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政治主张

郭新庆著

柳宗元的政论文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封建论》是最大气的典范之作。千古一帝说封建，大手笔，大文章。这里说的封建一语，不是今人讲封建社会的的概念，而是指古代的分封制，即帝王把土地分给诸侯，或把土地和爵位赐给臣子。`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建立诸侯国，也称邦国。旧史相传黄帝建万国，为封建之始。中国奴隶社会有与井田制相伴的分封制，这些大小不等的诸侯国拱卫着奴隶制国家。到周代，分封制进而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世袭制。西周分封行成制度化，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地百里为公、侯，七十里为伯，五十里为子、男。这些由亲戚受封建立的邦国，以为蕃篱，屏蔽周室。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行郡县制。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他开创的郡县制度，“垂二千年而弗能改”，被明代李贽称为“千古一帝”。可帝王私心不改，后来刘邦在汉初时也施行过分封诸侯，可他死后没几十年，就发生了七国之乱。晁错因力主削夺诸侯王封地，遭到全家父母妻子兄弟一起被杀的惨祸。后来汉景帝用朱亚夫率军平息了叛乱，虽仍有封王侯建国之事，但权在中央朝廷，诸侯王国只徒有虚名而已。封建之事，虽秦以来久不得行，可隋亡唐得天下后，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还是都极力想行封建，以求子孙相继，永固自己的家天下。太宗李世民曾欲分封诸子，让其各掌州郡的实际的统治权，可都没能行的通，这是时代和社会变化的形势使然。武则天做皇帝后，为了让武氏家族执掌天下，封了二十几个武姓王侯，可也都没能久长。到玄宗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由于玄宗和杨贵妃宠幸安禄山等人，开始对少数民族的异姓藩镇封王。天宝九年，赐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开了唐将帅封王的先例。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这种藩镇的分封，有人称之为圭爵之制。所谓圭，是指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上尖下方，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而唐这时为了自保和一时之需的分封已乱到象行圭礼一样随心所欲了。有大功封，功不大封，没功也封。叛贼归降的封，握重兵还没立功先封。抗藩名将郭子仪，手下有数十人封王。德宗时，王爵几遍天下。人皆不以为贵，身受者亦不以为荣。宪宗时，封藩镇兼宰相，给赏赐。这些病国害民的分封，让虚弱不振的唐王朝陷于更加混乱的境地。柳宗元在永州作的《封建论》，是用世之作，它是针对当时藩镇扰唐之乱而发的。文章洋洋大观，全文近二千五百字，是《柳集》里少见的大作。柳宗元上朔中国千年社会之历变，下连动荡多难的中唐王朝；辩亘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封建，论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郡县制；其间的优劣成败，根本原因是什么？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古之封建，秦之郡县，这都是社会大势使然。柳宗元开篇说：“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引天地及人，大气磅礴，让人震撼。柳宗元详尽论说了上古至唐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周失在制（指封建制），秦失在政（暴政）。周行封建制，分封亲戚，是私天下，而秦行郡县制是公天下。文中连用三个“叛”字段落，以明其理。其一，“有叛人，无叛吏”，是言秦失民心而招叛，非县吏之失也。其二，“有叛国，无叛郡”，是言汉朝纵皇室子孙及功臣之失。汉时封建郡县兼行，然叛者多诸侯（王），而郡县往往得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边廷（守卫边疆的）往往得名将。其三，“有叛将，无叛州”，是言唐代放纵藩镇之失。柳宗元通篇用朴素的唯物史观阐发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任人为贤，反对门阀世袭。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划时代的文章，“其笔力峭拔，可以雄视一切，目无前人”。（沈德潜语）“如日月之经天，如江河之纬地。”（明人徐扬贡语）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论及此事时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纵观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此言不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柳宗元于永州司马任上写了一篇议论宦官之患的文章《晋文公问守原议》。这是我们所见到的他一生唯一一篇专门论说阉祸之作。文章不长，仅有三百余字，分三段合成，可文字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清人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评语卷七说：“按唐代宦官之祸最烈，是时宦官方典禁旅，子厚借勃鞮(宦官名)以为言，见得国家用人行政，总不可谋及寺人（宦官）。