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参加永贞革新

郭新庆著

永贞革新是今人的提法，历史上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革新是今人说法。所谓革新，从字面解指革除旧的，创造新的。作为政治运动，是讲除旧弊，立新政。《新唐书•宪宗本纪》赞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jiàng倔强，不随和)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惩戒，惩治)，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彊(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详观史料，革新派已久怀此志，所以贞元二十一年（公元８０５年）正月，德宗一死，太子李诵继位，刚掌新朝的革新派，就急不可耐的对德宗朝的三大弊政下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改革的新政来。可惜革新只持续了短短的六个月时间，还没来得及展开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在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联合围剿下失败了。

顺宗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生，比柳宗元大十三岁，比王叔文小八岁。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八岁的李诵被立为皇太子，在储位长达二十六年。新旧《唐书》说：顺宗“性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喜学艺，善隶书”。德宗“每赐大臣方镇诗制（指作诗赐人），必命书之”。泾原之乱时，太子李诵随侍德宗逃难。在朱泚围攻奉天时，他“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德宗晚年宠信宦官，任用倖臣裴延龄、韦渠牟为相，排陷陆贽等人，人不敢言。而李诵从容论争。每次向德宗进言，从不顾及宦官的脸色。史家论赞说∶“居储位（太子）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史载顺宗居储位，久图有为，在东宫时，即蓄意欲除宦官。宦官俱文珍等人必久怀仇怨之心。

王叔文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也是永贞革新的主帅。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父亲做过城尉，左金吾卫兵曹一类小官。《旧唐书•王叔文传》说：叔文“粗知书，好言道理”，受到德宗赏识，以棋待诏入东宫侍读太子李诵。柳宗元《王侍郎母刘氏誌》说：叔文常言人间疾苦，“以道合于储后（指太子），凡十有八载”。其人“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新唐书•刘禹锡传》品评说：“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王叔文在东宫侍奉太子李诵十八年，可见两人君臣相交相知之深。据柳宗元说，他和八司马等人与王叔文交结也有十几年。《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这样一件事：说“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叔文曰∶‘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宜、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又因其党以进；藩镇侯伯，亦有阴行赂遗请交者。”从中可以看出，王叔文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与太子李诵图谋革新政治的谋划远非一日，很早已在人事上做了布局。

据史书记载，德宗猜疑刻薄，晚年昏庸，李诵在做太子时，为德宗猜疑，几度险遭被废。德宗曾为郜国公主事杀死了太子李诵的妃子萧氏。《新唐书•顺宗本纪》载：“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赖李泌保护，乃免。”郜国公主是肃宗女儿。蛊(gǔ)事，指用咒骂等邪术加害他人的方法，此事疑暗涉德宗。郜国公主被幽，其女顺宗妃被杀。《旧唐书•李泌传》记载此事说：“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 为此事李诵一度想饮毒酒自了。由于长年压抑和心绪不宁，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太子李诵中风失语。这时德宗已患病不起，哭着要见太子，宦官俱文珍等人，图谋作梗，不让德宗见太子。《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载：“凡二十余日，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二十几天宫中与外界断绝音信。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死，宦官扣住遗诏，三日密不发丧。在此危难之时，革新派另一主要人物王伾以翰林待诏入住皇宫，稳住东宫太子。《旧唐书•卫次公传》记载说：“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絪等至金銮殿。中人或曰：‘内中商量，所立未定。’”面对内廷宦官的诡词，“众莫敢对”。这时，革新派翰林学士凌准“独抗危词”，王伾在一旁助势。德宗旧臣卫次公说：“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李诵长子李纯，即后来的宪宗皇帝)。不然，必大乱。”郑絪等众人附和，宦官的阴谋才没能得逞。这时，“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一个病弱的皇帝就这样在革新派地架扶下走上了皇权的宝座。

顺宗继位，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这是侍奉皇帝左右的近臣。翰林学士玄宗时始设，德宗以后成了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和秘书，经常值宿内廷，承命撰拟任免将相和册后立太子等文告，有“内相”之称。按唐制，中唐以后的皇帝诏命均由翰林学士草制后，交由阁台宰相集朝臣宣读施行。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直接参与朝政决策，位尊权重。王伾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可以随意在内廷走动。王伾，杭州人。始以翰林侍书待诏入侍东宫，深为顺宗宠信。王伾是书法家，可惜没有墨迹传世，但从顺宗善隶书看，他必定精于隶书无疑。王叔文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主外廷。又引荐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人，同襄朝政。表面上连成了一个犄角之势。此间，柳宗元被升迁为礼部员外郎，专管诏书和奏章一类重要事务。《旧唐书•柳宗元传》说：“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宜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据史书记载，永贞年间，政令每每都经“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王叔文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话“言无不从”，“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柳宗元自己后来说：宗元“以文字进身”，“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又说：“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主将，至死他都没改变当年的初衷。 顺宗因中风失音，不能理政，朝廷大事都由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主理，其间施政的主要内容有：

一、除臃免税等。正月二十四，顺宗即皇帝位，二月初六，就罢除翰林阴阳星卜医相复棋诸侍诏三十二人。二月二十四日，罢除各种杂税乱赋和例外进奉，并免掉了百姓历年拖欠的诸色逋负（bū拖欠赋税）。据《旧唐书•顺宗纪》记载，当时免除的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期间还放还宫女和女乐九百人，并禁进乳母。施政伊始，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史评家说，这为中、晚唐绝无仅有之大事。停俸的十九个宦官显然是扰民害市之尤奸恶者。韩愈的《顺宗实录》不敢书此事，两《唐书》也不记载，幸《册府元龟》中保存此条，今得一见。

