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潇湘（一）

(据录音整理）

尚永亮

各位朋友，承蒙永州市柳宗元研究会之邀，我这次来谈一下柳宗元其人其事以及他的思想、心理，性格和他的文学创作。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从文学史上可以了解到两个重要的并称，一个是韩柳，一个是刘柳。所谓的韩柳，指的是韩愈和柳宗元，这重点是从他们两个人的散文创作及其对古文运动的贡献着眼的。至于刘柳呢，则更多的是考虑到他两个的友谊以及共同的人生遭际。如果我们回首看一下，柳宗元和刘禹锡，两个人同一年进士及第，接着一起进入了御史台，做了监察御史。再接着呢，他们又一起在永贞元年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一场革新运动，革新运动失败之后，两个人分别被贬，一个来到了我们的永州，另一个呢就到了湖南的朗州，也就是现在的常德。他们在朗州和永州各呆了十年，到元和十年的时候，他们好不容易被朝廷召回，回到了长安，可是席未暇暖，只隔了一个多月，两个人又分别被外放出朝，柳宗元就来到了广西的柳州，而刘禹锡则来到了广东的连山。

在他们路过衡阳的时候，互相分别，柳宗元就写了一首诗，赠给了刘禹锡。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二十年来万事同”，也就是说刘柳二人在二十年来，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相同的，那么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刘、柳二人的友谊，以及他们同遭贬职承受人生苦难的共同命运，了解了这么个情况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看看柳宗元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大约作于元和五年，题目叫《冉溪》，诗的前四句是这么写的：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什么意思呢，说少年时候志存高远，想追求功名，想得一个公候，那么就以身许国，不复谋身，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政治事业中去。可是风云突变，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呢，革新运动很快落败，所以说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那个壮心，壮烈之心，当年存在的这种壮志就象瓦一样碎裂掉了，碎裂掉之后呢，就被流放到荒远之地，象一个囚犯一样被拘禁起来，这是柳宗元对自己一生的一个总结，一个非常精当的概括。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来几个方面的问题，我把它归结成了三句话。是什么呢？柳宗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双重理想的追求者，

是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一个在人生逆境中的痛苦咀嚼者。

除了这三句话之外，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话，

他还是一个自我品格的坚定持守者，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就先从第一句话讲起，也就是他是一个双重理想的追求者。

所谓的双重理想，当然不只限于两个理想，他有多样的理想，但是理想中比较重要的是两个。哪两个呢？一个是振兴家族的理想，另一个是复兴王朝的理想。我们先说第一个，柳宗元的家族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我们先看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河东就是现在山西的永济，所以他以后又被人称为柳河东，柳姓是河东的望族，是所谓的世家大族，这个世家大族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显赫的。自从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就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力量而存在了。那么从魏晋时期就一直延续，就延续到了唐朝。唐朝的时候，世家大族也非常的厉害，有著名的五姓七族，哪五姓呢，一个李姓，一个王姓，一个郑姓，一个崔姓，一个卢姓，这五姓还不是天下所有的这样五姓都可以享受同等待遇，而是分地区的，比如李姓，它有两个地区，一个是陇西李，一个是赵郡李，所谓的王姓，就是太原的王姓，郑是荥阳的郑姓，所谓的崔，是山东的博陵崔和青河崔，所谓的的卢呢，是范阳的卢姓，这是全国的五大姓，如果能和这五大姓的人通婚，那你的身价就马上提升了。所以在唐初的时候呢，李世民就有感于这五大姓的力量太过强大，于是就打压这些旧的世家大族，把李姓作为唐朝的第一大姓提了出来，可是呢，尽管朝廷有这个政策，但是五大姓的力量仍然非常地强大，直到中唐的时候，还有它的余波。除了这全国性的五大姓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望族，比如河东三著姓，就有所谓的柳，裴，薛。也就是说柳性，裴姓，薛姓在河东地区那是最大的姓氏了。那么柳宗元就是这三大姓之一，所以柳氏一族一直非常地兴旺，从北朝一直到唐初。在高宗朝的时候，居官尚书省的人就达二十多人，最高的，比如柳宗元的曾祖柳奭曾经做过高宗朝的宰相，那是非常厉害了。可是到了武后朝，柳姓就遭遇了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就日渐衰落，到了柳宗元父亲柳镇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衰微了。柳氏也就比较少有入朝为官者了，那么柳家的这么一个世家大姓和他衰微的情况就导致了两方面的情形，一方面，柳氏家族虽然衰微了，但是他的文化底蕴还在，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地地位。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柳宗远的母亲卢氏，就是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柳宗元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山东大姓崔氏，另一个嫁给关中大姓裴氏，而柳宗元则娶了关中大姓弘农杨氏为妻。大家想一下，生在这样一个家族里面，柳宗元是深感荣幸的，他终生保持着对他的远祖的德风、功业的一种向往。他一直以自己出身于这样一个世家大族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那么，另一方面，由于家道中落，柳家到了柳宗元的时候，子息不繁，因为柳宗元是独子，只有他一个男孩。所以呢？独子的柳宗元痛心疾首，就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柳氏一族给振拔起来，由此就表现出强烈的振兴“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了解了柳宗元“少时陈力希公侯”的这种家族因素。