虽极曲折，然步步承接照应，仍是一气相生。”文章的内容从题目上看一目了然，是论议晋文公问宦官守原一事的。晋文公是春秋时晋国的国君，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是献公妃狐嫉所生，因遭骊嫉之难，在外逃亡了十九年，后来秦穆公送其回国为晋君。原是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晋文公从周王那里得到这一地方，他为派谁去守原向宦官询问主意。柳宗元对此事评议说：“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广泛征询意见)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这是“贼贤失政之端”，即说此举是伤害贤臣祸乱国政的根源。在层层论议中，柳宗元列举一些古时宦官祸国害政的事例。齐桓公“进竖刁以败”，这里说齐桓公宠信宦官竖刁，结果造成宦官专权，杀群臣，擅废立，齐国大乱；秦孝公宠信宦官景监，任其干政；西汉元帝任用宦官掌管中枢机要，擅权用事，结果生成“弘、石得以杀望之”。望之是汉元帝的老师肖望之，做过元帝的宰相，因上书反对宦官专权，得罪宦官弘恭和石显，被迫狱中自杀。柳宗元说，上面这些宦官乱政，“误之者晋文公也”。是说晋文公宠信宦官开了先例，才导致后代发生这样的事。明眼人一望尽知其影射时政之嫌。清人林纾说：“柳州聪明，读古书，能以理析之。如《六逆论》《问守原议》《翦桐封弟辩》，皆明澈醒人眼，造语极古，而析理又极明达，不著一闲话，于此见用意之精。”论及《问守原议》说：“《守原》一议，论者谓柳州悯（mǐn忧愁）当时宦者之祸，故有此作。……柳州论失政之端，明斥晋文，实隐讥德宗之迁政于阉人（宦官）。”明代王志坚说∶“子厚此篇有感时事，借古人发议耳。”柳宗元时，尤其是宪宗朝，宦官对外掌控禁军，对内操纵枢秘之机，其权最重。难怪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一说：“当时震于宦寺之威，不敢论曲直耳，乃至于今，尚尤之不止，岂非惑哉?”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发出的宦祸警示，为其后的唐史印证了。宪宗以下的中晚唐皇帝，多为宦官摆布的襁褓小儿，任其废立，以至成了宦官的刀俎（zǔ割肉用的木板）物。文章末尾，柳宗元说∶“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这是两个典故，均为弑君之事。一是子弑父。《左传•鲁昭公十九年》载：春秋时，许国的君主患疟疾，吃许世子止的药就死了，世子止逃到晋国。《春秋》记载为“弑其君”。这里的世子是古代对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的称谓。止，是许国悼公嫡长子的名。另一是臣弑君。《左传•鲁宣公二年》载，正卿赵盾为避晋灵公杀害出逃，未出境，族人杀灵公于桃园。因其“亡不出境，返不诛国乱”，太史董狐责之“赵盾弑其君”。柳宗元揭露晋文公的过错，是要与《春秋》责斥许国太子止弑父君、赵盾弑晋灵公的义理相比附。乍一看，有些唐突。全篇都是论议问宦官守原的事，没有任何过度和引由，临尾猛然冒出说通篇说晋君之过都是为了与斥弑君之义理相比附，这显然是在点题，但读此一时让人不知其所云。可静心细想下来，再联系永贞之变的前后史实，柳宗元这是在暗喻宪宗和宦官俱文珍弑逆顺宗之事。为避人眼目柳宗元特意在引太子止弑父君之后缀上赵盾弑晋灵公以作掩隐。刘禹锡死前写有《子刘子自传》，因已事隔三十载，他对此事有更加直露的记述：“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宦官）。”这时王叔文等都被隔绝了，“宫掖事秘”，全由贵臣俱文珍等操控。“建桓立顺”这一典故，见于《后汉书•宦官列传》：“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这里说的是东汉顺、桓二帝，都是由宦官操控，杀戮另一派确立的。桓帝之立，是由梁冀用投毒的煮饼，毒杀质帝，行其弑逆。参与其事的宦官曹腾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侯。

柳宗元在永州还写了一篇与《晋文公问守原议》相近的驳辩文章《桐叶封弟辩》。话题是借周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言封唐展开的，虽为戏言，可周公却以天子不可戏促成其事。“桐叶封弟”一事见于《吕氏春秋•重言篇》和刘向《说苑•君道篇》。《史记•晋世家》也有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西周初期的史官)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帝王被神化为天子，宣扬所谓“君之无戏言”，说帝王的话不论对错，一言即出都得照做，可柳宗元反对这一套，他说：“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周公应适时和成王说，不用待戏言时促成其事；不当封，因戏言而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弱小的孩童，这算什么圣人之道。如果王以桐叶和宦官开玩笑，也都按照戏言去办吗？柳宗元认为，帝王的徳行，在施政的好坏。为此，“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层层论说之后，柳宗元一转就把佐君之道归于他一生主张的大中之道，而“桐叶封弟”这种事，柳宗元嗤之为“小丈夫（指那些不懂大中之道的平庸之人）缺缺（耍小聪明）者之事”，不仅不能照着做，也不可信。以史观之，凡论史之作，皆为劝戒于今。柳宗元借“桐叶封弟”一事，明显是影射宪宗的朝政。宋代谢枋得评品《桐叶封弟辩》说∶“七节转换，义理明莹，意味悠长。字字经思，句句著意，无一句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后人在赞美柳文时显然已看破文字背后的寓意。