二、罢宫市，禁五坊小儿。所谓宫市，名义是替皇帝采买东西，实际上是直接向百姓抢夺财物的口实。这些替皇帝采买东西的人，德宗时由太监充任。他们依仗皇帝的权势，往往随意抑价，“率用直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唐会要》语)甚至白取白拿。《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唐纪五十一载：贞元年间，长安市里置“白望数百人”。何谓白望?《资治通鉴》有注说：“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也。”这些人同他们的主子，承办宫市的宦官一样，是一群明抢明夺的强盗。白居易的《卖炭翁》诗，就是“苦宫市”的。一车千余斤木炭， 宦官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就抢走了。烧炭翁在冰天雪地里，衣单口饥，欲哭无门。《新唐书•食货志》说：“有赍（jī持有，携有）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宦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

五坊是替皇帝饲养打猎用鹰犬等物的地方。小儿是对在五坊里当差人的称呼。这些人和白望一样，借权势，为非作歹，到处残害百姓。《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里记载说，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lú乡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打水）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钱），多被殴詈（lì骂）：或时留蛇一囊（náng口袋）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令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王叔文、柳宗元等宣布罢除这些弊政，消息传出后，“人情大悦”。

三、贬惩李实，召用贤臣。李实出身皇族，为人奸诈凶险，残暴多恶。在做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时，“刻薄军士衣食，军士怨叛谋杀之”。可德宗喜欢信用他。李实任京兆尹时，持宠为非作歹，肆意残害百姓，弄得京城附近怨声载道。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京城长安一带大旱，到处都在闹饥荒，百姓苦不堪言。可他为了“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竟上书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硬是强迫百姓按丰年交纳租税。至使百姓叫苦连天，纷纷“徹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艺人成辅端作辞讽刺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听说后，以诽谤朝政罪把成辅端活活打死。还“毙人于府者十数”，“京师贵贱（富人和穷人）同苦其暴虐”。王叔文主政，就把他贬为通州长使。消息传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李实得知后，从小路逃出京城。“人人相贺”。这些《旧唐书•李实传》都有记载。革新派主政这一年，京城长安附近九县从正月到七月，没下一滴雨，又是大旱之年，柳宗元为京兆尹王权写《为京兆府昭应等九县诉夏麦旱损状》，请求朝廷豁免租税。

　　与贬李实的同时，王叔文等“精加访择”有才干的人为官，用故相抚州别驾姜公辅为吉州刺史，前户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别驾苏弁为忠州刺史。又诏令有“名德才望”的陆贽等人回京。《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说∶“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壬申，追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皐、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可惜遭贬十年的陆贽还没等到诏书，人已病死了，年仅五十二岁。阳城也没等到诏书已死在贬所了。

四、掌控盐铁转运权。《新唐书•王叔文传》说∶“叔文贱时，每言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之前，盐铁转运使由浙西观察使李锜兼任，他借机中饱私囊。地方官吏和盐铁使也假借给皇帝“进奉”，任意抬高盐价，收刮民脂民膏。一般老百姓买不起盐吃，只好喝淡汤度日。王叔文罢去了李锜的盐铁转运使，控制盐铁收入，把盐铁转运权收回朝廷，任用杜佑为盐铁转运使，他自己充度之、盐铁副使，实掌其事，并让刘禹锡转屯田员外郎、判度之盐铁案，帮他属理。不久，王叔文又出任户部侍郎。在此期间，“盐铁使月进钱”和额外“进奉”都被罢除了，老百姓自然欢喜。

五、抑制藩镇。这一年五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副使刘辟见王叔文求领三川。韦皋(公元745—805年)是一个文官出身的节度使，曾因平定朱泚叛乱有功，升任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贞元元年转任西川节度使，驻蜀地二十一年，是一个领得三十一州的强藩。韦皋智谋过人，他因与南诏通好，打击土蕃侵扰有功，顺宗加授他检校太尉。可他“自持重臣，远处西蜀”，有些傲视革新派，他让刘辟对王叔文说∶“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听后，大怒，厉声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以杀死刘辟做为回击。王叔文等人抗藩的勇气和气节可嘉，可这时革新派已四面受敌，形势相当严峻。王叔文等人虽有计谋（阳谋），可缺少权谋（阴谋），一副读书人的憨状，暴露出革新派缺乏政治应变的弱点。。

六、谋夺宦官军权。随着施政的开展，革新派与宦官的矛盾日益尖锐，王叔文等人策划夺宦官掌控的神策军兵权。他们选老将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让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实际掌控中央禁军。《顺宗实录》记载，开始中人尚未悟，待边将来报，才发觉兵权将被人夺去，俱文珍“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于是“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权属人。’”范希朝至奉天，诸边将避而不见。“韩泰白叔文，计无所出。” 消息走露，是直接导致夺兵权失败的原因。可这么机密的大事，怎么会事前让边将得知消息呢？据史料记载，范希朝本是宦官神策军夙将，受宦官袒庇，想必与神策军边将有密切的交往。宪宗即位时，范希朝不但没有受到王叔文等人牵累，反而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初二，由神策行营西节度使升任为右金吾大将军，充朔方灵盐节度使，这里的奥秘就不难想象了。《旧唐书•俱文珍传》说：“贞元末，宦人领兵，附益者众。”其实，这时宦官的权势已大的难以撼动了。谋夺宦官兵权是王叔文等人施政最大的一件事，它的失手，加速了永贞革新的失败。王叔文错用了一个范希朝，本来“欲以自固”的谋夺兵权却直接把自己剿灭了。

