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文学理论

郭新庆著

“古文运动”与“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的两场革新运动，一为政治，一为文学，其实质都是缘之改变当时衰微时风所引发的。文人以古文称谓家派的，始自唐代。这里所说的古文不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文字，而是一种文体，即秦汉时流行的古文，也就是后人说的散文。古人讲为文之道，是说写文章与作事都要尊奉上古时代的风俗习惯，其中包括古代学术、政治、道理、方法等诸多内容，称为古道。《礼记•檀弓》上说：“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这是说仲子办丧事依照古人的习俗。而为文之道，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从本原说文起于道的意思，可他并没说明道为何物。后来一直有人在谈论文道之事。到唐代，陈子昂、独孤及、柳冕、梁肃等人也是这样，但都没有象韩愈那样旗子鲜明地说出“文以载道”的内容。韩愈主道统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是一脉相承的，到孟子以后中断了。韩愈以道统自居，推崇西汉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杨雄，他要以文载行孔孟的仁义学说和思想。韩愈为文气势磅礴，可思想却是保守的。他在《原道》里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韩愈把孔孟思想归结于此，显然没有进步性可言。韩愈《与孟尚书书》说：“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并发誓“始其道由愈而麤（cū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排佛也是据此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佛教，在唐代已与士农工商平分社会，直接威胁皇权的统治。韩愈《与孟尚书书》说：杨（杨朱，目无君上）、墨（墨翟，目无父母）交乱，使人几于禽兽；而“释（佛教）老（道教）之害，过于杨、墨”。韩愈排佛，与周围人鼓动有关。张籍曾两次上韩愈书，力言老释之害，劝韩愈“嗣（接续，继承）孟轲杨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到韩愈时，儒家之道，其义蕴已为周秦两汉的儒者发挥殆尽，无多可言。韩愈“信道笃”，但并未象柳宗元那样深究其理，也没对儒理提出新的说法和发明什么新的东西。苏轼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然其论至于理而不能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柳宗元主“文以明道”，虽与韩说仅一字之差，可所说的道不同。柳宗元是思想家，他对儒学的研究远甚过韩愈，其思想范围比韩愈广阔深厚的多，而两人对儒学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柳宗元一生遭贬，远离权力中心，他往往以叛逆者的形象发声。柳宗元立足于儒学，他坚守的“大中之道”与韩愈的儒道不是一回事。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适从）；其或切于事（联系实际），则苛峭刻核（苛刻死板）不能从容，卒泥（不通）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把握）。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我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大中之道）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真谛）。然而常欲立言垂文（著书立说），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bèi）谬（荒谬）。以为僇（lù受辱）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收集），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柳宗元的道与当时大多数言道者不同，他们说的儒术，拐弯抹角，漫无边际，让人看不懂；那些离奇的狂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恍惚惚，不知说了些什么。身处蛮荒，形同囚徒的柳宗元已没法施展他的大中之道，只能著书立说，以文明道了。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 柳宗元年青时就有文名，可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只是看成象棋艺游戏一样的擅长。柳宗元不以文沽名钓誉，而是积极投身于永贞革新的社会实践，追求辅助时政、惠及百姓的事业。如今身陷贬境，“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辅助时政、惠及百姓是柳宗元为道的根本宗旨，也就是他说的“利安元元（百姓）为务”，这显然与韩愈说的道不一样。

