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死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享年四十七岁，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从开国至灭亡，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时间。唐朝是诗的国度，也是文学昌盛的时代。“韩柳文章李杜诗”，两者以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划界。盛唐诗歌，中唐文。所谓中唐，一般指由代宗大历年(公元766—779年)至宪宗元和末年(公元820年)为中唐，其间五十几年，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柳宗元一生恰巧贯串了这一时代。

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帝王左右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李唐王朝的皇室有胡人血统，源之陇西拓跋族，虽然历来史家有不同的争议，但从已有的史料看，起码也是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我国南北朝至隋唐间是民族融合的时代，不同民族通婚是很普遍的现象，“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唐代社会没有那么多禁忌和礼数，思想开放，吸纳四方。唐朝经初期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前户籍有891万多户，是唐太宗时的近三倍。有的学者推算，说人口最多时超过七千万。唐玄宗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皇帝，他从二十八岁登基，到七十八岁死，在位四十五年。唐玄宗一生有两件曜眼史册的事，一是开元盛世，一是与扬贵妃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唐玄宗也做了两件祸害唐朝的事，这就是宠用宦官，养痈藩镇，酿成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把唐朝引向了衰亡的道路。柳宗元出生前的十一年，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朝廷平息了安史之乱。在这之前的一年，六十二岁的李白死于避难途中的安徽当涂。李白比杜甫大十二岁。到柳宗元出生前三年，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五十七岁的杜甫又死在去岳阳的小船上。李白和杜甫是开元盛世的文坛代表，一个是“诗圣”，一个是“诗仙”。这两个人的死也恰好标志了一个时代的逝去。“谪仙人”李白放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péng hāo指田舍）人”，说自己不是山村野夫，想到朝廷去作官。李白敢借醉酒在朝堂上当着玄宗和杨贵妃的面让宦官高力士给自己脱靴。要知道这不单纯是一种酒戏，因为当时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白敢如此放浪，要说他以诗名傲世，不如说这也透着当时社会的宽容。后来李白被放逐出京，这样豪放旷达的声音和行经就不见了。好日子过到了头，祸乱就来了。安史之乱，让昔日的繁华成流水落花，一切美好的辉煌都化作梦里烟云。汉代董仲舒的阴阳五行附会之说开始风行，宗教和谶纬迷信浸漫社会。这些东西与宦祸和藩害交织在一起，痛苦地煎熬着中唐时期的人们。而这时一个新的时代面孔凸现在人们面前，他内敛不狂放；儒雅不世俗；倔强不屈而没有软骨，这就是柳宗元。

柳宗元出生后，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了，可藩镇之患却深深植根于唐朝的社会里。藩镇起始于玄宗在边防设立的节度使。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朝廷从东北至西南设置了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记簿》载，总记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为对付藩镇带来的祸患，朝廷长年用兵，平均两户养一兵，加上水旱灾害，赋税劳役，百姓苦不堪言。开始时，藩镇只授给军权，可后来节度使逐渐坐大，集经济、军事、行政于一身，统领少则数州，多则十余州，成了游离朝廷之外的独立王国。唐德宗故息藩镇，有的藩镇终身占一地不移。藩镇间有时相互攻伐，时常又结伙一起向朝廷发难，也会与朝臣勾结争利。到后来藩镇沿袭世袭制，父子相承，或由亲信继承，再逼朝廷下诏承认。他们在所辖州县，任意所为。元和末年的韩弘，镇据大粱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hú古量器），马七千匹，兵械无数，仅粮食就够当时朝廷一年养兵用的。当时社会矛盾错纵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皇权与藩镇政权平时是共生相容的，只有到矛盾突起时才发生战乱。我们从《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对永贞革新带头闹事的韦皋的描述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韦皋在蜀地经营了三十一年，他加倍征收赋税，一方面向皇帝送丰盛的财物固宠：一方面给士兵大量赏赐安抚他们。