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寓言小品

郭新庆著

人世间的事不是都能直言的，臣对君，下对上，卑对尊，小对大；对权势，对恶人﹑恶俗，以至亲朋﹑至爱﹑师长﹑上级等等，许多场合不能直言，直言遭忌，直言惹祸，就是对挚友﹑善人有时也如此。为此会旁敲侧击，指桑说槐，转弯抹角，借古讽今，以他物说人事。于是就有了寓言这种东西。从古汉语解意看，所谓寓言，是指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春秋战国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新旧交替，思想活跃，坏礼伤俗之风渐起，用寓言说事盛行。那时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寓言流传下来，《庄子》最具代表性。《史记•庄子传》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释文》对此解注说：“寓，寄（托）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从这里看，寓言最早是借用托他人之言向人说理的，与后来讽喻时弊的文学不尽相同。为了吸引信众，佛教往往也用浅近有趣的寓言故事来解经和说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引司马迁的话说：《庄子》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hé开合），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比不上它）也。”翻看《庄子》一书，确实很热闹，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游历滋蔓，口納百川。庄子推崇老子，谈玄说虚，“剽剥（攻击）儒（孔子）墨（子），虽当世宿学（饱学之士），不能自解也”。当时人不看重个人著书，往往一家一派合集一书。《庄子》书里，真正他本人的东西不多，多为师徒相继，代有增益（增加）。《庄子》寓言大多为只言片语，少见篇章之作。后人把这些先秦诸子中短篇讽喻（用委婉话劝说）故事称之为寓言。与此差不多年代，西腊人把搜集的寓言编成《伊索寓言》，用动物故事揭露贵族专横﹑残暴，虐害弱小。十九世纪，俄国有个叫克雷洛夫的人，写了二百多篇寓言故事，编成《克雷洛夫寓言》，揭露沙皇统治。西方国家的寓言，大多是从“动物故事”演变﹑发展而来的。我国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应自柳宗元始，此后再也没见有人写出如此精妙的寓言故事来。柳宗元写的寓言，都是有感而发，大多又都是有实事指向的。其用语之精美，语言之犀利，似匕首，是刺枪，直刺时弊，直叉恶人﹑恶势力心窝。柳宗元写的寓言和他一惯为文简约一样，短小精悍，惜字如金。短短一二百字，假物为说，寓意深邃。他用冷讽热嘲﹑讽喻﹑劝诫等手段，把想要说的道理和训诫寄寓其中，说理入木三分，让人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之感。柳宗元寓言故事里塑造形象惟妙惟肖，有麋（鹿）﹑驴﹑鼠﹑虫﹑犬﹑虎﹑熊﹑人等，形象生动，故事感人。他的寓言小品，针砭时事，柔婉而又尖锐。警世之语，让人震惊，沉思。他用寓言小品这种文学手段，把看似质若白水的生活场景写得让人看后涕泪皆飞，忍俊不禁。可静下来，又会有一种巨石坠水的震撼。这是更高层次的警世之作，就象童话《皇帝的新衣服》一样，它把人世间的虚伪扒光了展示出来给人看，让虚伪者无地之容，让人在笑声中很容易就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又在流泪笑过后受到启迪和教育。

《三戒》是柳宗元寓言散文的代表作，由三篇短文组成。柳宗元借糜﹑驴﹑鼠三种动物的悲剧，讽刺那些色厉内荏﹑仗势逞威的人。千百年来，广为传布，几于无人不读。《临江之糜》写“糜不知彼（指犬）”，依仗主人之势混迹其间，后被外犬杀食。“糜至死不悟”。《黔之驴》写驴貌似“庞然大物”，无异能，对老虎怒而蹄之，技止（黔驴技穷），被老虎吃掉了。《永某氏之鼠》写仓廪（lǐn粮仓）之鼠，持宠骄横恣肆，以为终世饱食无忧。后来主人换了，尽遭捕杀。柳宗元在《三戒》序里说：他厌恶世上的有些人，不知己能，“乘物以逞”，依仗势力与人交往，“出技以怒强”，为所欲为，终要招祸患。为此作《三戒》。柳宗元厌恶不学无术的门阀子弟，《三戒》也是讽刺这些人。清人孙琮说：“读此文，真如鸡人早唱，晨钟夜警，唤醒无数梦萝（昏乱）。”

