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山水游记

郭新庆著

最能代表柳宗元文学成就的是他的山水游记和寓言小品，他使这些文学样式成熟并得以确立。柳宗元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人，也使后来者没人能够追上他，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游山水赏玩，古已有之。帝王出游称游幸。《辽史》有《游幸表》。而随季节出游打猎称游猎。汉代文章大家司马相如有《子虚赋》夸耀齐楚苑囿（帝王花园）之大，游猎之盛。其文深受世人称道，司马相如也由此扬名。可这都是些御用文人的谄媚之作。《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里的游女显然不是单纯的游乐之女。春秋战国时的游士，周游列国，靠嘴皮子取悦君王，仗侠为权势谋事，记述他们的文字都是辩说之辞。韩非子把求官谋职的游士称为游宦，主张禁抑他们，而让农民和士兵得以彰显。古时有游学之风，有人周游讲学，有人外出求学。唐代失意的读书人，因求仕无望，或转入山林，或遁于佛门。古人专门用文字记述出游的应始之《水经注》，这是北魏人郦道元为三国时《水经》一书所作的注。《水经注》是一本地理书，专门记述古时的河流水道。书中有风土景物的描述，也有志怪、征实（考证）之文。《水经注》用语精美，大都是作者亲历过的，所以文字写的很有质感，有时感情发泄，不能自己，让人读了荡气回肠。其中最有名的《江水注》描写三峡一节说：“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缺口）。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到中午和夜里），不见曦月（日月）。至于夏水襄陵（水漫山陵），沿（下水）泝（sù上水）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快）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会清倒影，绝巘（yǎn绝壁上）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雨后放晴）霜旦（秋季的早晨），林寒涧肃（水清冷），常有高猿长啸，属引（一起和鸣）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惜《水经注》对山水的描写都是一些片段，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有数以千计的僧人西行求法，记述此事的传世之作以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最为著称。十七年经历，五万余里路程，十万余字，记述沿途风物人情、地理形势，而更多的是佛事﹑传说。《大唐西域记》是记实体，虽经文人润饰，文笔优美，可里面找不到更多游记的文学元素。唐代的元结把此事向前推进了一步。元结死于柳宗元出生的前一年。他在道州做刺史时作《右溪记》，其文云：“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qī倾斜）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隐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bī使）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稥草，以裨（bì有益）形胜（风景优美）。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名石上，彰示来者。”这是记道州风景的，并非游记，而写法却有如游记。有人说他开创了游记的文学体裁，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先声，应不为过。元结为文质朴，“简淡高古”，与柳宗元情趣相仿，生活的年代又如此近，柳宗元游记有元结的影子是很自然的事情。熟悉柳文，偶观元结《右溪记》，那么亲切，好象在哪见过似的。至于《水经注》对柳宗元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的历史佐证，而贞元末柳宗元为员外郎主表章事，能直接见到宫中《水经注》的藏本也是意想中的事。

《柳集》有山水游记十一篇，永州九篇，柳州二篇。永州九篇游记，前四篇作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秋天，续四篇作于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秋天，前后相隔三年，后人称之为《永州八记》。余一篇《游黄溪记》作于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柳宗元在永州住在法华寺庙里，由寺庙西亭望西山，始有西山宴游；寻山往西，游钴鉧潭；又由潭西游鱼梁上的小丘；继而又向西至小石潭，随有四记。由近至远，三年后，柳宗元在西山乘船去袁家渴游览；自渴西南不到百步，得石渠；继而游石涧；最后是小石城山，转年去更远的黄溪。柳宗元九篇游记，内容相系，自成体系，是作者刻意用心之作。与以往游记不同，柳宗元游记“不是客观的为了欣赏山水而写山水，而是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感情，寄托到山水里面去，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刘大杰语）这与他在其他文章里所有的心绪和情感是一致的。柳宗元把山水作为知己，借景写人，借物写心，景物里充满了感情色彩，字里行间都或隐或显着作者的影子。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就说：“自余为僇（lù）人（罪人），居是州，恒惴栗（zhuì lì恐惧不安）。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钴鉧潭记》末尾说他居夷地小潭而忘掉故乡，其中的凄苦之情可见。《钴鉧潭西小丘记》所记小丘不足“一亩”，“可以笼而有之”。成为“弃地”，“货而不售”（没人买），“农夫渔父过而陋之（瞧不上眼）”；而如居显地，“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柳宗元买下小丘，少作修饰，“佳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站在丘上四处望去，高山﹑云浮﹑溪流﹑鸟兽，争显其能，显现在小丘之下。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为发现小丘美而欣慰，其遭贬难言之隐也苦涩地从纸背流出。《小石城山记》写山石，“借石之瑰伟，以吐胸中之气”。柳宗元感慨道：夷地奇伟之石，“千年不得一售其伎（没人赏识）”，这难道是为慰藉象我这样有才能而遭贬的人吗？造物者为何“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啊！心中郁闷之情，借景抒而无遗。

