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青少年时期

郭新庆著

唐代沿习隋朝的学制，朝廷设三等学校。国子学最高，三百人，为三品以上高官子孙；太学次之，五百人，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四门学生，一千三百人，除官员子弟外也招收普通人家的子弟，称俊士。唐太宗时，参加国学讲座的人，多时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盛况空前。自唐中叶以后，公学大都废驰。玄宗时，曾下诏天下州县，要求每乡设一学校，选择教师授课。至安史之乱，国家物力艰难，朝廷办的学校停滞了。到德宗朝，兵革不息，贞元以后乡学也衰废了。当时，国子监（中央最高学府）的学生连饭都吃不上，四处逃散，学堂颓废成了兵营。这些在《柳集》和《唐史樜言》都有记载。官宦家子弟转而就学于家塾私学，寒族子弟只能走向寺院山林。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叹息天下学校荒废，他给宰相上书说：天下只所以缺少有才能的读书人，是养才之道不扬。这就象不耕种而叹息没有粮食吃啊！现在夔州四县，每年供养佛的费用有十六万。举天下州县，一年就是四千万。可这些对教育都毫无补益。他慨叹念经颂佛的经师易得，而教书育才的人师难求。在唐时，大族多有藏书的风俗，称为“家书”、“自备”，供子弟学习用。柳宗元在《送澥序》称季父的柳公绰，是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哥哥。柳公绰不是柳宗元的本家直系，他虽在宪宗等朝为重臣，可《柳集》里不见柳宗元与他有交往的记叙。据史载，柳公绰家藏书万卷，经史子集皆有三部，一部华丽者镇库，一部自己披览，还一部供后生子弟习用。唐时藏书逾万的大户史多有载，有的家里藏书多的建有藏书楼。《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徵传》说：柳宗元岳父杨凭家多书籍和名人字画。柳宗元贬在永州时，作《寄许京兆孟容书》说他家在京城长安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家里的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柳宗元少年时，多经战乱，父亲又一直在外宦游。安史之乱时，柳宗元随父母在离家不远的王屋山避乱。其间，父亲柳镇给柳宗元及“从弟子侄”一大群人讲《春秋左氏》和《易王氏》。后来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说：他年少时曾想去太学就学，从国师学习，以此立志持身。可当听说有关太学生一些不好的说法后，“遂退托乡闾家塾”。 唐代官学，收的是官宦子弟。许多时候，还要行贿走门路入学。唐书《许孟容传》说：孟容为礼部员外郎时，有公主为儿子请补弘文、崇文馆学生，孟容测试后不许。公主向皇上告状，让宦官出面走后门入学。《旧唐书•良吏•阳峤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阳峤做国子祭酒（掌管教育的学官，相当现在的教育部长）时，学风渐驰，为了整饬学纪，他稍用鞭罚，学生怨恨，喧闹诽谤他，还乘夜晚聚众在京城街上欧打阳峤。直到玄宗派人杖杀了闹事的学生，事情才得以平息。太学风纪之坏，可见一斑。柳宗元虽未读太学，小时候应还是受到很好的正规教育的，其读书的途经应是民间办的私学。

生逢乱世，柳宗元幼小就饱经藩镇作乱的影响。可有关他十七岁前的经历，我们能找到的只有《柳集》里存留的他十二三岁时随父在夏口和九江的一些记述。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说∶其父柳镇“为鄂岳沔都团练判官。元戎大攘狡虏，增地进律，作《夏口破虏颂》。”这里的元戎(主将)应指鄂岳沔都团练使李兼。考《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九，兴元元年正月∶“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骁将董侍募死士七千袭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闭门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门，兼帅士卒出城，大破之。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这与柳宗元神道表所说正合。此时柳镇为鄂岳沔都团练使判官，参加了这场平乱，并作《夏口破虏颂》称颂这件事。柳宗元这一时期随父在夏口，贞元元年八月乱平时，十三岁的柳宗元代一个称崔中丞的人写表称贺。所谓崔中丞不见于史书，加之表文缺而不全，不详其人。因而有人怀疑柳宗元那样小的年龄不可能为人写表，把它收录在《柳集•外集》卷下。查刘禹锡为《柳集》作序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说的应该是这件事。刘禹锡是柳宗元密友，不会无端地生出这样的话来。我们今天能见到河东先生外集里的《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是一残篇，仅有一百五十三个字，但从中已见其文笔之精熟。乱世少年，一时成了当时人传颂的话题。后来柳宗元还在《虞鸣鹤诔》里记述了他夏口的事情：“惟昔夏口，羁贯相亲。通家修好，讲道为邻。”鸣鹤是他在夏口的儿时好友虞九皋的字，虞九皋父亲虞当为沔州刺史，两家都在鄂州，即夏口，居之相邻，父辈是同僚，柳宗元因与虞九皋相善。羁（ｊī）贯，是古时候男女成童之时，编发为饰，男曰贯，女曰羁。《谷梁传》说∶“子生，羁贯成童，不就师，父之罪也。”后来虞九皋在中进士后不两年就在长安死去了。柳宗元和他的几个朋友曾到墓上去看他，“哀其行之不昭于世”。