革新的失败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宦官和藩镇做梗，以及革新派内讧是其主要原因，而革新的基础脆弱和施政的失误，更加剧了这些矛盾。历史经常会有偶然性，可判断和行动的不慎只能让其走向反面。细究其因，革新在当时情形下是很难成功的：

一、一个病弱的皇帝，一条脆弱的执政链条。据《旧唐书》王叔文传、俱文珍传和《顺宗实录》等史料记载，顺宗失音，疾不能言，王伾即入，以诏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宦官李忠言，忠言转于皇帝身边的美人牛昭容，美人受旨于帝；帝宣之于忠言，忠言授之于叔文，叔文与朝士柳宗元、刘禹锡、韩晔等图议，然后下中书，俾（bǐ使）韦执谊施行。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韦执谊行之于外。王伾主往来传授，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房启、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谋议唱和，采听外事。《旧唐书•王叔文传》称其为“转相结构”。这样的执政手段，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政令都没法施行。《旧唐书•王叔文传》说：“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谓人曰：‘叔文须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王伾为之论请，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内职。”本来脆弱的链条，这样就更加不畅了。而专外的韦执谊与王叔文“交恶”，不时“异同”，也让施政难以推行。宦官俱文珍等后来完全掌控了顺宗，，执政链条就断了。

二、薄弱的执政基础。贞元末年，顺宗即位前，已居相位四人，贾耽、杜佑、郑珣瑜和高郢；翰林学士五人，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和凌准。九人里除杜佑、凌准外，七人都抵制和排斥王叔文等人。《顺宗实录》卷二贞元二十一年三月里有这样一段纪事：“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称疾去位。其日珣瑜方与诸相会于中书。故事(指老规矩)：丞相方食，百寮不敢谒见者。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执宜计事，令直省(执事官)通执宜。直省以旧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宜，执宜逡巡惭赧(有所顾虑而难为情)，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曰：‘叔文索饭，韦相已与之同餐阁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惧叔文、执宜，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前是左仆射贾耽以疾归第未起，珣瑜又继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宜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焉。”《旧唐书•刘禹锡传》说：“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论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朝廷内外不时传出强烈的反对声，就连杜佑后来迫于压力等原因也站到了王叔文等人的对面，拥护宪宗监国。而革新派只有十几个人，虽风风火火，可和之者寡，不时凸显势单力薄的窘境。

三、内讧。韦执谊立异，乃王叔文之致命伤。韦执谊为人有心计，很早就居显位。他贞元二年(公元785年)撰《翰林院故事》，已任学士。对韦执谊的投机作法，两《唐书•韦执谊传》记载说：“韦执谊者，京兆人，父浼，官卑。执谊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学士，年才二十余。德宗尤宠异，相与唱和诗歌，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备顾问。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写赞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找不到话说），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唐音癸签》据《唐实录》记载这样一件事，说“韦执谊从兄夏卿为吏部侍郎，执谊为翰林学士，受财为人求科第，夏卿不应，乃探出怀中金，以纳夏卿袖，夏卿摆袖，引身而去。”顺宗立，王叔文用事，乃擢韦执谊为宰相。“执谊既为所引，然外迫公议，欲示天下党与者，乃时时异论相可否，而密谢叔文曰：‘不敢负约，欲共济国家事尔。’叔文数为所梗（阻塞；妨碍），遂诟怒，反成仇怨。”《顺宗实录》具体收录了两件事：“贬宣州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县尉。士谔性倾躁，时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党相煽，颇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韦)执谊不可，则令杖杀之，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由是叔文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先时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呈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叔文大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辟尚游京师未去，至闻士谔，遂逃归。”这期间，王叔文为裁抑藩镇势力，曾计议任命革新派成员房启为荆南节度使，也因韦执谊的阻拦迟迟不能实现，已经在荆南等待接任的房启，只好改做容管经略使。偏巧此时王叔文又因母死得去职守丧，这对革新派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见大势已去，“执谊益不用其语，(叔文)乃谋起复，斩执谊与不附己者，闻者忷惧。”韦执谊在人品上实无可称道之处。《新唐书•韦执谊传》说：革新失败，韦执谊“知祸且及，虽尚在位，而临事奄奄无气，闻人足声辄悸动（jì惊惧，心跳）”。其惊恐哀泣之状让人有些不耻。施政链断了，革新派内部矛盾又如水火，这恰好给宦官和藩镇可乘之机。

