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永州十年

郭新庆著

公元805年八月四日，顺宗禅位。八月五日，改元永贞。宪宗李纯等不急登基，六日就下诏，贬王伾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王叔文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马。转月十三日，革新集团其他成员也都被贬出了京城。先是被贬为远州刺史：韩泰抚州(今江西抚州)，韩晔池州(今安徽贵池县)，柳宗元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刘禹锡连州(今广东连县)。韦执谊因是宰相杜黄裳之婿，故数月后，贬崖州(今海南琼山县)司马。这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因朝廷守旧派大臣议论王叔文党贬罚太轻，在贬谪途中，加贬为远洲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韩泰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等地司马。王伾、韦执谊到任不久后死于贬所。王叔文第二年也被赐死在渝州。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贬官是罪臣，带罪之身形同囚徒。唐朝对贬官的处置是极其严酷的。《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载，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规定：“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弛十驿以上起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这里说，获罪较重的贬官，一天得赶奔十处驿站，有官差押送。每到一站，还得按规定画押。这里还有时间的限制，而且，站站如此。如果做不到或违反了规定，还得受处罚。据《大唐大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说：唐代“凡三十里一驿”。按《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部•礼部•主客郎中》的说法，正常一天的行程，“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乘传是指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乘驿应是驿站好马拉的车。《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定数》有记载说：凡遭贬谪，“自朝受责，弛驿出城，不得归宅”。遭贬官员从朝堂下来，连家都不能回，就被押接出城向贬地奔行。遭贬家眷也得随行。贬官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还有差人押领，画时记数，翻山越岭，一天走三百里以上，这种超常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折磨，是人无法忍受的。张九龄是玄宗时的宰相，在被贬到荆州时，写给皇帝的《荆州谢上表》里说：“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弛。”戎昱在唐肃宗至德年间被贬为辰州刺史，他在《送辰州郑使君》诗里说：“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诗人张籍《伤歌行》描写了柳宗元岳父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皇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场景之酷烈，让人心惊魄散。韩愈五十二岁那年，因谏迎佛骨被贬八千里以外的潮州做刺史。时值寒冬，韩愈一家老小加上仆从上百口，啼哭嘶嚎，窜奔离京。他的十二岁小女儿挐（ná），病死在途中，也只能草草埋于荒山路野。韩愈在他的诗文里对这些都有详细的记述。《祭女挐女文》说：“我视汝（你）颜，心知死隔。汝视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yú车），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渴饥。死于穷山……魂单骨寒，无所依托。”贬谪途中的艰辛和痛不欲生的精神磨折让一些贬官死在路上。晚唐诗人杜牧的文友李甘，在做侍御史时因反对郑注为相，被贬死在路上。杜牧《李甘诗》记述此事说：“明日招书下，谪斥南荒去。夜登青泥板，坠车伤左股。病妻尚在床，稚子初离乳。幽兰思楚泽，恨水啼湘渚。怳怳三闾魂，悠悠一千古。”还没走到谪所，就再也不能“斗气”，死去“竟作炎荒土”了。柳宗元《故御史周君碣》祭悼的周子谅，是玄宗朝的御史。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周子谅因抗言奸相牛仙客，被杖朝堂，后在贬放瀼州途中死于篮田。碣文作于贞元十二年，柳宗元二十四岁，为博学宏词。他在碣文中说：“古之不得其死者众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国，气震姦（奸）佞，动获其所。”是死得其所。这种“忠”、“美”的谏死的行为，“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柳宗元年青时彰显的做人气节和对人生死价值观的认识，印证了他一生的为人道路。他替别人作的碣文，也成了他自己“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的真实写照。

永贞元年(805)九月十三日，柳宗元遭贬。接到贬诏，他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卢氏，母亲卢氏的侄子，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踏上了贬谪的路程。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些人，是宪宗皇帝和权宦们刻骨仇恨的罪人，其贬放路上的酷烈，必然远甚过一般人。可对此，柳宗元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述，这可能与他的为人气节有关，他不会低声下气地去哀怨自己的苦痛。大概连柳宗元也没有想到，从他踏上了这条贬途起，他一生再也没能从这里走出来。

永州地处今天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交界的地方，远离唐京城长安三千五百多里，辖零陵、祁阳、湘原、灌阳四县，郡治在零陵。境内有南岭的支脉九嶷山，湘江和潇水在这里汇合，绿水青山，景色秀丽。但当时永州却很荒僻，人烟稀少，疾病流行，虫蛇出没，令人生畏。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fù huǐ毒蛇）、大蜂（毒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wěi有瘢的疮)。” 这里的射工是水里的一种毒物，亦称射影，传说从水中射人，中者生疮，连中人影子也会得病，由此得名。沙虱是一种虫怪，传说会害人。可见柳宗元生存环境之恶劣。而柳宗元这些对当地自然状况的描述，其实也隐含着对当时险恶政治处境的比拟。据《旧唐书•地理志》载，从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起，不到三年，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永州人口由户二万七千四百九十四，口十七万六千一百六十八，锐减至户六千三百四十八，口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元和初年，永州户仅有八百九十四。成了柳宗元说的“小州”了。永州远离京都应属边地都这样，其户籍和人口锐减，虽与百姓逃离和当时户籍混乱有一定关系，可安史之乱造成的祸患却是不容置疑的。