柳宗元痛恨寺宦刺骨，向来羞与宦者为伍，观其一生行迹和文字，他是一个傲骨硬汉子，从不向宦官低首献媚，而仅有的两篇涉及宦官的文字却又是直刺痛批宦官之害的，这应是柳宗元长年遭贬终生不得任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依附宦官求仕为官的，本为习见之事。刘禹锡岳父薛謇受刘禹锡之累，本不为宪宗和宦官所喜，可他曲事宦官薛盈珍，被擢拔为福建观察使。刘禹锡后来在为薛謇写神道碑时透出此事的端倪，说薛謇在“授监察御史里行充京兆水运使”时，“诏以中贵人护之，声震塞上”。这个贵人应为宦官薛盈珍。柳宗元岳父杨凭，元和四年贬临贺尉，元和七年复官，也被疑为走了宦官的后门。但这些行径都为正直士人所不齿。韩愈为求进取与宦官交结，曾给俱文珍作序并送诗，成了为后人诟病的一件事。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韩愈为宣武军观察推官，而宦官俱文珍时为宣武军监军。这一年春，俱文珍回京，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命僚属为诗送之，韩愈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其序说：“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古代诸侯统领的称谓，意为一方之长，这里指藩镇）有同乐之美。”溢美之辞及其谄媚，说俱文珍平兵变“偃息谈笑”间，奋武毅，张皇威，解君愁，和同乐。后人编《韩集》时，为避媚宦之嫌，此序不入正集。。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诗歌表意有时很隐晦，政治性诗歌往往更是如此，因为在险恶的处境里直杼胸臆会引来灾祸，而古人用大量的典故包裹着，今人就越加不易读懂它。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秋天，在王叔文被赐死后，柳宗元作《感遇二首》诗，悲叹王叔文“鸿鹄去不返”。诗中柳宗元对永贞革新做了回述，对革新派失势险境的描述，令人触目惊心。“迴风(旋风)旦夕至”，革新派象“零叶”一样被吹到陈根乱草里。“所棲不足持，鹰隼纵横来”。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柳宗元读书有感，又作《詠史》和《詠三良》诗弔祭王叔文。三良影射二王，乐毅暗指王叔文。诗里发泄了对王伾赂财的不满，又斥韦执宜的为人是“蠢螨”(即蠢动的螨虫)，对革新派内讧深感痛心，还刺讽宪宗信谗贬贤。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谁顾蠢螨群’，此句怒而怨矣。乐生报书，自温厚也。此诗以燕惠王比宪宗。”那就是说“蠢螨”是比说宪宗的。这三首诗词旨幽邃，音节豪宕。正如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四说：“正论堂堂，可以一扫纷纷之论。”章士钊说：“尝论《唐史》芜秽，莫甚于永贞。”柳宗元的诗歌唱破《唐史》的芜秽。但愿我们今人能还历史一个清白，也给柳宗元等人一个公道。

柳宗元在永州作《送薛存义序》，是论述民本思想的，它与《封建论》如鸟双翼，从中可以看清柳宗元政治主张的全部面貌。为民官之本，反封建（藩镇）政之本，两者相辅相行，才会天下太平，民众安康。民本思想原本出之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本义是为统治者利益着想，这较之“贱民”、“轻民”而言，对百姓有利，其思想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周公旦。周公在扶佐周武王东征灭商时，亲历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场景。为此他后来提出“天命靡常”（感叹天命变化无常）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进而认识到“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孟子也主民本说，《孟子》里有不少这样话。而后世统治者和官吏却连这点装样子的话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与民为仇，与百姓为敌，无休止的役使民众，以至竟如韩愈在《原道》里所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柳宗元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官为民役”。他说：“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这是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老百姓用地里十分之一的物产雇佣你来管理，你理应尽职尽责。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现在天下到处都这样。如此待民，这与理不合。柳宗元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柳宗元说：“势不同也。”这里的“势”有两层含意。一是与《封建论》所说的“势”相同，即世道使然。这个世道让“官为民役”的道理背逆了。二是为官者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自然不会讲什么“官为民役”的道理。封建使藩镇害世，让官吏反过来欺民。柳宗元期盼天下为公，选贤任能，可在那样的社会，显然只能是美好的空想。其实，年青时柳宗元就追奉这一思想，他在长安时作《送宁国范明府诗序》说：“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他认为，官吏是老百姓雇佣的仆人，吃用靠百姓，理所当然就应回报他们。柳宗元同情百姓疾苦，面对当时赋敛甚过毒蛇的惨状，他曾为之发狮子吼。元和七﹑八年间，柳宗元与交好的饶州刺史元洪论说《春秋》大义和赋税之弊。