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人物传记

郭新庆著

人物传记这种文体一般有二层含意，一是想把所记人物的声名和事迹传示来世，让后人仰慕和仿效；一是记人喻理，让人从中悟出作人的道理。前者重之在人，后者重之在理。其传之本意，是宣扬与流布。《礼记•祭统》曰：“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这是说，有善行而不知道的，是不明智；而知道了却不去传述的，就是不仁。仁是儒家礼教的核心，背仁其礼坏矣。据南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说：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柳集》里真正称传的记文不多，卷十七传目有七篇，外集二篇，类似散在碑﹑行状﹑说里的还有几篇。

南霁（jì）云是读柳文都熟悉的人物，他是抗藩名将，“临难忘身，见危致命”。《新唐书•张巡传》载：张巡被害时，叛贼以刃胁降南霁云，巡告南“不可为不义屈”。随后南也从容就义。死后朝廷追赠南霁云为扬州大都督名号，官至正二品。元和四年（公元８０９年），应南霁云之子南承嗣之请，柳宗元作《南霁云睢阳庙碑》，为其刊碑，悲之，壮之，歌之，以扬其“万古英风”。其文骈丽重典，唱而咏之，洋洋洒洒千字之多，这在《柳集》里是少见的。文中赞南霁云：“信以许其友，刚以固其志，仁以残其肌，勇以振其气，忠以摧其敌，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于贞，行乎外者贯于义，是其所以奋百代而超千祀者矣。” 南承嗣诚信待友，刚强固志。他爱国爱民，面对叛贼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值得千古传颂。柳宗元为何不用传记为南霁云记事，据考之，这是循古制的原因。自古以来，文家不为大臣立传，因为那是史官的职守。出于同样的原因，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韩愈为史馆编修时，柳宗元作《段太尉逸事状》，并附信《与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推荐为其立传。这里状是行状的简称，它是文体的名称，指记述死者生平行事的文章。《文心雕龙•书记》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柳宗元用他收集的段太尉散失的逸事为其作传提供第一手史料。因事关史事，意涉论赞，柳宗元为文不称传而称逸事状。段太尉本名段秀实，太尉是他死后受封的官爵。《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载：朱泚叛唐，召段秀实﹑源休等人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休象笏（大臣上朝所执的记事板），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泚，被杀。段太尉死的时候，柳宗元只有十岁。柳宗元一小受藩乱之害，他非常推崇段太尉的为人，曾寻边塞老卒访其事，为此行状写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新唐书•段秀实传》全部引用了《段太尉逸事状》的事迹，并评论说：“宗元不妄许人（指不随便称许人），谅其然耶（确实是这样啊）！”正如柳宗元所说，尚自始不作逸事状，一区区小吏，“会在下，名未达，以故不闻”，后人又何知段太尉其人。柳宗元在《与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说：“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柳宗元用大量段太尉逸事，以至为虞候（军中执法官）﹑营田官（管屯田的官）等小吏时，就敢抗上，不畏暴戾，来证明段太尉之壮举不是武夫一时之勇。柳宗元赞段太尉为人说：“太尉为人姁姁（xǔ和气容易接进的样子），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厉色对人），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决不随便附和）。”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段太尉任泾原节度使，因触怒权贵杨炎以司农卿（主管粮食储备和供应的官吏）召回京城。段太尉不许族人收人财物，而朱泚在他回京途中私下强送段太尉女婿大绫三百匹，太尉知之大怒，将其物放在司农治事堂的梁木上。朱泚反叛杀段太尉，有人说起这件事。“朱取视，其故封识(朱泚原来的封条)具存。”唐时为人作碑铭不是白写的。《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修香山寺记》说：“去年秋，微之（元稹字）将薨（hōng死），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zāng huò奴婢的贱称）舆(yú车)马绫帛洎（jì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礼物），来致于予。”这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托为文，尚且如此，何论其他。这应是当时社会的惯例。唐时州郡分几等，元稹上州司马五品，柳宗元下州司马是六品，年奉不会有这么多。韩愈与藩镇关系暧昧。裴均，宦官窦文场养子，是参入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旧唐书》记载:“愈前左降（被贬）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招待）颇厚。”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耻。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而韩愈竟“为序饯锷(指裴均儿子)，仍呼其字”。古时相互间称字是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朝臣攻击。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五月被改官为右庶子。看来作墓志铭写序也不能只图钱不看人。韩愈为裴均子作序让他在人生留下了难看的一笔。古代文人以卖文或替人写碑铭为生应不在少数。戴名世是清初名儒，自称“天地间一穷人”，一生都是在“客游”中度过的。《砚庄记》说：戴名世“或教授生徒，或卖文制碑，东西奔走”。明末南昌才子龚一足与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是朋友，二人经常在一起用诗文做柴火，煮苦茶喝。杯茗需薪几何？烧之的诗文会有多少啊！古人淡薄名利，洒脱人生固令人犹然起敬，可真正能超凡脱俗的人不多。以柳宗元的为人，他不会为利去替人写这类东西，也没见他为此媚俗用笔。可这种人往往不被时人所认同。历史就是这样，许多让后人敬仰的东西，是前人用痛苦和孤独换取的。