柳宗元从邵州四品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虽官为正六品，可形同“缧囚”(léi罪犯)。柳宗元《陪韦使君祈雨口号》说:“俟(sì等待)罪非真吏。”受罪罚的人不是真正的官吏，而是囚徒。后来，柳宗元在给亲友的书信里多次提到他“身编夷人，名列囚寂”的处境。《答问》篇是柳宗元刚到永州时作的。文中说：“遭有道不能奋厥(jué)其志，独被罪辜（gū罪），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自己孤零零一人被贬窜到这里，以前交往的人都作鸟兽散，亲朋也“羞与为戚”，平时追慕他的人，毁灭书信，隐去交往的痕迹。一时间，犹如“身居下流，为谤薮泽”，象跌进万丈深渊，简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整天“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mò绳索)索，处则若关桎梏(zhì gù脚镣和手铐)。彳亍(chì chù行动迟缓)而无所趋(快走)，拳拘(蜷曲)而不能肆(舒展)，槁焉(干枯，樵悴貌)若枿(niè树木砍后重生的枝条)，藬(tuí精神委靡不振)焉若璞(未雕刻的石头)。”人樵悴的如干枯的树枝条，精神委靡不振，象石头一样。天道悠远，人世多舛，他已经看不到有出头的一天。刚来永州，因为司马是编外之职，柳宗元在永州没有固定的廨宇（xiè官吏办事和住的地方），幸得他早年在长安结识的重巽（xùn）和尚的帮助，才在龙兴寺住了下来。可人只能围着龙兴寺游走，不得越雷池一步。柳宗元每天见到的除了家人就是和尚，孤寂的寺庙生存坏境，让他痛不欲生。荒野中绝望的柳宗元只能一息尚存地苟活着，象老鼠一样惊恐万状地挨着牢狱般生活，朝不保夕。荒蛮里与毒蛇野兽杂居，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连薄粥也接不上。要不是为了家族的承续，早就一死了之了。来到永州不久，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五月，贫病交加，无医无药，柳宗元老母卢氏病死在破庙里，这几乎让柳宗元绝望了。柳宗元《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记载了他刚到永州几个月的情形。开篇直书：“天罚深重，余息苟存，沉窜俟罪，朝不图夕。”这篇启写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五月，柳宗元遭母丧心境怀极了。为此说“天罚深重，余息苟存”。每天挨着日子，“朝不图夕”。他说：自己“投窜零陵，囚系所迫，不得归奉松槚（jiǎ树。松槚指坟墓。是说不能送母亲灵柩归故里）。哀荒穷毒，人理所极，故亲遗忘，况于他人。朝夕之急，饘粥（zhān稠粥）难继，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视累息（即屏息，指恐惧不敢呼吸），已逾岁月。” 赵宗儒是是柳宗元的密友。查史料，赵宗儒，子秉文，邓州穰(今河南邓县)人，代宗大历年间的进士，历任检校礼部尚书，判东部尚书省事，礼部、户部尚书等，元和四年后做过守江陵尹，荆南节度营田观察使，刑部尚书等。按《新唐书》，赵宗儒未曾做过广州节度使。故而史又有安南都护，做过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赵昌一说。可柳宗元元和二三年书《送赵大秀才往江陵谒赵尚书序》说:“宗人尚书以硕德崇功由交广临荆州。”“宗人”指赵宗儒，说他由广州刺史领荆州节度使，其间和后来柳宗元还有《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和《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看来此说有据。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做监察御史时，就于尚书赵宗儒和司空杜黄裳有过交往，贬来永州，赵宗儒惜其才，与柳宗元有书信往来，这对困镜中的柳宗元是一种抚慰。柳宗元仍坚守自己追求的理想信念，更不失其为人的气节。他要“振高义于流俗之外，合大度于古人之中”。处如此困境，还不忘振扬高义，坚守大中之道。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赵宗儒为荆南节度使时用符载为记室，这里的记室是官名，是掌管表章、书记的秘书。柳宗元写《贺赵江陵宗儒辟(bì征召，录用)符载启》。符载，字厚之，有奇才，史称中唐蜀才第一。代宗大历末，与杨衡、王简言、李元象栖于青城山。德宗建中初又同隐于庐山，称“山中四友”。贞元末年，西川节度使韦皋用符载为支使。韦皋卒，刘辟称留后，符载亦在其幕府中。元和元年，刘辟反叛被诛，幕僚多罹其祸。而符载在做刘辟幕僚时曾写赞文劝刘辟“行义则固，辅仁乃通”，因而朝廷讨藩主帅高崇文礼释符载。一时间谤议沸腾，而柳宗元自身难保却公然为符载受征用致贺。章士钊说:“颇有司马迁为李陵抗辩之风”，其实这是柳宗元本来直爽性格使然，也难免有对赵宗儒礼恩的情谊。柳宗元说符载“困在交戟（指兵戈战事）”，“陷在危邦，与时偃仰，不废其道”。身份卑下，处境窘困的人，“巧言难明，下流多讪(shàn讥讽)”。“天下立志之士，杂然相顾。继以叹息，知为善者得其归向，流言者有所间执（是说找机会堵住说坏话人的嘴）”。让“直道之所行，义风之所扬”。柳宗元赞扬赵宗儒有“清风”(清远的德操)，说他任用符载是“大君子出世之气，则何望焉!”乾隆《御选唐宋文醇》评议这件事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说较为公允。查《柳集》和史料不见柳宗元与符载有何交往，柳宗元是借此事泄被谤受诬之情。同卷《与邕州李域中丞论陆卓启》论说陆卓不畏刃胁，勇杀强暴，“有功未报，有善未录”的事。“陆卓，生稟清操，长于吏理。”在“狂贼李元庆劫取留后，擅树凶徒，构灾扇祸”，众人畏刃为其所用时，“卓以此时特立不惧，终翦（jiǎn除去）强暴，以宁帅人（统帅）。”柳宗元赞颂这种“施恩而不求报，奖善而不为功”，是“诚大君子所蓄积(积聚储存)也。”这样品行高尚的人理应表奏受封。柳宗元反对藩镇作乱的态度是一惯的，他为此而遭害，所以他对直面抗暴的人非常崇敬，这在《柳集》里是常可看到的。