柳宗元希求公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社会现实的激发。大家知道在盛唐的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一个大的动乱，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的政治经济给予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整个唐朝就由盛转衰。那么安史之乱之后，各地的军阀拥兵自立，不听中央调遣，于是就形成一种藩镇割剧的局面。这些藩镇，最重要的，也最对朝廷有威胁的是河北四镇。这河北四镇一直经过唐代宗，唐德宗，到了德宗，也就是柳宗元生活的这个年代，还非常地强盛。于是在唐德宗建中二年，就发生一场著名的变乱。当时四镇反叛中央，中央调泾原兵去救襄城，泾原兵路过长安的时候，就发生了一场兵变，这场兵变就迫使唐德宗仓皇出逃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后来又从乾县跑到了梁州，也就是现在陕南的南郑县。这场变乱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最后以朝廷的妥协而告终。由于藩镇割据，藩镇强大，德宗早年还想平叛，可是后来力所不及，只好承认现状。那么经过建中之乱以后呢，唐德宗就不再相信朝中的大臣。认为这些大臣都是靠不住的，他就开始相信那些宦官。这些宦官从小跟着皇帝一起长大的，被皇帝视为是自己的私人。所以呢？就把兵权交给宦官来掌握了。这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大家想一想，由宦官来掌握兵权，那么朝廷最后会出现什么局面，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再加上唐德宗这个人心胸非常地狭窄，而且到了晚年有点是非不明。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贤不肖的倒置，有才能的官员被沉落下僚，而那样一些善于拍马逢迎的官员被提拔到高位。整个朝纲混乱不堪，由此影响到当时的士风，整个士风也比较的浮薄。正是面对着当时唐朝的这样一种混乱的社会政治状况，柳宗元萌发了强烈的投身报国、振兴王朝的欲望，所以我们刚才说他“少时陈力希公侯”呀，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家族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因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其人，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他的家在长安城的西南。据他后来的叙述，说家里有数顷田，还种了果树数百株，而且在长安城里的善和里，还有祖传的旧宅一所，在这个旧宅里面，藏了皇帝赐书三千卷，这说明他们家在文化的积淀方面，还是非常深厚。在柳宗元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卢氏曾经教他背诵古赋十四首，家庭的启蒙教育就为柳宗元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此后，少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各地，曾到过南至长沙、东至九江的广大地区，在游历过程中，广泛接触了社会现实，增长了见识，也了解了民情。这种生活经历，对他以后世界观和政治态度的确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呢，他的父亲明于经术、能诗善文，他的母亲比较崇信佛教，这样两种思想就为柳宗元最后统合儒佛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当然了，青年柳宗元更倾向于儒家的用世思想，他曾经跟随他的老师陆质接受春秋学，成为中唐著名的春秋学派中的重要一员。

当时的儒学是个什么情形呢？当时儒学大致分为三个流派：

一种是章句儒学，

一种是经世儒学，

还有一个是以建立道统为目标的新儒学。

所谓的章句儒学就是从汉儒以来的这样一种传统的儒生，他们以注解儒家经书，在章句上下功夫为特点。

所谓的经世儒学，就是柳宗元等人代表的这样一个儒学。

所谓的新儒学，就是以韩愈为代表的这样一种儒学。韩愈是主张建立从周公孔子一直到孟子的道统的。所以这三个流派中间，我们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柳宗元的这个学派——经世儒学。

当时经世儒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主要观点，主要的方向，就是强调经世致用，重在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叫“从宜救乱”，就是根据时势的发展来救治社会的混乱，柳宗元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强调：“大中之道”、“利安元元”、“辅时及物”。这三句话可以说是柳宗元思想的核心。所谓的大中之道是什么道呢，就是以得当、以适宜为标准的道，如果你这个道虽然说得很好，但是不适宜，不得当，你这个“道”就不能解决问题。他另一方面提出了利安元元。元元就是老百姓，他的全部重心都在解决老百姓的现实问题，使得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他还要辅时及物。所谓的辅时及物，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要和现实事务紧密联系。那么柳宗元的这样一种思想，简单的来说就是经世致用，同时，这种思想也形成了他日后参加革新运动的一个深厚基础。

接着我们看，柳宗元是在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二十一岁的时候，进士及第的。到了贞元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这个校书郎的官阶不高，是从九品上。接着他又被任命为蓝田尉，到了贞元十九年，也就是803年，三十一岁的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属于御史台，也就是国家级的监察机关，品级不高，正八品下，但是它的责权非常重要，它掌握哪些职权呢，就是分察百僚、巡按州县，包括狱讼、军戎、祭祀、营作等等方面，它都负有监察的使命。用一句当时人们的话来讲，说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人们给他一个称号，叫什么呢，叫“入品宰相”。虽然官职不高，但是他们的职务非常重要，相当于宰相。从此呢，柳宗元随着官阶的提升，随着位置的加重，就有了一个更广泛的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他就和官场上层人物有了更广泛的交往，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如何为官理民也就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想法。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的治国理念和为官之道，我们来举他的三篇文章为例吧。