《故御史周君碣》作于贞元十二年（公元７９６年），子厚时年二十四岁。碣（jié），按字意解泛指碑石。古人看重碑石之事，“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汉代人碑碣并称。替人作碣，无异于树碑立传。此碣可看着少时柳宗元为人处世的风向标。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谶书（chèn预言事象的书）为证。上怒，命左右（bó击打）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篮田而死。”按史家的说法，玄宗罢裴耀卿﹑张九龄，用李林甫﹑牛仙客为相，是有唐治乱的转折点。自此，“谏者无人矣”。玄宗对杖杀御史没有悔意，后世对周子谅也没加褒封。柳宗元愤而不平，为死者立碣表墓。他认为：“公之死，志匡（正）王国，气震奸佞”，是死的其所。其气节，“能奋百代之上”，为后人楷模。时隔二年，已入仕为集贤殿正字的柳宗元作《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并有《与太学诸生书》论及阳城事。遗爱碣，是为活人颂德立碑。唐封演《封氏见闻记》五《颂德》载：“在官有异政，考秩（考核官吏政绩）已终，吏人立碑颂德者，皆须审详事实，州司以状闻奏，恩勅听许，然后得建之，故谓之颂德碑，亦曰遗爱碑。”阳城为人品行高尚，“道德仁明”。阳城与二弟亲爱，年长不肯婚娶；认为娶外姓会让亲情益疏，其弟亦终身不娶。贞元十一年四月，为裴延龄诬宰相陆贽事，阳城与人上疏获罪，下迁国子司业。后又被贬为道州刺史。柳宗元作碣赞其说：“守节贞固，患难不能迁其心；怡性坦厚，荣位不足动其神”。阳城始终受柳宗元推许，是其忠烈之心使然。

《柳集》七篇传记，而末篇《曹文洽韦道安传》有目无文，实为一大憾事。曹文洽篇目有注说；“曹文洽者，义成军牙将也。贞元十六年，监军薛盈珍（宦官）遣小吏程务盈诬奏节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长安，知之，追及务盈于长乐驿，中夜杀之，沉盈珍表于厕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专杀之罪，亦作状白南仲，遂自杀。明旦，门不启，驿吏排之入，得表状于文洽尸旁。上闻而异之。”韦道安柳宗元有诗记之。道安本一儒士，“颇擅弓剑名”。“二十游太行”，遇失职回京刺史一家遭匪害，仗义“矢毙酋首”，救人危难。不受恩报，辞婚奋衣去，“义重利固轻”，侠义之士。宋人韩醇《诂训柳集》卷四十三说：“观诗意，道安尝佐张（建封）于徐州，及军乱而道安自杀，故诗有‘顾义谁顾形’之句。”查《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十六年，“徐泗节度使张建封卒。壬子，俆州军乱，不納（接受）行军司马韦夏卿，迫建封子为留后。”留后，是官名，候任之职也。此事始之柳宗元生前十年，即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梁崇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留后，留后之名始此。中﹑晚唐时，藩镇作大，朝廷力不能制，故节度使多有以子侄或亲信为留后，亦有军士﹑叛将自立留后。韦道安与曹文洽死于同年，均为守义自杀。柳诗赞之曰：“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贞。” 据考，柳诗作于贞元十六年，以此推之，作《曹文洽韦道安传》的时间也应在其前后，都为早年之作。明代黄周星《唐诗快》评此诗说：“天下有如此奇人，所谓廉颇﹑蔺相如，千载下犹凛凛有生气。此等诗真可廉顽（坚韧）立儒。”没柳宗元表扬，韦道安这样的忠贞﹑侠义之士几于凐没。