《罴说》与《黔之驴》相近，写“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他利用“鹿畏貙（chū兽名），貙畏虎，虎畏罴（熊）”，吹不同声音驱兽。最后罴至时，因无音可吹，被罴撕碎吃掉了。柳宗元嘲讽说：“今夫不善内而持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以此训诫那些没有真本领，靠投机取巧混日子的人。

柳宗元在永州作《蝜蝂传》，通篇仅一百六十七字，小文章。文中寓言故事里说到一种叫蝜蝂的小虫，《尔雅》称负蝂，自然界里为何物不得而知。“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áng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由于负重过多，被压倒爬不起来。“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柳宗元写寓言都是为了言时事的。《柳集》注说：多藏必厚亡，财多必害己，古人所叹。蝜蝂遇物，愈贪而不已，然无所用，故受祸而莫救。又说：公之所言，盖指当时用事贪取滋甚者。章士钊经考证认为，柳宗元作《蝜蝂传》、《哀溺文》等是暗中对当政者王涯有所指摘，以史实和柳文相证，大抵去事实不远。王涯是柳宗元早年好友，永贞革新时与宦官一起谋立太子，政治上与柳宗元相左，其性情文字也迥异。王涯贪权嗜禄，柳宗元尤为不喜，自此再不见两人有交往。王涯任宰相时，聚货财，敛书画，当时无人不知。两《唐书》记栽说：王涯居永宁里，住柳宗元岳父杨凭的故第，藏有财宝“巨万”，“别墅有佳木流泉”。“涯宅书数万卷”，与当时掌管国家图书典籍的秘书省的藏书一样多。王涯敛书画到了疯狂的地步，凡前代书法名画，他都想尽办法弄到手，他在家里砌厚墙，凿洞把财宝书画藏进双层夹壁墙里。柳宗元死后十六年，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甘露之变被杀抄家时，珠宝字画昼夜取之不尽。当时哄抢的人群，砸破藏书画的墙壁，剔取装书画匣套上的金宝和书画的玉轴后，把书法名画都弃之毁坏了。当时王涯兼江南榷茶使，百姓恨之入骨，临腰斩时，争投瓦砾如雨。这些贪得无厌极尽私利的人，到死之日，一切荡尽。王涯这些人的下场柳宗元早就预料到。他在《蝜蝂传》借小虫蝜蝂警示那些贪婪敛财的脏官，告诫他们，如果“遇货不避，以厚其室”，早晚会象蝜蝂小虫一样跌地不起的。如还不知悔悟，“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贪取更甚，这就离坠地死亡不远了。蝜蝂小虫善负是一种天性，可人是有智商的，如果象蝜蝂小虫一样，“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其实人一旦贪婪成性，其智商和蝜蝂小虫没什么两样。柳宗元为他们感到悲哀。

《哀溺文》与《蝜蝂传》类似，说一善游者，中流“船破”时，因不舍弃缠在腰间的千钱，溺水而亡。柳宗元“哀之”作此文，以此来警诫那些“有大货之溺大氓者”。这里说的“大氓者”，当指朝中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前既没（淹死）而后不知惩（警诫）”，为贪图钱财，“以死自绕（环绕）”，说这些人为图财一直这么冒死环绕重复着。柳宗元这篇富有寓意的讽刺小赋，骚声古韵，肃穆里透着辛辣的讥讽，以小喻大，以时事寓朝政。表面巧无声色，内里如浅（jiān）流暗涌，象针铓一样刺向时弊和“大氓者”。