柳宗元在山水的描写上，观察细微，体验深切，不但用笔精炼，语言清丽，还巧妙地运用多种文学手段。他笔下的山水﹑景物都写活了。有声有色，声情并茂，处处都充溢着诗情画意。写山石的奇形怪状，如牛马下山饮水，如熊罴争奔登山。写游鱼，“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尓(chù忽然)远逝，往来翕忽(xī迅疾貌)，似与游者相乐”。鱼﹑影、人互动，静动相间，以鱼拟人，鱼知人意，“与游者相乐”。读了让人心旷神怡。他说鱼“若空游无所依”，象在透明的空气中游弋，是极写潭水的清澈，又让人有飘若如仙的感觉。写树，“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遂”。凄清、幽遂，其境静的让人骨寒。写山，他不直写山之高峻，而是用周围山水景色来烘托它。他坐在山上眺望四州，“凡四州之土壤，皆在衽席（坐席）之下”。山之高大，不言自显。说山下景色“寸尺千里”，是以小喻远。人眼看到的景色在千里之外，又仿佛在咫尺之间。说“山之特立（出众），不与培塿（小土堆）为类”，是作者自况也。顿时，浩气冲天，“悠悠乎与颢（浩）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赏美景都到了忘我的境地，“悠悠乎”，“洋洋乎”，不知不觉把自己与万物融化为一体。柳宗元写泉景更是一绝，他在《石渠记》里说：“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这是用声音写形）。……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越过）石而往，有石泓（hóng深潭），昌蒲（水草）被之，有青鲜环周。……清深多鲦（tiáo）鱼。……其侧皆诡（奇异）石﹑怪木﹑奇卉﹑美箭（竹子），可列坐而庥（xiū休息）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山泉景色灵动，人被如诗画般的情境陶醉了。风吹草木，韵声在崖谷中振荡。被吹动的草木静下来了，可它发出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有声有色，意趣无穷，人的情感也情不自禁地随之在时空中飘荡。