《柳集》称传的几乎都是写底层劳动者的，这在历代士大夫文集里是非常罕见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都是作于长安时期，其文气度如一，均为喻理之作。《梓人传》里的梓人，不是普通的木匠，而是率百工造宫室的指挥者。规﹑矩﹑准绳是传统木匠的三大看家法宝。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而梓人远胜于此，“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以梓人喻政，“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梓人传》分明是一篇大臣论，借梓人以发其端。“能者用而智者谋”，“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正如清初林云铭所说：“其言颇得不亲小劳﹑不侵众官之意，实千古相臣龟鉴（借鉴）。”这是一篇“意味深长”的弘论，不在其中是很难解读其意的。《梓人传》篇末有一段很精彩的话，说以梓人喻为政之道，不合则去，“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在王天下的皇权社会，说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意，是古今绝大议论。”（清张伯行语）为人低首默语，若出口定惊天骇世，这就是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借种树以喻居官。其种树者郭橐驼，“病偻，隆然伏行”；而“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一入眼，就把读者抓住了。郭橐驼种树之道，移之官理，当以顺民性以为官戒。“养人之术通于养树”，为官者当与民休息，而不可生事以扰民。世之官吏，往往本无爱民之心，如柳宗元所说：“长人者（指官吏），好烦其令”，总是故意弄些烦扰百姓之举，以粉饰其事。“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一针见血，戳穿其虚伪的本质。与上述二篇意旨相近的，还有柳宗元作于永州的《捕蛇者说》。《捕蛇者说》是读柳文者最耳熟能详的篇目。一句“苛政猛于虎也”盖住了全篇。孔子这句话载之《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站在车扶手边）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如今，苛政甚于毒蛇，蒋氏三代以为朝廷捕毒蛇活命，虽死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读之令人黯然。永州本非朝廷财赋之地，然其困如此，其他地方就更难想象了。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曾撰《国计簿》说天宝以来的赋敛之害。除藩镇诸道外，税户减少四分之三，养兵之赋却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约二户养一兵。民苦不堪言。遇水旱天灾，十室九空，“非死则徙（逃亡）”，渐归于尽。柳宗元“闻而愈悲”，发狮子吼：“苛政猛于虎也！”柳宗元在柳州作《童区记传》说：“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买卖人口，“当道相贼杀以为俗”。说这是地方习俗，其实渊之弊政。清人陈景云说：“唐时岭表大吏，多供南口（向朝廷进贡南方少数民族奴隶），或以充赂遗（贿赂的财物），所谓因以为利者此也。”所以柳宗元元说：“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放纵）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更加减少）。” 明代凌藥州《书柳子厚童区寄传后》说：“柳州荛（ráo）牧儿童区寄，以十一岁杀二豪（恶），至乡之行缚劫者，莫敢过其门，抑何壮哉？吾以为非独其器与识之异乎人，亦其势之所值有以激之也。”这一说法比较中肯，一孩童杀二豪贼不符合常理，这是极端情形下的奇迹。求生本能，生大智大勇，让区寄，背刃绝缚，即垆（炉子）疮（伤）手，都不觉痛。《童区记传》“事奇，人奇，文奇”，传流千载还清新如故。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说：“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这是韩愈在柳宗元死后说的一句最见肺腑的公道话，应是对柳宗元一生追寻为民理念的认可。二百年后，宋人苏轼也从韩愈认同此说。在那个时代，士大夫能有如此的为政理念，并一生躬行于此，真有些划时代的意味。就是在现在，也没见有多少为官者能如此践行此理。所以，章士钊为之惊呼，说“是不得不号为儒林之伟大发见”。