在永州的前几年，柳宗元与外界断绝音信，朝中的故臣旧友怕受其牵连没有人敢给他写信，直到四年后才陆续收到京城里的书信。《柳集》卷三十收录了六封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起的书信，都是回复亲故好友的，信中详细地述说了贬谪以来的痛苦生活和心境。这六个人中有他父亲的旧友许孟容。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说: 许孟容“吴人，读书为文，口辩，为给事中，尝论事，由太常少卿为刑部侍郎。”给事中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唐时属门下省。《新唐书•许孟容传》说他在德宗朝做给事中时，“凡十八年，门下无议可否者，孟容数论驳”。由于敢于仗义执言，“四方想见其风采”。元和四年七月，柳宗元岳父杨凭因李夷简弹劾贬为临贺尉时，许孟容接任京兆尹。期间，“神策军(幻官把持的禁军)吏李昱，贷富人钱不偿，孟容遣吏捕诘(jié追问，责问)使偿，曰:‘不如期且死。’一军尽惊。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孟容不放人)奏曰:‘臣为陛下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许之。京师豪右(豪强大族)大震。孟容方劲有礼学，每所折中，咸(都)得其正。” 折中是古时人追奉的为人之道，指做事为人不偏不倚，调和二者，取其中正。许孟容为人刚正不阿。他在京兆尹任上曾给远在永州的柳宗元写信安慰他，这应是先友的情意，可也是要付出很大勇气的。居蛮荒五年与外界隔绝的柳宗元忽然收到许孟容的来信，欢喜跳跃，恍惚象在梦里一样，“捧书叩头”，惊喜地战栗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杨凭，柳宗元岳父。杨氏兄弟，都是柳宗元父辈的先友。《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说:“杨氏兄弟者，弘农人，有文章，凭由江南西道入为散骑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评事卒。”杨凭贬官临贺时，与柳宗元有书信来往。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冬，柳宗元作《与杨京兆凭书》。书中说:“丈人以文律（文章的音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叔仲，即兄弟。杨凭于大历九年中进士，弟杨凝大历十三年中进士，小弟杨凌大历十二年中进士。所谓“叔仲鼎列”，是指三兄弟皆有文名，时号“三杨”说的。柳宗元为文章，应该也受到杨氏兄弟的影响。早在贬来永州时，柳宗元曾去潭州看望过杨凭。杨凭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九月，由太常少卿为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领湖南七郡之地，当时正在潭州。《柳集》里有柳宗元在潭州时作的《潭州东池戴氏堂记》，这是受命(杨凭)所为，可柳宗元也写的“周匝(周密，周到)曲折”，浑然天成，是一篇记物写景的“本色”之作。杨凭后来由临贺尉迁杭州长史，晚年召还，定居洛阳。柳宗元《弘农公硕德伟材五十韵》诗里透出杨凭在洛阳朋游如故，较当年在长安永宁里的盛况更有景色。“常僚每合堂，渊龙过许劭。”许劭是汉代人，这里是指许孟容，时为东都留守。可见他们交游甚密。杨凭为人好享乐，为京兆尹时，史称大动土木，“又幽妓于永乐别舍，谤议颇讙(huān喧哗)”。柳宗元在《亡妻弘农杨氏志》说:其妻病时，“明年，以谒医救药之便，来归女氏永宁里之私第”。柳宗元与杨凭关系很好，可深宅高院，也不是能随便走动的。当年李夷简正是借此事要陷他于死罪，幸得翰林学士李绛替杨凭辩说，宪宗以他治京兆有绩，才逃过一劫。多年复出后，杨凭依然如故，更弄声色。柳宗元对此没有一句别词，一直为杨凭喊怨叫屈。给岳父献诗在题目里加上“屈于诬枉”来为之正名；给妻弟《与杨诲之书》说:“丈人之怨闻于朝。”历史多有这样的巧合，与柳宗元不见有交往的白居易，太和七年(公元833年)，罢河南府归洛阳，在道里购得的有池之宅，竟是当年杨凭所凿建的。人才死了十几年，歌舞升平的豪宅已几移其主了。杨凭死时，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柳宗元作《祭杨凭詹事文》说:“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忆往昔，“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迨今挈然(孤独一人)，十有八祀，家缺主妇，身迁万里。谤言未明，黜伏逾纪”。自贞元十五年妻杨氏死到元和十二年，十八年过去了，柳宗元还孤身一人。古代称十二年为一纪，这是说他遭贬也十二年了。“天道悠远，人世多虞(yú预料)。”他“长恨囚拘”。柳宗元带着这些情感和怨愤，两年后也没去了。