一篇是大家都熟悉的《种树郭橐驼传》。这是一篇人物传记，写了一个小人物，这个人很有特点，是个橐驼，所谓的橐驼，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罗锅，背部驼得非常厉害，象两个驼峰一样，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郭橐驼。郭橐驼虽然是个残疾人，可是他有一手非常高的技巧，就是善于种树。别人的树种得都不怎么样，可是他所种的树呢，那是非常的繁盛，结的果实既多又好。柳宗元就很纳闷了，说你这个树是怎么种的，种得怎么这么好呢？郭橐驼就跟他说出了一番道理。他说我种树的时候，是把它根部的土培植好，打扎实。根基打扎实了，然后把水浇好，我就不管它了，由它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生长。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其他人把这个树苗栽下去之后，总害怕栽不好，然后不断地把那个土翻来覆去的倒腾，而且树苗长出来之后，还要去摇晃一下，看它是不是结实。同时，有时候还要把它的树皮给扒掉，看它是不是长得繁盛。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树木的天性，由于违背了树木的天性，所以这个树木就自然长不好了。柳宗元听了郭橐驼的这一番话之后，非常地有感悟。说你这番话真的可以移植到官理，就是做官去治理老百姓。他从郭橐驼的这番话就总结出了几条道理，认为种树要重“木之性”，那么同理，为官治民也须重视“民之性”。要按照老百姓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己的性情，让老百姓自由地生活，而不要去干扰他们，第二呢，为官者不能好烦其令，所谓的好烦其令，就是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你跑到乡里去，不时地把老百姓召来训话，结里就妨碍了百姓们的生理。柳宗元最后深有感触地说，这样一种做法，“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表面上你是爱护老百姓，其实是把老百姓给害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种树郭橐驼传》就反映了柳宗元的为官思想。

另一篇文章，是他的另一篇很有名的人物传记，叫《梓人传》。梓人是什么呢，梓人就是木匠，工匠。柳宗元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姓杨的木匠的故事，说这姓杨的木匠在当时非常地有名，他有一天到他家里去，这个杨木匠就跟他说，我比一般的木匠的工资要高出三倍，而且有时候别人请我还请不到。可是柳宗元发现他们家的床腿坏了，说这个床腿坏了，你怎么不修理一下？杨木匠说，这个我不会修理，要别人来修理。柳宗元就觉得这个杨木匠是不是说大话。你身为木匠，你连自己家的床腿都修不了。可是，有一次，这个杨木匠去为京兆尹的府署进行修造。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市长啦，给长安市的市长去修造官府，他就发现这个杨木匠非同一般。他站在中间，底下都是一些工匠和手艺人，听着他的号令，他向左边喊，你们开始锯，于是这些工匠们就开始锯，向右边喊，你们开始拿斧子砍，于是一批工匠就上去拿斧子砍，指挥得井井有条，而且干得不好的话，马上就把你给罢掉了，不用你了，干得好的，马上就表扬你，提升你的职位。最后造出来的官府和画在图纸上的图形非常地吻合，一丝不差。柳宗元感到非常地惊讶！他就由杨木匠的这样一个事件呢，联想到了为相之道，他总结出来了几个方面：

首先呢，要能知“体要”。也就是要了解全局，预知未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抓大放小。

第二呢，要选拔人才，用人惟贤。“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把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能者进而由之，不能者退而休之。”这是柳宗元总结出来的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呢，充分发挥各级官吏的作用。使这些官吏各尽其职，不要越职行事。真正做到：“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这就好比那位梓人善于运用众工而不夸张自己的才艺。只有做到这一点，相道就得到了，就可以理万国了。

他总结出来的最后一点啊，为相者者要“条其纲纪”、“齐其法制，要有纲纪，要有法规，就像梓人“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一样。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个人专断，而是由人来执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不妨说，柳宗元有了初步的法制思想。

第三篇文章，也是柳宗元在任监察御史的时候写下的一篇文章，叫《送宁国范明府序》 ，在这篇文章里就表现出了柳宗元非常积极的民本思想。他在这篇序里边，引用范明府的话，说了这么几句：“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什么意思呢，说做官吏的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仆役。我们现在呢，是受人衣食，享受着老百姓的敬奉，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报答老百姓吗？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之先进的。是百姓养活了官吏，官吏是要报答的。如果不去报答，那就是犯罪。如何去报答呢？柳宗元说，要“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也就是说，对老百姓要讲究慈爱，讲究礼节，而不要去坑蒙拐骗，只有这样才能对老百姓有好处。这样一种思想在柳宗元后来到永州之后写的《送薛存义序》，又有了进一步的阐发，在那篇序里面，柳宗元进一步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说你知道官吏的职责吗，官吏的职责就是做老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去役使百姓。