《宋清传》以贾人（商人）说官人，很值得品读。宋清是一药商，他取利有道，为善贾，有远虑。宋清在长安西市卖药，每以优价进善药。不但“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有病的人，“亦皆乐就请求药”。对朝官不管升迁谪贬，都笑卖迎送。贫士请药，常多赊折。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清之取远利，远故大”。“其远取利”，利亦百倍。柳宗元说：“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xiáng shú学堂）乡党（乡里）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他进而慨叹道：“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语说：“宋清多蓄善药施于人而不求报，卒以此得大利，此古今大有经济人也。而柳子特推言今之交无此人（慨叹今世没有这样人与之交往）。清（为商人）居市不为市道，今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市道，真无穷感慨。”把官场当市场经营古已有之，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更是习以为常。《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命客退，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那个社会的常态。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说：“古人立私传，每于史法不得立传，而其人不可埋没者，别立传以表章之。若柳子郭橐驼﹑宋清诸传，同于庄生之寓言，无庸例视。”其实不然。把柳传与庄子寓言相类，并不符合柳宗元本意。柳传虽也是以传喻理论事，可都是记实之体，是当时真实存在和发生的事情。《梓人传》是柳宗元据其姐夫裴墐身边事所写的，《捕蛇者说》更是柳宗元自己在永州亲历的事。以此喻理论事，更具有讽喻性和说服力。

《外集》一般多存疑之作，很难有理清的。可此类文章，有的也颇具观赏价值，柳宗元《外集》里的《河间传》应属此类。此传很少有人评说，读后有不知所云之感。可细细梳理，还是颇有所得。河间本一淑女，“始妇人居戚里（亲戚邻里），有贤操。自未嫁，固已恶（厌恶）群戚之乱尨（máng污乱之行），羞与为类，独深居为翦制缕结（做女工活）。既嫁，不及其舅，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可在恶亲戚和丑行者的诱逼下，最后变成了一个淫妇。宋人王楙（máo）《野客丛书》说：“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chì警戒）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仆谓此柳子厚《河间传》之意也。”贞女与淫妇，一字之差，其间并非沟壑阻隔。为此，柳宗元感慨道：“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雠（视丈夫如仇敌），不忍一视其面，卒计以杀之，无须臾之戚。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奸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shì依赖；倚仗）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守节难，知恩久更难。情爱相恋遇邪利之猾则反目成仇，夫妻如此，朋友如此，更何况君臣，这太让人生畏了。长年困贬蛮荒的柳宗元有如此感慨应不足为怪。文中连篇累牍描写河间的情事，有如传奇小说，虽与柳文一惯的文风有些异样，可其情其景，又让人感觉到不一样的柳宗元，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柳宗元其人。

刻石传世始于秦始皇。东汉而后，墓碑盛行。当时人时兴在人死时把刻有死者传记的碑石埋于墓葬中存祭。这种称墓志的碑石，上面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生平，是后人佐证史料和墓葬断代的确证。从现今考古发现得知，标明墓志铭的方形墓志，最早是南北朝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一个叫刘怀民的墓志。到了唐代，随葬墓志铭已成风行的一种社会时尚，写作墓志铭的文字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一般墓志铭分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记叙，而铭则用韵文。铭从金字旁，以示刻石镂金以铭也。古代常刻铭于碑版或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以申鉴戒。墓铭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和安慰之词。但许多时候只用墓志或只用碑铭。刻石作铭，是士大夫死后的一件大事，不惜花重金求名人显贵写墓志铭。唐时大僧长老死后也都会请名士大儒为其作墓志铭，以求名传于世，弘扬影响。这同唐宋时习作送别赠言的序一样，都是风雅求扬名的东西。明代大儒唐顺之《与王遵岩书》说：“屠沽（屠夫和卖酒的）乡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考中科举的读书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棺材）之不可缺。”《柳集》有碑铭一类文章一百多篇，占全集百分之十以上，这都认证此种社会风气之盛。

柳宗元碑铭传记写了一些失意人，不少都是底层的小人物，其哀怨感人，寄托了作者深深的同情和不平。《覃季子墓铭》记述了一个穷困一生的读书人。覃季子特别喜欢读书，虽家境贫穷，但为人耿介特立，气节不俗，从不接受别人的施舍。覃季子精通经史，熟读司马迁《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上下纵横贯通。他集数十家之说，作书《覃子史纂》。又取《鬻子》、《老子》、《管子》、《庄子》、《子思》、《晏子》、《孟子》及至唐代学家之成，其学术不仅包括儒、墨、名、法，还涉略动植物学，“凡有益于世者”，都收著于《子纂》里。可见学识之渊博。覃季子“笃于文，不以仕为事”。因其著书闻名，被黜陟使户部侍郎赵赞表荐做了太子校书的小官。后来不幸死于永州。将死时，叹曰：“宁有闻而穷乎，将无闻而丰乎？宁介而踬乎，将溷而遂乎？”意思是说，是希望出名但一生穷困呢，还是不求闻名而只求富有呢？是持正耿介而一生不顺利，还是糊里糊涂、趋炎附势呢？覃季子死后若干年，柳宗宗元遭贬来到永州，感伤覃季子书文不能大行于世，为他写墓志铭记之。其铭曰：“困其独，丰其辱。”这是说，覃季子为名望就得甘守穷困孤独，而想富有就得忍受耻辱啊！可见自古做人处世之艰难。这其实表达的是柳宗元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不俯仰时俗的心态。