柳宗元《鞭贾》写于永州，是篇杂说，近似寓言，又象小品文一样，细读起来很耐人寻味。鞭贾是在市场上卖鞭子的商人。这是一个极有心计的奸商。当有人问价时，本来五十钱的鞭子，必定要说五万。有人还价五十，他假装笑弯了腰；出价五百，又显得有点愤怒；出价五千，他就十分愤怒；一定要出价五万才答应。有一富家子弟，花五万买了鞭子，拿来向作者夸耀。仔细看去，鞭梢蜷曲不舒展；鞭柄歪斜不正；鞭缨甩起来也不随合；看鞭节,腐朽斑斑没纹理，用指甲一掐就深深地陷了进去；举在手上，轻的象没拿东西一样。富家子弟说他喜欢鞭商说的发黄而有光泽的鞭竿，可让人用热水浇在上面，一下就变的干枯，现出苍白的样子。原来黄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用蜡打出来的。三年后，富家子弟在郊外和人赛马，用力抽甩鞭子时，一下断了五六节，自己也坠地受伤。再看那折断的鞭子，里面空空的，质地就象粪土一样朽烂不堪，简直一无所取。现今社会,追求“名牌”、虚荣，斗富、讲面子的人，常常也会花大价钱，去卖一些名不符实的东西来炫耀，不但乐此不疲，还会象柳宗元说的那个买鞭人一样，执迷不悟。鞭商是用诈骗来谋利的，而买鞭者却只图其华丽外表的虚荣。如此简单的骗术竞让买鞭者痴迷不悟，看似笑话，其实会让人一笑后醒悟深刻的生活哲理。我们常说，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其实人类自身弱点所展示出的这些愚昧和可悲，总会不断地在历史中重复地上演着，只不过当事人浑然不觉罢了。柳宗元说鞭贾这件事，其实是为了讽喻时政。他说：“今之栀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这明显是在说那些伪装外表，粉饰言词，靠投机伎俩，获取高官厚禄的人；也直接触及了最高统治者皇帝。《辨伏神文》是柳宗元说假药的事。篇首说：“余病痞且悸（jì因害怕而心跳得历害）。” 这件事柳宗元在给亲友信里也反复说过，如他对岳父杨凭说：“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mào昏聩)骚扰内生，霾(mái天气阴晦)雾填拥掺沮(伤心丧气)。”又说：“每人大言（大声说话），则蹶气（惊起）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痞（pǐ）是懑（mèn烦闷；愤怒）闷腹腔里结肿块的病。按中医的说法是慢性脾脏肿大之症。柳宗元去看医生，说：“惟伏神（药名）为宜。”柳宗元照药方在市场上买药煮服后，病情反而加重了。去问医生，医生看过药滓（zǐ药渣滓）后，说这都是些只能食用的老芋头，你不懂，让人骗了。这让柳宗元很郁闷气愤。柳宗元说：“推是类也以往，则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重矣，又谁辨焉！”用这件事推而说之，古时卖假药骗人的事都这么多，如今商品社会，以假乱真，骗钱害人的事，更让人目不暇接，防不胜防。柳宗元最后慨叹说：“呜呼！物固多伪（假）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分辨不清）兮，求福得祸。”

在永州，柳宗元写了不少借寓言来抒发沉冤情感的东西，大都用骚赋为之，是情色并茂的华章。骚赋善抒情，以骚赋为文，多声色文彩。其色养目，其声悦心，其文真挚而朴茂，能使人读而得味。当世没有第二人能象柳宗元那样操骚赋来发声。明代宋濂作《渊颖先生碑》说：“古之赋学专尚音，必使宫商（指乐律）相宣（相得益彰），徵羽（指五音）迭变。自宋玉而下，唯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能调协之。”《瓶赋》乃闲来之笔，是柳宗元一时性起，顺扬雄《酒箴》之意书就的。《酒箴》仅百字，一小赋，是扬雄“一时以文为戏”，拿去给汉成帝看的，有讽谏之嫌。文里没有评说，只是平实的把盛水的瓶子和盛酒的皮囊（鴟chī夷）摆出来给人看。水瓶“处高临深，动常近危”，一旦破碎，“身提黄泉，骨肉为泥” ；而鴟夷善变，“尽日盛酒”，“常为国器”，“出入两宫”。扬雄认为水瓶“不如鴟夷”。清人汪瑔《旅谭》说：《酒箴》是扬雄为文最好的，其文“妙造自然”。可能眼拙不见其妙，但世间名盖其实的事也不少啊！柳宗元反其意作《瓶赋》，说鴟夷蒙人眼目，“谄诱吉士”；“视白成黑，颠倒妍媸（yán chī美丑）” ；“败众亡国，流连不归（不知悔悟）”。而水瓶效法淡泊，“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普惠众生。就是“綆（gěng汲水用的绳子）绝身破”，“复于泥土”，也无怨无悔。这里“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柳宗元“宁为瓶之洁以病己（为难自己），无为鴟夷之旨以愚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读书人处世为人的准则，没有几人真正做到了，而柳宗元做到了。