四、宦官和藩镇联手对付革新派。先是宦官立宪宗为皇太子与王叔文抗衡。王叔文等人与宪宗早期的关系，不见史传。但在立太子一事上显然是另有他想。《新唐书•郑絪传》载：“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dàn畏惧）广陵王（宪宗）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诏，絪不请辄书曰：‘立嫡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顺宗担心宪宗强势和工于心计，欲另有所立。可在宦官和旧臣的威逼下，没有行动能力的顺宗只能屈从了。《顺宗实录》说：宦官与旧臣议立时，“叔文默不发议”。《旧唐书•王叔文传》说∶“叔文未欲立皇太子”，当宦官扶立宪宗后，“叔文独有忧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同而歔欷泣下”。这对革新派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一年六月，藩镇韦皋等人开始向王叔文发难，先是“韦皋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寻而(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表续至，悉与皋同。”接着，三节度使又连上表要皇太子勾当（辩理）军国政事。而朝中的宦官俱文珍等，与藩镇沆瀣一气，内外呼应。其实这是宦官在背后操纵串通的。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德宗时禁军已扩大到十五万。后来武宗时左右神策军“每军有十万”。而当时节度使手下其能作战的最多不过三五万，少的仅一万。唐代士人和外藩依附宦官求媚取利求官的时有所见。《旧唐书•裴垍传》说：“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宦官)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李辅光墓志》云：“元和初，皇帝践祚(指宪宗继位)，旌宠殊勲。”显然是指宦官参入操纵严绶等藩镇上书请宪宗监国立功一事。又据《新唐书•裴均传》说：均为大珰(珰∶dāng指宦官)窦文场之养子。其上表受宦官指使不言自明。这时，王叔文等人已没有了抵抗的能力。据《新唐书》王叔文、王伾传说：叔文母丧，他在翰林院置酒，邀宦官李忠言和俱文珍等人，他说自己离职，百谤会至，想求各位帮忙，结果当场遭到俱文珍的驳斥，而叔文无言以对。想凭杯酒释憾于宦者，书生气太可怜了。“叔文既居丧，伾日请中人及杜佑起叔文为宰相，且总北军，不许，又请以威远军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不可。”王伾一日连上三表，都被宦官阻拦，顺宗根本看不到。王伾心惊慌恐，倒地大呼：“吾疾作。”顺势归宅不出。大势已去，王伾称病躺倒了。

《资治通鉴》记载王叔文主政时的情景：“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革新派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谋划着施政大计，以至如醉如狂的地步，从中可看出当年革新派的精神风貌和如火如荼的革新氛围。与之相伴，追利求官者也纷至沓来。当时王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求利者为见王叔文、王伾，深夜宿在坊中饼肆、酒垆下，店家收一人千钱，乃容之。投机求利者之盛，为求见住店日掷千钱不惜，当时的疯狂可以想见。而这些人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反目成仇人。柳宗元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说到这件事：“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讟dú∶怨言，诽谤)，以此大罪之外，诋诃(诋毁，斥责。)万端，旁午搆扇(纷纷蓄意煽惑。)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指藩镇）”，一起攻击革新派。 这年八月五日，宪宗即皇帝位，永贞革新彻底失败了。革新只持续了短短的六个月时间，还没来得及展开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在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联合围剿下夭折了。而被逼让位的顺宗，不久也不明不白地暴崩了，这明显是宦官和宪宗作手脚害死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谤言纷起，以至多年以后还追着柳宗元等人不肯散去。革新派成员吕温头脑比较清醒，看的比较远，思虑也深，他不主张在谋划未妥﹑强行发难，这必遭失败。可当时革新派被逼的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永贞革新是一场悲剧，革新派“志不得展”就失败了，从此柳宗元等人走上了一条终生不归的痛苦路。后来柳宗元在永州总结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说:“末路孤危，厄塞(险要的地方)臬兀(niè wù不安定)，事既壅隔(堵塞不通)，狠忤贵近(指宦官)，狂疏缪戾(miù lì过错)，蹈不测之辜(罪)，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dǔ怨言，诽谤)，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指藩镇连结)以致其事。”参加永贞革新时，柳宗元等人已深知情势险峻，“末路孤危”。致其事失败，柳宗元在这里说的很明白，就是宦官俱文珍等与藩镇韦皋、裴均、严绶勾结造成的。

韩愈是柳宗元的朋友，可他却带头反对永贞革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后，没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宪宗继位时，才把他转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为此痛恨王叔文，并迁怒于柳宗元﹑刘禹锡，把自己遭贬阳山令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其实这是极不公允的。永贞革新时没起用韩愈，就其为人来说，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而韩愈被贬阳山令起因是上书得罪李实这已是不争的史实。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岁的韩愈，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可不知什么原因，贞元十九年去职了。这期间他有《上李尚书书》，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实献文求助。这一年京城附近大旱，李实欺瞒德宗，继往横征暴敛。可韩愈却在上书里献献媚称颂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贼，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赞李实“忠于君，孝于亲”。韩愈随书献文章两卷十五篇，以为谒见之资。上书不久，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时他又一反前态，与张署、李方叔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疏，揭示旱灾实情说：“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请求“特敕京兆府”当年“税钱及草粟等”。韩愈因此事得罪李实被贬为阳山令。宋代洪兴祖《韩子年谱》据韩愈近人李翱所作的行状和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对此事记述说：“是时有诏以旱饥蠲(juān免除)租之半，有司征愈急，愈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这里说的幸臣就是李实。新旧《唐书》对此也有记载。《韩集》中也收有此状。这样的结果是韩愈没想到的，本为求进的奏疏不但没让他获益，反因得罪李实被贬到偏远的阳山做县令。这件事本来与两年后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没有相干，可韩愈却借此机会发泄永贞革新时不被起用的恼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里把他的遭贬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他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这显然是在泄愤，又故意把自己说成是永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旧派朝臣求援。韩愈还作诗《永贞行》，攻击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小人乘时偷国柄”。并颠倒黑白，说宦官掌控的禁军是“天子自将非他师”。还抵毁革新派，说“天位未许庸夫干”。韩愈的这些话完全是反对王叔文的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腔调，不过他说的更加激切﹑刻薄罢了。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进者”。两《唐书》沿习此说，后代又一直有人随之。《新唐书•柳宗元传》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náo弯曲不直)节从之，徼(jiǎo求)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娼，一偾(fèn毁坏，败坏)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才猷(yóu计划，谋划)，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宋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柳宗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苏轼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始不陷叔文之党，共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名臣矣。”韩愈反对王叔文，怨愤柳宗元和刘禹锡显然是出于私利，可后世因其名望也沿习韩说。