他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说：“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貲（zī通“资”，即钱财）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盈余）以市于吏（贿赂官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减少，减免），富者愈恣横侈泰（奢侈放纵）而无所忌。”张籍是柳宗元同时人，他在《贾客乐》说：南方商贾用船贩运货物，“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而“农夫税多长辛苦”。《野老歌》说:“老翁家贫山下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依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当时富人通过贿赂官吏隐瞒田产少納税是普遍的现象，而赋税都转嫁到穷苦无告的百姓身上，底层众生只能破产困饿死亡。为此，柳宗元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jùn只能捡拾掉在地里的谷物），以输县官（交税），其为不均大矣。”他主张抑富免贫，平均赋税。这些主张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可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是根本无法行得通的事。《柳集》有《吏商》篇。所谓吏商，是指掌管国家买卖的官吏和当官为商的人。汉代盐铁专卖，唐宋时亦然。官家定的盐价高，老百姓都买贱的私盐吃，或者只能喝淡盐汤。柳宗元说：“举世争为货商。”可见官吏借势经商是当时的社会常态。为此，柳宗元说：“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薄）。”商人重利，吏商更如此。为官与利相系，何廉之有，更无廉吏可说。柳宗元说：“君子谋道不谋富。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劝说吏商“君子谋道不谋富”，如让水火相容。当时社会贿赂行而征赋乱，民陷水火，柳宗元说急民救命这应是正理，可当时能有几个当政者如柳宗元所想呢？这真是哀民者之悲啊！

柳宗元官为民役思想在当时根本行不通，它与封建官本位体制水火不容。唐承隋制，唐代官场仍由门阀士族主导，一般人很难挤进去，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靠投门托情、投机钻营来求官取利,这已是社会的常态。为求官阿谀权势，以至卑躬屈膝，时人也不为耻。读书人上书权贵，献文献诗显白取媚蔚然成风。这股靠门第做官之风起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社会门阀势力风行。北魏孝文帝时，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其中八氏、十姓，出于皇帝宗属，或附属魏的诸国的王氏。而余下三十六族、九十二姓，都是世代的部落大族。当时讲门阴，靠祖先的功勋得官取利。东汉景帝时，选举官员多为门阀包办。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行九品中正制，即在各州郡用有“声望”的人为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州人才品德，分成九等，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由于中正官都是世族豪门，选人的依据又是“家世”，自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沿此之风，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重门阀修谱牒成风。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谱牒之风仍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这样。李唐称陇西郡望，冒托西凉嫡系，还编造瞎话说自己是道家始祖李耳之后。唐太宗时，撰《士族志》，修《氏族志》，并“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世代相传的定式）”。有人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其书”。《新唐书》记载这样一件事，说李白死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访其后裔，这时李白惟有的二孙女已因孤穷嫁为民妻，当告知要将她们改为士族时，因不愿更嫁，乃止。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尝以门阀文章自高，他有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这里的阀阅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旌表（牌坊、匾额等）功绩的柱子。郑仁表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诗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可见门阀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气势。《颜氏家训•勉学篇》对门阀子弟有很精彩的描述：“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从容出游，往若神仙。”他们不学无术，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虽靠门第为高官，却只能借他人之手为赋作诗。他们在众人前洗脚，便溺（撒尿）；入他人堂，戏谑妇女；纵恣淫欲，无行无礼。