元和四年始，与柳宗元书信往来的还有四个人。裴埙，字应叔，行十四，河东闻喜(今山西)人，柳宗元姐夫裴墐的弟弟。裴氏家四兄弟，坚、墐、埴、埙，都以文学显于世。《柳集•与裴埙书》作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初。柳宗元与裴埙是同辈，又是亲故，两人情意相投，心志相通，书信言直恳切。裴埙“不以仆罪为大故，有动止相悯者，仆望已矣。世所共弃，惟应叔辈一二公独未耳”。这让柳宗元感到非常欣慰。顾十郎，顾少连之子顾师闵。顾少连，子夷仲，苏州吴人，举进士，为礼部侍郎薛邕器重，历任吏部侍郎、京兆尹，史称良吏。据柳宗元《送苑论诗序》韩醇注说:“户部侍郎顾少连权礼部侍郎，知贡举。”唐宋时特派主持进士考试的官员称知贡举。柳宗元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与刘禹锡、苑论等人进士及第，知贡举的是顾少连。柳宗元因出其“门下”，文中屡自称“门生”。柳宗元在《与萧翰林俛书》说当时靠科举取士，每年不过数十人。《与顾十郎书》又说:“大凡以文出门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九人。”查《柳集》卷三十注引孙汝听语:“贞元九年、十年，顾少连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取进士六十人，诸科十九人。”顾少连之子顾师闵元和中尝为潭部从事，永州与潭州地近，元和四年两人有书信交往，柳宗元这年四月五日作《与顾十郎书》。《与萧翰林俛书》也是作于元和四年，本篇说:“人生少得六七十者（指年岁），今已三十七矣。”推之当为是年。萧俛，字思谦，早柳宗元一年中进士，拜右拾遗，写信时为谏官右补阙。元和六年，召为翰林学士，三年后，进知制诰。知制诰是官名，唐初以中书舍人或前行正郎为之，掌外制。开元末，改翰林供奉为学士院，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专掌内命，典司诏诰，未知制诰者，不得起草作文书，但作顾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文题称萧俛为“翰林”，应是后来编《柳集》时加进去的。萧俛，性简洁，疾邪太甚。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他因与人驳言李吉甫（奸相）遭贬，夺学士，后应人举荐为御史中丞。穆宗时，萧俛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门下侍郎。他因劾王播忤旨，被分司到东都洛阳去了。看来萧俛是个敢说敢为，疾恶如仇的人。他淡泊名利，“以声利(名利)为污”。元和四年与柳宗元书信往来的人还有翰林学士李建。韩愈诗《赴江陵途中寄三学士》之一。李建，柳宗元早年在京城的朋友。柳宗元《送崔群序》说他与崔群“尝与陇西李杓直，南阳韩安平(韩泰)，洎(jì到，及)予交友。”号为四友。文中的李杓直即李建，杓(biāo)直是李建的字，他比柳宗元大九岁。李建始以进士第二人补校书郎，擢左拾遗，翰林学士。顺宗时左迁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宪宗元和间因坐事罢降，后出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死时五十八岁，赠工部尚书。李建为人正直，为友出力，“必勇取义”。人称“善人”。柳文说:“杓直敦柔深明，冲旷坦夷。”白居易为他作《有唐善人墓碑铭》。李建与其兄李逊都痴迷道教，世慕丹砂，求神仙，两人早死都与服食丹药有关。柳宗元不信迷信，更不齿炼丹求长寿这样的事。他与李建交笃，是因知其为正人，为直友。崔群字敦诗，清河人。宪宗朝做过宰相，清名甚高。史称:“冲识清裁，为时贤相。”柳文说，“清河崔敦诗，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气”，“有雅厚直方之诚”。“余于崔君有通家之旧(《先友记》有载)，外党之睦。”崔群不是王叔文和八司马一党的，但语中“外党之睦”，可看出他对永贞革新是同情的。元和初年崔群为翰林学士。因供职于宫内禁地，依例不于外界交往。柳宗元不能直接与之通书信，让李建“默以此书见之，勉尽志虑(勉其尽心尽力)”。并让李建向裴埙、萧思谦索看他给二人的回信，嘱之“相戒勿示人”。话语中透出李建与这些人交往之密切。柳宗元《送崔群序》说的四友，还有“厉庄端毅，高朗振迈”的八司马之一韩泰。在永州的前几年，柳宗元与外界断绝音信，朝中的故臣旧友怕受其牵连没有人敢给他写信，元和四年，李建两次写信问候柳宗元，给他带去治病的药饵，还写信让他在常州任刺史的哥哥李逊关照柳宗元，这让“蛮夷中”的柳宗元，“闻人足音，则跫(qiáng欢喜的样子)然喜”，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长为孤囚，不能自明。” 这是柳宗元《与顾十郎书》里的一句话。长年贬放生涯，让柳宗元“惧老死瘴上”。瘴疠之地，指永州。无罪遭谤，精神压抑痛苦，使柳宗元百病缠身。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说:“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wù昏昏沉沉的样子)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一种腹中结块的病症）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有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原始森林中弥漫的有毒气体）为也。”给岳父《与杨京兆凭书》说:“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大火所迫。徒跣(xiǎn光脚)走（跑）出，坏墙穴牖(墙倒窗毁)仅免燔灼(fán zhuó焚烧)。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迷濛，模糊)，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kū勤劳不懈)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与萧翰林俛书》说:“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柳宗元心绪怀极了，自觉不能久在人世。他说：“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mào眼睛昏花)重膇(zhuì足肿)，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瘆(shèn寒病)懔(lǐn惧怕)，毛发萧条(头发脱落，稀疏)，瞿然(qú惊视貌)注视，怵惕(chù tì恐惧警惕)以为异候(怪异的样子)，意绪殆非中国(指中原，北方)人。楚、越间声音特异，鴂(jué)舌啅噪(zhuó zào众口纷陈)，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说自己已和当地蛮夷人一样了。文中的 鴂是鸟名，也叫伯劳，叫声不好听。鴂舌，这里指南方人说话的语音。《与裴埙书》说:“炎昏多疾，气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记一，舍忧栗，则怠而睡耳。”恶劣的贬放生活，柳宗元疾病缠身，气虚体弱，痛苦的精神折磨，让他“人事百不记一”，整日除了忧惧，就是疲惫地昏睡。后来病痛有所缓解，为此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说:“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发病）。今一月乃二三作。”由于服药太过，“阴邪虽败，已伤中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痹”。髀(bì)是大腿骨。痹(bì):中医指由风、寒、湿等引起的肢体疼痛或麻木的病。当时的荒蛮生活极其恶劣，柳宗元对许孟容说:“洗沐（洗澡）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囚徒一样的牢狱生活，一年“洗沐盥漱”一次，满身的尘垢，其“忧恐悲伤”，难于言表。让柳宗元痛不欲生的是荒蛮中无婚配子嗣。柳宗元对杨凭说：“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jí迫切追求)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文中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实际出之《孟子•离娄上》赵岐的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这在那个社会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柳宗元对许孟容说:“茕茕(qióng孤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zōu角落)中少士人女子，无以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古代四季祭祀之礼），孑(jié孤单)立捧奠，顾眄(miàn转眼)无后继者，懔懔(lǐn危惧)然欷欷惴惕(不安)，……不敢望归扫茔域(坟茔)，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残年)，姑遂少北（希望朝廷把自己稍稍向北方调动一下），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子嗣，后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酣)寝，无复恨矣。”在《与李翰林建书》说:“今仆癃残(疲弱多病)顽鄙(愚顽鄙陋)，不死幸甚。苟为尧人(指普通百姓)，不必立事程功(显示功名)，唯欲为量移官，差轻罪累，即便耕田艺麻，取老农女为妻，生男育女，以供力役。”每念及此，都让柳宗元“摧心伤骨，若受锋刃”。