士兵结婚﹑嫁女﹑有丧事，都供给花费。士兵用命，他才安稳坐镇西川。韦皋在任时，收服南诏，打败吐蕃，为边疆维稳做出了贡献。韦皋自己任用官吏，年久的幕僚就做刺史，卸任还回幕府，而不让去朝廷，就是怕泄露他的所作所为。府库充实时，也会宽待百姓，三年会免一年的租税。韦皋死后，蜀人心服他的智慧又害怕他的威势，都画像供奉他。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正月十七日，韦皋死，刘辟自做留后，因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就造反了。《旧唐书•杜黄裳传》说：“刘辟作乱，议者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唯黄裳坚请讨除，宪宗从之。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委高崇文为使。黄裳自经营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无不悬(牵挂，悬心)合。”放手让将领去统兵剿乱。这年九月，高崇文入成都，擒辟，槛送京师，斩之。讨平刘辟叛乱后，因主持讨罚的高崇文是一武夫，虽“理军有法。而不知州县之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宪宗让武元衡以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去四川时，“高崇文既发（离开）成都，尽载其军资、金帛、帟(yì小帐幕)幕、伎乐(舞妓；女乐)、工巧(巧匠；良工)以行”，“蜀几（乎）为空（成空城）”。这一情节隐约透露出中唐节度兵制的乱象。柳宗元小时候是在藩镇作乱的战火中度过的。柳宗元在代宗朝有七年。三岁，大历十年(公元776年)正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反叛朝廷。转年正月，上表请罪，七月复反。七岁，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二月，田承嗣死，其兄子田悅自称留后。节度使留后，这时已成了正式的官名，在节度使死后代行其职务，事后多由朝廷补行任命为正式节度使。九岁，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田悅反叛。转年十一月，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反叛。田悅与李纳、朱滔、王武俊、李希烈五人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结，在建中三年末纷纷称王称帝，公开与朝廷对抗。十一岁，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泾原平叛兵途经长安时，因没得到朝廷的赏赐发动了兵变。德宗慌乱中只带太子等一百多人逃出了京城。而闲居在长安的卢龙节度使朱泚趁乱称帝，杀死了没来得及逃走的七十七个王子、王孙和郡王、公主，给德宗朝致命的打击。十二岁，建中五年(公元784年)二月，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反。李怀光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的部将，本来是奉诏救驾的，可因不满朝政，也与朱泚勾结反叛了。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八月，李怀光被部将牛名俊斩首以献，朝廷平灭了叛乱。十四岁，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李希烈叛乱被平息了。李希烈自建中二年作乱到被平息，其间有近四年之久。到后来，握重兵的藩镇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一不随意就刀枪相见。元和十年还发生了在京城诛杀朝臣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因上疏要求赦免叛乱藩镇吴元济被拒，与宰相武元衡结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三日，王承宗派人埋伏在上早朝的路上刺杀了武元衡，并把头砍下来带走了。同时遭刺杀的还有御使中丞裴度，幸运的是裴度侥幸逃过了一劫。武元衡死时，五十八岁，大柳宗元十五岁。《旧唐书•武元衡传》对此事记载说：“上讨淮蔡。悉以机务委之。武元衡宅在静安里。(元和)十年(八一五)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在天子脚下，公然敢明目张胆地刺杀朝廷重臣，藩镇横行猖獗可见一斑。中唐时官场思想比较混乱，与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武元衡政治上反藩镇，可并不支持永贞革新。柳宗元后来遭贬不用，由其是元和十年再贬与武元衡有关。史说子厚有嫌于武元衡，而武修怨。《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说:“禹锡附叔文，人不敢斥其名，号二王、刘、柳。武元衡初不为宗元所喜，自中丞下除右庶子。及是执政(指元和年武元衡任宰相)，禹锡落魄。”章士钊认为这是史误。“句中宗元字，疑是禹锡误植。”宋人吴缜就对此事做过纠谬。