但历史自有公道。清人王鸣盛是知名学者，他在《十七史商榷》里反复申说王叔文革新之公忠体国。他说：“叔文与宦官为难，……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立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他认为，王叔文革新，使贞元弊端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清朝同治时的陈其元写了一本《庸闲斋笔记》，他在论述“古人被冤”时，为王叔文等人申冤。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说：“韩愈以与王叔文政敌俱文珍有旧之故，其《顺宗实录》于王叔文自多贬词曲笔，未可尽信。”详观史料，此语实为公允之说。《顺宗实录》对俱文珍又多有讳饰。如《旧唐书•俱文珍传》及《新唐书•刘贞亮(即俱文珍)传》皆以俱文珍为宦官中拥立宪宗之首，而《顺宗实录》则以刘光琦居首，以俱文珍次于刘光琦之后，其用心可见。尽管如此，宦官对直笔的一些记述还是不满。《新唐书•路隋传》说:“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官不喜，訾(zǐ诋毁，诽谤)其非责，帝诏隋刊正。”《新唐书》又说:“自韩愈《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全篇。”《旧唐书．韩愈传》说：“其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出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我们今天在《韩集•外集》里看到的《顺宗实录》，已不是原始那个样子了。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关系一生荣辱，后世人多为此惜之，可我们观遍他留下的文字没见柳宗元有一丝的悔意。

王叔文是永贞革新的始作俑者，可惜只主政了半年，就从唐代历史上消失了。王叔文是一代伟才，可韩愈和《唐书》却说王叔文是小人，可又举不出一事证之，何也？韩愈《顺宗实录》里收录了王叔文可（适合）度支盐铁副使制说：“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识环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之大方，其言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yóu大道；重要得规划），宜继前劳，佇光新命。”这可能是柳宗元或刘禹锡等人写的，韩愈照录，因这是无法完全避掉的现实。北宋范仲淹说：“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坐忘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作，体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清代冯景《读柳子》说：“且夫叔文固小人，然素自爱，其过在专权自用，欲诛宦官，强公室，反为所胜被祸耳，亦无他殃民误国之罪。”又说：王叔文“其人机辩，亦非无深识远虑者可比”。冯景也说王叔文是小人，可列举出的都是堂堂正正的善行；说八司马“皆天下才子也”，可又都困羁于小人王叔文，这不合于常理，可却成了说王叔文和八司马的一种定式。章士钊说：“依史实观之，叔文即八司马，八司马即叔文。”王叔文和八司马的为政理念和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柳宗元在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写给《与肖翰林俛书》说：“与罪人(指王叔文)交十年，官又以是进。”可见心气相通，相知之深，绝非苟合之辈可论。而千百年来之所以延续扭曲的说法，是封建统治的传统理念和门阀士族的阴霾作祟。唐世重门户，而王叔文出身寒微，又以棋诏入政，自然会被政敌当成攻击成小人偷国柄，庸夫干天位的口实。王叔文曾自言王猛之后。王猛是十六国时的前秦大臣，出身贫寒。史书记载，他曾扪虱而谈天下大势，求为人谋士。后来，他得到苻坚的信用，累迁司徒，录上书事，入朝为丞相。他主政后，整顿吏制，压制不遵守法令的门阀贵族。王叔文把自己说是王猛之后，显然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份。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重门阀修谱牒成风。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谱牒之风仍修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新唐书•刘禹锡传》说：“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看来时人并不认同。永贞元年三月，与陆贽、阳城一起召回京的还有郴州别驾郑余庆和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韩皋。韩皋名德与陆贽、阳城同列，其从弟是八司马韩晔，虽召迁任尚书左丞，可他自持出身高贵，不肯亲附王叔文，其原因也在于此。《顺宗实录》载:“皋自以前辈旧人。累更重任，颇以简居自高，嫉叔文之党，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人。”遂斥为鄂岳观察使。这些旧派朝臣看不起出身低微靠棋得势的王叔文，诬之为“暴起领事”，新旧矛盾之尖烈是不难想象的。唐代轻视艺人。《新唐书•阎让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有异鸟随水波飞跃，一时兴起，让侍臣赋诗，召著名画家阎立本作画。阎立本官已至主爵郎中，可身为画师，只能趴伏在池边，研弄丹粉。望着坐在舟上的人，他羞愧的直流汗。回到家，阎立本对儿子说：我少年读书，文辞不比谁差，只因以画出名，就遭此轻贱，你不不要学为父染习它。古时艺人被称为下九流。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工商、杂色之流，可厚给财物，不能超授官职，也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对艺人多么轻视。柳宗元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在永州曾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六逆论》为王叔文正名。章士钊说：“子厚之《六逆论》，明明为王叔文而发。”柳文里表面说史论前朝事，实际明显是为身边事在发感慨。所谓“六逆”之说，见于《左传•隐公三年》，即“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说这些是“乱之本也”。柳宗元举出其中与王叔文被污说相关的“三逆”，即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进行论说。柳宗元说，“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因为这个缘故“贱”妨碍了“贵而愚”，这正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同样，“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因为这个缘故“远而新者”取代了“亲而旧者”，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如果舍弃这些而听信上面那些谬说，“必从斯言而乱天下”。为此，柳宗元感慨叹说：“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