“亲朋凋落，孤雁悲明。”贬来永州前，柳宗元所敬重并影响一生的陆质病死了；转年，贬在渝州的王叔文被赐死杀害了；王伾病死在开州。韦执谊最晚贬出京城，两年后也郁闷死在崖州。来永州不久，柳宗元又遭丧母之痛。元和五年(公元811年)随行的女儿又病死了。元和三年，八司马之一的凌准在连州病死了。关于凌准为人，柳宗元在《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说：凌准“以孝悌闻于其乡。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训于下。读书为文章，著《汉后春秋》二十余万言。又著《六经解围人文集》未就。有谋略，尚气节，赒(zhōu救济，接济)人之急，出货力犹弃粃粺(bǐ bài秕糠)。”二十岁时，宰相闻名召试其文，他日书万言，破例被擢为崇文馆校书郎。泾原叛乱时，他以谋佐节度使韩游瓌破贼有功，累迁官职。德宗闻其名，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召为翰林学士。凌准懂医术，死前曾对连州刺史说:“余尝学黄帝书，切脉视病，今余肝伏以濇(sè同“涩”。脉濇而不滑也)，肾浮以代，将不腊(过不了年)而死，審矣(等着看吧)。”死时，凌准“居母丧，不得归，而二弟继死。不食，哭泣，遂丧其明以没。”柳宗元慨叹道:“哀君有道而不明白于天下。”这是同类相怜。这时，八司马程异被李巽所荐入朝用事了。只有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五人还留在贬地。为此，柳宗元在《与裴埙书》说:“且天下熙熙，而独呻吟者四五人。”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柳宗元的好友吕温死于衡州，四十岁。柳宗元悲痛万分。写《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和《祭吕衡州温文》，作诗《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和《段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追念他。如此多篇幅和长言悲叹，《柳集》里是少见的。段秀才，即段弘古，是柳宗元和吕温的好友。《吕温集》有赠段诗，《柳集》有祭段文及墓志。《段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云：“交吕平生意最亲，衡阳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见三行字，拭泪相看是故人。”情真意切，挚诚感人，可见二人情谊之深笃。吕温 ，字和叔，别字化光，东平人(今山东泰安)。祖上皆以文学至大官，他也始以文学震三川。吕温有一篇《三受降城碑铭》，其中有一段描述三城情势的话:“分形一据，同方而守，东极于海，西穷于天，纳阴山与寸眸，举大漠以一掌，惊尘飞而峰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鸣，涉河而南，门用晏(yàn安宁，安逸)闲。”可谓大气磅礴，气冲霄汉。文中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逼人的气势和昻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上面说的的三川，是指伊、洛河一带，不是唐时四川三大节镇合称的三川。吕温是王叔文和八司马都非常倾服的人。说他有雄才大略，是富于策略之豪士。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吕温二十八岁时，作《诸葛武侯庙记》言民不思汉，“惟活元元”（老白姓）。其民本思想，与柳宗元“利安元元”，浑无二致。其《古东周城铭》并序说:“为仁不卜，临义不问。无天无神，唯道是信。兴亡理乱，在德非运。”与柳宗元一样，公然向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左氏》展开挑战。无天无神，唯以《春秋》大义为人生信念。吕温的这些大气豪放的议论，可与柳宗元的《天说》和刘禹锡的《天论》相比翼。永贞革新时这群豪放风发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显然是相同的政治理念和不同凡俗的思想使然。从《柳集》看，柳宗元最早是从吕温那习得陆质《春秋》之说的。柳宗元在《祭吕衡州温文》说:“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吕温因文名被德宗擢为左拾遗。永贞革新时，他出使土蕃未被牵连。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回朝任户部员外郎。因得罪宰相李吉甫被贬为筠州，再贬道州刺史，后又迁衡州刺史。吕温在二州体恤百姓，受到人民热爱。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说:“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饮酒，是月上戊(wù戊子社那天)，不酒去乐，会哭与神所而归。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间，其哀声交于北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盖尝闻于古而覩(dǔ看见)于今也。”柳宗元说，这样场景，只在古书里听说过，今天看到了。当时有个叫元微之的人，行辈在柳宗元等人之后。他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以文被召幸于太子宫，扶侍太子。此人与吕温交笃，吕温死时，他作诗《哭吕衡州》六首。其中“儿童喧巷市，羸(léi瘦弱)老哭碑堂。”又“满船深夜哭，风棹(zhào桨)楚猿哀。”恰好与柳宗元的记述相印证。八司马遭贬后，柳宗元等人曾期其大用，求蒙其益，可这一希望破灭了。柳宗元慨叹吕温“志不得展”，说：“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则巍然为伟人，与世无穷，其可涯也?”清代李越缦读《吕衡州集》说过这样一句话:“八司马中，固多君子，其气象格律，皆出于学问。”这是公允之言。但吕温并非八司马，同志知己者也。柳宗元在《祭吕衡州温文》：说：“海内甚广，知音几人?自友朋凋丧，志业殆绝。”

柳宗元《送南涪州量移澧州》说：“永州多谪吏”。《柳集》里有数篇文章记载元和初年，柳宗元与同贬在永州的“谪吏”及失意文人交往的事，其中吴武陵与柳宗元交往最密，并保持了一生的友谊。《新唐书•吴武陵传》载:“吴武陵，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元和初，擢进士第(元和二年)。……初，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在元和三年)，宗元贤其人。”吴武陵能文章，有史才，著有《十三史驳议》二十卷，已佚。早年在长安他就与柳宗元相识。柳宗元在《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说:“濮阳吴武陵直而甚文。”后来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评赞吴武陵说:“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深井观日，舒朗至极，心悦之情，一语道出。其用语之精妙，让人合卷难忘。可见吴武陵文笔之大气，为人之豪放。因有文名，淮西节度使吴少阳闻其才，遣客郑平邀之，将待以宾友，吴武陵不答。后来吴少阳儿子吴元济反叛，吴武陵遣书斥责，从中可看出他反对藩镇的鲜明态度，不但不为之所用，还公开斥其反叛。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初，吴武陵贬来永州，两人交往密切。柳宗元感慨说:“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复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柳宗元的重要著作《贞符》和《非国语》都是是在吴武陵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的，《柳集》里存有柳宗元和吴武陵讨沦《非国语》的《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还有多篇为两人同送别友人诗而写的序。思想默契，情深意浓。柳宗元和吴武陵是很特殊的朋友，从年龄和资历上看，吴武陵应是晚辈，他“每以师道”事柳宗元，柳宗元“每为一书，”他都“必大光耀(光大，炫耀)以明之(宣扬它)”。柳宗元慨叹说:“是足下(指吴武陵)之爱我厚。”在永州，柳宗元和吴武陵居一水之隔，吴武陵住在潇水之西，故而柳宗元诗《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里有“美人隔湘浦”之句。同贬在永州的还有李幼清、元克己，他们经常在一起集会，探西山之幽，游小石潭之景。《柳集》里有两首柳宗元赠吴武陵的诗，《初秋夜坐赠吴武陵》和《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两诗皆寓相思之情，诗里又多愤疾不平的讽刺之辞，他为吴武陵叹惜，美其人有奇抱，惜其世无知音。一次集会，吴武陵不在，虽隔一溪之水，“相思岂云远，即席莫于同”，柳宗元按捺不住情感，连夜作诗赠吴武陵，以表相思之情。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里曾向杨凭推介吴武陵，希能寻机举用他。柳宗元说:“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吴武陵对柳宗元也是情深终生，从史料上看，吴武陵是当时唯一敢于直言为柳宗元喊怨叫屈的人。《新唐书》本传说:“及为柳州刺史(指柳宗元)，武陵北还，大得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曰:‘西原蛮未平，柳州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郎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打雷)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整天)。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指免罪被提拔)，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吴武陵《遗孟简书》，为柳宗元鸣屈，义愤填膺，情辞激烈。后来他还向唐、邓节度使李愬推荐过革新派的骨干成员李景俭，据说诗人杜牧也是受他提携中进士的。史说他有“知人之明”，是个“奇谲(jué奇特而有机谋)”之人。后来平淮西叛乱时，吴武陵让韩愈向裴度献策，又致书吴少阳的儿子吴元济，劝其归顺朝廷。吴武陵晚年做韶州刺史时，因事获罪，在鞫(jū审问)讯时，因不满主审科第少吏的躁动，题诗路边的佛堂说:“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zhān猛禽)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今天读来其豪气仍会穿透千载，如见其人。