柳宗元的这样一种思想，我们通过比较可能看得更为清楚，他的朋友韩愈，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原道》。在《原道》这篇文章里，韩愈也说了一些和柳宗元类似的话，但是意思却完全不一样。韩愈怎么讲呢，他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臣子就是要执行君主的命令，把这个命令推广到老百姓那里去；老百姓是干什么的呢，老百姓就是要把他们耕种的成果，收获的成果交给官府去。如果臣子不行君之令，那么就失其所以为臣了；民如果不拿出他们的产品，把他们的收获贡献给朝廷，那么就要诛杀。大家看一看，韩愈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和柳宗元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柳宗元的这样一种民本思想，在当时是具有何等震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了解了柳宗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了解一下柳宗元的性格，柳宗元是一个性格非常刚直，正义感极强的人。那么，柳宗元这样一种刚直的性格源于何处呢？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源于柳宗元的父亲柳镇的影响。柳镇曾经在玄宗的天宝末年做过太常博士，后来又历任晋州、长安、宣城、灵宝、夏口、九江等地州县的这样一些官职。职位都不高，可是柳镇这个人是广事交往，在当时很有名声。同时他性格特别的刚直。据史料记载，他当年做节度推官的时候，就议事非常地强硬，不为权贵所容，在晋州做录事参军的时候，当时的刺史非常地强橫，柳镇就和他据理力争，当一些无罪者被以棍棒相加的时候，柳镇就挺身而出，去抵挡这些棍棒，最后受到这个刺史的责怪。后来在朝廷的时候，他曾经为一件正直的事情挺身而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窦参，最后受迫害被贬官，贬到了四川的夔州。柳镇的这样一种性格，对柳宗元是会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作为儿子的柳宗元，跟着他父亲耳濡目染，自然会养成一种非常刚直，充满正义感的性格。

柳宗元的这种刚直性格和正义感，还可以从当时的一件事情看得出来。柳宗元在朝为官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阳城事件。阳城是当时一个正直的官僚。阳城事件又和它前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官陆贽紧相关联，陆贽是贞元中期的贤相，这个人精于吏治，而且文章写得非常地好，品节高迈。刚才我们不是讲到那个建中之乱吗，在建中之乱的时候，他始终跟随在唐德宗的身边，为唐德宗出谋划策，所以唐德宗对他是须臾不能离。有一晚上，据说陆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唐德宗急得掉眼泪，让人赶紧去找，把陆贽给找回来，可见陆贽对唐德宗的重要。可是到了唐德宗的晚年，陆贽不受重用了。有一个权奸，裴延龄，就说陆贽的坏话，唐德宗对这个正直的陆贽也有些不感冒，于是就把他罢相了。贞元十年罢相，贞元十一年就把他贬到了忠州，去做了一个很低级的别驾官。据说呀，当时，唐德宗盛怒，众臣都感觉到惊恐，以为陆贽要得大罪了，没有敢于向他求情的。可是这时候，阳城出来了，阳城是什么官呢，是谏议大夫，阳城拍案而起，说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于是他就率领着几个拾遗官守着延英门，上疏论裴延龄奸佞，说陆贽无罪。而且阳城慷慨陈辞，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假如你让裴延龄为相的话，那么我就会取那个白麻把它撕坏，然后披在身上，痛哭于庭。这可是非常大胆的一个举动。后来由于唐德宗信任裴延龄，阳城自然被降职了，又在贞元十四年的时候，被贬为道州刺史。这个阳城被贬之后啊，群情激愤，在太学里面读书的一百六十多个太学生罢课了。大家联系起来，走上街头，来到了朝廷，进行请愿，进行示威，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还让阳城来做他们的老师。柳宗元当时刚到集贤殿去做书院正字，也就是校书郎，很低级的一个官吏，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地震惊，非常地振奋。他当时就写下了一封信，就是《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在这封书信里，表达了他对太学生坚决声援之意。他远引汉末的李膺、晋初的嵇康之事，大家知道，在汉末的时候，东汉一朝，那些清流，正直的士人，和那些宦官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这个搏斗过程中，当时的李膺，杜密，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前李杜，作为太学生的领袖，振臂高呼，于是京城的三万太学生，就纷纷地响应，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后来到了正始年间，嵇康作为名士，也因为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结果就被加以罪名，要押赴东市杀头。这时候有两千多太学生同样走上街头，去声援嵇康，希望朝廷能够收回成命。柳宗元就联想到了历史上的这两个事件，说没有想到历史上太学生们走上街头请愿的这样一个活动，在今天能够让我看到，实在是太好了。你们在太学里学圣人的文章，就要养成圣人的志向，所以你们现在走上街头，“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这样一来，你们服圣人的遗教，居天子的太学，就可以“无愧矣”。你们就没有什么惭愧之意了，你们就成了士大夫的一个表率。最后柳宗元深刻的指出，太学生诣阙挽留阳城，其言其行，不止是为了自已，而是为了国家，为了这样一个政体，所以他在信的末尾说，“勖此良志”，“努力多贺”。希望你们能够发扬你们的这样一个志向，我现在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坚决的声援。表面上看，这是一封声援太学生的信函。可是，从深层来看，这又何尝不是柳宗元明确表述政治观点的一篇宣言呢？这封信里表现出来的那震忭不宁的心情，那激情洋溢的文字，那向善如渴、嫉恶如仇的态度，既表现了这一事件对他的强烈刺激，也反映出他的刚直心性和事件性质的深层吻合。