柳文记山水为最奇崛，为文奇特突出，神奇绝妙。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柳宗元作《游黄溪记》，最称奇文。文中记的黄溪发源于湖南宁远县北面的阳明山，向西流经零陵县东北，折北后又向东北流入祈阳县与白江汇合入湘。黄溪在永州州治东七十里处。《游黄溪记》开篇云：“北之（往）晋（山西），西适（去）豳（bīn古地名，今陕西彬县），东极（到达尽头）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美好的）。环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水名），西至于湘（江）之源，南至于泷泉（水名），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有这样的文势：“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此下也都如之，用“滇最大”，“邛都最大”，“筰都最大”，“白马最大”等等不已。据此后人说柳宗元《游黄溪记》仿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并由此引发了一番争议。韩愈和刘禹锡推崇柳文，说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柳宗元谙熟司马迁为文，柳文里有他的影子不足为怪。《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说的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小国的所谓“君长”，其实都是一些部落的酋长。夜郎国在今贵州西部，不过一个县域大小。可他的国王却问汉朝使者，夜郎与汉朝谁大这样的话，一时成了千古笑谈。这才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柳文用这以小喻大的文势，是要突显永州山水之美，其用语远比司马迁那段文字有文彩。清代戴敦元《萧穆类稿》说：“天下总此义理，古今人说来说去，不过是此等话头，当世以为独得之奇者，大率俱（全，都）前世之唾余耳。”《清史稿》本传也有这样的话：“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尽阅，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余。”此说不尽然。其实“后人所发议论，不必前人曾未发过”，关键是有无新意和亮色。屈原《远游》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忧虑，担心）。往者余弗（fú不）及兮，来者吾不闻。”而同样感伤命运，慨叹忧患，唐代陈子昂却用不一样的话语吟唱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语一出，震撼世人，一首小诗让陈子昂名传千古。清人刘大櫆评《游黄溪记》说：“山水之佳，必奇峭，必幽冷，子厚得之以为文，琢句炼字，无不精工，古无此调子，子厚创为之。”说柳宗元游记是创新，这应是说到点上了。也正是继承和创新才使这些文学样式有了新生。清代林纾说：“《黄溪》一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记山水则子厚为专家，昌黎不能及也。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由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柳州穷极山水之状，无不备肖。”阳朔，古县名，在今广西。俗有“阳朔山水甲桂林”之称，这里以阳朔代美景。《游黄溪记》说黄溪之美自黄神祠始，“祠之上，两山墙立”，花草树木掩映其间，随山势起伏，缺口处是悬崖绝壁﹑洞穴、流水。水下“小石平布”。有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形如剖开的大坛子，两侧悬崖绝壁。潭水墨绿色，而流进来的水却象白色的虹霞，“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旁边又一水潭，“石皆巍然”，湍急的流水穿行于奇形怪石间。“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hú天鹅），方东而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清人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八说：“游黄溪不过十余里，却写得如千岩万壑，幽峭深邃平远，无境不备，手有化工，不同画笔。”读此种文如读画，令人应接不暇。

柳宗元在柳州有游记两篇，《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和《柳州东亭记》。细读品之，与永州诸记明显不同。与此前“简古”为文相比，《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有四百八十余字，为柳文游记之最。又一改凄清﹑幽遂的文风，文里哀怨之气也不见了。写景平铺直叙，环视浔水，山情水貌，奇景奇状，分层一一道来，就象一幅环状的画卷，既让人赏心悦目，又一目了然，俨如推介柳州山水的导游词。明代茅坤评此文说：“全是叙事，不着一句议论感慨，却澹宕风雅。”柳州虽小，刺史乃亲民之官：虽同为贬境，但已非司马闲职。柳宗元每日劳于民事，少于出游，自然不再有永州时的闲情逸致。《柳州东亭记》不是游记，是柳宗元为柳州城南修建东亭所作的碑记，但它用写游记的手法描写小亭周围的景色，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游记是人赏游之作。文发之于景色之美﹑之奇。景色愉人，人在景色里自娱。赏景是为了陶冶情操，寄托心志。游记里如果没有人，景物就失去了灵魂，也不会有灵气。而不同心气的人，看景物也是不一样的，为文自然就有了高下。近代有人评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说：“柳子厚山水记，似有得于陶渊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古人文章，有云属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实从熟处生出，所谓文入妙来无过熟也。”章士钊对此赞许说：“寥寥数十字，非读书得间，且于文境有体会者不能道，‘从熟处生出’一语，尤探骊（黑龙）得珠。”高洁﹑深幽﹑凄清是柳宗元游记的主调，这与他为人和心境相关。古人为文，千态万状，变幻莫测，寻源穷根而论，无过“从熟处生出”，进而随心所欲，得心应手，以至出神入化，达到“文入妙来”之境。可这是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其间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有如到深水龙嘴里探寻宝珠一样。“从熟处生出”一语，揭示了为文之道，不解其中甘苦的人是不会说出如此绝妙的话语来的。

赏景分雅俗高下之别。魏晋时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为避祸，整日寄情山水，纵酒装疯，强装谈玄说远，“口不臧否（褒贬，评论）人物”。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显然不能与柳文游记里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相语。与柳宗元有同样遭遇的屈原，长年放逐在山水间。屈原用楚地特有的文学样式骚体诗赋记述和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文入妙来”的楚辞，千古咏唱如新。而柳宗元的游记里虽然也充溢着骚体的东西，可它已是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学样式了。柳宗元游记正因渗蕴流动着骚体诗赋的东西，才使他所描摹的山水出神入化地融入了他的心绪里，致使他的游记，如丝竹，如墨玉，有声有色，如诗似画。此乃神来之笔也。