另外见于《柳集》与柳宗元在一起的贬吏，还有李幼清和南承嗣等人。李幼清是历任数州节度使李抱玉的小儿子。李幼清曾在镇海节度使李锜下辖的睦州任刺史，李锜是强藩，因李幼清不为所用，诬告并强迫朝廷治罪他。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锜反叛，李幼清仍被流放去循州(今广州惠山市)。柳宗元《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说：“既上道，盗以徒(李锜叛军)百人遮(zhē阻遏，拦阻)于楚、越之郊，战且走，乃得完为左官吏(指到贬地)。”李锜平定后，李幼清也没获平反。元和三年大赦，他被量移到永州做司马。柳宗元作《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详细记述了这件事。吴武陵为李幼清事愤不平，柳宗远在文中特意说道:“吴武陵，刚健士也。怀不能忍，于是踊跃其诚，铿锵其声，出而为之诗，然后慊(qiè满足，满意)于内。”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说:“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这里的李深源，就是李幼清，深源是他的字。从文中得知，他们经常同游，是情意相投的朋友。李幼清遭贬后，情绪消沉，迷失服气之术。服气，也作“食气”，早为中国古代一种养生法。晋代嵇康《养生论》说:“呼吸吐纳，服气养生。”后来被道家承袭，成了所谓“修仙”之法。这时服气术，渗入许多虚妄的东西，不单纳气，还食丹石。据《晋书•张忠传》载:“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到了唐代，服气之风在士大夫中盛行。柳宗元为此作《与李睦州论服气书》，重提吴武陵对李幼清，“列(神)仙、方士皆死状”事。指告他说:“兄由服气以来，貌加老，而心少欢愉，不若前去年时。”劝他听从吴武陵的规劝。为了警示这件事，柳宗元“鸣钟鼓以进，决于城下”，让李幼清“明听”他讲“服气之大不可者”的道理。鼓励他建功立业，“流声誉于无穷，垂功烈而不刊(消除)”。

南承嗣是安史之乱时守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市南)战死将领南霁云的儿子，《柳集》里有《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记述他的事。南霁云死时，南承嗣“七岁为婺州别驾”，这是按古例“忠列胤(yìn继承，连接)也”。范晔《后汉书•刘瑜传》:“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竟立胤嗣，继体传爵。”后代成了奖赐为国死有功功人后代的惯例。贞元末年，南承嗣由施州转任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市)刺史。元和元年，刘辟反叛时，南承嗣“昼不释(解开，放下。)刀，夜不释甲”。他说:“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敌。”面对如此忠烈之勇，“敌亦曰:‘彼忠烈胤也，尽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他却因此为刀削之吏诬陷，元和二年，被贬来永州。这里说的刀削之吏，也称刀笔吏，是那种掌诉讼文案的小吏。后世称讼师(诉讼案件的人)为“刀笔吏”，这种人笔如利刀，能杀伤害人。两年后，南承嗣逢赦量移去澧州(今湖南澧县)做长使。这篇序就是南承嗣临行前柳宗元为之而写的。柳宗元勉励他“凡君子之志，欲其优柔而益固，愤悱而不忘”，以图大业。后来还代他写“从军状”和“效用状”，以求“效死戎行”，可惜他终生也未得施展的机会。这其间，柳宗元还应南承嗣请托写《南霁云睢阳庙碑》，颂扬南霁云。有个称娄图南也与柳宗元交往密切，他是个失意秀才，没有社会地位。可他与柳宗元情意相投，经常一起出游，互有诗歌酬赠。《柳集》里有《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和《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两篇；还有诗《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和《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两首。《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说:柳宗元十八岁求进士时，就“闻娄君名甚熟。其所为歌诗，传詠都中(京城)。通数经及群书。当时为文章，”名望很高。可十几年过去了，在永州，“觏(gòu遇见)娄君，犹为白衣，居无室宇，出无童御。”问其原因，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贵势(结交有权势的人)，倚(倚仗)亲戚”，他没有；请客吃饭，用坚车良马，“以欢于朋徒”，他也没有；而“朝夕屈折于恒人(平常人，这里指看门人))之前，走高门，邀大车(大夫)”，他又不为。所以他一直不得志为白衣。古代平民百姓着白衣，这里指没有功名的人。娄图南“少好道士言，饵药为寿”。他对仕途失望了，要去游湖江，专心事求道术。柳宗元念他因为敬重眷恋自己而在永州留住三年的情义，写书作诗规劝他。“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这是儒家传统的做人哲学。读书人出来当官，要成就一番事业；不行时隐居，也要独善其身。柳宗元说:追求尧舜孔子之道，即使半路夭折了，也不悲哀；而背离道去追寻“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的寿命，这与“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一样，与人生意义好不相干。“碧宵无枉路，徒此助离忧。”柳宗元告诫娄图南，人世间没有碧天云宵的来去之路，求道的结果只能是带来更深的离别忧愁。劝他“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在唐朝那个时候，读书人不是投机钻营，出世为官；就是遁迷佛道；或是浪迹江湖。娄图南“梦绕羽人丘”。羽人是指神话里的飞仙，柳宗元是说娄图南迷失进入道境。章士钊《柳文指要•之部》卷二十五说:“子厚尝作《梦归赋》，不梦则已，梦则思归。而娄梦羽人之丘，则其入道之志坚矣。”柳宗元引娄图南为“同志”，虽一再作书赠诗劝导，但还是没能留住他。与柳宗元相处的难友，后来都“量移”或因事陆续离开了永州，只剩下柳宗元一个人还孤苦伶仃的留在贬地，象囚徒一样痛苦地挨着日子。