这年四月，李兼调任江西都团练观察使，柳镇亦随之前往。柳宗元在随父去江西途中，曾渡湘江向南到过长沙。长沙驿在潭州，属湘江道。元和十年（公元８１５年）柳宗元再贬柳州，自长安赴任途中又重游故地，感慨万千，即兴写了一首《长沙驿前南楼感旧》诗：“海鹤一为别，存亡三十秋。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柳宗元自注说∶“昔与德公别于此。”德公，未详其人，当时是少年，还是青年，都不得而知了。可柳宗元正值天真烂漫的十三岁孩童，没想到一别德公三十年，如今却成了华发衰老的外放人。抚今追昔，泪流满面，独自再上驿南楼的孤独、凄凉、伤感的心境，跃然纸上。柳宗元随父宦游，在九江结识了萧链十二年后，也就是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萧链在礼部考试中第后，要去“东游”，柳宗元在写给《送萧链登第南归序》里说∶“始余幼时拜兄于九江郡，睹其乐嗜经书，慕山薮(喜深山密林)，凝和抱质，气象甚茂，虽在绮纨(富贵子弟)，而私心慕焉。”文赞他“其德如九江之拜，盖世俗所不能移也。”不但“挫抑所不能屈也”，而“又得意所不能迁也”。当时文人士者有游历山水的风气，狂夫志气，“雅不羁(jī拘束)俗，君子之素(相来，平素，一向。这里指素养)也”。柳宗元小时候和年青时的这些经历，对他后来从政以及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就象一条长长的影子一直伴着柳宗元走完了四十七年的人生之路。

唐代开科举，“朝廷用文字求士”，这为下层“布衣束带”(柳宗元语)的读书人开了一条仕进求官之路。可仕途艰涩，让成千上万的读书人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唐代科举取士，因袭隋制，尤重明经、进士两科。按唐制，科举取士由太学馆举进的曰生徒（学生、门徒），由州县推举的曰乡贡。皇帝亲自下诏选士曰制举。韩愈《赠张童子序》说：天下每年参加明经、进士考试的有三千多人，能举进的不足二百人。许多人连考了十几年，也没中进；这中间一半人头发都白了；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能考中过。《唐史摭言》载，有唐近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以此计算，每年不足二十人。玄宗时，每年赴选常有万人。由于竞争激烈，学子奔走官府和王公之间，献文陈诗，乞求援引。古时称科举为“举人”和“觅举”，即指此说。柳宗元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二十五岁时，作《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仆在京师，凡九年于今，其间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也就是说，自柳宗元贞元五年到京城至贞元十三年，九年间只有二百六十人考中了进士,每年不足三十人。柳宗元十八岁时，写过一篇《上德舆权补阙温卷决进退启》。这是通关节，干谒请托的文字，是当时求科举风行的习气。可柳宗元与别人不一样，他在文启中发泄了对科举应试的不满，说“载文笔而都儒林者，匪亲乃旧”，指都是考官的亲朋故旧。而自己持才“贾艺求售”，却得不到“善价”的回应。他在文中抒发自己的志向说：“不鼓踊(跳跃)无以超泥塗，不曲促无以由(通过)险艰，不守常无以处明分，不执中无以趋夷軌(平易的法规)”。他要借“声驰”、“风振”之势，“使尺泽之鲵(鱼)，奋鳞而纵海；密纲之鸟，举羽而翔霄”。充满青年人的激情。“四贡乡里，而后获焉。”这是柳宗元后来在回忆自己科举之路说的一句话。这是说自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柳宗元连续四年应试科举，才得进士登第。韩愈早柳宗元一年，于贞元八年登进士第。刘禹锡与柳宗元同年中进士。这一年放进士三十二人，姓名可考的有二十三人，柳宗元和刘禹锡名列四五。贞元九年，柳宗元中进士后，在写给进士第一名的苑论《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里有这样一些话：“执谊而固，临节不夺”。“风雨生于笔札(纸笔，文章)，云霞发与简牍(书简)”。苑论，字言扬，元和九年与柳宗元同科中第。两人同车同席，是“执谊而固，临节不夺”的兄弟。中第后，二人游历山川，“以谈笑顾眄(miàn环视曰顾，邪视曰眄)，超越千里而无倦极也”。兴奋之情可见，豪放之气难掩。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他把科举看是“末事”，说它是不重要的事。得到了不感到荣耀，丧失了也不忧愁。柳宗元志在“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不竟于仕宦，对科举得失不很在意。这在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求官的社会显然一个独特的“另类”，他是那扭曲社会不多的真君子。