世族无能，史书把它比之为朽木粪墙，遭丧乱之际，便转死沟壑，随风而靡，他们积古沿袭的虚名也就丧失了。现在日本人穿的木屐（jī木头鞋）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柳宗元《永州马退山茅亭记》有“谢公之屐齿不及”这样的话，这里的谢公是指东晋的谢灵运，他常穿带齿的木鞋登山。宋代叶紹翁《游园不值》诗是大家熟悉的，其诗曰：“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屝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诗里看，穿木鞋出游在宋代也很流行。据《魏书》载，当时门第之见在亲属之间也泾渭分明。同堂兄弟，因婚亲贵贱不同，便有士庶（世家大族与普通庶族）之异。“势利之见，存于骨肉之间。”为了维持族姓贵贱的恒久不变，当时的士庶间禁止通婚。门望较下之家，以与望族结婚为莫大的荣幸。门阀制自魏晋至隋唐绵历数百年，说到底是家天下维护自己统治歧视士族（读书人）所为。唐时官场，我们从柳文和当时人谈及的情景里，也可窥其一斑。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里谈到他刚入仕时看到的官场情景：“及为蓝田尉，日暮（早晚）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官署）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大家都在做生意。李翱，字习之，大历七年生，贞元十四年进士，韩愈侄婿，韩门大弟子。著有《李文公集》，其《疏决进献》揭发各地官吏“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这是说官吏经商和酿酒赢利。《百官行状奏》指摘：“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行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专为记述死者生平行事而作的文章，一般都请人或由亲朋故旧代笔，妄为赞语谀辞是常事。其官场污秽溢于言表。官商逐利奢靡可见一般。官吏求利，把官场当市场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这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柳宗元《送李判官往桂林序》说：“士之习为吏者，恒病于少文。”由此可见，唐代不知诗书的纨绔子弟靠门阴作官的比比皆是。《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称：唐李据，宰相（李）降之姪，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阴调补渑池丞。判决祗承人(官府办杂务的衙役)：“如此痴顽，岂合喫杖（吃板子）?决（判）五下。”人有曰：“岂合喫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这里说宰相李降侄子李据，纨绔子弟，不学无术，靠门第做官，为渑池丞。县丞是辅佐县令的八品官。一次，他在判罚祗承人时，错用助词“岂”字，引起争议。“岂”字一般反用，表示反问，作难道解。有人认为，祗承人如此痴顽（呆傻），既不合吃板子，你怎么判决他。而李据却反驳说，你知道什么?岂是助语，正过来使用有何区别。意思是，祗承人如此痴顽，正合吃板子，打他五大板。这看来是笑话，但它生动地透视出唐代官场社会的现实。

自古欺世盗名者有之，名实不符的事更屡见不鲜。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靠祖上门第名望做官和获取世袭特权是最典型的事例，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说的就是这件事。柳宗元说，永州城北有铁炉步。古时步与埠（bù）相通，是指水边的码头，因这里原有一个铁匠铺而得名。后来铁匠铺没了，铁炉步还空有其名留在世上。柳宗元借题发挥，讽刺靠虚名门第让“不肖者居上”的社会现实。说这些人是“位存焉而德无有”。“幽不知推其本而姑（姑且）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笑僇（lù辱），斯（这）可以甚惧（警惕）。”柳宗元说这些人，不知道祖上名声做大的根由，一味用这些名号虚张声势，最后身败名裂，被世人耻笑，这是应该引以为诫的。　

柳宗元《天爵论》公然批驳封建官本位的虚伪本质。这里说的爵，其本意是指上古一种三足两柱﹑仿雀形的酒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后来用之作礼器。《礼记•礼器》篇说：“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爵为至尊之物，天子分封诸侯时以爵赏赐诸侯，爵又成了一种身分地位的象征，即权势﹑官位﹑等级。戴圣《礼记•五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候﹑伯﹑子﹑男凡五等。” 《韩非子•五蠹》说：“官爵可买，则商贾不卑矣。”由此看来，买卖官爵战国时已相当盛行，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这就有了天爵说，最早见于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上》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这显然是出入封建礼教之說，所谓仁义忠信，都是为配合公卿大夫立名而生出的。封建礼教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为道德根本。《礼乐记》疏说：仁﹑义﹑礼﹑智﹑信，如同金﹑木﹑水﹑火﹑土一样。把道德五常说成是自然之性，这是天爵说依据的本源。其实为官者很虚伪，不过是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外衣为自己遮羞罢了。