古文运动从表面看，是以反对骈体文和南朝言之无物的散文而掀起的一股回复秦汉文风的复古运动，而从思想层面看，它其实是一场儒学的复兴运动。到中唐时，经韩愈、柳宗元的倡导，并率先实践和创新，使古文运动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对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为挽救文坛和社会的頽势也曾有人尝试创新古文，可都因不具有这种能力而作罢。柳冕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说：“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未由也已。”而柳宗元做到了。柳宗元既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昌导者，也是践行者。十年永州的贬放生涯成就了柳宗元文学上的辉煌，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推动和影响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南北朝时区分文体为文﹑笔两类，韵文称文，散体称笔。《梁书•鲍泉传》说：“泉博涉实传，兼有文笔。”唐人论文，也分文与笔为二事。赵璘《因话录•南部》下说：“韩文公（韩愈）与孟东野（孟郊）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诗），时号孟诗韩笔。”刘禹锡《祭退之文》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是说韩愈能文，刘禹锡善论，韩与刘对阵，无不败北。笔是一种书写绘画的文具。用之书写，记事，亦谓笔。《史记•孔子世家》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著写的《春秋》是儒家传世的经典，其书写、修改的文字，就是孔子善长文学的徒弟子夏也不能对它有一字的评赞。这里的笔，也就是后人对古代散文的称谓，与南朝以后说的笔不是一回事。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无韵之笔的散文，和有韵之文的诗赋，各有其长，运用得当都可载道明道。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对文学样式更是这样。骈体文到唐时已存续了二百多年，其间显然有它的道理。古文质朴，可上古有的古文已经死亡了，并不适宜千篇一律地拿来用。批判继承是常理，可一概否定也是不可取的。《柳集》里除表状外，收文章有350多篇，其中骈文有35篇，占十分之一。其间骈文杂糅，柳文几乎充斥着骈文的影子。战国时百家争鸣，处士游说，辩说横议，无所忌惮。如之相应，诸子为文，深于比兴，骈韵并用，文采飞扬。不但老子这样，荀子﹑庄子也都如此。当时诸子的文章骈散相杂，韵散相兼，“协其音，偶其辞，使读者易于上口”，（鲁迅语）以博人眼球。古时为文毫无禁忌。而通篇皆骈的文式，全篇用韵的的辞赋，是后世才有的事。任何事情极端化就走向反面了。柳宗元善长韵文，他对骈体文的态度是可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柳宗元是有唐骚赋第一人。宋代晁补之《续楚辞》序说:“宗元窜斥，崎岖蛮瘴间，堙厄感郁(堵塞郁结)，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柳宗元作的骚赋哀婉悠长，不论天高旷远，都能笔随情至，酣畅淋漓，是无病呻吟的骚客文人无法企及的。章士钊说，盖子厚以骚赋起家，词条丰蔚(茂盛，盛大)，感情洋溢，笔无投而不可，同代人或后者，望而生畏，于柳殆(几乎，都)不得不敬鬼神而远之。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也称赞说:“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韩愈、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严羽论唐人独柳宗元深得骚学应是历代学人的共识；章士钊说柳宗元的骚赋，文人只能敬鬼神而远之，也绝非危言耸听。柳赋典雅精美的辞章，深邃悠远的韵情，没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是无法做到的。骚曲源于战国时的楚国。本是一种歌曲，通篇用韵，而且都是周、秦时的古韵，典雅难作。辞赋源自屈原。屈原是公元前战国时楚人，他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他的代表作《离骚》、《九章》等篇都是在遭放逐时写的。这种文学样式，以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风土物产，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多用“兮”字来助语势。到西汉初时它被称为“楚辞”，又因《离骚》名世，亦称“骚体”。后来作诗的人多仿效《离骚》，又把诗人叫骚人。屈原《离骚》是其骚体的代表作，作于顷襄王十一、二年被放逐时，已过五十岁，是哀怨讽时之作。司马迁《屈原贾平列传》说:“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后来班固“赞序”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王逸《章句》也说:“离，别也。骚，愁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哀怨是楚骚的遗风。章士钊说:“然骚之为骚，非以怨诽驱之而行，即失其所以为骚。”可观柳赋却哀愤而不屈。柳宗元与屈原有相同的人生经历，有宁死不屈的理想追求，其情哀怨而愤，其文讽时而不媚，哀怨泣鬼神，情思恸古今。其情发自心底，其文随境而生。华章出自然，真情悠久长，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才会写出千载不朽的东西来。

柳宗元精通韵文，创造了有唐以来骚赋没人能及的高度。而起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的骈文也是一种韵文，是由辞赋逐渐演变来的。骈字的本意，是两马并驾一车。引申出并列、对偶，用之为文，称骈文。骈体文章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其中多有用四字六字句相间成文，旧称四六文，由于多用四言六言的句子对偶排比，也称骈四俪六。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称骈体文为“讹滥”，所谓讹（é）是追求诡异新巧，指颠倒字句，违逆古文；而滥是说浮靡。这是说骈体文的讹滥的文风把文章创作引入了歧途。但骈文并非无可取之处，虽不善于叙事，可骈体文声韵并茂，讲究对称美，文章华彩，有声有色，很适宜渲染煽情，对文人很有吸引力。骈文到唐代走进了死胡同。柳宗元《乞巧文》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这种这单纯追求韵律，空于形式的骈文，到柳宗元时已成了“夸谈雷吼”，“使甘老丑”，即被时人讥笑为“老丑”的靡靡之音。可骈文是当时的官方文字，不论是朝廷的文告，还是官府的文书，都是用骈四俪六形式书写的。柳宗元以后的令弧楚、李商隐都是写骈文的高手，此风一直延续到宋代。