《牛赋》也是柳宗元自喻之作，其意与《骂尸虫文》相近。文中“利满天下”和“常在草野”，明显是寓说王叔文和“八司马”等人。章士钊说：“子厚为文，善于持喻，然其妙处，在分寸不溢，一出口即如人意之所欲言。”这也正是柳宗元寓言为文的绝妙之处。柳宗元鄙视宦官和奸人，把他们比作“当道长鸣”的“瘦驴”、“劣马”，这些人“不耕不驾”，只因“善识门户”，“曲意随势”，而得势妄为。而柳宗元等人“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愤懑不平之气跃然纸上。

《谪龙说》用语平实，“文字浅显易读”，白话一样的叙说，处处透着对贵少调戏遭贬人间龙女的愤怒，柳宗元厉声责斥他们：“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清人陈少章读后说：“此文子厚谪官后作，盖时有遇之不善者，故寓言见意。”处贬境，遭人非议，这对柳宗元早已习以为常。柳宗元为人很拗，至死都不愿与“非其类”的人同流合污。他幻想有一天能“化为白龙，徊翔登天”，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神奇瑰丽的神话色彩，飘然若仙的浪漫幻想，让柳文增加了亮色，也慰藉了那颗受伤害的心灵。

　　柳宗元是一个很独特的历史人物，他最有成就的时光都是在忧郁愤懑中度过的，用诗文抒泄贬情自然就成了他文学的一大特色，而他用骚赋写哀情更是空前绝后的。柳文幽深高古，上寻三代，下觅秦汉，通今博古，多用古语，使典寓意，字雕句琢，后人都慨叹柳文难懂不可学。据说，唐时一二百年间，后来的人都看不懂前面人写的东西。时空阻隔，用语背景不同，这不足为怪。而柳宗元是骚赋高手，用骚赋抒贬情，顺水就势，儒雅合度。骚赋这种东西，连文章巨擘韩愈都搞不清楚，今人面对柳文里的这些篇章不免很纠结，要读懂它是很费心力的。翻看《柳集》，里面有不少奇文奇事，不但奇思妙想让人神而往之，其精美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文学手法更让人叹之不及。这些文事都是永州时写的，大多用的又都是骚赋。初一入眼，茫然不知所云，可静心耐性反复细品，一股股耀眼深邃的光柱从字里行间透了出来。它把世态人情刻划的入木三分；把柳宗元为人行事描摹的如见其人；文中透出的生活哲理，读后如甘饴留香满口。

《柳集》卷十八《骚》篇有一组文章写得相当精妙，不但谋篇设句处心积虑，命题也相当妙趣讲究。柳宗元遭贬处险境，话不能直说，只好假物为说，借骂尸虫﹑斩曲几﹑宥蝮蛇﹑憎王孙﹑逐毕方以抒泄胸臆。