说到“择君置臣之道”，是否也暗涉立宪宗太子位之争，不得而知。但据常理，王叔文不至于因议立宪宗太子时“默不发议”，就遭致杀头之祸。顺宗二十三个儿子，邵王约为第八子，曾为国子祭酒，才名流闻，而暴死于元和元年。章士钊说，应于立储被宦官所害，可能宦官提名备储未成，因不得不杀之以灭口。另胡致堂说：“伾、文忌宪宗在储位，有更易秘谋，未及为而败。”恐怕这才是让宪宗恨之入骨必杀王叔文的原因。说王叔文等人是小人偷国柄，也是不实之辞。王叔文与顺宗相交之深，史书多有不争的记述。《旧唐书•顺宗纪》称顺宗为太子时“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顺宗深恶宦官跋扈必定引起宦官的嫉恨，主政后支持王叔文削宦官俸禄﹑罢宫市﹑夺宦官兵权都是情理中事，这就更加激化了与宦官之间矛盾。王叔文等人，儒者风气甚伟，是一群循规蹈矩的封建文人，不会用权谋，更少阴谋；少机变，用阳谋对宦官和藩镇的阴谋；仅仅依靠一个病弱的皇帝和“转相结构”的执政手段，在强藩横宦面前就显露出自己苍白﹑稚弱的致命处。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危败之时，为王叔文母丧事写《王侍郎母刘氏志》，全篇称道叔文，显然是借此写王叔文为之张目，其勇气和君子气概尽现。柳宗元敬佩王叔文的为人，虽因此遭贬，他也终生不悔。柳宗元在文中，赞王叔文“修经术以求圣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说王叔文为人“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有弥纶(包括，统摄。)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从史料观之，王叔文是个很有气势的人，他在翰林议事，发狮子吼，众默默不敢对，旧臣高郢﹑贾耽也折服于叔文。史又称叔文与李忠言(太监)议事，忠言辄不敢置对。柳宗元与王叔文相交，在道不在利。他们共同追求的“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这里的“利安之道”，就是柳宗元终生奉行的“利安元元(百姓)之道”。他公然宣称：“户部(王叔文)之道闻于天下。”但可惜的是行“利安之道”的大义之举没能彰显于天下。寻觅史料，元和初年曾有人试图为王叔文翻案鸣冤，可在宦官当道的天下，这些都与世无补，只能成为历史的余音在时空里飘荡着。柳宗元在永州作骚体《弔苌弘文》。苌弘，周大夫，史书说孔子尝从问乐。苌弘为强周室，后来被周人杀害了。“大夫死忠兮”，柳宗元这一弔赞其实是为王叔文而发的。“自古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这显然是说王叔文死的其所，他同上古的贤人一样会被后人传颂的。

八司马为天下奇才，这是宋代王安石语，《唐书》和历代多主其说。而韩愈《顺宗实录》却说八司马等人是“欲侥幸而速进者”，这显然是诬枉之说。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说：“按柳宗元﹑刘禹锡以贞元九年登进士第，至贞元二十一年已十二年；陆质在贞元二十一年为给事中前尝为左拾遗，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见《新唐书》卷一六八《陆质传》）；凌准在贞元二十一年为翰林学士前尝历崇文馆校书郎，邠宁节度掌书记，节度判官，浙东观察判官等职（见柳宗元《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实皆不得谓为躁进。永贞革新时，柳宗元由八品御史里行迁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参政，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却被反对派和韩愈等人攻击为“速进者”；柳宗元在《与萧翰林俛书》也屈称自己“超取显美”。其实三十三岁做到这个官在当时何谈“超取”，这些话不过是用来止谤而已。查唐代文人升官图就一目了然。中唐以后，进士科举受到重视。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今世尚进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国之秀民举归之。”因每年秋集试于礼院，进士科又称秋试。当时士人得进士或明经后，一般都参加制科（主要有博学宏词）的考试，制科考试上等者会授校书郎，这虽是从九品的阶位，这是贡举（举荐人才）佼佼者的位置。由校书郎入仕的，一般为畿县尉，再入即为拾遗或监察御史。这里说的畿县是指京城的属县。《旧唐书》四十四《职官志》载:“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京兆是京城长安，河南是东都洛阳的河南府，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三府以京兆为先，河南次之，太原又次之。当时人皆以畿县尉得授校书郎为荣。这是地方官到中央官的一条途径。中唐许多宰相要臣都是走这样的升官路线，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是这样。监察御史唐初时从八品上，武则天以后升为正八品上。永贞革新时，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这不过是按当时唐制依序次升迁罢了。员外郎从六品上，当时六部两丞共二十六司，有五十多个员外郎，由于员外郎是进入五品以上清官的重要途径，唐人争为此官，不但朝中六品以下官员争之，正四品的中下州刺史也时与朝中员外郎互相迁调。反对派和仇者拿此说事显然是无中生有的诽谤。以交王叔文而遭贬逐之‘八司马’中，柳﹑刘无论矣，据史传所言，韩晔有俊才；韩泰有筹画，能决大事；陈谏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凌准有史学；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理财（见《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程异传》；又《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程异传》。）；要皆各有所长。王叔文若徒为一佞幸，固无从引用诸人，而诸人亦不至与之为‘死交’也。”对柳宗元﹑刘禹锡史书多有评说。《旧唐书》柳宗元传后有评语说：“史臣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使）之詠歌帝载，黼藻(美化，文饰)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程异在八司马中为下乘，而在当时朝中群僚里，自是高流。程异遭贬时，李巽领盐铁事，以程异有心计善理财，请拔擢用之。元和初授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迁淮南等五道两税使。这期间，程异对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程异为盐铁转运副使，裴度平吴元济叛乱，全靠他调度运筹供应军饷。《新唐书•程异传》说：“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敛，经用以饶(多，充足。)。”淮西之乱平后，程异即奏罢茶盐店，以减轻百姓负担。随后程异被升为盐铁使兼御史大夫。转年，宪宗用程异﹑皇甫鎛为相，但遭到裴度﹑崔群等人的极力反对，裴度说：“程异﹑皇甫鎛，钱谷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旧唐书•皇甫鎛传》记述此事：“程异虽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处之烦剧(这里是指处理繁杂危难事情的能力)，或亦得力，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实亦非宜。”这算说了句公道话。程异为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事，“自以非人望，久(一个多月)不敢当印秉笔”。可这时宪宗对程异已相当倚重，尽管裴度等人“腾口掉舌，以为不可”。又“三上疏论之，请罢己相位”，宪宗也不理会。当时，西北边境军政不治，程异建议设置巡边使，并自请行。其用心良苦和内心压抑是可以想见的。但诏令还未下，程异就于元和十四年四月死了。巧合的是举荐程异的李巽也死于同一年。这时，柳宗元还在，可却自始至终没有一字提及程异，按照柳宗元的为人行事，如此默然以对，这只能留给后人猜说了。程异性廉约，死时，家无余财。章士钊说：“子厚平生挚友，凡享年长于己者，大抵多所建树，有禆于国。”八司马之才俊可见一般。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运动，是中唐时一件重大政治事件，虽半途夭亡了，可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永贞革新运动也是柳宗元一生值得称道的大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走了一条背离传统仕途的道路。对永贞革新运动历来纷争奇异，成了政敌和旧派士人指责柳宗元等人的口实。时至今日，一些研究者还认为柳宗元坚持永贞革新运动的守正之道是不识“世态人情”的“愚拙”，是不识时务之举。其实柳宗元如寻势利而为，我们就看不到今天柳宗元的样子了。历史是一种博弈，正是因为有许多不惧恶势力的“愚拙”的坚守付出，以至流血牺牲，才有今天社会的发展。历史许多时候不是按对错演义的，往往是随势而就。逆势弄潮者，成功就铸就了人生的辉煌；而失势了，会遭厄运，以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让后人扼腕。