唐代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而柳宗元对之持较温和的态度，并非一概否之不用，而是化腐朽为神奇。正如章士钊所说:“为子厚者，上综三古，下笼百家，笔之所投，无往不利，骚赋功深，正以助古文之渊懿(yì深远美好)。”而韩愈《答李翊书》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两者相比，差异可见。《柳集》里以骈文标目的，有十几篇之多。《南霁云睢阳庙碑》是最出彩的一篇。此文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是一对姊妹篇。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韩愈与张籍读李翰《张巡传》，“韩以文章自名”，作《后序》，这是一篇传论体。元和三年，柳宗元应南霁云儿子南承嗣之请，作上文，并有别于韩愈用韵文骈体。两人都记张巡、许远、南霁云守睢阳的事，并为其正名。虽文笔不同，却如比翼双璧，文采飞扬。当时睢阳只有守兵近万，却御敌十三万九月之久，城陷三人都被害了。此举奠定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基础。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说:“守一城，捍天下，一千百就尽(将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一天天增加)之师，蔽遮江淮，沮遏(遏制)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赞曰:“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对此，瞿兑之《骈文概论》说：“这是胡等伟绝的议论，从空而降，又是何等横恣的笔力，恐怕韩的那些散文碑志，也不过如此。”柳宗元用韵文为烈士作碑，其典雅气势可彰，其胸中之愤得发。何义门《读书记》道此心境说:“柳子方为僇人(lù罪人)，假(假借)以发愤慨，四六使事，复不觉其讦(攻击或揭发别人的阴私、短处)露耳。”骈文典重。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一篇千字碑文，按世采堂本标出的用典注解就有四十余处。读过，让人有些目不暇接的感觉。可细品起来，韵味无穷，又读之上口。每一用典，都不是硬塞进去的，而是恰到好处的融在语境里，加之音韵唱和，使文字更鲜活，形象更亮丽，文章更风采。有些东西，看怎样使用，放在什么场合，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模式。在中唐和以后，能如柳宗元那样使用骈俪，恐怕还没人能出其左右。

说杜甫为中唐人，也不为过。他有一篇《戏为六绝句》的诗，是作文艺术批评的。杜甫是诗人，他不赞成一味贵古贱今，尤其是全盘否定韵文骈俪。诗其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shěn讥笑)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里的王杨卢骆，是唐初的所谓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都是写骈文的高手。可他们除骈文外别无所能，与柳宗元不可同日而语。杜甫认为，四杰的为文是初唐那个社会的“当时体”，不能一味“轻薄”地讥笑它。被讥笑的象江河一样传留着，而讥笑的人却被泯灭了。这应该有一定的道理。直到清代，还有个叫李兆洛的人，编选《骈体文钞》三十一卷，给世人看。柳宗元反其道而行之，用被世人看轻的骈体著文，反倒写出惊俗的华章来，让从不让人的韩愈也折服再三。历史有时很奇特，有唐三百年，虽诗盛文茂，可畸形佛老却罩住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唯独从荒蛮贬境冒出柳宗元这枝奇异的时代奇葩来。苏轼《韩文公庙碑》赞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里八代指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其实，这样评价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应不算过分。而对柳宗元宋人石介说：“李唐元和间，文人如蜂起。”“子厚称绝伟。”王安石说：“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清代林纾《春觉斋论文》说：“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由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还说柳宗元至贬死，“凡诸所见，均蛮荒僻处之事物，而能振拔于文坛，独有千秋，谓得非人杰哉？”又见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飧军堂记》题下有蒋之翘注说：“森严钜丽，是大手笔。”柳宗元用他耀世的文章和诗篇，冲开了笼罩文坛的阴霾，为古文运动做了奠基性的贡献，也实现了他“文以明道”的追求。