《骂尸虫文》蒋之翘本有题注说：“公此文盖有所寓耳。永贞季，公以党累贬永州司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zǎo zhuó洗清罪名）用之，诏補袁州刺史。其后谏官言不可用，遂罢。当时之谗公者众矣，假此以嫉其恶也，当是谪永州后作。”按理论之，蒋氏不会无据加注。据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朝中曾有人拟以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为远州刺史，想渐次使用他们，后为武元衡等反对作罢。据吴文治考证，《骂尸虫文》系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离永州前所作。时间恰与此事相合。此文指斥谗言小人无庸质疑。文中说的尸虫，本是人体内的寄生虫，道家把它看着神，称“三尸神”。柳宗元借道士之口，说人体内的尸虫，趁人不备，出来向皇帝进谗言害人。柳宗元假装不信，说我听说“聪明正直者为神”，皇帝是最高的神。可他怎么会亲近“阴秽小虫”，放纵和听任它们玩弄诡计，害人害物。柳宗元说他处贬地，没有机会当面向皇帝问明这件事。只好借尸虫之说作文章骂它们。柳宗元通篇用寓言故事说事，借骂小虫泄愤，手法之巧妙太让人折服了。柳宗元呵斥说：“来，尸虫！”他藐视这些尸虫是阴类恶物，说它们隐形藏在人体内，偷听偷看，引导人做坏事，“摇动祸机”（制造祸端）。它们“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超越本分为吉。尸虫以邪恶者为同伙，“以中正和平为罪疾”。“谮（zèn诽谤）下谩（欺骗）上”，“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用语犀利，情绪激昂，描写生动。《骂尸虫文》借寓言写尸虫（秽物）之事，直刺宪宗皇帝和他身边的宦官﹑奸人。把宦官的丑恶嘴脸和恶行，惟妙惟肖地写了出来，真可谓入木三分！还拿宪宗皇帝开玩笑，说他“宁悬嘉飨，答汝谗慝（tè邪恶）”，用美食奖赏这些邪恶之人。这虽是尸虫假托，可寻尽中唐的翰墨，不见当时有第二个人敢如此酣畅淋漓地直斥宦官和宪宗皇帝。柳宗元这是在为永贞革新和王叔文公开叫屈，他要向上天讨回一个公道。一生儒雅内敛的柳宗元如此激愤而不计后果，又让我们看到他不屈性格的另一面。

《斩曲几文》为讽托之作，有说是针对宦官而发的。这里说的几是古人席地而坐时倚靠的小桌子。按儒家之说，物贵乎直。可古人为了讨巧，有意“揉木为几”，以适宜年高者席地时所凭手，几环曲之势恰好抱身就形，即舒服又惬意。以曲几寓宦官，惟妙惟肖。宦官属阴物，曲意逢迎，背里使坏，正合此意。唐时言路相比历朝较为开放，可讽此类阴物，柳宗元也不得不格外小心，所以为文尤显隐晦。文中柳宗元用曲几木来描摹宦官，“追咎厥始，惟物之残。禀气失中，遭生不完”。这是说，追根索源，木料残缺不完整。固有之气失调，又没遇到好的生存条件。以此来比喻宦者生而体残。又说：“不可以遂，遂亏其端。”这是后天之残，是说宦者为遂心意，把身体凸出的物件去掉了。宦官是皇权社会的牺牲品，宦祸反过来又成了那个社会最阴毒的恶瘤。柳宗元说，宦官“外邪中干”，“以售其蟠（pán盘曲，指坏道）”。唐朝为宦官所害，柳宗元也为宦官所害。柳宗元对宦官痛心疾首，他认为：“人道甚恶，惟曲为先。”必斩绝而后快。为文最隐，为恨也最深。