他们为了人爵（也就是当官）才去修天爵，讲仁义忠信；而“既得人爵，（便）弃其天爵”。一旦当官，仁义忠信也就不见了。孟子时都如此，后来的官场就更难想象了。对以“仁义忠信为天爵”欺世，柳宗元不以为然，为此作《天爵论》辩之。柳宗元认为，天爵不在乎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他用天道自然观解释说：刚健之气为志，纯粹之气为明。仁义忠信是要靠明来辨察，靠志来获取。他说天爵并不是什么本来自有的东西，这就把为官的遮羞布撕掉了。孟子时，有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就是孝弟。他说：只要穿尧的衣服，说尧说的话，行尧做的事，便是尧了。而柳宗元却说：孔子去掉志和明，就成了一庸夫；而把志和明授给庸人，庸人就变成了圣人。这样非圣侮贤的话，翻遍史书也觅不见。可明者无畏，因柳宗元说的都是最直白的大实话。晚唐诗人李浑《题官舍》诗云：“箪瓢（dān喻生活简朴）贫守道，书剑病忘机（病痛）。”可古来安贫守道者寡。《左传》有孔子“守道不如守官”语，柳宗元作《守道论》辩之。柳宗元认为：“守道不如守官，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他信奉《礼记》：“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坚守为官以道，非道不为，这在当时官场是很难做到的。很少看到为官者说这样的话。柳宗元《宋清传》以商人说官场，是记实之作，应是当时真实存在和发生的事情。文中的宋清是一药商，他取利有道，每以优价进善药。不但京城的郎中用他的药配方，有病的人也都向他求药。他对京官不管升迁谪贬，都笑卖迎送。有贫士请药，他常多赊折。遇人有急难，常倾财救之。他为此得“远利”，“大利”。柳宗元说：“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xiáng shú学堂）乡党（乡里）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 为市之道，利也。商人为利，利大于天。宋清是商人，不以市为道，而官吏乡绅却争利于市，柳宗元感到这太可悲了。柳宗元说：“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他慨叹没有宋清这样的人与之交往。当时的官吏求利于市，把官场当市场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很生气，命令门客都退去，可门客却说：“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官场的常态。柳宗元曾在《与杨京兆凭书》里论说举荐选拔贤才的问题。他认为：“士，理之本也。”说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由于了解人才难，举荐人才难，相信辨认人才更难。柳宗元在信里例举了四种人：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是上等人才；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次之；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近世却受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亨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为官，尤其是为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堂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故而“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他认为，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柳宗元《祭吕衡州温文》说：吕温和八司马等人都是耻于言说，大志大知者。而“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yāo夭折）其身。”他这是为自己和革新派遭贬害鸣不平。

柳宗元笃信大中之道，其源始于《春秋》之学，其学起于陆质所授。陆质与王叔文都是影响柳宗元一生的人，一个是政治上的引路人，一个是思想上的启蒙者。陆质原名淳，因避宪宗讳而改名。陆质精通《春秋》，柳宗元称他为“巨儒”。《旧唐书•陆质传》说：“陆质，吴都(今江苏苏州)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陈少游（人名）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后荐于朝，拜左拾遗。转太常博士，累迁左司郎中，坐细故（因小事），改国子博士，历信、台二州刺史。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仍改赐名质。”这里说的赵匡和啖助都是离柳宗元很近的同时代人，啖助（公元724—770年），死时据柳宗元出生不到四年。赵匡生卒年不详，因师从啖助，不会差其前后。二人都是经学家，史书说，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博通深识，精于《春秋》，曾任台州临海尉和润州丹阳主簿。著《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赵匡，字伯循，天水人，曾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处任幕僚，亦精通《春秋》。二人续承《春秋》之学，经陆质尽传，《春秋》之学得以重显。《春秋》是儒家经典，为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一部《春秋》，向世人彰显着什么，自孟子后儒学失传，《春秋》大义也不被世人所知了。 