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刘禹锡与柳宗元为监察御史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是二人的上司。相传永贞之际，王叔文使人诱元衡以为党，元衡不纳。子厚尤不喜元衡为人。坐是彼此成仇。可按柳宗元为人，不会无原由与人生隙。而这期间，刘禹锡求为判官，武元衡不许，两人结怨是情里中事。新旧《唐书•武元衡传》对这件事都有记载:“顺宗立，王叔文使人诱以为党，拒不纳。俄为山陵仪仗使(指主事德宗陵墓)，监察御史刘禹锡求为判官，元衡不与，叔文滋不悦。数日，改太子右庶子。”从这一记载看来，武元衡对永贞革新虽然没公开站出来反对，但也是抵触的。武元衡的怨恨责不在柳宗元等人，是他自己政治取向所致。查看《柳集》，柳宗元曾代御史中丞武元衡作《谢赐樱桃表》。章士钊认为，二人交恶，文章不会留在集中。史称武元衡为人“监正有守”，“雅性庄重”，“淡于接物”。武元衡元是一文人，诗歌与白居易齐名。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武元衡在蜀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特意作书抚问柳宗元。《柳集》有柳宗元的回信《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可是有时人的情感和处事态度让人难以琢磨。元和八年，朝中有人拟以刘禹锡等人为远州刺史，想渐次使用他们。可冾巧武元衡回京为相，由于他的反对，已写好的任命诏书就作罢了。武元衡遭刺时，柳宗元在柳州，当听到武元衡的死讯时，一向待人宽厚大义柳宗元，并为以怨相报，而是作诗《古东门行》谴责这件事：“赤丸夜语飞电光，徼(jiào巡查)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mèi袖子)真无辜。……绝肌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柳宗元对朝廷无能不满，嘲笑只会安抚死者，“万金宠赠不如土”。对于武元衡的死，刘禹锡作诗《代靖安佳人怨二首》：“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其中有讽喻的意味。同一件事情，刘禹锡的作法就有别于柳宗元。《刘宾客集》有《谢门下武相公启》，这是刘禹锡再贬后写给武元衡的。本为其所陷害，可他却给武元衡作谢启，其中原由，后人不得而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武元衡回朝为相时，刘禹锡也曾作《上门下武相公启》。这类官样应酬之作，多时不能当真，但这从中可看出刘禹锡灵活的做人的风格，《柳集》里就找不出这类无来由的东西。说到为人行事，志同道合的生死挚友也不相近。刘禹锡有《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诗，自称“寻为丞相扫门人”，这对柳宗元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有人说这是刘禹锡为人豁达，能屈能伸。在中唐官场暗晦，党争激烈的情形下，没有点柔软的身段是很难生存的。查看《刘禹锡集》有不少与牛僧儒酬答的诗。当时朝中牛(僧儒))李(德裕)党争，刘禹锡虽与李德裕交厚，又不得不和牛僧儒随遇周旋。牛僧儒为永贞(公元805年)进士，刘禹锡当时正为时望所归，牛僧儒以晚辈新进谒见过刘禹锡。而时隔二十五年，即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牛僧儒为相，刘禹锡时任礼部郎中，这次是刘禹锡要见牛僧儒，故以丞相扫门人自称，这在当时官场上是习已多见的事。

宦官是封建社会的寄生物，他们本来是非人性制度的受害者，可反过来又变成了祸患社会的毒瘤。唐玄宗宠信宦官高力士开了唐朝宦官干政的先河。他的儿子李亨安史之乱暴发时，被宦官李辅国拥立为帝，也就是肃宗皇帝。肃宗把军权交给李辅国，使其权倾朝野，以至人不敢有异。肃宗的儿子代宗李豫继位后，尊李辅国为尚父。李辅国被杀后，代宗又信用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他让鱼朝恩作“天下观军容使”，还管着“判国子监事”，权势远超以往。到了德宗朝，这一弊政发生制度性的变化。唐德宗李适是对柳宗元影响最大的皇帝。他在位二十六年，死时六十四岁。柳宗元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德宗朝度过的。德宗即位时，原想有所作为。他罢岁贡，不收生日礼品，约束官员清廉，并对藩镇叛乱进行征剿。可在他继位的第四年，突发不测的泾原兵变，使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逃到奉天城，又差点让朱泚陷城虏获，这更让他胆战心惊。后来回到长安，他对藩镇一味姑息迁就。德宗疑心大，猜忌功臣，又不信任文臣武将，他罢去了郭子仪等人的兵权，让宦官来掌控军队，自此成了定制。《旧唐书•宦官传》序说∶“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掌管）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为了监控各地军队，朝廷还派宦官担任的监军使到天下诸道节度使的军中去。中唐以来，还设置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和宣徽使，执掌机要，传宣诏令。朝廷官员的进退升迁，也常被宦官操纵。据《资治通鉴》说：是时宦官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从宦官操纵的神策军里选用，朝中大臣的任用也受宦官干涉。天宝以来，宦官坐大。