈要熟读柳文。吴文治说：“就文学作品来看，在文学史上不仅扬柳的人学柳，抑柳的人同样也有在某些方面接受了他的影响的。比如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他的游记散文，就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与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联系。”柳宗元的文学成就至今还在广泛地传颂着。

一直以来，研究韩柳的人，比较多的倾向说二人为挚友，其实不然。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说:“盖韩柳虽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处固不同，臭味亦非投契。”古代“臭味”二字不似现代用于贬义，而是指气味，是说同类东西气味相同。引申比喻气味相投的同类人。细品韩柳为文、思想和为人行径，章学诚说的不无道理。而只所以许多人把韩柳看成是挚友，是因他们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并成就了这一划时代事情，被后代人以“韩柳”相称的原故。其实，韩柳是性情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柳宗元是性情温和的谦谦君子，从不随意说人短长，即使终生困死在蛮荒之地，也没怨天尤人，任情向人发声。而韩愈疾恶如仇，不平则鸣。他以道统传承人自居，又持笔傲物，人不敢言他是非。一遇曲折，怨天尤人，呼天抢地；为求官求利不则手段。二人性情相差如此悬殊，是不同的家境和经历造成的。韩愈一小没了父母，是哥哥和兄嫂带大的。韩愈科举和为官之路又非常不顺利，许多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加之恶劣的官场环境，要生存有时只能是不择手段。柳宗元一贬十四年。以至于死，除己身镕铸经史，发为伟词，以自列于后世外，所有人事来往，及内外行谊，绝无一丝供人訾议之隙也。（章士钊语）这些前人都看的很清楚，清人何焯说:“韩、柳二公，在道义上东西相望，鸿沟宛然。”柳之品行，高韩一等。综观韩柳诗文，二人的政治取向是不一样的，韩柳思想上许多地方是南辕北辙。当官的学柳宗元，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招灾惹祸。尽管如此，两人终生都以朋友相称。韩愈“坦夷尚义，待朋友始终”。韩愈这个人很仗义，提携了不少年青后进，这都是很让人敬佩的。两人的个人私交还是很深的。梳理二人一生的交往，韩愈长柳宗元五岁，前后一年中第，御史台一起共事，年轻气盛，交往甚欢。随后柳宗元十四年处贬地，而韩愈前十年也浮沉名场，不得善处。期间文字交往，虽看法有异，可并没有交恶可寻。这在古时人生交友是很值得称道的。韩愈一生狂放傲世。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崔群是韩愈和柳宗元的共同朋友，胆略机智过人，做过宰相，平生致君及物，不计文章小道，纳才结友，求同存异。韩愈对此不解，曾对李程说：他与崔群交往二十年了，敦诗(崔群字)不与退之(韩愈字)说著文章。沾沾自喜，以为崔群文不及己，不敢与他谈说文事。其实，崔群和柳宗元都深知韩愈为人，就是听了这样的话，也只会莞尔一笑。刘禹锡说韩愈太轻薄，只不过别人不与他计较罢了。所谓朋友，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友字在甲古文里，是两只同一方向的手，表示以手相助，引申为同志，志趣相投的人。而挚字源于《诗经•周南•关雎》诗“关关雎鸠”语。关雎，是水边大鸟，也就是鱼鹰。《汉书•毛亨传》说:“鸟挚而有别。”是说雌雄鸟情意深篤，和别的鸟表现不一样。人要是挚友应象挚鸟那样诚恳亲密无间。韩柳之交不是如此。韩柳是一生的好朋友，是古文运动的战友，但不是挚友。清代全祖望《韩柳交情论》说:“古人于论交一事，盖多有难言者。”看来他对韩柳的交情也是看不透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有一段关于当时人际交往的描述，恐怕会解开这一奥秘。韩愈绝不会无来由的在文中单独添加这样一段话。韩愈说：“士穷乃见节义。”这显然是有感而发。韩愈说：你发达了，人们酒食游戏追逐你，装模作样，强以笑语取悦你。可一旦你失势了，就反目象不认识一样，不但“落陷阱”不伸援手，反而排挤你，落井下石。现在的人都是这样。而这些是禽兽夷狄都不忍做的事。韩愈慨叹说：“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从这里可以看出，韩愈对柳宗元为人佩服之至。韩愈很少有他佩服的人，唯有柳宗元。象韩愈这样性情的人都能和柳宗元终生相交不易，柳宗元的人格魅力是可以想见的。时光过去千余年了，韩柳两人的影子还在相互交织着。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它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猜测和遐想。韩愈是柳宗元一生交往的朋友，虽其思想及处事理念不同，可并未影响到两人的友情。社会和生活是多样的。古人交往和相互间的友情，今人有时会看不懂，可是他们传流在历史长河里的情感和友谊还是总会不断地让后人感动着。