唐代科场考试，漏题、替考、枪替之事（即枪手为人作文），以及场内外作弊案，时有发生。走门路，权幸托付的事也屡见不鲜。文宗时，有个叫裴思谦的，就是靠走宦官仇士良的关节取得科举榜首的。那时科举之外，还有很多为官的途经，如封爵、亲戚、资阴、勲庸、技术、胥吏等，可这些都是要靠裙带关系和祖上功德来求取官爵的。这里的胥吏是指官府里办理文书的小吏，柳宗元《梓人传》说：“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胥吏是郡守和邑宰可随意任用的。玄宗时的国子祭酒杨玚说，每年凭关系等途经为官的有二千多人，比明经、进士取仕多十余倍。《柳集》卷二十三有七篇为科举下第者作的序，谈到当时科举之弊的事。隋唐时废止九品中正制，开科举考试。虽有“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说法，可门阀世族之风直到中唐仍很强势，贵贱婚姻还是行不通，而寒门读书求科举依然如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按唐制，所有官职皆列品阶，自一品至九品。三品以上每品分正、从二级；四品以下每品分正、从、上、下四级，共三十级称为流内官。在此三十以外不入品秩称为流外官。唐初官员数甚简，员无闲设。《新唐书•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又《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上(太宗)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内外文武官数据《唐会要》卷七十四，高宗显庆二年留祥道言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通典》卷四十职官云有一万八千八百五。近人研究唐史的说，隋末入唐的门阀豪族衰落，逐被寒族的中小士者取代，其实与史实有误。据两《唐书》等史料统计，唐统治层，门阀豪族与寒族中小士者之比是六十九比十三点五。《宰相表》载，肃宗至唐亡，近一个半世纪，一百七十九位宰相中，两者之比是八十比七。寒族中小士者能能挤进上层官场的微乎其微，其间的争斗也是异常激烈的。科举取士为读书人进入官场开了一条路，可据《旧唐书》有记载的统计，中晚唐，肃宗至昭宣帝，科举进士三百零一人，名门大族二百二十九人，中层子弟四十四人，真正属寒族的仅有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九点三。直到宋代这种状况才有了较大的转变。唐代内外官吏不下一万四千多人，真正由贡举入士的不足百分之六。《唐史摭言》说：“搢绅（士大夫）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这种风气虽为读书人所美，可也让门阀士族和旧派大臣齿恨。《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朝廷用文字求士，每岁布衣束带，……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大多数人，“固穷而未达，迟久而不试”，只能折翼而返。而屡试不第，“六选而不获”，“五就乡举，往则见罢”的，比比皆是。柳宗元为此感到愤慨。《送辛生下第序略》是为科举考试下第的书生辛生叫屈的，文中苛责的“中书高舍人”，叫高郢，是柳宗元的先友。柳宗元《先友记》称高郢说：“有文章，规矩自立者，不干贵幸”。语中多含敬重。据《新唐书•高郢传》载：贞元中，“高郢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知贡举（负责科举考试）。时四方士务朋比，更相誉荐，以动有司，殉（丧）名亡实，郢疾之，乃谢绝请谒，颛（专）行艺。司贡部凡三岁，甄幽独，抑浮华。”白居易、独孤郁、张籍都是他擢拔的。尽管“郢性恭慎廉洁，罕与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旧唐书•高郢传》），可在当时浮华盛行，权贵干预科举，高郢想矫枉过正却适得其反。象辛生这样“不闻于公卿，不扬于交游”，虽“以辛生之文行，八年无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愤焉”。柳宗元此序作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他二十八岁，刚入仕不久，为集贤殿正字，故曰位卑。可他却不顾先友之情，大胆直言为辛生叫屈。高郢是旧派大臣，永贞年位居宰相，因抵制革新，称病告退。后来宪宗监国，他也并未被复用。从柳宗元的序里，我们还能看到当时读书求仕人的精神风貌，《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笈典坟（背书箱），袖文章，北来王郡，笑揖群伍。”“千里求仁人”。年青读书人身上透出一股愤发求进的豪情和精神。可大多数人寒窗十余载，饥寒交迫，屡试不中，就心灰意冷，或转入山林去了。柳宗元同情这些的读书人，传授用兵法对待科举考试的经验。他在《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说:“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用于科举考试也一样）。”用兵先造声势助威，古之用法。《汉书》广武君说韩信曰:“兵有先声而后实。”柳宗元认为参加科举考试也应如此。