到贞元末年，宦官执掌兵权，参掌机密。对外勾结藩镇，倾害国家；对内卖官鬻（ｙù）爵，操纵朝政。宋代的范祖禹在《唐鉴》里对德宗的弊政和影响做了评说∶“唐历世二十，历年三百，德宗享国二十有六年，亦不为不久，以其时考之，秕政(弊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镇，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敛货财。本失志大而才小，心褊(褊∶biǎn指心胸气量狭窄)而意忌（多疑心），……以是藩镇强而王室弱，宦者专而国命危，贪政多而民心离，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从来者渐矣。”柳宗元参入的永贞革新其根源应该是起始于此。宦官权势之大，“总天下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唐代的宦官从玄宗开元时起已是内朝权力的执掌者，成为与外大臣宰相并称的内相。到后来，外大臣的宰相也要依附于宦官，以至宦官操纵皇帝的生杀“废立之权”。《十七史商榷》说：宪宗以后，宦官“劫胁天子如制婴儿”。皇帝称宦官为“阿父”，自己是儿皇帝，宦官变成了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唐朝从肃宗往后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一位是宦官拥立的。柳宗元时期的顺宗、宪宗和往后的敬宗、文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柳宗元死后十六年，发生了“甘露之变”，宦官几乎把当时朝中的大臣都杀绝了，遭害者一千多人。柳宗元的叔祖父曾任六合县令，因 “忤贵臣(得罪宦官)，死于吏舍”，为申冤状，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向皇帝告状)”。冤案得雪。柳宗元一生的命运于宦官息息相关，他对宦官的痛恨和论说是史所少见的。

柳宗元所处的中唐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从安史之乱的危害可以想象其一二。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五年间国家户籍从891万减少到193万，损失了四分之三。《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皇帝》下说∶“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旧唐书•郭子仪传》说∶“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各级官府）荒废，曾无尺椽（片瓦不存）。中间畿内（京城地区），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荒草丛生），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回纥传》说：“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这种社会残败的情景距柳宗元出生只有十几年。柳宗元后来到永州写的《捕蛇者说》等诗文也深刻地反应了这一背景下的社会现实。

面对社会动荡和藩镇战乱，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前的豪放自信一下转入痴迷神怪佛道。安史之乱第二年，公元756年，刚称帝的肃宗在灵武训兵，说自己“屡梦金色人念宝胜佛”，于是便命郭子仪往征新罗沙门无漏至内寺（皇宫内的寺庙）供养。又用和尚道平为金吾大将军平藩。唐朝僧道出家，要有朝廷发放的度牒。肃宗为解军需不足，鬻(yù卖)僧道度牒，称之香水钱。《旧唐书•肃宗本纪》皆记卖官爵度僧尼事。《旧唐书•房琯传》说：当时的宰相房琯处危难之际，终日与人高谈虚论，满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肃宗迷佛信神仙。诏沙门入行宫朝夕讽呗以祈佛佑。供奉僧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肃宗不仅自己灌顶受戒，还在宫内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如同做游戏一般可笑。肃宗有疾，皇后刺血写佛经，百官于佛寺斋僧。肃宗信用的两个宰相，李泌诡言跟神仙往来；王玙只懂得“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借机搜刮钱财。宪宗时甚至用仙道之人做刺史害民。唐代佛道充斥社会的一切角落，上自皇宫权臣，下至贫民百姓，痴迷疯狂的状态骇人听闻。

中唐时期，藩镇林立，宦官横行，社会思想退变，各种矛盾激化，但人们心中仍然留恋着盛唐时的美好时光，期盼能有中兴之日。德宗朝做过这种尝试，顺宗时轰轰烈烈地搞过革新，宪宗留有“中兴之主”的说法，可这些努力都没能挽回唐朝的颓势和灭亡。但这个时代却造就了一个名垂千古的柳宗元。柳宗元是一代大儒。柳宗元以文名世，又以思想传世。翻开唐朝三百年思想史，除了佛教发出让人刺眼的光亮外，唐朝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就是柳宗元。柳宗元不信鬼神的唯物主义思想，象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漫漫的黑夜。它穿越历史，一直惠及我们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