“今不得志，著书传后。” 柳宗元曾对杨凭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 他感叹人生短暂，“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复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他对复出为官已经绝望了。“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永州地处荒蛮，但景色幽美。为了舒缓压力，柳宗元常与朋友出去游走。为记游事舒心志，柳宗元在元和四年和元和七年陆续作《永州八记》等光彩耀世的华章，开创了文人游记得先河。柳宗元曾对对李建说：出游遇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可其乐只是一时，为什么呢?说这就像关在监狱里的犯人遇和美景色，会靠墙搔痒，伸展支体，得一时之乐一样：而后顾地窥天，不过寻丈(很小的地方)，终不得出。其复能感到舒畅呢? 永州荒蛮牢狱之境并没让柳宗元屈服。柳宗元在给许孟容的回信里直道心志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这里说的“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显然是光明正大的君子之道，何罪之有。而柳宗元说自己思想的本意就是这样，他不会遭难就改变。柳宗元与许孟容、杨凭等人说:“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不止以百记)。”“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覼缕(luó lǚ委屈陈述)，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他拖着病体，“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梢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 柳宗元在永州“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柳宗元曾对李建说:“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léi něi瘦弱而气力不足)，亦甘如饴(饴糖)矣。”这话出之《列子•天瑞篇》:“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尚何忧哉?”这是说士者安心贫困终生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可忧伤的。柳宗元遭贬，贫病交加，可想到“贫者士之常”这一君子之道，心境开朗多了，有甘甜如饴糖的感觉。

《柳宗元集》卷二十四有一篇小序，是专门论述饮酒的，这就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作于永州的《序饮》。这年柳宗元买钴鉧潭西一小丘,作《钴鉧潭西小丘记》，并名之愚丘，即《愚溪诗序》说的“买小丘，为愚丘”。小丘修整后，柳宗元置酒溪石上，邀朋友饮酒。《序饮》记述了这次行酒令的过程和柳宗元对饮酒的看法。酒令，是饮酒时的游戏。推一人为令官，饮者听其号令，违则有罚。自唐以来，盛行于士大夫间。据说，后汉贾逵曾撰《酒令》，但已亡佚不见于世。清代俞敦培有《酒令丛钞》四卷，专讲酒令之事。柳宗元是谦谦君子，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古训，用行酒令助雅兴。此时朋友散坐，象一群牛马饮于溪水中的群石上。斟满酒的杯子在水中漂流，任水边的人取饮。执掌行酒令的人说：当饮者，举三根十寸长筹签，逆溪水投进去，如没入旋涡中，没停滞在溪水边，没沉于水底的，可不饮；而反之，就要按筹签的数目喝酒。投入水中的筹签，在水中打转，象跳舞一样，时快，时慢，时动，时停，所有的人都趴在石上注视着，兴奋地拍手击掌，欢呼助兴。有人饮酒一次，有人饮酒两次，而有个叫娄图南的书生，所投筹签，一入旋涡，一滞溪边，一沉水底，独饮酒三次，众人大笑欢呼。柳宗元有痞病（腹腔长肿块），不能饮酒，这时也喝醉了。行酒令，让人兴奋地彻夜忘归。

饮酒展示人间百态，醉酒会失态无形。古称少饮曰饮，多饮曰食。《汉书》说：“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此谓豪饮。唐代大诗人李白是喜豪饮的酒鬼，逢酒必醉。《旧唐书》卷一九0下《李白传》说：“白既嗜酒，日与饮徒于酒肆醉。”李白好多诗篇都是在醉酒时挥就的。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二《饮中八仙歌》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因酒后失态，让宦官高力士脱靴，被放逐出了京城。曹魏时的阮籍更是一酒狂。《世说新语》说，他与嵇康、山涛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阮籍嗜酒任诞(放纵怪诞)，不顾时俗礼法，或母丧饮酒食肉不辍，或酒后横眠酒家妇侧，或于群猪共饮，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唐时官场，迎来送往，招伎行令，酒色游宴寻常之事。翻开《全唐诗》，文人骚客描写这一类场合的诗，比比皆是。白居易晚年六十七岁时，写有《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性嗜酒、眈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自吟《咏怀》诗云：‘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低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其诗旷达却充满了失意之态。白居易密友元稹，自称“酒徒”，小时就痴迷饮酒，他自己在诗里描述说，“九岁解赋诗，饮酒至斗余乃醉”；“那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每每以在酒席上掌“酒令”而自豪；以至迷痴到“他时定葬烧缸地，卖与人家得酒盛”。到后来饮酒得了头风病，一见酒就怕的要命。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在别墅园内有醒酒石，醉卧其上，以醒醉酒。宋代董氏花园西有一池，中央建堂，四周朝夕飞瀑入池而不溢。传说洛阳盛醉者，走登其堂辄醒。