柳宗元是个叛逆者，他一生以叛逆形象面世于人。明代周思兼《八司马论》说:“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才自显于世，而伾(王伾)、文(王叔文)之党独忧愁抑郁于遐(远)荒之域，虽欲发愤以白其志，而竟以贬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于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则小人亦从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视而莫为之言。”一代宏才柳宗元，遭妒不得施展于世，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声声叹惜。《韵语阳秋》卷十一说：“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也。”这里说的“一世穷人”，是指柳宗元一生遭贬不得志，处境窘迫。反而观之，虽穷而克寿，可柳宗元诗文，却以穷得之。从人生大境界说，这并非就是悲事。章士钊下面一段话道出了其中的道理：“尝论人生得寿，固不失为晚福，然语其为人，可得减少颓废气氛，则远不如早死为愈。寻《梦得集》仅三十卷，诗即估十卷，外集十卷，诗且多至八卷，就中淫昏谀佞可删之作，居其泰半，夫人生亦何不幸而享此悬疣附赘之遐龄，枉与同情者以意外之伤感哉？”这是说刘禹锡晚年屈伏于世，虽得长寿，可留下的诗文，却没有多少值得令人称道的。章士钊对此不以为然。柳宗元曾与人论说生死，他认为为道而早死，死而无憾；而一味单纯追求长寿，活得再久也没有意义。

柳宗元《送薛判官量移序》说：“君子学以植（树立）其志，信以篤其道，有异于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虽欲辞显难矣。”柳宗元认为：“异于恒者（和世俗不一样的），其道益显。”而立志守道，下决心推而践行它，却非易事。曾经以私怨劾柳宗元岳父杨凭的李夷简系李唐宗室，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李夷简镇襄阳时，曾主动施好，以书慰宗元。《柳集》有《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也就是距柳宗元死前的一年，李夷简召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宗元为此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乞请援引。他在书中说：“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仰望于道，号以求出”。“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其词之卑屈迫切如此。看来柳宗元至死也没有放弃想复出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可李夷简在相位不过三月，此事自然也就没了后音。细究柳宗元一生痛苦的贬放生涯，亲人几乎都亡尽了，这时又独自剩他一人留在蛮荒，病魔缠身，眼望来日不多，功业无望，精神和身体的磨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以史而论，柳宗元在为人品格上是真君子，他不象韩愈那样求利取仕，也不象刘禹锡后来那样低气圆忍。柳宗元为人性格始终如一，始终也不改变信仰的初衷。《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说:“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憾。”柳宗元洁身自好，守节不屈，独行独远的身影越来越清晰深刻地凸现于后人的眼帘。柳宗元是个叛逆者，他的为人和政治取向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与大多数人都不一样，为此抑柳者说“子厚一人而已”；而柳宗元反叛社会并不是要推翻皇权统治，而只是想改变那个社会不合理的东西。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去行事，柳宗元思想和政治主张拖着当时人的尾巴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来永州的第二年，柳宗元仿《楚辞•远游》作《惩咎赋》。《新唐书•柳宗元传》载此赋。有注说：“宗元不得召，内悯悼（忧愁，恐惧），悔念往咎（过失，罪过），作赋自儆（警戒）。”认为这是悔罪之作。后人多为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获罪感到怜惜。宋代晁补之为此赋作序说：“宗元窜斥（流放），崎岖蛮瘴间，堙厄感郁（气不舒畅），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惩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不偏）。后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读而悲之。”但也有人主讼冤，非惩咎说。细品柳文，此说比较公允。表面看是自儆，责罚自己，实则反之。近七百字的《惩咎赋》，是柳文一大作。通篇用韵，九段九韵。寻古追贤，述革新，说南窜，哀丧母﹑无子之痛，抒志不得施之悲，虽自怨自艾，但信守大中之道不悔。柳宗元最后唱道：“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柳宗元发誓要追寻先贤的志愿，为此就是死在荒蛮也在所不惜，不然就是受宠居显位又有什么用？他要终生与大中之道为伴，天命又能把我怎么样！这那是自儆，惩咎，分明是向恶势力和皇帝宣示。柳宗元作骚赋，浑然天成，看不出半点斧凿的痕迹。文中“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这样的句式，与屈原《离骚》：“举贤而授能兮，寻绳墨而不颇”相同，可柳宗元随性化于文中，不专心翻检，谁会觅到它们的踪迹。后人有的把柳文说成是贬文，哀哀切切，似有不肖，其实这都是庸人之见。唐代视贬吏如罪囚，柳宗元曾在各种场合述说过。遭不白之冤的柳宗元，长年身处蛮荒之地，冤屈难明，发声泄怒，有何不妥，这是对恶势力的控诉和抗争。没有这样遭遇的人，怎会理解柳宗元品节的高洁。柳宗元写哀情，是哀而不卑，怒而不露，内惠外穆，一幅谦谦君子的模样，至死都没改变，这是韩愈﹑刘禹锡都不能比的。