人的性情与经历不同，为文的外在表现也大相径庭，斑斓多异。有豪放大气的，有深沉婉约的，有华美绮丽的，有闲适旷达的，还有虚徒其表，华而不实的。柳宗元终生处贬境，性情内敛；他守大中之道，为人肃穆傲然；其诗文愤世嫉俗，深沉静远。柳宗元推崇屈原、司马迁，作赋哀怨悠长，为文渊雅。他深谙为文之道，《柳集》有不少论说这些问题的篇章，言之切理，情深意茂，让为学者受益。《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是柳宗元在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前后在长安写的一篇赠序，谈为文之道。豆卢膺秀才，不详其人。而以“生”（古时读书人统称）相称，从说话语气上看不应长于柳宗元。文曰：“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捕捉野兽用的陷坑）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印书的雕版）毁璞（含玉的石头）也，诟（gòu辱骂）孰甚焉！”这是说，为文内容和形式缺一不可。没有内容徒有外表的文章象陷阱，危害更大；而有内容缺少表达形式，美的东西也没法展露，只会受到唾弃。文行也不远。而要通为文之道，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专志于学”。柳宗元勉励豆卢膺“以《诗》、《礼》为冠（帽子）屦（jù鞋），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图书史籍）为佩服（服饰和佩戴等）”。有了这些积累和修养，才会写出有悦耳声响和文采鲜明的好文章来。对“无乎内而饰乎外”的为文之病，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离奇古怪），张之以阔诞（荒诞无稽），以炳然（明显）诱后生，而终之以僻（邪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他把“务富文采”、“诬怪”、“阔诞”的《国语》说是“用文锦覆陷阱”。《与吕道温论〈非国语〉书》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多而杂乱），好诡以反伦（违背道理），其道舛逆（谬误）；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yīng牢记在心）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nì沉迷不悟）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yì遮蔽）也。”这是说文胜反伦，遮蔽圣人之道，害道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精巧细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这里“以辞为工”是指柳宗元年青时偏好韵文和骈体文。参加永贞革新，为倡行“大中之道”，柳宗元尊奉“文者以明道”；尤其在永州十年，其文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柳宗元为了明道而排斥“好辞工书”。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而研究圣人之道不能只追求表面的文辞。他认为，求道求辞不可偏废，二者相扶相成。求圣人之道，也要求圣人之辞。撇开道求辞不可，求道撇开辞也不可。“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借）辞以明，辞假书以传。”施道及物，这是道之本质所在。今世人偏好文辞，夸耀著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这脱离了道的本质。柳宗元追求的是“及物之道”，即惠及百姓，辅助时政之道。他说：“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这是说自己学圣人之道已到能论道说古的程度。柳宗元批评的“好辞工书”二病，是当时一般读书人通病。他反对的是那些浮丽糜滥的害道之风，更重视明道的为文之功。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味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yān jiǎn高傲，傲慢）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柳宗元作文章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切忌浮夸不深刻；从不懒惰潦草为文，切忌松弛不严谨；从不糊涂信笔乱写，切忌模糊杂乱；从未持骄矜之气，傲笔视人。沉心追求深刻含蓄，挥洒达其明快；疏导使之通达顺畅，简洁但有节制变化；为文有激情才会写的俊爽自然，文有气势才能深厚凝重。这些为文的方法和技巧，都是柳宗元用来辅之明道的“羽翼（翅膀）”。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sì等待）文成异日讨（再研究）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lǐn小心遵行）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què质实）尓，久则蔚然（茂盛）尔。”柳宗元认为，品行是为文之本，要注重道德的内在修养。他尊崇孔子，主张“读百家书”。柳宗元告诫陈秀才，求道，“慎勿怪、勿杂”，不要急于求成。一旦得为文之道，自然会写出内容质实、文采华美的文章来。