《柳集》有一篇《宥（yòu宽恕，原谅）蝮蛇文》，其文很奇特，不认真品读，尤难解其意。刚触目标题会感到很困惑，不知文内要言说些什么。清人储欣眼毒，一语点破说：“先生（指柳宗元）骚文，命题便妙，曰骂﹑曰斩﹑曰宥﹑曰憎﹑曰逐，皆为贼贤害能之小人发也。然则宥愈乎？先生欲自持其身，无逢其害，故悲而宥之，读是文，觉与其受宥，无宁受骂﹑受逐﹑受憎，犹为愈乎尓。”这是说，由厌恶而得怜，宥比骂﹑逐﹑憎更甚也。虽雅声骚韵，远甚于粗口俗语。其骂﹑其斩﹑其宥﹑其憎﹑其逐，如刀削朽木，鞭挞恶物，入情入理，快人愉心。如宥（yoù）字，表面看好象是宽恕﹑原谅，实则是“深恶之怜，毒于断头之说也”。读完这篇文章，会让人觉得这样受宥，比受骂﹑受斩﹑受逐﹑受憎还难受。明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对此解读的更加精妙，其文曰：“柳子厚嘻笑之怒，甚于裂眦，或云：当作嘻笑之讥。今人谤人，或嘻或笑，若有意若无意，乃其恨深而媢（mào嫉妒）之甚者也。若裂眦之骂，出自直发，此之谓怒，岂甚仇哉？譬如风焉，披（覆盖）云飞石，捲水倾木，而无伤于人之血脉；隙穴之风，毛发不摇，及中肌肤，以为深疾。噫嘻！今之为隙穴之风亦多矣。刘禹锡云：‘骇机（突然触发的弩机。比喻猝发的祸难）一发，浮谤如川。’二子皆身处妒媢之间，故其言有味如此。”蝮蛇本是一种毒性很强的害虫，阴类恶物也。可柳宗元却不让仆人加害它们。明代茅坤说：“柳子不杀蝮蛇，胸次（胸怀）亦大。”从柳文里看，此说应含盖两个方面。一是柳宗元与家僮论辩杀蛇说。家僮杀蝮蛇理由有三：蝮蛇“犯于人，死不治”，即咬人致死一也；“又善伺人，闻人咳喘步骤（脚步声），辄不胜其毒（攻击毒害人），捷（迅速）取巧噬其害。”二也；蝮蛇发怒“反啮（niè用牙咬）草木，草木立死。后人来触死茎，犹堕指（掉指头）﹑挛腕（身体痉挛）﹑肿足﹑为废病（变成残废）。”三也。家僮认为，这种害人毒物，理应“必杀之，是不可留。”可柳宗元却不这样看，他说自然界万物各有其生存环境，蛇在草莽里，人居屋舍，各有其道，应互不相扰。柳宗元说：“且彼非乐为此态也，造物者赋之形，阴与阳命之气，形甚怪僻，气甚祸贼，虽欲不为是不可得也，是独可悲怜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杀之。”这是说，自然界造万物，不是蝮蛇自己喜欢这样的。造物者给蝮蛇形体，阴阳给蝮蛇生命之气，以至生成如此怪僻的形态，害人贼一样的禀性，蝮蛇不想这样也是不行的。这实在是太可悲怜了，何必责怪它发怒呢？放了它吧。柳宗元以此事作辞，借以抒泄对谗佞小人的鄙视，这是另一层深意，也是作此文的本意。“草摇风动，百毒齐起，首拳脊努，呥（rán吐舌）舌摇尾。”这是用蝮蛇的行态比喻谗佞小人的行径。“世皆寒心，我独悲尔。”“与汝异途，不相交争。虽汝之恶，焉得而行。”柳宗元贬在永州，尝尽世间冷暖，也深知小人之毒，万不能交。《周易•遁》篇说：“君子远小人，不恶而严。”这是说威严使人敬畏。意思是，君子自觉远避小人，外表也不显露出憎恶来，其庄重严肃的样子，使小人无法靠近。儒家说君子，不独愤而憎骂；其远避小人，不恶而严，更是一种冷峻的鄙视。小人可鄙，君子对小人简直不需口舌言语，或正眼看他，其厌恶到不屑一顾的地步。柳宗元鄙视小人，用宥之坦然面对，此君子所为也。