柳宗元很赏识吴武陵的文才，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吴武陵受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记山水文写得雄放大气，直冲人眼目。《阳朔县厅壁题名》记山势水态说：“群山发海峤（近海多山之地），顿伏腾走数千里而北；又发衡巫，千余里而南，咸（全，都）会于阳朔。朔经四百里，孤崖绝巘（yǎn山峰，山顶），森耸骈植（茂密），类三峰九疑（山名），析（劈开）成天柱者，凡数百里。如楼通天，如阙（宫门外两边的搂台）凌云，如修竿（长竹），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马而驩（欢），如阵将合，如战将败，难乎其状也。”少年气盛，模山范水，如目亲临。志趣相投，与柳宗元交好的吕温有一篇《三受降城碑铭》，对三城之势的描写也相当精妙：“分形以据，同力而守，东极于海，西穷于天，納阴山于寸眸（眼睛），拳大漠（沙漠）于一掌，惊尘飞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鸡，涉河而南，门用晏闲（安闲）。”豪迈之气跃然纸上。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身边朋友的为人和气质。

后人写游记，明代《徐霞客游记》值得一提。霞客是号，本名徐弘祖。为人奇特，二十二岁起，三十余年，倾尽家财，以至性命，游历千山万水，留下了这部六十三万字的巨著，人称“旷世之游圣”。这本书在地理学等方面有很高学术价值。由于都是亲身经历，他描写山水，直叙情景，“未尝刻画”，而“自然奇警”。徐霞客在文学上没法与写山水游记高手的柳宗元相比。柳宗元传世的《永州八记》等文，字字珠玑，如诗如画。就象他自己在《愚溪诗序》里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今人读它还那么快人心魄。游山玩水，陶冶性情；游记华章，沁人心脾。能在山水间畅游，能用华章来娱情，这都是人生的乐事啊！

《柳集》里的记文，有三部分。一是游记，这是他记文最精彩的部分；一是人物传记；一是余下记物﹑记事﹑记景的，包括庙记共二十六篇。“柳记皆本色。”（明人王锡爵语）与游记探奇寻幽，文字跳脱动人虽有不同，但这部分记文，叙事之妙，无不自奇。“无一句一字不捶炼刻琢而成者也，铺陈始终，折以法度，极有典有则之文。”（沈德潜语）读柳记知唐事，柳记叙记的唐时官场和生活场景﹑遗事，让今人有幸好象放电影一样直观地感受那个时代。

柳宗元早期记文有七八篇，大都是入仕至永贞革新期间受人请托作的，主要是壁记。所谓壁记是指嵌在墙上的碑记。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五记壁记说：“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美焉。后州县官署也有壁记。”壁记有似现在政府办事机构大厅的官员和机构的公示板；这里“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盖欲著前政履历”，既有激励后进，又有一种监督警示的意味。所谓官秩，是指官爵与俸禄。说白了是告诉你，想享受什么样的的俸禄，就得尽什么样的职责。《荀子•王霸》说：“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指规矩和法度）矣。”古时官吏靠俸禄吃饭，看重官秩是很自然的事。可又没有多少人会真正照此去做。