《与友人论为文书》是柳宗元在永州因友人求索其文章有感而作，通篇论说为文之难。柳宗元是文章大家，显然深知其中的甘苦。“古今号文章为难”，难在哪？难在“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这是说文章有独到的见解难，而文章能被别人认识和理解更难。好文章难得，而让人认知奥文更不易。不是文章高手，不是站在高深处不会有此感慨。柳宗元说：为文如果能有独到高明的见解，探究其精微深奥处，“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玉器）之瑕也”。瑕不掩玉，“芜败”不伤其价值。“且自孔氏（孔子）以来，兹道（为文之道）大阐（发扬）。”家家学习，人人奋进，殚精竭虑，将近千年。“其间耗费简札（书写文章的竹木板），役用心神者（用尽心思写文章的人），其可数（数不清）？登文章之箓（文章史籍），波及后代，越（超）不过数十人耳！”人人争相“裂绮绣（写华美的文章），互攀日月（与日月争辉），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称雄百代）？率皆纵臾而不克（放纵不前），踯躅而不进（徘徊不进），力蹙势穷（筋疲力尽），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柳宗元慨叹道：道之显扬还是隐晦，与人遭遇的幸运或不幸相关联；人言论的善辩或迟钝，与官职升降相关联；名声的好坏，与人的好恶有关；文名伸取，与交际广不广有关。“卓然（不平凡）自得（有见识）以奋其间者”，其见解能否适合时人的口味，这是难以预测的。“而又荣古虐今（厚古薄今）者，比肩迭迹（前赴后继），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死后扬名）众焉。杨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活的时候）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著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后世），声遂绝（堙没）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文中还谈及时弊说：“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当时文人剽窃前人作品，戕害文史，从古书里挑取一些华辞丽句，放在嘴边炫耀。一遇事便蜂拥而起，虚张声势，以假乱真，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欺蒙没有见识的人，以骗取一时之声誉。柳宗元对时弊的针砭入木三分，到今天还那么鲜活尖锐，就象一束束铓刺，从时空里跳出来，刺痛那些图有虚名、弄虚作假的人。

《杨评事文集后序》作于永贞革新前，是柳宗元早期文论作品。杨评事，是柳宗元岳父杨凭之弟，“最善文”，官至大理评事。柳宗元认为，为文之道，是用文辞褒贬时政，起到导扬正气、讽谏时弊的作用。他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这是说，散文是著述之文，诗歌是比兴之文。而“著述者流（散文）”，出之儒家经典《尚书》、《易经》、《春秋》，其特点是“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适宜藏于简策（书籍）；“比兴者流（诗歌）”，出之《诗经》，即“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特点是“丽则（绮丽而有法则）清越，言畅而意美”，适宜“流于谣诵（歌诵）”。可是“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这是说自古至今，文士和诗人是很难兼而一身的。柳宗元考唐初至中唐以来的文事沿革，及文人流派，慨叹道：“文之难兼，斯亦甚矣。”他说：“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zuò惭愧）者，梓潼陈拾遗。”柳宗元认为，唐代诗与文并盛者只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陈子昂，因曾任右拾遗，故有陈拾遗之称。陈子昂的著名诗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诗高古，激昂高峻，千古传颂，家喻户晓。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很推崇他。韩愈《荐士》篇说：“国（唐）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陈子昂因直言敢谏，被罢职归里，后为县令段简所害，死于狱中，年仅四十余岁。章士钊说：“唐人有文，二道俱通，自陈拾遗外，子厚殆有舍我其谁之概。”林纾说：“柳州自命可知。”清代吴汝纶也有评说：“具有分寸，不肯为妄叹。”这都是古人读柳文的感悟，均属言外之音。柳宗元当时年少气盛，有此意也不足为怪，而今读之，故为一说罢。与韩愈相比，柳宗元文笔兼胜，古人有此评说就不足为怪了。

裴度《答李翺书》说：古时圣人治理天下时，不用文章。后来周公遭变，仲尼不当世，才有文章传世。而历代士大夫也是穷困不得志时著书，相习成了传统。柳宗元早年在京城为官也不把文章当回事。他后来在永州写的《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称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李翱《答皇甫湜书》：“凡古贤圣得位于时，道行天下，皆不著书，以其事业存于制度，足以自见故也。其著书者，盖道德充积，厄摧于时，身卑处下，泽不能润物，耻灰泯而烬灭，又无圣人为之发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传无穷，而自光耀于后。”这也是说，不得志，才穷愁著书。古文运动本为复古道，可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里又批评“荣古虐今”的旧俗，看是矛盾，其实不然。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说：“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差别）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谭亦云：亲见杨子（杨雄）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传其书？诚使博如庄周（庄子、周公），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司）马迁，富如（司马）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杨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必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柳宗元认为，这些以文名世的古人，在他们当时也是不为人所重的，这其实是柳宗元在贬境感到文难为人知而发出的愤声。既然“薄于当世”，那就让其“荣于后世”吧。