《宥蝮蛇文》为林琴南所喜，说在《骂尸虫文》﹑《憎王孙文》三篇中为第一。《离骚》以虬（qiú）龙鸾凤托君子，以恶禽臭物指谗佞。柳宗元文中的王孙﹑尸虫﹑蝮蛇就是小人谗佞之类。柳宗元骂之，憎之。《憎王孙文》里的王孙，是猴子的别称。汉代王延寿作《王孙赋》对猴子的外貌有过描述：“有王孙之狡（狡猾）兽，形陋观而丑仪，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柳宗元说王孙，不鄙其外貌，而憎其恶行。文中柳宗元以猿比衬王孙。猿虽也近猴类，可能进化的关系，有的行为特征和人类很相似。猿与王孙，“德异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静以恒，类仁让孝慈。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离散），则其鸣哀。有难，则内（保护）其柔弱者。不践稼蔬（践踏庄稼）。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谨慎看护）；既熟，啸呼群萃（聚在一起），然后食，衎衎（kàn快乐的样子）焉。山之小草木，必环而行遂其植（使成长）。故猿之居山恒郁然（草木茂盛）。”而王孙与猿不同。“王孙之德躁以嚣，勃诤号呶（争吵号叫），唶唶（zè喧闹）彊彊（qiáng相随）。虽群不相善也。食相噬啮（撕咬），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蔬，所过狼籍披攘（一片狼籍）。木实未熟，辄龁（hé咬）咬投注（乱扔）。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qiǎn藏在嘴里）。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wǎn卷曲）使之瘁然（cuì凋零败落）后已。故王孙之居山恒然蒿然（hāo草木零落）。”柳宗元对此深恶痛绝，呼之曰：“王孙兮甚可憎！”明代王渔洋《题罗塞翁猿图》有楹联说：“忽忆元和柳司马，投荒始解憎王孙。”居安思危，以柳文为镜，今人应会从中悟出更多的东西来。

按旧说，洋洋潇水，源自湖南宁远县南面的九疑山，古时称之为冷水，其间经道县，汇沱水，至零陵入湘江。寓溪是潇水在零陵境内的一条支流，其本名为冉溪，也称染溪。元和五年（公元８１０年），柳宗元在永州近郊游走时发现了这处景色秀丽水域，经修整，筑室安家。柳宗元说自己“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故改名愚溪。柳宗元有《愚溪诗序》说：“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子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占有）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六个泉眼），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由地下往上冒出）。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堵塞窄处）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交错放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八愚之说。柳宗元曾作《八愚诗》，包括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八篇，并刻纪在溪石上，可惜都亡佚了。今天我们在《柳集》里还能见到一些柳宗元当年言说愚溪的诗篇，如《溪居》﹑《冉溪》﹑《夏初雨后寻愚溪》﹑《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雨晴至江渡》﹑《旦携谢山人至愚溪》，及《愚溪对》，柳宗元在永州后期一直游居在愚溪，足见寄情于此之深。《愚溪诗序》与《惩咎赋》用意相同，是柳文骚意最浓重之作。本不愚而说愚，正话反说，是借“愚”字发泄胸中之郁抑和愤懑，实为作者自写照。清人何焯评之说：“词意殊怨愤不逊，然不露一迹。”真乃妙绝至极。

古时有大智若愚之说。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说：“大勇若怯（qiè胆小；害怕），大智如愚。”这是说，才智很高的人往往不露锋芒，外表装得好象很愚笨似的。柳宗元是大智者，他与屈原一样是都是当时时代和社会的“独醒者”﹑“独清者”。古人说“智者乐水”，而柳宗元却辱溪为愚，说他“以愚触罪”，“爱是溪”，这显然在说反话。他赞古贤宁武子“邦有道则智（展示才智），邦无道则愚（装糊凃）”，说这是“智而为愚者”；说孔子学生颜回虚怀大度，是“睿（聪明）而为愚者”。二人“皆不得为真愚”。这才是他用诗序写愚溪的真实本意。柳宗元篇末慨叹道：“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滌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柳宗元不愿同世俗合流，只能以诗文自慰。他用笔洗滌万物，捕捉人间百态。他用《八愚诗》赞美愚溪，不经意间与愚溪浑然相融。他让自己陶醉在大自然中，超脱混沌，沉于寂静，以至达到忘我的境地。正如章士钊所说：“非通天人性命之源，决不能达到此一境地。”而这一背后隐着的却是无尽的怨愤，是“借一‘愚’字发泄胸中之郁抑”。明代何义门评此说：“《愚溪诗序》，辞意殊怨愤不逊（不恭敬），然不露一迹。” 《溪居》诗曰：“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独往独来，望碧天而长歌。孤独寂寞可见。《冉溪》诗曰：“縲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到死都得做囚徒，只能在冉溪终老了。其怨其愤悠悠飘出。