柳宗元说：“人之视听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他解释说:“若今由州郡抵有司(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这里指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jué较量)夸丽，务(致力于)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mào昏昧不明)，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经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假的)。唯声先焉者（先造声势，让阅考官有所闻的），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文中的韦七秀才是韦中立，他与柳宗远交往密切，“久与居，益见其贤”。韦中立元和八年（公元８１３年）考进士下第，柳宗元写《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鼓励他。其后五六年，至到元和十四年韦中立才进士中第。韦中立文高行愿(质朴，老实)，可不被有司所录。柳宗元感慨说:“谷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过也；名誉既闻，而有司不以告(取)，有司之过也。’人之视听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这里明显对科举取士制度的不满。柳宗元诸序里，对下第的秀才寄予同情，鼓励他们“穷踬(zhì跌到，失败)不能变其操”，“屈抑不能贬其名”，要“磨砺而坐待之”。柳宗元姐夫崔简的弟弟崔策，字子符，“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可“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哥崔简遭冤贬至死，他“家有冤连”，“居草野八年”，对科举已绝望的崔策下决心罢举不考了。柳宗元在永州时，“崔子幸来而亲余，读其书，听其言，发余始志，若寐而言梦，醒而问醉。”二人极为投缘，《柳集》有《与崔策登西山》诗五言十二韵：“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亲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可柳宗元还是没能留住他，只好献酒赋诗送之。其实当时人对科举取士早有非议，为此柳宗元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开篇就借事发议：“世有病进士科者”，“俗其以厚，国其以理，科不俟(sì等待)易(改变，变换。)也”。他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柳宗元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是在捅官场的马蜂窝。为此，直到清代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程晋芳还在《摭言后序》里为这事非难柳宗元。

贞元九年(公元７９３年)二月，柳宗元中进士。五月，父亲柳镇卒于长安，年五十五岁。第二年，柳宗元去邠州看望叔父。邠州是据长安数百里的边镇，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改豳(Bīn宾)州为邠州，在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又在邠州设方镇邠宁节度使，统领邠、宁、庆三州。邠州面临西北，战事不断；骄兵悍将，也时常作乱。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柳宗元十一岁时，发生过泾原兵变。这年十月，朱泚反叛称帝，朝臣段秀实痛斥朱泚，并用笏板击打他，被叛贼杀害。这件事想必给少年柳宗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去邠州，柳宗元特意深入邠疆，寻访和收集段秀实的遗事。事隔二十年，柳宗元还始终惦念着这件事。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韩愈为史官时，柳宗元写《段太尉遗事状》，并致书《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遗事书》，要韩愈把段秀实遗事记入史册。《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遗事书》说：“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古时候，二十岁时举行一种仪式，结发戴冠，标志成年。这里柳宗元说他二十岁游边听老卒说段太尉事；今天又在刺史崔能处“具得太尉实迹”。元和九年（公元８１４年），御史中丞崔能到永州任刺史。据清代陈景云《柳集点勘》说：“崔公名能，尝为浑瑊从事。瑊以副元帅统邠、蒲诸军，则太尉在邠实迹，崔必有得之于其州人，出子厚旧闻外者。”柳宗元《段太尉遗事状》说：“宗元尝出入歧周邠斄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戌，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送邠宁独故书记赴辟命序》柳宗元也不忘提起“仆间岁(近年)，骤游邠疆(邠州之界)”这件事。段太尉，“仁信大人”。柳宗元认为，如果他不能让其在史册传留，便“会在下名不达，以故不闻”。这让他痛心疾首，寝食难安。元和九年，柳宗元已在永州被贬放了近十年，身心具瘁，想起他年青时与刘禹锡和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的情形，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遗事书》对韩愈说：“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疬羸顿(léi dùn瘦弱困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他让韩愈做这件事，可随着韩愈调离史官，事情就被搁置了。直到宋代，宋祁编《新唐书•段秀实传》，才取柳宗元《段太尉遗事状》，把这些事写进《新唐书•》里。