《盩厔县新食堂记》作于贞元十八年（公元８０２年）。盩厔（zhōu zhì）县是京兆府属县，在今陕西周至。食堂是古时官府宴饮就食之所。按古制，“惟礼食之来古也”。“礼食”是公家招待给食的称谓，本非常设。唐代官场宴饮盛行，每有酬应会宴，还有官妓侍候。杜牧有诗说：“嘉宾能啸咏，官妓巧妆梳。”为此柳宗元说：“今京师百官，咸有斯制。”当时官场都这么做。安史战乱以来，乱象不止。“兵去邑荒，栋宇倾圮（pǐ毁坏，倒塌）。”这一年，按品秩（即以邑大小和官吏品级）盩厔县建新食堂。“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乐。堂既成，得羡财（余财）可以为食本，月权（衡量）其赢，羞膳（美食）以充。乃合群吏于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后，始正位秩之叙；礼仪笑语，讲议往复，始会政事之要；筵席肃庄，樽俎（zūn zǔ盛酒食的器具）静嘉，燔（fán烤）炮（bāo炒）烹饪，益以酒醴（甜），始获僚友之乐。”一小县属，宴饮如此，其上更盛。元和九年（公元８１４年）柳宗元作的《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让今人开了眼界。岭南是唐时重镇，拥重兵，统辖府州十数；治所广州，临海环水有小国数以百计，来唐互市的船舶如织，掌其事的押藩舶使也归岭南统领，其势之大可以想见。元和八年马总为岭南道节度使，为“增德以来远人（境外来唐之人），申威以修戎政（涉外事务）。大飨宴合乐，从其丰盛。”其新修建的飨军堂之大，“弥望极顾，莫究其往”。人在园里，“如在林壑”。这年十月，马总在新堂大摆筵宴。“幢牙茸纛，金节析羽，旆旗旟旞，咸饰于下。鼓以鼖晋，金以铎铙。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铏鼎体节，燔炮胾炙，羽鳞狸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齐，均饫于卒士。兴王之舞，服夷之伎，揳击吹鼓之音，飞腾幻怪之容，寰观于远迩。”筵宴当日，旗幡林立，鼓乐不绝；歌伎兴舞，飞腾幻怪。数以千计的人仰视就列入席，都被当时的场面和气势震呆了。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美酒佳肴，尽人享用。军堂之弘丽，飨宾之隆盛，“真觉煌煌盛典，照耀一时”。与百姓困饿饥死形成鲜明的•对照。贞元十二年（公元７９６年），二十四岁时，柳宗元作《邠宁进奉院记》。所谓进奉院是指唐承汉制藩镇在京城设立的办事机构，类似今日省市的住京办事处。古时臣下见天子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按其礼制，进见前得沐浴，修容（修整仪容）。由此，“凡诸侯述职之礼，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觐（朝见）为修容之地，会计（管理财物及出纳等事）为交政之所。”柳宗元为邠宁节度使﹑朗宁王张献甫的进奉院作记是受托还是有别的由头已不得而知，可这一古制却因此文得以传记。柳宗元做蓝田尉时曾受托作《武功县丞厅壁记》。武功也是京兆属县。此记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今京兆尹理京师部二十有三县，幅员之广，其犹古也。”二是唐时县丞虽为县令之辅，可与清时不同，也是握有实权的地方官，“盖丞述六职以辅其令也”。县丞有单独的衙署，丞厅规制崇闳，壁记烦名人为笔就不足为怪了。这对我们了解唐代吏制等很有帮助。

《馆驿使壁记》是柳宗元为好友韩泰掌传驿所作。馆驿使是掌管邮传和驿站的长官。《新唐书•百官志》载：驾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传驿。“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阻险无水草镇戍者，视路要隙置官马。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代宗大历十四年，两京以御使一人掌传驿。贞元十九年（公元８０３年），韩泰上书德宗铸驿使印正其名，接任馆驿使。转年，柳宗元作此文记之。开篇说：“凡万国之会，四夷（少数民族）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指京畿及附近地区）之内。奉贡输赋，修职（处理政事）于王都者，入于近关，则皆重足错穀（极言车马多，人拥挤），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边远地区），而后按行成列，以就诸侯之馆。” 当时传驿热闹的盛况可见一斑。柳宗元文中记述了当时的四十七驿：“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屏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兰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盩厔，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交错，纷繁）而至，传吏奉符（证件）而阅其数，县吏执牍（文件，书信）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馆驿迎送）之礼，无旷于日。”枯燥庞杂之事，记的驾轻就熟，点次明白；叙记之妙，处之若掌。读起来不但上口悦目，还好象情不自禁地融进了四方流动的传驿人流，和古人同进同往，同哀同乐。如若没有这段壁记，四十七古驿早就莫名于世了。