我们了解了柳宗元的这样一个性格，这样一个正义感，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地了解一下柳宗元性格中的一个特色，就是心高气傲。柳宗元是满腹才学的，他的学问非常地好，所以韩愈当时曾经非常赞赏柳宗元。在柳宗元死后，他写了一个《柳子厚墓志铭》，在墓志铭里记载了年轻时候的柳宗元，说当年啊，柳子是“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就是说年轻时候的柳宗元，谈事说理的时候，非常地直接，非常地敏锐，可以争引先秦诸子百家。和别人辩论的时候呢，是理直气盛。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当时的影响和风采，也可以见到他的才学和心性了，韩愈这里说的都是表扬柳宗元的话。但是呢，从“隽杰廉悍”、“踔厉风发”这样一些词语看，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当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隐然含有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的成份。也就是说争论的时候，他一定要占到上风，使得其他的人都要屈服。那么，这样的一种性格，是什么性格呢？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同时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恐怕已为柳宗元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所以到了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他曾经反思过去的所作所为，深感自己的性格过于刚直，于是就写了一篇《佩韦赋》，要用柔软的韦，来作为约束自己刚烈心性的标志。韦是什么呢，韦就是那个熟牛皮，或是由熟牛皮做的皮绳。在战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西门豹，大家知道，西门豹性格过于刚直，所以最后他就用韦绳来约束自己，来舒缓自己的性情。柳宗元从西门豹那里得出了这样一个经验，希望能够 以“韦”的柔软来去除纯刚纯强的性格，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柔和。那么柳宗元达到了没有呢，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流于他的一种主观设计，而在客观上，他那种刚直的性格，过于根深蒂固了。所以一遇到事情，他还是会展示出他那种倔犟的，不肯服输的这样一种性格特点。而这样一种性格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就造成了柳宗元内心的深重的苦闷。好了，我们下一讲再谈柳宗元的政治革新运动。

上一讲我们谈到他的“少时陈力希公候”，这一讲我们来看他的“许国不复为身谋”，他的“许国”，重点指的就是他在贞元二十一年参加的那场革新运动。

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这是唐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也是柳宗元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唐顺宗李诵继位。我们由这一年前推五十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了，这个时候下距柳宗元出生十九年。由于历时八年之久的战乱的巨大影响，唐王朝迅速走向下坡路，盛唐时期的昂扬振作、高视阔步已成昨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强藩割据、宦官擅权，与此相对应，朝廷里君昏臣佞，贤不肖倒置，社会上士风浮薄、吏治日坏，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上一讲都已经谈了。所以发展到唐德宗贞元末年的时候，各类社会弊端已达极严重的地步。我们可以举上两个例证：

一个是当时朝廷执行的进奉制度。所谓进奉，也叫“献馀”。唐德宗到了后期的时候，视财如命，就让各地的官员，把他们的好东西进贡到朝廷中来，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月进奉一次，到了后来，甚至每天都要进奉了。这个臣子呢，也因此邀幸固宠，希望能够得唐德宗的青睐。唐德宗在国库之外，另外设立了“琼林”、“大盈”两座私库，专门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当时陆贽对这种进奉是很不满的，下面官员给他进奉的一些财物，陆贽都拒绝了，唐德宗就有些不满，对陆贽说，你也太过清廉了，各道给我们进奉东西，你一概拒绝，恐怕与事理不通。由此可见，当时，朝廷的这样一种政令，这样的一种接受进奉的态度，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了。

第二个例证，就是当时的宫市。什么叫宫市呢？就是由太监担任宫中物品采购者，到长安街头去采购民间的物品，拿到宫中，借机巧取豪夺。大家都知道，白居易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作品，叫《卖炭翁》，《卖炭翁》的一个注释，说“苦宫巿也”。就是因为被宫市所苦，所以写了《卖炭翁》来揭露它。《卖炭翁》大家都知道，它开头是怎么说的呢？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这个老汉把炭给烧好了，烧好了之后非常辛苦地拉到了长安街市上，想要把它卖掉，天气非常地寒冷，他怎么样呢，“心忧炭贱愿天寒”。害怕炭卖得太贱了，还希望天气更寒冷一些，可见老翁的不易。可是最后呢，从宫中来了两个穿着黄衣服的宦官，要买他的炭。

“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一车炭，有千余斤重，可是被他们拉走的时候，只给了他半匹红绡一丈绫，挂在牛头上，就把炭给拉走了。这明明是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是一种巧取豪夺。