唐代制度，科举选士，须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以官织。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柳宗元叔父死，他持丧归长安。二十四岁时，柳宗元博学宏词科考试不利，他写有《上大理崔卿应制举启》。这个姓崔的大理少卿对柳宗元好象很赏识，柳宗元引为知己，开篇就有这样的话：“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举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感知而已。故不叩(敲打)而响，不介(引见，介绍。)而合，则其举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辽阔千祀，何为乎今之世哉!”清人陈景云《柳集点勘》说：“柳子年二十四求博学宏词，二年乃得仕。此启盖初试不利后作，贞元十三年也。唐制，试吏部者皆考公主其事，子厚宏词试时，适崔卿已自考功迁大理，故深以不遇知己为恨，而更求其抚荐于再举耳。崔卿名儆，历右丞卒。”柳宗元在启书里，不象许多人那样肆意标榜自己，而说自己少年“躁进”，“朴野昧劣，进不知退”，这虽为谦恭之词，却真实透着“朴野”、质朴的憨态。“文才气纵横，意志高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二十六岁的柳宗元考取了博学宏词科，被授予集贤殿正字，这是一个校正图书典籍的从九品上的小官。职位虽卑，毕竟是入仕的开端，从这一时期的柳文看，柳宗元自己对这一官职也是比较在意的。他无论在给高伯祖柳浑写行状，还是书官样文章，都要郑重其事的写上“从孙将仕郎守集贤殿正字宗元谨上”和“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敬致”的字样，以示重视。这年九月，京城发生了二百七十位太学生诣阙(到宫门前)挽留国子司业阳城的事件。阳城，世为官族。早年隐居在中条山，李泌为相时，荐于德宗，拜谏议大夫。《唐语林》卷四载∶“阳城为朝士，家贫苦。常以布衾（qīn被子）木枕质(抵押)钱万，人争取之。”贞元十年十二月，陆贽被裴延龄诬陷罢相，后被贬为忠州别驾。阳城与人上书言裴延龄奸佞，辩陆贽无罪。唐德宗大怒，欲加之罪，赖太子李诵营救，改为国子司业。国子司业是掌管太学等机构的副职。贞元十四年，太学生薛约为人狂而直，以言事得罪，徙(xǐ迁移)连州。薛约去与阳城道别，被押吏追迹城家。阳城让吏坐于门外，引薛约饮食。又步行送至都外与别。阳城同情自己的学生，被德宗以党人加罪，贬为道州刺史。此事让太学生哗然，何蕃、季偿、王鲁卿、李谠等二百人跪在宫门前请留阳城，数日不去。柳宗元为此事专门写了《与太学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他看太学生们“投业(放下学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呼天抢地)”，“生徒嗷嗷(áo哀号；喊叫)，相眄徘徊”。而朝挺又丝毫没有改变的意思。这样闹下去怕不会有好结果，为此柳宗元劝勉太学生，说司业去道州，“与其宣风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远近，又可量哉!”对阳城遭贬，柳宗元表示同情。他称赞阳城：“阳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伪，来者不拒”；“且阳公之在于朝，四方闻声，仰而尊之”。阳城临行时，柳宗元去送别，并作《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赠给他。对阳城“守节贞固，患难不能迁其心；怡性坦厚，荣位不足动其神”的为人品格非常仰慕，“远送于南，望慕踟蹰(不愿离去)”。这里说的陆贽与柳宗元拜师习《春秋》的陆质不是一个人。陆贽(公元754-805)是德宗朝的重臣。十八岁举进士，做过县尉，监察御史，因精于吏治，被德宗招为翰林学士。动乱时期，他随德宗颠沛流徙，出谋划策，号称“内相”。翰林学士是职掌草拟诏令的，他写的诏令精明大义，情理折人，“虽武人悍卒”，“闻者皆感泣思奋”。陆贽固守儒道，为相时，词锋尖锐，不为德宗和幸臣所喜。他说：“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xù顾虑）其他。”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十二月，陆贽因裴延龄谗言，被罢太子宾客。翌年四月，又遭谗险被杀害，赖群臣救免，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别驾是刺史的佐吏，因别驾乘车随刺史出行得名。陆贽贬后，“避谤不著书”。陆贽提携青年后进，韩愈、王涯、元结、李绛等都是在他知礼部贡举时选拔的，后来都成了出将为相的人才。陆贽前后在朝十余年，他的治世理念和政绩为柳宗元所敬重。