柳宗元《复杜温夫书》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zhuó精雕细刻），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为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才能和情趣）。”此中“意尽便止”语，虽仅四字，却道出了为文的重要法门。柳宗元毕生践行这一为文原则。他在《与杨京兆凭书》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之道。”说到三代以下文章家典籍，他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其知文章利病之深远非常人可及。清代徐经《西汉文类序后》说：“殷、周之前，先圣删订，仅传数篇，何子厚不能知哉？今读虞、夏史臣所记，典、谟、《禹贡》，炳如日星，烂若卿云，盖天道人事地利，莫不备具，后世史官，有数百卷不能尽者，是惟以数言括之，非简也。”柳文“简古”。朱熹说：“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这恐怕不能仅用一个“简”字说得清楚，隔着时空，柳宗元深邃的思想和文学遗存不是后人一眼就能看透的。

元和初年，韩愈作《毛颖传》，遭人讥笑，非议蜂起。《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持才肆意，亦有盭（lì违背）孔、孟之旨。……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繆（pī miù错误）者。”韩愈弟子张籍有《致韩愈书》，责他好戏谑。就连赏识韩愈的裴度也作《寄李翱书》批评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闻诸侪（chái同辈，同类）类云：恃（shì依赖；倚仗）其绝足（自喻千里马），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尓。”这里说的“制”，应是一种准则，含有节制之意。《礼记•仲尼燕居》说：“夫礼所以制中也。”是说不过不及，保持适中的意思。古人为文，讲究文雅，不偏不倚，符合礼制。古文运动是对魏晋传到唐代时俗的一种反叛，韩愈不居守俗规，创新文学样式，作《毛颖传》，以寓意和戏谑言辞取笑时弊。此事贬在永州的柳宗元时有耳闻，元和四年（公元８０９年）柳宗元从省父经永州的内弟杨诲之那看到了《毛颖传》。他后来在《与杨诲之书》提起这件事说：“足下所持韩生（韩愈）《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当时人“为文多拘对偶”，官场为文也用骈体；韩愈《毛颖传》用寓言写传奇文，借给毛颖（毛笔）立传为名，发泄对朝政的不满，讥讽最高统治者和权臣；因不便直言，只好戏谑为之。柳宗元“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为韩文张目。柳文说：读《毛颖传》，“若捕龙蛇，博虎豹”，与之搏斗，不敢有半点疏乎大意。真是不同寻常的好文章。而时俗文人，模仿抄窃，东拼西凑些没内容、没品味的东西，他们讥笑《毛颖传》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柳宗元说，自古圣人就不罪（嫌弃）俳（pái）。“俳”是诙谐、滑稽的意思，原本是古时艺人取悦人的东西，引之为文，自此后把游戏取笑的诗文称之为俳体。柳宗元认为，讥笑戏谑为文是数祖忘典，他举《诗经》：“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赞美开玩笑让人舒畅、快乐）和《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证之，说这些都是“有益于世者也”。柳宗元还列举事例，讲述“有所拘（拘束）”﹑“有所纵”的道理，借之来肯定戏谑的作用。他还用不同美食适宜不同口味，说明文章的多样性。柳宗元在收尾说：韩愈《毛颖传》是“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吴文治评语：“真一言九鼎之文。”这在当时有划时代意义，它冲抵时弊，开创了为文的新局面。能文者又深知为文利病，柳宗元论为文之道的理论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他那“意尽便止”的为文宗旨，更应为今人所信奉和尊行。