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说：陆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陆质尝著《春秋微指》二篇，《春秋集注》十篇，《春秋辨疑》七篇。柳宗元和吕温等人曾随陆质治《春秋》。柳宗元后来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里叙说了他与陆质的交往：“往年曾记裴封叔宅（指柳宗元姐夫裴墐），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一义，尝讽习之。又闻韩宣英（韩晔）及亡友吕和叔（吕温）辈言他义，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于韩安平（韩泰）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归于陆先生之门。（贞元二十年二月）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 柳宗元说：“若吾生前距此数十年，则不得是学矣。今适后之（恰好生于其后），不为不遇也。”他庆幸生逢其时，得随陆质习《春秋》。其实柳宗元并未得陆质授业，他自己文中讲的很清楚，“未及讲讨，会先生病”。不久，陆质得病，永贞革新失势，柳宗元被贬出京城。陆质虽有较多的为官经历，也倾向革新运动，但他是学者型文人，他死后，门人世儒谥（shì）为文通先生。为此，《旧唐书•陆质传》被归在儒林传里。柳宗元从凌准处，“尽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读之。”八司马中受陆质学说的有四人，柳宗元、韩晔、韩泰、凌准，另外还有吕温。柳宗元把《春秋》大义归为他说的大中之道。翻检《柳集》诗文，大中、中、中道等语，往复申述，不下百十次。柳宗元还用大中之道究佛法，这在他为浮图写的序和碑文里随处可见。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说：“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这里说的圣人之道和贤王之法，柳宗元《陆文通墓表》说的更明确：“明章大中，发露公器（王侯的器物，这里指国家社稷）。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指蕴含着博大的思想)，膠轕(jiāo gé交错)上下，而不出于正（不偏中道）。其法以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为首，以周公为翼（辅），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这昭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精妙。彰明大中之道，发露天下共用之物。以民生为主，以尧舜为榜样，庞杂变化而不偏离中道。遵循文武、周公的礼法，一切顺从自然。这是柳宗元一生的追求。这也是柳宗元信奉的儒家用世的道德标准。传统的中庸之道，指处事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态度，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古代帝王自认为所施政教，得其正中。而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含括着弘通包容，佐世助教等丰富的内含。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本，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老百姓)为务。”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核心是利安元元，这是史所仅见的。他还刻意强调说：大中者，皇极也。说自己主张的大中之道，位于最高的正中处。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不但是其思想﹑为政和处世理念的代表，而在许多时候，还是一种精神象征。柳宗元用它来规范行为举止，处世为人；也用它判断是非，指陈时弊；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以顺中道。这与貌、言、视、听、思，即“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的理念相合。大中出，儒道彰也。《春秋》之道如同日月，不用赞美而自明。《春秋》传承复起于柳宗元时应是不争的事实。柳宗元一入陆质《春秋》之学，终生倾服不移。其实王叔文永贞革新时所持政见皆出其陆质《春秋》之学的指授。陆质死时，贬到永州的柳宗元作《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祭之，文中详细叙说了陆质承继《春秋》的历史地位。孔子作《春秋》到柳宗元时已有一千五百年，其间“以为论注疏者百千人矣”，“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杂言百出，或隐或乖，让“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世人慨叹“圣人之难知也”。而陆质是“巨儒”，“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普通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移大矣哉”！可惜永贞革新失败了，陆质又死的早。虽“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柳宗元习《春秋》，得陆质之真传，大中思想和精神渗透于柳宗元以后所有的文章和行为里。由于有柳宗元的阐发和身体力行，《春秋》要旨得以光耀并让后人知晓，从而也形成了柳宗元与众不同的儒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