柳宗元在长安时，与当时各界文士的交游相当广泛。少年得志，又持才心高，一时倾慕者尤众；而宗元意气亦甚盛。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说：“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指随父外游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柳集》现有许多他与当时人酬赠的文章。一时朝臣贵要，竟邀柳宗元代作表状。柳宗元《与裴埙书》说：“仆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他年青时的气概可见一般。柳宗元一生的好友韩愈、刘禹锡及永贞革新时的挚交都是这时结识的。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三月，“彰义军(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反”，遣兵袭唐州，掠百姓千余人而去。德宗得报后，计无所出，拖半年之久不作处理，直到这年九月，才贸然诏夺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讨，可诸道阳奉阴违，屡战屡败，致使吴少诚淮西叛军坐大。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裴度出师，近四年之久的叛乱才得以平息。淮西叛乱起时，二十七岁的柳宗元作《辩侵伐论》，要求征募天下义士，对那些“危人之生而又害贤人者”进行讨伐，并主张“声其恶于天下”。文中说∶“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余而后用其人。”柳宗元主张，权衡政治和道义条件再行动，估量自己力量再会集军队，具备“义(道义)有余”、“人力有余”、“货食(物资和粮食)有余”之后才能动员人民打仗。《辩侵伐论》是《柳集》里八论之一，短短数百字，对古往今来的征战经验和军事行为作了精辟的论说，字里行间表露着强烈的反对分裂、坚持统一的思想。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调蓝田县尉(今陕西蓝田县)。蓝田县是长安附近的畿县(京城辖县)，县尉是一个“正九品下”的小官，管追捕盗贼等司法刑事。柳宗元任县尉两年，可他并没到任，一直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身边做文书。这二年的“卒伍”生涯，柳宗元是很痛苦的。周围竟是无能的“俗吏”，整日谈论买卖，谋私图利；自己虽被迫应付，也免不了让人当“轻薄人”看。这一时期他写的文字，多是一些无聊的官样文章。但这些都没有消磨掉柳宗元的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他强烈的仕进求变的思想。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调回京城，做了监察御史里行。考《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监察御史十员。”正八品上。里行，有注说：“贞观初，马周以布衣(平民)进用，太宗令于监察御史里行，自此因有里行之名。”据此看里行是为资历不足或新进者所设，有如后世之行走、见习，故可略而不称。柳宗元《让监察御史状》末说：“贞元十九年闰十月日，承议郎新除(拜官，授职)监察御史臣柳宗元奏。”而《祭李中丞文》说：“承务郎监察御史里行柳宗元。”其他文也是这样，或称监察御史，或称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是御史台官员，《新唐书》卷三十八百官志说:“御史台，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主事官是御史大夫，副职是御史中丞。监察御史的官位级别不是很高，但权力很大，凡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要接受其监察。官至监察御史，算是步入上层社会的官场生活。刘禹锡与柳宗元同年为监察御史，二人都与已在御史任的韩愈交好。三个年青人无话不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时间不长，这一年十二月，韩愈因上书论宫市之弊，被贬为阳山令。其间还有二人离去。年末，“柳子为御史，主祀（祭祀）事。”柳宗元《监察使壁记》说：“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进而领焉。”柳宗元在主持“蜡祭”过程中，看清了这些脱离人事而用所谓祭神骗人的把戏，大胆地写《蜡说》揭露它。他在《 监察使壁记》说：“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说这是以神道设教。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唐代义无反顾地树起了无神论的大旗。这一时期，柳宗元还写了《驳复仇议》、《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等许多重要作品，反映他不满朝政，揭露时弊的强烈愿望。这时的柳宗元在朝廷内外已享有很高的声望，其风采怡人，心气高傲；他呼朋唤友，议论时政；跃跃欲试，图谋干一番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