《筝郭师墓志》作于元和十二年（公元８１７年）柳州刺史任上，墓志写一位弹筝的郭姓乐师。不知是其出家的原因，还是艺人低贱，他无名无字，故而柳宗元用“无名”述其艺：“无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其为事天姿独得，推七律（七种音律）三十五调（曲调），切密邃靡，布爪指，运掌掔（wàn腕），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绎，学者无能知。”无名“生善音”，是“天姿独得”的“天与之音”。十三弦古筝，七律三十五调，急切稠密，深邃细腻，筝音婉转动人，连续不断。柳宗元懂音律，有很好的音乐素养，他能听懂音乐里面的东西。筝郭师身世悲苦，自断奶就“不近荤肉”，因之亲近佛教。父母死后，他离弃兄弟，到清凉山去做和尚。后来被“嗜其音”的复州刺史吴王宙和道州刺史薛伯高等人强招，其间冒死“变服遁逃”，最后来到柳州见柳宗元时，已得骨髓病，每日仍笃筝鼓音至死。柳宗元曾把《筝郭师墓志》寄示刘禹锡，刘禹锡甚为倾服，有书回柳宗元说：“能令鄙夫冲然南望（表仰慕），如闻善音。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惊心得，倘佯伊（抑）郁，久不能平。”柳宗元同情筝郭师，为其作墓志，“人亡而器存”，知音相惜是很自然的事。

《志从父弟宗直殡》是为本家骨亲所作。柳宗直，柳宗元从父弟，柳宗元自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由礼部员外郎贬邵州刺史，十一月追贬永州司马，至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召至京，他一直随侍在身边。元和十年三月，柳宗元再贬柳州刺史，七月他又随来柳州。不幸在路上染疟寒。在柳州时，他曾随柳宗元“谒雨雷塘神所”，由于心情好，“还戏灵泉上，洋洋（得意喜乐貌）而归，卧至旦，呼之无闻，就视，形神离矣。”时年三十三岁。“从父弟宗直，生刚健好气，自字曰正夫。闻人善，立以为己师；闻恶，若己仇；见佞色谄笑者，不忍与坐语。善操觚牍（gū dú书札，即笔写的书面文字,这里指善写作）得师法甚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精巧细致）。作文辞，淡泊尚古，谨（谨慎）声律，切事类。撰汉书文章为四十卷，歌谣言议，纤悉（详细）备具，连累贯统，好文者以为工。读书不废蚤（早）夜，以专故，得上气病。胪胀（腹胀）奔逆，每作，害寝食，难俯仰。时少间，又执业以兴，呻痛咏言，杂莫能知。”柳宗元在永州曾作《柳宗直〈西汉文类集〉序》，可惜这四十卷《西汉文类集》和柳宗直“墨法绝代”的书迹都亡失了。柳宗直因柳宗元得谤所累不能为进士。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志不得申，又过早就夭亡了。柳宗元在《祭弟宗直文》哀痛到：“仁义正直，天竟不知。” “雷塘灵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觉，便为古人。”“死生同归，誓不相弃，庶几有灵，知我哀恳。”其哀痛之深可以想见。