宪宗是顺宗李纯的长子，先是广陵王淳，立太子后更名纯。宪宗是宦官拥立的，即位时已二十七岁，早已不是浑沌的年龄。《新唐书•陆质传》载：“质素善韦执谊，方执谊附叔文窃威柄，用其力召为给事中。宪宗为太子，诏侍。质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时执谊惧太子怒己专，故以质侍东宫，阴伺意解释左右之。质伺间有所言，太子辄怒曰：‘陛下命先生为寡人讲学，何可其它?’质惶惧出。”宪宗根本不是韦执谊等人想象可以随便影响的人，时已结仇怨，语含敌意。宪宗永贞元年三月立为太子，八月监国，进而逼顺宗让位，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旧唐书•杜黄裳传》载：“王叔文之窃权，黄裳终不造其门。尝语其子婿韦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遽(jù惊慌)曰：‘丈人才得一官，可复开口议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可以一官见买！’即拂衣而出。”据此可见，王叔文等人对宪宗立太子和监国是坚决抵制和反对的，为此遭宪宗嫉恨就不难想象。永贞元年八月，宪宗即位，其间发生了一件奇事，说山人(隐士)罗令则自长安到普润，矫称本上皇诰，征兵于秦州刺史刘澭（yōng），且说澭以废立，澭执送长安，并其党杖杀之。此事《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和两唐书均有记载。《旧唐书•刘澭传》说：“及顺宗传位，称太上皇，有山人罗令则诣澭言异端数百言，皆废立之事，澭立命系之，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约以德宗山陵时司便而动。”顺宗被幽，宫廷秘事，民间何以得知？其间的来由虽被历史隐去了，但也透出了事情的蛛丝马迹。山人罗令“妄构异说，凡数百言，皆废立之事。”据史料载：言涉宦官曾拥立的与顺宗争帝的舒王李谊，可时宪宗帝位已定，舒王不但妨碍宪宗，已是宦官的“赘疣”。宪宗捕杀了罗令一干人，舒王也在这一年十月突然死了。舒王李谊不是德宗的亲子，可却深为其宠爱，德宗几度因事欲废顺宗太子位改立舒王李谊。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正月，顺宗也不明不白地死了。顺宗有二十三个儿子，邵王约为第八子，曾为国子祭酒，才名流闻，也暴死于元和元年。章士钊认为，应于立储被宦官所害，可能宦官提名备储未成，因不得不杀之以灭口。另胡致堂说∶“伾、文忌宪宗在储位，有更易秘谋，未及为而败。” 封建社会是皇权统治，为争夺皇位，会不择手段，杀兄轼父史已习见。宪宗参入宦官谋弒顺宗，为此他深忌忤逆之事。崔群宪宗时宰相，《旧唐书•崔群传》说：“元和初，召为翰林学士，历中书舍人。群在内职，常以谠言(dǎng正直的话)正论闻于时，宪宗嘉赏，降宣旨云：‘自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署，然后进来。’”可见宠信非同一般。可后来为议宪宗上尊号一事，几遭不测，被贬出朝廷。据卞孝萱考证，参与永贞革新的李谅著《续玄怪录》，其中《辛公平上仙》篇，即言顺宗被囚禁，死于宦官之手的事。《旧唐书•崔群传》载：“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鎛欲加‘孝德’两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鎛所构(离间)，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崔群深为宪宗信用，竟为之被逐。为此，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说：“皇甫鎛以靳惜（吝惜）孝德二字构崔群，宪宗竞信其语，因之不乐而出群，据此，宪宗之于其父，似内有惭德也。然则永贞内禅一役，必有隐秘不能昌言者，从可知矣。”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事都被当事者故意隐匿了。象参与永贞革新的宦官李忠言和牛美人，他们后来的去向史书没有记载，可下场是不难想象的。而阻碍宪宗即位知其忤逆之事的八司马遭忌恨就更不难理解了。按唐制，贬官遇大赦或三五年会得量移，可宪宗即位改元，一年三次下诏令，反复重申不宽赦和“量移”柳宗元等人。元和元年正月尊顺宗为太上皇，六月册皇太后两次大赦又没有“八司马”。《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八月有诏命说:“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中唐以后的皇帝，宪宗算是有作为的，史称“中兴”之主。即位之初，宪宗励精图治。《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升平公主进女口十五人”，宪宗不受；“荆南献龟二”，诏曰：朕所宝唯贤才，“自今以后，所有祥瑞，但令准式申报有司，不得上闻；其奇禽异兽，亦宜停进。”《通鉴》元和七年载：“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gàn天色晚)，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唐语林》卷一曰：“宪宗宽仁大度，不妄喜怒，便殿与宰相臣论政事，容貌恭肃，延英入阁，未尝不以天下忧乐为意，四方进女乐皆不纳。”宪宗做了两件事，一是削藩，一是用人。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裴垍、李绛、裴度六位宰相，虽不尽相合，但都坚定主张削藩。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刚即位，韦皋卒，刘辟反。《旧唐书•杜黄裳传》说：“刘辟作乱，议者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唯黄裳坚请讨除，宪宗从之。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委高崇文为使。黄裳自经营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无不悬(牵挂，悬心)合。”放手让将领去统兵剿乱。这年九月，高崇文入成都，擒辟，槛送京师，斩之。德宗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元和二年，李吉甫擢相位，岁余，凡易三十六镇，虽尽藩镇弱者，但改变了藩镇原来不高举不可易的旧习。其间又先后削平夏绥、镇海、成德等藩乱。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平淮西吴元济之乱，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五月，宪宗又下诏讨伐李师道，平灭了最后一个强藩自代宗广德年，割据跋扈的强藩至此被平复了。但这只是表面的假象，藩镇只是形式上归顺了朝廷。