《柳集》卷二还有三篇用骚赋写贬情的，情如泉涌，悲愤之极，让人掩卷三叹。《闵生赋》作于元和五六年间，柳宗元还不到四十岁。其辞曰：“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获罪）。气沉郁以杳眇（深远）兮，涕浪浪而常流。……古固有此极愤兮，矧（shěn况且）吾生之藐艰。”无故获罪，遭此怨诽，其心境是可以想象的。常年遭贬，思归心切，只能托梦回去，于是作《梦归赋》圆之。元代祝尧《古赋辨体》辨此赋说：“《梦归赋》，赋也，中含讽与怨意，其有得于变风之余者。中间意思，全是就骚体中脱出。”柳宗元为文，从不用怜字，读此赋，其讽意在自怨自艾中不经意地流淌着。《囚山赋》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柳宗元至此已被贬放了十年。蛮荒山林，“攒（积聚）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㘎（hǎn虎吼叫）代狴牢（监狱）之吠嗥（háo号叫）。”在这里，山林成了监狱，虎豹等吼叫似狱兽嗥吠。晁补之录《囚山赋》于《变骚》，并有评语说：“语云：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也。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阱也，故赋囚山。淮南小山之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谓贤人远伏，非所宜尓，何至以幽独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然终其意近招隐（征招隐士出仕），故录之。”柳宗元终生没能摆脱贬谪的生涯，他以悲愤示后人。而他为此所作的骚赋，却成了再也没人能够企及的华章。

柳宗元的《箕子碑》是一篇很独特的碑文,写作年代不可考,但从字里行间看,写于贬谪期间无疑。碑文借古喻今，以抒胸志，隐晦而巧妙地表达了宁折不屈，誓死抗争的性格。文中“昏而无邪，颓而不息”一语，是说受困时，表面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看似柔弱却自强不息。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箕子名胥馀，纣王的诸父，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故称箕子。古时候对同宗族伯叔辈称诸父。天子对同姓诸候, 诸候对同姓大夫也这样称谓。纣王暴虐，习为淫佚, 箕子劝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 被纣王囚禁。周武王灭商后，迎箕子归镐京。《尚书》有一篇《洪范》的文章，旧说相传为箕子所作，记述他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一些话。比干，纣王的叔父，因屢次强谏纣王，被剖心而死。微子，名启， 纣王的庶兄，封地在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商代将灭时，数谏纣王不听，遂出走， 周武王灭商时，向周乞降，后来周公旦攻灭武庚后封他于宋， 微子就成了周代宋国的始祖。殷代三仁，柳宗元崇箕子，三仁对君王的臣子之道和结局，柳宗元也独赏箕子。他说比干,“进死以并命”,“无益吾祀”。 祀，祭祀。《左传•文公二年》说：“祀，国之大事也。”后以祀指代国家。柳宗元认为, 比干这种无益国家的作法不值得仿效。而微子“委身以存祀”,“与亡吾国”。这是在谴责他。 箕子与他们二人不同，他“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颓而不息。”这种把韬略和心志藏起来，忍受耻辱做囚奴，在恶劣的环境里保持清醒的头脑，虽衰败仍抗争不息的为人操守，正是柳宗元的自己的人生写照。箕子在周武王释其之囚，跑到朝鲜封地，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而柳宗元后来到柳州，也正是以他“利安元元为务”的人生理念“化及民”于柳州百姓的。柳宗元隐隐以箕子自喻，其实是希冀能展示自己的人生抱负，但历史没能给他这样的机会。宋代人谢枋得对此碑评价极高，说“此等文章,天地间有数，不可多见，惟杜牧诗一首似之。题《项羽乌江庙》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这些期盼留给后人的只是慨叹。历史往往总是以悲剧的面孔给人看，柳宗元也是这样。可他留给后人思想和文学遗产却随着历史长河流淌着，他的为人和性情还一直让后人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