大家看一看，在唐德宗的晚年，整个朝政已经混浊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于是柳宗元等一批正直的士人，就挺身而出了，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刚好永贞元年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了。唐顺宗，也就是德宗的儿子李诵继位，而李诵是支持革新运动的，所以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受到革新派领导人王叔文等的赏识，被越级提拔为礼部员外郎。礼部员外郎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我们先看礼部，礼部是当时六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它的主要职能就是掌管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事情，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和教育部吧。员外郎如同现在教育部的一个副司长，虽然品阶不是很高，但是能够直接接触到朝中的一些大事。尤其是得到王叔文的器重，于是他就跻身革新集团的决策层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柳宗元是冲锋陷阵，用我们第一讲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许国不复为身谋”。那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一个表现，他们在这场革新运动中展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激切的进取精神。从史书记载来看，在王叔文柄政期间，柳、刘二人深受重用，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当时给他们一个称号，叫什么呢，叫“二王刘柳”。当时太子刚刚即位，于是王叔文就向顺宗皇帝举荐了刘柳等人，对他们的话是言听计从，而且对柳宗元特别的重视，与他计事，与他谋议方略。而柳宗元才高志大，锐意革新，而又为人赏识，官职得到超升，这无疑大大激发了他的从政热情和功名欲望。当然，后来革新运动失败以后，有很多关于他们当时的一些作为，都不见记载了。我们从历史留下的零星片断，可以知道，当时王叔文主要负责内事，即执政、发令。而刘柳呢，早有文名，同时又富于才干，起草各类的文书，联络内外的人员，制造各种的舆论。应该说他们是非常得力的革新干将。据仅剩的一条材料记载，说革新活动展开之后，刘禹锡当时极为繁忙，每天能够接到各地来的数千封书信，刘禹锡每一封书信都要亲自回复。在一个很大的绿珠盆里，每天用的浆糊，用的面，就有一斗之多。干什么用呢，就是用来封信封的口。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但也足可看出他们忙碌的程度和热情之高了。

那么这场革新运动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王叔文集团连续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举措：比如，罢宫市、罢五坊小儿，停19名宦官的俸钱，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捐杂税，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贬斥贪官污吏，废除了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那么革新运动的这样一些举措有些什么效果呢？据《顺宗实录》的记载啊，这些举措使得“市里欢呼”、“人情大悦”。说明大家是非常拥护的。而革新的矛头所向，则是夺取宦官兵权。

夺取宦官兵权是王叔文集团最重要的革新措施，正是这一行动，使得革新派与反对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并成为革新派失败的直接契机。从史料记载看，五月份的时候，王叔文他们就派了名将范希朝去任左右神策军的节度使，那么范希朝就去接管兵权了，这时候，那些宦官啊，还没有觉悟。他们原来统治的那些将军们就纷纷向他们汇报说，我们现在有新的将军了，不归属你了，这时候宦官才意识到，兵权被王叔文夺了，于是拒绝交权，并且联合了当时的各路藩镇，和旧朝的官僚，对王叔文集团展开了猛烈反扑。在这样一种猛烈反扑之下，王叔文集团几乎没有招架之功，节节败退。

八月五号，顺宗被迫退位，禅让给了他的儿子李纯，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永贞内禅。李纯，也就是唐宪宗了，他一即位，马上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两天之后，就把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渝州是哪里呢，就是现在重庆市的巴南区。又把王伾贬为开州司马，王伾到任不久之后就得病而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整个永贞革新宣告失败。从刚开始发动革新到最后结束，有效的时间，总共只有180多天。二王被贬之后，到了九月，朝廷又下发了诏令，贬谪参加革新运动的八个主要人物，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当时被贬到了邵州，刘禹锡被贬到了连州。可是这样一种贬谪还不能满意，于是又把这样的八个人呢，分别贬为虔州、饶州、永州、朗州、台州，连州，郴州和崖州的司马。从此，历史上便出现了饱含悲剧意义的“二王八司马”这一名称。此后不久，顺宗于元和元年正月不明不白的死去，过了八个月以后，朝廷又下了诏文，严厉申明：“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也就是说，以后天下大赦，罪犯都可以得到赦免，只有你们八个人不能得到赦免，不能量移。

由此看来，新的皇权对革新派已达深恶痛绝的地步，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因为事情很明显，这道诏令，不仅从根本上断绝了八司马回朝的希望，而且永久地将他们与二王一起划为不得翻身的政治罪人。

那么，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革新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大方面来看，从革新派方面来看，首先，他们缺少一位精力充沛、刚明果决、能够把革新长期推行下去的君主，史书记载，德宗将死之际，顺宗已经得了重病，不能在身边伺候了，这以后呢，他的病情愈发地严重，得了中风症，不能说话，行动也非常地不便利。所以他登极之后，他不再把宰臣们请来共论大政了，事无巨细，都决于李忠言、王伾、王叔文。这里的李忠言是一位宦官，还有一个牛昭容是顺宗皇帝的嫔妃。那么李忠言、牛昭容，王伾、王叔文就成了革新运动政策的制订者。由于当时顺宗皇帝得病很重，不再去理朝政了，他平常就深居帘帷之中，宦官李忠言，牛昭容呆在他的左右，百官如果有什么事情要上奏，他只是在帘帷中间传出话语，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由于他这个病很厉害，很多事不能躬亲料理，势必造成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失去了对反对派的威慑力量，并直接兆示了革新运动的失败前景。