师说源自春秋。《论语•为政》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述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些都是讲为师之道的。孔子是我国师之始祖，他开办私塾，创立了规模教育的先河。孔子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那个时代，这样的办学规模可为宏大啊！古时把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也称为师。《孟子•梁惠王》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技艺要靠师传的。今人师傅称谓在古时是人对老师的尊称，就是皇室子孙自小也都要拜师傅学知识和统治术。古人教育分门派。汉王充《论衡•量知》说：“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师法相承，有渊源可寻，为之师承。所谓师法讲的是师承之道，其要旨是老师传授的学问和技能。《荀子•修身》说：“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是说老师授师法（学问和技能），犹如让瞎子看见光色，聋子听到声音。《荀子•劝学》又说：“君子曰：学不可以己。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是说，人的学问和技能都是要靠受教育、求学问取得的。学生是踩着老师的肩膀成长的。社会是靠师承向前发展的。柳宗元刚贬来永州时，作《答问》说：“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zhì被东西绊倒）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贤不肖明白。”这表面责其年少不经师之“愚蠢狂悖”，实则讽说那些不“恭客之教”无以“承厚德”的世之小人。世间无师自通者寡，师通者众。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传承的过程，唯有先觉者传授才得以光大。柳宗元在《与李睦州论服气书》里,讲述了自己无师难通精远的两件事：“愚幼时尝嗜音(音乐),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大)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早)起则嘐嘐(jiāo象声词，鸡鸣声)譊譊(náo拟声，形容争辩的声音)以逮(dài到，及)夜，又增以脂烛(点灯)，烛不足则讽(背诵)而鼓(弹奏)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大城市)，操于众人之座，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不正常,不合情理)欤?’卒大惭而归。及年已长（少长），则嗜书(书法)，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名帖名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从前)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仅仅)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穷岁月)，愈远而不近也。”这是说，不经师难知书，不通师难至远，其道自显矣。

《柳集》有多篇谈论师说的文章，柳宗元自始至终一直辞拒为人师，究其原因，元和八年（公元８１３年）在永州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述说最详。韦中立，史无传。宋刻百家注本韩醇注据《新唐书》年表说他是唐州刺史韦彪的孙子，于元和十四年中进士第。《柳集》卷二十三有《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说：“京兆韦中立，其文懿（yì美好）且高，其行愿（质朴，老实）以恒，试其艺益工，久与居，益见其贤，然而进三年连不胜（三年举进士不第）。”元和八年，韦中立从京城赴永州向柳宗元求教，回京后又写信要拜柳宗元为师，为此柳宗元回信说他“不敢为人师”的原因：“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饭没煮熟），又挈挈（qiè孤独得样子）而东，如是者数矣。” 《师说》是韩文名篇，大约写于贞元十八年（公元８０２年），时年三十五岁。韩愈这时正走背字，仕途一直不顺。他写这样的文字明显有与当时世族之家相抗衡的意味。那些所谓士大夫之族，自持门第，不学无术，目空无人，又不用科举，就能享世禄为官。韩愈曾三次上宰相书求其门不入，让他羞愧、愤恨。韩愈论师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开篇就奔主题：“古之学者必有师。”可到唐代，“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他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子。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就连“君子不齿（看不起）”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都“不耻相师（拜师学习）”，可“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笑之。”当时人以利势交，投门第，谄为权贵门人，求官取利；而反之却以师人为耻，尤其是地位不及己者。韩愈一反当时俗尚，强为人师，根本不顾忌时议。他在《答刘正夫书》说：“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韩愈好为人师之举，在其师弟子间，动辄龃龉（jǔ yǔ争吵），以至遭大弟子李翱、张籍等人的公开抗拒。李翱《与陆傪书》称“我友韩愈”， 皇甫湜《送王膠序》称韩愈“余之旧知”。清人鲍倚云在《退余丛话》里说到这件事：“昌黎（韩愈）抗颜为师，以弟子畜（待）李翱、张籍，籍则自居诤友（直言的朋友）之列。韩《与东野书》云：‘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指李翱娶其侄女为妻），而翱《祭韩文》，直称韩十兄，然则不但不以师资师韩，并姻娅（亲戚辈分）行辈都不叙，其抗傲如此。”当时人以利交人，不尊师之风可见一般。柳宗元用屈原《九章•怀沙》“邑犬群吠，吠所怪也”来形容攻击师道的时风。他形象地用犬吠日、吠雪，说这些人象小地方少见多怪的狗一样。并感叹道：“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来到永州这些年，柳宗元无故“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所以，柳宗元愿“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和时人所笑，虽不为师之名，但却行师之实。青年袁君陈曾去信对柳宗元不愿称师名表示不满，柳宗元写《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解释说：“仆（我）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不敢让人求教的心愿落空），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jì教）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这些原因，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都说过。