《零陵三亭记》是柳宗元在永州为同乡薛存义修三亭等游览景观所作的记文，很值得一读，所记之事震人耳廓，开启千载大众旅游之先河。柳宗元认为薛存义在辖县辟景观，“更衣膳饔（yōng熟食），列置备具，宾以燕好（宴席），旅以宾舍。”是古之首创，认为这是“以玩替政，以荒去理”，有裨于政，“邑民之福”的事。他在篇首说：“邑之有观游（观赏游览场所），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堵塞）则志滞（停滞，不流通）。君子必有游息（游玩休闲）之物，高明（高尚明达）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这也是今人旅游之理。文中描述景色说：“爰有嘉木美卉，垂水丛峰，珑玲（精巧细致）萧条，清风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顺）。鱼乐广闲，鸟慕静深，别孕巢穴，沉浮啸萃（cuì聚集），不蓄而富。”清人储欣说：“此等语句，真天造地设，非人力也。”千载之前，敢昌此举，敢发此声，唯柳宗元也。

写景的记文，如清人何焯所说：“柳州诸记是真美，故皆如画出。”章士钊说：“子厚以善记山水知名，凡山水不经子厚渲染则已，一著笔，无不工。”这里的工，有二层意思，一是为文用工，殚精竭虑，一字一词都无不精雕细琢；一是文笔精致妙巧，有鬼斧神工之化，后人叹不可及。《兴州江运记》作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８０５年），是柳宗元早期记文写的最好的一篇，已初显后来为文的神韵。文中记工匠辟山开江一段最震人心魄：“由是转巨石，仆（伐倒）大木，焚以炎火。沃（浇）以食醯（xī醋），摧其坚刚，化为灰烬。畚锸（běn chā盛物挖土的器具）之下，易甚朽壤，乃辟乃垦，乃宣（疏通）乃理（治理）。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使湍急的水流变平缓）。厥功既成，咸如其素。于是决去壅土，疏导江涛，万夫呼抃（biàn拍手），莫不如志。雷腾云奔，百里一瞬，既会既远，澹为安流。”清人孙琮评之说：“写得有声有势，如见万夫举手，畚锸齐下，奔涛决流，大功立就，至今犹岌岌（危险的情景）纸上，洵（实在）是绘（描画）水绘声高手。”《潭州东池戴氏堂记》是柳宗元贬永州司马，路过潭州，承在潭州为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岳父杨凭之命所作。文中的戴氏，是晋时谯国戴逵后裔戴简，此人不仕而多财，应是靠门第发不义财暴富。柳宗元终生不与此等人交往，碍于杨凭的面子，为文字里行间显有窘状。可文中对池堂描写的很精彩，让人过目不忘。写池：“东泉为池，环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chí水中的小块陆地）岛洲渚（江中沙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萦（yíng围绕）之若玦（jué玉佩，环形有缺口）焉。池之胜（风景）于是为最。”写堂：“为堂而居之。堂成而胜益奇，望之若连舻縻舰（首尾衔接的船只），与波上下。就之颠倒万物，辽廓眇忽（隐约不清）。树之松柏杉槠（常绿乔木），被之菱芡芙蕖（花草覆盖），郁然而阴（绿荫密布），粲然（càn形容明亮发光）而荣（开花）。”池堂明胜，因居人而异。“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奂矣。”柳宗元在这里抒发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美学道理：景﹑居因人而彰，雅士之堂不用过分粉饰也会光彩焕发，气质所使然；而庸夫附庸风雅只会让人感到俗不可奈。