柳诗有《饮酒》篇：“今旦（夕）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蓀。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这是记元和七年（公元８１２年），柳宗宗元与朋友在永州城南郭门南亭上饮酒的情形。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围坐打开的酒坛，用酒祭奠造酒的先人后，喝酒驱逐心中的烦恼。不一会心绪不一样了，感到周围的天地都暖和了。清山幽暗，绿水益人。暮蔼掩映南郭门，树木清阴遮蔽，大家欢笑佳言畅谈着。喝醉了都不出声了，倒地偃卧在香草中。什么富贵官爵，那有这样饮酒快乐啊！柳宗元喜饮酒，在永州也经常以酒浇愁，出游时更是喝的酣畅淋漓，让自己借酒性融入山水美景里。但柳宗元厌恶喝酒失态，，主张饮酒要象做人一样讲酒德，不能饮而没形，也不能醉而忘形。他《序饮》中列出当时官场饮酒时的种种情态：有的揖让应酬，百拜为礼，穷于应对；有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乱哄哄，象开锅的汤水一样；有的脱光衣服，赤身裸体，以为旷达不羁；有的伴着各种乐器，以音声相和；有的相互靠近纠缠在一起，以为亲密；而柳宗元小丘邀友饮酒与他们都不一样。他认为，放弃虚浮的繁文缛节，去除各种不雅的行为，饮酒也会达到尽兴、和乐。而从容闲适，以合山水之乐，这对养成君子的心志,是非常适宜的。为此，柳宗元作这篇《序饮》留传给后人看。应一句老话，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今天再读柳宗元《序饮》，虽隔着千年时空，可序文里流出的场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柳宗元说过的话今天读来还是让我们感到那么亲切。

白居易与柳宗元是同时人，生于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和刘禹锡一样，长柳宗元一岁。早年他们同朝为官，可不知什么原因，寻遍《柳集》，一生不见二人有过交往的印迹。考其生平行迹，同为时代名人，一是有唐文坛第一人，一是李白、杜甫以后最杰出的大诗人，无论是为政理念，还是思想为人，都找不出相左和有积怨的地方。唯一能说的通的理由，是两人没有交往的机缘。白居易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才考取进士，晚柳宗元和刘禹锡八年，应属后辈。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与元稹通过吏部考试，被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任期满后，白居易又与元稹在长安的华阳观闭门数月，准备参加制举考试的功课。之后，他被任命为盩厔（zhōu zhì）县（今陕西周至）尉，直到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才被调回京为官。白居易在政坛和诗坛上显达，应是元和年以后的事。永贞革新时，白居易其位其名均还未有显露，没引起柳宗元等人注意，相互没有交往应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当时的革新形势又十分险恶，白居易后来曾在《论左降独孤郎等状》中说：“臣又见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众心无憀（liáo没有依赖，依靠），以为不可。”人心慌乱，思心不稳，多数人对革新运动存有疑虑，处于观望态度。永贞革新后，柳宗元又一贬再贬，至死身处荒蛮，虽文名远播，也没有机会与白居易碰面。而刘禹锡与白居易的交好那也是晚年的事了。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十八岁的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为宦官吐突承璀平藩时任招讨使一事，与谏官反复上书宪宗皇帝，其前后有数千言。白居易《论承璀职名状》，用语急切，直刺宪宗痛处。其言曰：“然则兴王者之师，征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宦官）专统领者。”他说宪宗任情坏法，是“自损圣明”，是“取笑于万代之后”。文中白居易还攻击策划剿杀永贞革新运动的宦官首领俱文珍。《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宪宗看过白居易的谏言后，不悦。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奈何？”李绛从中化解说，白居易不避杀头之祸谏言，正是酬陛下拔擢之恩。陛下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让白居易躲过一劫。据此看来，白居易与柳宗元在抑宦平藩等为政理念上是相同的。永贞革新时，白居易在京为校书郎，三十四岁，顺宗继位不足二十天，他就给为相仅十日的韦执谊《上宰相书》言政；永贞革新失败，韦执谊被贬时，他又作诗《寄隐者》为之泄不平。这些都表示他对柳宗元等人主事永贞革新的同情。这也许是刘禹锡后来与白居易走到一起，成为密友的原因。

元稹是白居易的密友，一代文人，诗与白居易齐名。《新唐书•元稹传》说，民间乡里，悉传诵之，号为元和体。穆宗为太子时，“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元才子”。元稹这个人曾是毁誉不一的人物，为宦官辱贬，又为宦官所毁誉。一次元稹奉召回京，住驿站时，半夜与大宦官仇士良相遇，因元稹不让客房，宦官怒，“击稹败面”，元稹被仇士良打破了脸。尽管李绛、崔群、白居易皆为其申冤，宰相说他不讲礼规，还是被贬至江陵士曹参军。这件时让元稹学乖了，在江陵，元稹与监军的宦官崔潭峻友善。后来靠此援引，巴结宦官，在穆宗朝做了宰相，虽只有三个月，还是遭人诟病。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刘禹锡自朗州召回京时，与元稹同返长安。元稹这一年春在篮桥驿作《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诗赠刘禹锡和柳宗元，但不见柳宗元对元稹诗的回应。刘禹锡与白居易早在元和初年就有交往，刘禹锡作于元和三年至六年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就是佐证。刘禹锡和柳宗元元和十年被召回京时，白居易也在京城，想必有与刘禹锡等人有见面的可能，可惜没有只言片语传于后世。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交往密切，诗酒唱酬，留下了不少让后人传诵的诗文。可历史又偏偏好象是故意要给后世留下一些不解遗憾似的，执意让柳宗元与白居易这一对同处一世又相互耳闻的大家不能相见相交，这让追寻他们足迹的后人多少有些怅然。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人生最痛苦难耐的经历，可他却奇迹般地铸就了自己的人生辉煌，成了那个时代以至以后的历史都难有人能摸其项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遭贬废退，没得到权贵者推介，“故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而如果遭贬之初，就受人举荐为官，可能官运无穷，但这样“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为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认为十年永州困厄让柳宗元文名传于后世，这是一时为将为相所没法相比的。韩愈这些话应验了历史，无数显赫一时的将相都在历史中隐没了，而柳宗元却鲜亮地活在后人的心里。南宋在给柳宗元《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说:“文章百世之师。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 人生往往都是在一限定的框圈里生活和奔波着，其之所以不同，是有的人能在其间伸屈自如，做出与别人不同的事情来，以至达到常人难于企及的高度，从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里突现出来。而历史也常常是处困境和遭磨难的人创造辉煌。柳宗元的一生没能走出贬放的困境。这是中唐社会强加给他的宿命，也是他性格和为人理念使然。可他也象其他困厄中的历史伟人一样，没有在贬放中沉沦，而是用自己的生命之火铸就了他思想和文章，不但照亮了那个时代的长空，还一直在历史长河里闪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