大家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假如没有一位精明强干的君主予以大力的长久的支持，任何革新运动都必将夭折。固然，唐顺宗是支持革新的，但他的身体状况却决定了这种支持的薄弱和不能持久，决定了他很难像其他有为之君那样以赫赫君权震慑臣下。既不能大有为，皇位也昭示出不能持久，这就不能不使众多首鼠两端的望风臣子匆匆然去投奔新的靠山了。

二是革新派因顺宗病重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也就是说王叔文靠王伾，王伾靠李忠言，李忠言靠牛昭容，把顺宗皇帝的旨意一层一层地转达下去，而一般的大臣是根本不了解内情的。

至于柳宗元、刘禹锡等，主要是采听外事，从而使得猜忌横生，流言四起，“物论喧杂，以为不可。” 按照常理，要进行一场大的革新运动，势必会触动众多权臣的既得利益，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即令支持革新的皇帝亲自坐阵，都难乎其难，更何况皇帝病卧于深帷之中，仅由几个亲近侍从传递消息，几个新进士人发号施令！其中详情，外人不能得知；二王诸人，平素为人所轻。这样一种情况，很难不使革新派在一开始行动的时候，就难厌众情而步履维艰了。

其次，革新派还存在一些与领导革新不相应而自身又难以完善的“先天不足”。一般来说，要领导一场大的革新运动，领导者不仅要有才干，而且要有超人的威望，这样才能服众，才有号召力。可是，王叔文集团中人大多出身贫寒，门第低微，属庶族阶层；除韦执谊等个别人在德宗朝官职稍高一点外，其馀都是顺宗朝的新进之士。譬如：我们说到的王叔文。王叔文出身低微，实是越州山阴人，即浙江绍兴人。后来到苏州做了一个掾，掾是一个小吏，实际上连官都达不到。他之所以被召至宫中，是因为他的棋下得好。到宫中陪顺宗（当时的太子）下棋。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是南方人，而朝廷重臣对南方人是非常轻视的，王叔文就称自己的先祖是前秦时期的宰相王猛。说自己是王猛之后，给自己拉了一个比较有势力的远祖。可是，籍贯能改，起自苏州掾和以棋待诏的身份却是不能改的，所以在朝廷中许多大臣对王叔文是看不起的。这样一种身份，就决定了王叔文等人虽官职得以超升，仍难以树立威望，为人尊重。史载：侍御史窦群“尝谒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尚书右丞韩皋依仗自己是前辈，对王叔文等人非常不满。对人说：“吾不能事新贵。”这些德宗朝的旧臣之所以与王叔文集团相对立，除了对他们的一些行事作为不满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便是瞧不起他们的出身，嫉恨他们新进握柄，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既然王叔文已为人轻视嫉恨，那么由他提拔的柳、刘等人自然也不会怎样受人尊重，这从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二王刘柳”，就可以看出了。

刚才我们从革新派一面来看，是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从反对派方面来看，除了士族阶层和旧朝官僚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几大势力，那就是宦官、藩镇和太子亦即后来的宪宗。

宦官和藩镇在德宗朝之飞扬拔扈、为害朝政的情形，前面已说过，而要革除弊政、开拓新局又必须对这两大毒瘤开刀；要触及这两大毒瘤，势必会遭到猛烈的报复和反扑；这样一种报复、反扑一旦得到一位更有力的人物——太子李纯的支持，那就足以致革新派于死地了。三月，大宦官俱文珍等便纠集旧派官僚，要求早立太子。如果把太子立了，对革新走向失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把它澄清一下。首先，就太子李纯而言，他有没有可能站到革新派一边或至少不表反对？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有三：一是王叔文等人资浅望薄，难以服众，不值得支持；二是反对势力大，而且多是握有兵权的宦官和先朝元老重臣，为了赢得他们的拥戴，他没有必要舍重就轻，去支持革新派；三是王叔文等属顺宗所用之人，并且已大权在握，如果站在他们一边，致使革新成功，那么到头来这革新之功究竟是记在他父亲的帐上，还是记在他的帐上？更为重要的是，王叔文等人既已被顺宗信用，就很难倾心于他；既然难倾心于宪宗，那么他们所握的权柄便是对宪宗的一种威胁，因而他也没有理由对革新派予以支持。虽然宪宗对革新派的很多措施并不反对，并在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永贞革新的措施，但千年以来尤其是李唐以来残酷的宫廷政治教会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必须带领自己的一班人马杀出一条血路，哪怕所杀对象代表着正义，也在所不惜。