柳宗元贬永州十年，历六位刺史，《柳集》均有文可证。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柳宗元为刺史韦彪作《永州新堂记》。为文突兀，写景瑰丽，一起手陡然而来，倚天拔地。其文曰：“将为穹谷嵁岩（深谷，深岩）渊池于郊邑之中”，“撵（用车拉）山石，沟（通）涧壑，凌绝险阻”，“求天作地生之状”，“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顺天应人为新堂。正如清人蔡铸所说：“起处尤为突屹（yì突兀），如天外奇峰，陡然飞下。”一下把人震住了。文中写堂周围的景色更是绝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山洞）逶邃（suì曲折，幽深），堆阜（土山）突怒（突兀）。……堂庑（wǔ房屋）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相互交杂）隐显。”在新堂上眺望，“迩延（近连）野绿，远混天碧”，其情其景难于言状。《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是元和十年正月五日，柳宗元离永州返京前为刺史崔能所作。文中写山石水色也很精绝：“绵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涣（水势盛大）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抬起脚后跟站着）者鸟厉（振奋）。抉（jué挖出）其穴则鼻口相呀（xiā口张开的样子），搜其根则蹄股交峙（zhì耸立），环行卒愕（惊愕），疑若搏噬（搏斗，撕咬）。”用鸟兽喻奇石形状，用奔云喻山水流势，其奔，其斗，其咬，声形具现，宛若活态。柳宗元赞崔能为新堂之功，其辞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盛（景），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形成教化）？公之释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juān免除）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抚慰）而户晓？”从一堂﹑独草木土石水泉﹑山原林麓，喻之政理，“视其细，知其大”，豁达情怀尽融入山光水色里。

柳宗元在柳州有记文二篇，其文之质感异于永州诸作。《桂州訾家洲亭记》是柳记写的最出彩的一篇。《柳集》有《上裴中丞撰訾家洲记启》记其事。文中裴中丞，即裴行立，元和十二年（公元８１７年）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桂州訾家洲亭记》是奉令写实之作。柳启说：“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辞，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而猥顾鄙陋（柳宗元自谦），伏受严命，不敢固让，退之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切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窃伏详忖，进退若坠。”绝妙之景必绝妙之才而为之。“揣度”﹑“汗流”，“累奉游宴，切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窃伏详忖，进退若坠”，可见柳宗元作此记用功之切。“奇峭”胜景，在柳宗元笔下嫣然如仙境：“忽焉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收束在一起），联岚（lán山里的雾气）含辉，旋视具宜，常所未睹，倏然（shū忽然）互见，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乃经工化材，考极相方。南为燕亭，延宇垂阿（临山水），步檐（步廊）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轩（有窗的廊或小屋），以临千里。左浮飞阁，右列闲馆。比舟为梁，与波升降。苞（包括）漓山，含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太阳升起的地方），云飞苍梧（山名），海霞岛雾，来助游物。其隙则抗月槛（栏杆）于迴溪，出风榭（台上房屋）于篁中（竹丛）。书极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颢气（hào洁白清鲜之气）迴合，邃然（suì深远貌）万变若如安期﹑羡门（古仙人）接于物外。则凡名观游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者乎？”正如清人孙琮评曰：“叙洲叙亭处，偏说出许多崇山复岭，重江大泽，迴带其外，飞阁层轩，风榭月槛，特峙于中，日出云飞，霞笼雾罩，出没其际。便见得虽在目前，自具无限名胜，令人倾倒不置也。”这篇柳记与前此相比，幽深﹑大气﹑磅礴，一扫永州时罩在柳宗元心头的阴霾。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载：“訾家洲在子城东南百余步长河中，先是訾家所居，因此名焉。洲每经大水，不曾掩浸，相承言其浮也。元和中，裴大夫揽胜寻幽，乐兹佳境，创造亭宇，种植花木，迄今繁盛，东风融和，众卉争妍，有大儒柳宗元员外撰碑千余言，犹在。”莫休符唐末人，《桂林风土记》成书于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据柳亡仅八十年。这时柳宗元书写的碑记还在，而千年之后，碑文已无处可寻了，只能从传世记文的缝隙间感悟古人当时的情感了。

《马退山茅亭记》，钟灵毓秀话茅亭，是柳文记景最出彩的一篇。钟灵毓（yù）秀是一句古语，一般人不会深解其意，也很少使用，只是偶尔在文化色彩较浓的场合用到它。因毓(yǜ)字有“生育、养育”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美好的自然环境产生优秀的人物”，这是古语的引申意。查《辞海》对该词的解注：“谓天地间灵秀之气所聚，亦省称‘钟秀’。”这有点费解，天地间灵秀之气汇聚所形成的气象和氛围是什么样，人们只能按个人的灵性和感悟去理解了。这里有点宗教神秘的色彩。今人读古文象看天书，其实文字因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异样，隔时空地域就不认识了。所以，《辞海》引用柳宗元使用该词的例句来帮人理解词意。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盖天钟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这句话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天地间的钟灵毓秀的景象不限于象马退山这样偏远的地方。句中有“钟秀”字样，但这是词语使用的例证，并不涉及该词的解读，因此对词意还是不甚明了。