元和十四年（公元８１９年）春夏之交，秀才杜温夫曾多次给柳宗元写信，并寄自己写的十卷文章让柳宗元指教。后来他又亲自到柳州拜见柳宗元。杜温夫非常敬重和崇拜柳宗元，每致信都把柳宗元比着周公和孔子，柳宗元有《复杜温夫书》作答：“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拟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柳宗元生性内敛，困境时也从不言人长短，对后进者更是循循善诱，可此书语势之激烈一改常态，他用“谀道（yú谄媚、奉承）”说此事，说他听后感到“骇怪（吃惊而奇怪）”。他认为把自己比之周、孔，是“悖乱浮诞（背理错乱的虚浮之言）”，是“无所取幅尺（即不伦不类，有失分寸）”，故而他不作回应。柳宗元说，他一小邦刺史怎敢与周、孔相比；你（杜温夫）离开我，路过连州见刘禹锡、潮州见韩愈，这不又得二周、孔吗？你要去京师，名声显赫的人何之千数，又要得千百周、孔？这是非常扰乱的念头啊！柳宗元这一年十一月在柳州过世，此书是他死前之作。厉声严语，可透出的是坦诚，彰显的是为人师表的人品。为此，章士钊说：“夫人之将死，气质不无稍变，其变也，大率缓而趋急，温而转厉。此书责备之严，气象之猛，过乎常度，殊失循循善诱之道，倘（tǎng假设）子厚平时为之，吾意将不若是。”柳宗元很赏识杜温夫，热情指导他，认真传授为文和做人之道，就连他对乎、欤、耶、哉、夫、矣、耳、焉、也等虚词运用不当都一一指出，其用心具体细微，一丝不苟。柳宗元说，其厉声严语，“非固拒生者”。柳宗元慨叹道：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教育有很多方式，柳宗元说他表面好象不屑于去教诲他，其实这对他是一种更诚心的教诲啊！

柳宗元《师友箴》并序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吴文治校《柳宗元集•题注》[黄曰]子厚《师友箴》曰：吾欲从师取友，而天下无可者，必得仲尼、叔牙而师友之。退之《师说》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尔。由退之之说，则学者不敢持己之长，有所资于人；由子厚之说，则学者轻人之能，而终于自是。韩、柳优劣，由此而判。文中叔牙即春秋时齐人鲍叔牙，也称鲍叔。他与管仲交好，知其贤，遂荐管仲于桓公为相。管仲助桓公九合诸侯，而成霸业。管仲曾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左传》庄九年、《史记•管仲传》都有记载。唐时轻师友，不是柳宗元时才有，盛唐之时也如此。杜甫诗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柳宗元提出以“中道”为求师取友的标准：“中焉可师，耻焉（耻于唯利是图的）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佣人乞丐）为偶（良师高朋）；道之反是，公侯以走。” 《荀子•性恶》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亦师亦友，即师友也。凡可以求教请益的人都可称为师友。《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写于《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后。韦中立求柳宗元为师，《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不说求师而说求益友，是柳宗元自度其身份而内敛之辞，更是为师之道的更高境界和层次。古时所谓友，有师之半（即半个老师）之说，故而交友相师也。柳宗元《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说：“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正与此意相合。柳宗元在这里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专注的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子，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说己不如韩愈是谦辞，说“人之所见有同异”，不满意严厚舆“以韩责我”才是本意。“韩退子长于笔，凡彼一波一磔，人都不敢妄加訾议（说怀话）。”对为人师，柳宗元比韩愈高一筹。柳宗元处贬境，他“拒为师弟子名”，是为避“薄世笑骂”，而求为师之实。

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发奋读书，穷源竟委，成就了一代宗师。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为后学列了一书目：“本之《书》（尚书）以求其质（质朴），本之《诗》（诗经）以求其恒（永恒），本之《礼》（周礼、仪礼、礼记）以求其宜（合乎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决断是非），本之《易》（易经）以求其动（变化发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本原，根本）也。参之谷梁氏（谷梁传）以厉其气，参之《孟》（孟子）《荀》（荀子）以畅其支（使文章条理通达），参之《庄》（庄子）《老》（老子）以肆（放纵）其端（端绪），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史记）以著（显著）其洁（使用语简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以此用之求道，用之著书，清新明澈，言简骇人。对经史如此触类旁通，出神入化，史不见几人。韩愈、刘禹锡不及也。柳宗元在《答贡生廖有方论文书》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崇（帮助，指教）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柳宗元不愿称师，可实际经其师教成名者众矣。柳宗元无师名而师道其名得传。他肃穆儒雅、亦师亦友的师道风貌并没有因之被历史遮住，时过千载还总是伴着清爽的和风从他的诗文里飘出，令今人感动，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