换一个角度看，王叔文一方自然不愿早立太子，因为这样一来，无异于给革新运动设置了一个更强大的对立面；从当时的时局来看，顺宗久病不愈，群臣没有依托，无论从李唐王朝的继承人考虑，还是从国家当下的政局考虑，立太子都势在必行。既然立太子已成定局，而太子被立以后又将大大加剧革新的阻力，当此步履维艰之际，王叔文等人只好从困厄中寻生路，派革新派成员、经学家陆质，也就是柳宗元的老师，去充任皇太子的侍读，借着给皇太子讲经的时候去劝说他。可是，陆质刚一开口，太子就发怒了，说陛下让你来为我讲经义，何以说其他的事情！这样一来，就断绝了争取太子的最后希望。所以到四月份，册立太子。太子一立，王叔文非常郁闷，虽然口里不敢说什么，但心里是很郁闷的。常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显而易见，这里流露的是一种沉重苍凉的英雄末路之感，这种感觉的过早到来，既预示了革新派的悲剧前景，也说明革新派与新的皇权之间存在着已趋明朗化的深刻矛盾。六月，叔文遇到一件事，他的母亲死了。母亲死了，过去是要守丧的，需停官守丧三年。如果要给母亲守上三年的丧事，那革新运动怎么开展呢？王伾力请叔文不要去守丧，要他来当宰相，可是反对派不同意。王伾请了三次，都不被许可。遂托病不出。八月，顺宗退位。

反对派一方则毫无疑问是太子的积极拥立者。宦官俱文珍等都是德宗朝任使的旧人，顺宗在为太子时就“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即位之后，又支持革新派将宦官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当此之际，这些对顺宗没有好感而又握有兵权、骄盈惯了的宦官，为自己的既得利益乃至生存计，便不能不一面破釜沉舟，一面匆忙寻找靠山，投奔新主，以捞取“拥戴扶立”的资本，这样一种目的和举动，既与一大批旧朝官僚的利益相一致，又与李纯欲扩展个人势利的需要相吻合，于是，几方面联合一体，利益均沾，紧锣密鼓地演出了一场册立太子而旨在对付革新派的政治闹剧。

此外，王叔文集团内部还存在一些失误：如打击面过广、革新速度过快、而且收受贿赂。据史书留下的文字记载：二王等用事以来，纳贿求官者极多。“叔文及其党十馀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有的人想见叔文他们一面，以至于借宿在他们家边的饭店酒馆的屋檐下。王伾喜欢纳贿，并且在家里做了一个大匮，这个匮没有门，只留一个洞，把收纳的金银财宝都放到匮子里面，到了晚上夫妇俩就睡在上面。像这样一些举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派人员的形象。而他们打击面过广，也构成了对君权以及相权的侵犯,特别是到了后期，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些矛盾与革新派的失败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如果从整体上看，尽管革新的失败和他们的缺陷有关，但是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外部多种势力联合一致的严酷打击，导源于革新派与新的专制皇权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

综观历代政治斗争史，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乎已成定规，而这样一个定规在顺、宪易代之际表现得特别突出。唐宪宗之所以要起用德宗朝的官僚，而必致顺宗朝臣子于死地，关键就在于前者失去依靠后诚心归附，后者却直接构成了对自己权威的严重威胁。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深刻指出：王叔文集团“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这就是发生在顺、宪易代之际，颇带悲剧性的一种现象。

换一个角度也许对问题看得更为明显。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是以寒门庶族和新进之士的身份骤然登上政治舞台的，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数十年积聚而成的近似于铁板一块的官僚政治；要触动这一政治任何一个稍稍重要一点的环节，都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且不说他们自身存在什么样的先天或后天的不足，也不管他们所倚赖的君主是不是真正的大有作为，仅就欲革新势必触犯众多既得利益者一点来说，便决定了他们在对整个官僚政治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自己也难逃脱由这破坏反作用于他们的必然性的悲剧命运。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革新家，几乎都没有好的下场。当年秦朝的商鞅，进行改革，被车裂而死。宋朝的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发起了著名的革新运动，到最后怎么样？最后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黯然回到钟山，度过自己的晚年。明朝的张居正，以改革著名，推行一条鞭法，可是到他死了之后，被抄家，甚至还要鞭尸，这都是改革者的下场。

我们打上一个比方：有如引爆巨石，为了自身安全就必须事先躲远，假如既不想或不能躲远，而又执意要引爆，那么等待引爆者的，必定是因巨石飞迸而导致的毁灭。事实上，王、柳、刘等人就正是这样的引爆者。他们以其激切的参政热情和无畏的斗争精神冲上前去，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后退的馀地，从而在险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在包括新的专制皇权在内的整个统治阶层的反扑下，导致了自身的毁灭和沉沦，他们又以自身的沉沦和毁灭为代价，为历史的前进铺平了道路，为一代文化精神的到来开启了先声。这一点，进一步印证了柳宗元的话：“许国不复为身谋。”

一场从头到尾仅历时半年的革新运动就这样夭折了。负着天大的冤屈，顶着沉重的罪名，柳宗元扶持着年近七旬的老母，走商山，过洞庭，溯湘江，向永州彳亍而行。途经汨罗江口时，他缅怀先贤，写下了一篇沉痛无比的《吊屈原文》，表明了以屈原为效法对象的决心，这种决心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就是“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意思是说只要自己坚守着圣人的遗训，坚守大中之道，既使我一万次被贬，也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正是这样一种信仰，支撑着在政治中落难的柳宗元。永贞元年冬，他终于抵达永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谪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