《大府李卿外妇马淑志》这是请托之作，一般并不把这类应酬之事当回事，为此刘禹锡把它收在外集里，可此篇短短百十字的碑志好象并不尽然，柳宗元特用骚声铭之，其间透出的信息也较耐人寻味。碑志作于元和五年（公元８１０年），永州司马任上。马淑，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母亲刘氏是妓女。马淑为遗腹子，一小就随母在南康（今江西赣州市）作歌伎。文中李卿是李抱玉之子李幼清，曾为睦州刺史，有政绩。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幼清被镇海节度使李锜诬陷，流放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路过南康时，因喜慕，收马淑为外妇。所谓外妇，是外室之侍妾。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正月，宪宗以群臣上尊号大赦，李幼清量移永州。永州的文人多为李家的旧好，每日载酒与之欢聚，马淑自然于酒席间操琴讴歌助兴。“闻其操鸣弦为新声，抚节而歌，莫不感动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远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来永州二年，马淑就积疾而亡，年仅二十四岁。柳宗元为其铭曰：“容之丰兮艺之功，隐忧以舒和乐雍。佳冶凋殒逝安穷！谐鼓瑟兮湘之浒，嗣灵音兮永终古。”容貌丰腴美色悦目，技艺精湛新声感人。可美色新声解人忧者的心苦又有谁体味，苦心人示出的美色新声是用泪水合就的，那哀婉凄美的音声今天好象还能听到。

《柳集》有一篇《李赤传》，文章写的很奇巧，其实是一篇记实之作，柳宗元自己说：“李赤之传不诬（不是虚妄不实之说）矣。” 《李赤传》是写实之作。 “李赤，江湖浪人也。尝曰：‘吾善为歌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没见过柳宗元谈说李白﹑杜甫二人，偶然间从《李赤传》里蹦出“李白”二字，感到很惊奇。李白是持才狂放，“以神仙风姿”傲世；而李赤是患有“狂易病”（精神病）的浪人。唐朝江湖浪人大都是底层的读书人，在门阀当道，科举仕途无望，一些怀才不遇的年青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只好浪迹江湖，行走山林，以此来排解胸中的郁闷和不满。从《李赤传》看，李赤是一个很有才情的读书人，他善为歌诗，把自己与李白相比，可见心气之高。李赤很受时人敬重，可却郁郁不得志。他说“顾视汝之世犹溷厕（厕所）也”，就连帝王居住的“清都”（京城），也“无以异”。李赤后因“狂易病”，被溺死于厕所。世人说这是受厕鬼所惑。而柳宗元认为李赤那些疯事都是真的，是得心病的表现，哪有什么厕鬼啊？宋人苏轼也认为：“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厕鬼之罪也。”李赤得病一反常态，说人世为厕所，说皇帝居住的都城是厕所。其实这是正话反说，是疯人说真话。柳宗元说：“今世人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绝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立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空闲没事时）赤之笑哉？”这是说能不象李赤那样追名逐利的有几人？而反修其身，不计名利去追求道义，才是幸事。何必没事去笑李赤呢？在那个社会，才情横溢的读书人，找不到出路，遭心疾而死，这是对那个不合理社会的一种控诉。柳宗元从来不信迷信，当然不会认厕鬼之说。柳宗元这是在借此事指责那些违心屈势的人没有资格取笑李赤。

《柳集》卷二十《铭杂题》有一篇《东海若》，洋洋洒洒写了六百多字，可读来总有些让人莫衷一是，自唐宋以来很少有人深解其意，其实细细品之，所抒情怀与《李赤传》相近。海若是传说中的海神。文以海神得二匏（páo一种果实比葫芦大的植物），“取海水杂粪壤蛲蚘（náo huì人体内的寄生虫）而实之（填满实），臭不可当。”然后绑上石子投入海里。二匏对此态度迥异。一者“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秽亦海也，狭亦海也，幽亦海也”。“终与臭腐处而不变也。”这明显是作者自喻。而另一匏哀而求怜而得幸。后半部写二人求佛功也如此。苏轼非常嗜此文，曾亲笔书之并题记曰：“轼久欲书柳子厚所作《东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净住院无量寿佛堂中。元祐六年三月九日，与海陵曹辅、开封刘季孙、永嘉侯临会堂下，遂书以遗僧从本，使刻之。”章士钊说：“子瞻（苏轼）体子厚意，愿自安于粪秽，其他一不安而被超拔者（指屈膝求幸）。”

以寓意说事，隐晦言情，这是处贬境不得自由的痛苦和无奈。柳宗元这类文章写的过于晦涩难明，“客体满写，而主体轻轻掠过，使人默喻即足”。生死人生之大惑也。哀亲故友朋，其悲，其痛，其愤，悲痛万千。失意者怀志而亡，更是人生的大悲、大痛、大愤。有切腹之感的柳宗元书之，其声更烈，其音更惨，其情更深。常常让人难以注目终篇，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书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