《愚溪对》与《愚溪诗序》是姊妹篇，应作于同时。柳宗元借改溪名为题，讽喻和抨击当时社会愚智不辨﹑善恶颠倒。文以托梦﹑与溪水神对话等寓言形式来辨说“愚溪”之事，形象生动﹑自然流畅，不觉中让读者走入梦境，和主人一起兴叹起伏。文中述说的恶溪﹑溺水﹑浊水﹑黑水﹑贪泉，明显是影射凶恶﹑腐朽﹑污浊﹑贪婪﹑黑暗的社会现实；而坎井﹑榛棘﹑毒蛇是暗喻谗佞小人和朝廷守旧派势力。文中愚溪说的：“今予甚清与美，为子（你）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pǔ qí田地；菜园），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过河；渡水）焉。”实际是柳宗元说自己，历代评家都看的很清楚。明代茅坤说：“柳子自嘲，并以自矜（jīn自夸）。”柳宗元说：“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这是说，开明君主当政时，智者被提拔任用，小人谗佞者蛰伏不被起用。而受任用的留在皇帝的身边，不被重用的被贬放到远地。柳宗元说：我今天寄居在愚溪，“远王都三千余里”，指永州距京城有三千多里，是说遭贬地之远。言外之意很明显，柳宗元以愚假托，讽喻当今小人得势，智者遭贬；顺势推说，当政的宪宗皇帝自然也不是什么明君。如此巧手设喻，让对手如刺哽喉。柳宗元是大智者，也是大勇者。他宣誓说：“吾足蹈（踏，踩）坎井（陷阱），头抵木石，冲冒榛棘（荆棘），僵仆虺蜴（huǐ yì毒蛇；蜥蜴），而不知怵惕（chù tì恐惧警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足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柳宗元这是说：就是脚踏陷阱，头顶木石，身处荆棘和毒蛇险境，也不惧怕。丢掉什么，得到什么，都不在意；受进用不自满，遭贬退不自馁；孤寂昏暗，他也不会克制自己激愤的心情。这就是他说的愚。其势如火山之发，要烧毁那些昏暗之物。林纾评曰：“发其无尽之牢骚，泄其一腔之悲愤，楚声满纸，读之肃然。”这正切中柳文骚赋的要义。

有话不能直说，反要自愚讽世，柳宗元内心的情感是很痛苦的。柳宗元在永州作《对贺者》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有个从京城来的人，见到柳宗元说：我听说你获罪被贬在这，本来是想来吊唁你的。可看你面貌，旷远无牵挂的样子，挺潇洒啊！看来我吊唁你是多此一举，我应反过来称贺你啊！古时吊生为唁，吊死为吊。此人以吊唁为名，是想看柳宗元笑话，明显不怀什么好意。柳宗元回对他说：我蒙耻遭贬，“以待不测之诛”，整日流汗而战慄，已是接近坟墓的人了，能“苟生幸存”也就万幸了。你却以什么“浩浩然”之貌来贺我，这让我怎么承受啊？“嘻笑之怒，甚乎裂眥（zì眼角）；长歌之哀，过乎恸哭。”这种嘻笑嘲讽，远甚于裂眥怒骂：无声的哀痛，远过于悲哀大哭。柳宗元斥责他，你哪里知道我这旷远无牵挂样子的内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忧惧啊？你闭上嘴吧！一生儒雅的柳宗元，近乎用粗话呵斥他，

忧惧痛苦的心情压抑的柳宗元喘不过气来。

刘禹锡有《伤愚溪三首并序》说：“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nǎng从前）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其一：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其二：草圣数行留坏壁，未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其三：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故人刚没，所居的愚溪就荒漠了；愚溪泉边的怪石，也几为洛阳大族有力者取去。宋新安汪藻撰《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称：“绍兴十四年，予来零陵，去先生三百余年，求先生遗迹，如愚溪﹑钴鉧潭﹑南涧﹑朝阳岩之类皆在，独龙兴寺并先生故居愚堂﹑愚亭者，已凐芜不可识。”现今这些已都荡然无存了，唯愚溪还依稀留存点影子。站在柳子庙山门旁的石桥上望着溪水，久久地，久久地，怎么也回不到柳子的梦境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