《马退山茅亭记》是柳宗元贬謫到永州六年后，为他丛兄柳宽在邕州马退山建亭写的一篇记文。史家对文章的真伪颇有争议。邕州在今天的广西南宁，唐朝时和湖南永州，都是属于荒蛮偏远之地。柳宗元是我国有唐以来，善书古文第一人，他玩赏山水和和写游记的水平，是后人望尘莫及的。柳宗元善记，这篇记述茅亭的文章，连标题在内只有二百六十三字，可是却把茅亭、山势、游者对钟秀之感，书写地酣畅淋漓。茅亭是用随手可拾的山草树枝搭就的，没有雕梁画栋的廊柱，不用砍削架亭的椽子，茅草亭盖也不用剪裁修饰，也不砌垒护墙，“以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茅亭所在的大山，“崒然起于莽蒼之中，驰奔云矗，亘数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翠诡状，绮绾绣错。”这段对茅亭周围山势的描绘，大气惊世。其突起莽苍，如驰龙卧云。首衔大溪，尾接荒谷。四周群山，形朝拱之势。由于“壤接荒服”，在九州之外，蛮夷之边，驾八骏之乘，肆意远游的周穆王也难游到这里，着木屐善登山的谢灵运也攀不到此处。“岩径萧条，登探者以为叹。”茅亭建成后，“每风止雨收，烟霞澄鲜”，主人头着角巾，身服鹿裘，邀友登山。“于是手挥丝桐，目送还云。西山爽气，在我襟袖。以极万类，搅不盈掌。”我们不难想像，一群华服雅士，手挥桐木做的丝弦琴，放眼环云，爽气绕袖。对酒当歌，狂呼大叫。一时间把天地万物之灵秀，尽收掌间。何等豪爽，何等快意啊。清代顺治年间的丁炜有评曰：唐荆川评柳子厚诸记，以马退山茅亭为第一，谓其发秾纤（大小粗细）于简约，存至味于平淡,兹篇实尔神似。说这是子厚第一游记好象有点言过其实，但能把天地山川之灵秀，万类之极至收于百字之间不能说不简约；叙物界之大气，把游者之豪放在仅有区区几重茅草的荒野小亭之间，称其手法平淡精妙当不为过。

茅亭建于冬十月。农历立冬就入冬季了，虽然南北气候不同，但南方冬天的山风和冷气，登山还是要着角巾，服鹿裘的。亭记作于辛卯，元和六年，与建亭当不在一年。据柳宗元为柳宽做的《大理评事柳君墓誌》考，柳宽死于元和六年八月七日，年四十七。他“颇学礼而善为容(讲究容貌威儀)，修吏事”，做过多种官职。退官后，“为游士”，游历时中厉气而亡。这里的年月好象与记文有误。许多史事，因年代久远，文字记载会因字漏错佚，让后人难以辨明，成了无头之案。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柳文的赏析。清人过珙评此记说：“全从茅亭上生情，故写得纯古淡泊，色色都与茅亭相称，若添一笔艳丽，便失却茅亭本色矣。”翻检史书，很难找出一篇象柳文这样耀人眼目的华章来。柳宗元文尾有一句点睛之语:“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在其他文章里，柳宗元也说到过。一千多年前就对审美关系有这样精到的认识，实在让人折服。何为美，到今天也没能说清楚。美是对人而言的，因人的喜爱和欣赏才有美；美因人而显，因人而彰，这应该不无道理。柳宗元说：“兰亭也，不遭右军(指王羲之)，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他为茅亭作记，是想让这一“盛迹”不被荒野“郁湮”。可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当年茅亭的遗迹怕早就荡然无存了。而柳宗元的茅亭记却不会，它将伴着文字的生命在时光中流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