宪宗晚年，贪长生，迷佛骨，又信方士柳泌及僧大通。国事荒怠，耗资营建池台馆宇，服丹药狂躁常打罚宦官，乱杀无辜。《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上以饵金丹小不豫(不舒适)，罢元会。上自服药不佳，数不视朝，人情恟惧(恐惧，惊骇。)是夕，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时以暴崩，皆言内官（宦官）陈弘志弑（shì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逆，史氏讳而不书。”《宦官•王守澄传》也说：“宪宗疾大渐(病危)，内官陈弘庆(即弘志)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宪宗死后，河北三镇又乱，直至唐朝灭亡也没能收复。宪宗“元和之治”，掩蔽了忤逆之事，也遮挡了永贞革新的气象。成败论英雄是历史的定式。史有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宪宗一直不赦免柳宗元等人，其根本原因还是关涉皇权。我们从《柳集》和能找到的史料看，永贞革新失败后，曾有人为革新派张目翻案，可不见朝中有人为柳宗元等人说话，即使是同情他们的人，就连许孟容、杨凭这些人，是挚亲先友，情亲义重，与情与理，都应伸出援手，可始终未闻他们出一言于柳宗元，这其中必有让他们不能张口的原因。“叔文等或死或贬，无从申理，万目圜视，亦无人敢发一言。”其奥秘就在没人敢挑战至高无上的皇权。后代诋毁永贞革新和柳宗元的也是出于这样的立场。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他也没能逃出这一判断是非道德的樊篱，遑论一般腐儒书家了。

“自古直道，鲜不颠危，祸之重轻，则系盛衰。”这是说自古直道，鲜不多黜（chù罢官）。柳宗元作于柳州的《祭穆质给事文》，借引《论语》典说，感慨自古正直做事的人，多遭排挤和贬黜。祭文的穆质，河内人，柳宗元父辈的先友。《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有载。穆质为官正直“挺身立气，不改其守”。王承宗反叛时，宪宗用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元和四年十月，穆质与度支使李元素极言其不可，吐突承璀被削去四道兵马使，宪宗不悦，以穆质为太子左庶子。杨凭由京兆尹贬临贺尉时，宪宗借他与杨凭友善，贬为开州刺史。这之前穆质有意建议为柳宗元湔洗（jiān洗清）罪行，适因坐累左迁，未酬其志。这是我们在柳文里除吴武陵外，唯一见到有人敢向柳宗元施援手的，此后再也没从其他史料找到有人见救的事。可见敢冒皇权的自古也不见有几人。永贞革新的参与者与先秦商鞅变法和清末戊戌变法等一样都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柳宗元一代宏才，生生也被皇权统治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