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九龄的“清澹”与柳宗元的“清峭”

张 臻[1]

（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陕西省咸阳市 712082）

摘  要：在历代诗话中，胡应麟《诗薮》较多地谈及唐代诗歌之“清”貌，他认为“诗贵清”，并清楚指出“曲江清而澹”,“柳子厚清而峭”。本文以《诗薮》的评论为切入点，认为张九龄和柳宗元的为人与诗歌都有“清”的明显追求，但是又有“澹”与“峭”的鲜明区别。

关键词：《诗薮》；    清澹；     清峭；     澹；    峭

古人喜欢用寥寥片言描摹文人的风格，高度浓缩或概括多种复杂的难以言传的意味。如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靖节清而远,康乐清而丽,曲江清而澹,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徐昌谷清而朗,高子业清而婉。”胡氏对个个面目不同的“清”用一字来加以定位，评价张九龄和柳宗元等人的风格，可谓言简意赅，精妙恰切。“清澹”与“清峭”仅一字之差，意义恐怕差距较大，这既是汉语言的魅力，也是中国古人简洁力透的神韵之所在。

但是要将张九龄与柳宗元相提并论，似有牵强之意。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或许会有一些发现。清人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中说：“初唐法格纯正，自推燕、许、沈、宋、必简诸公，拾遗、曲江别创古调，便开韦、柳法门矣。于鳞称伯玉‘以其古诗为古诗’，洵为辨眼，非竟陵所知。”[2]张九龄在初盛唐诗风转变期间，就是因其“清澹”和别创古调而产生影响的。可以说他从创作、风格以及思想情怀等方面都影响了他以后的许多人，其中包括了王、孟、韦、柳等。如果忽视张九龄为盛唐文学的到来打下的坚实基础，而直接到王孟、韦柳等人的成熟不免就有点太突兀了。《诗薮·内编》卷二又有“盛唐继起者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卷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从中可以看到这种渐变的蛛丝马迹，他们都属于“清”一流的，但又一“澹”一“峭”，互相有别。

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文人，许多文人都会自觉的将“清”作为自己的追求，张九龄、柳宗元亦如此，他们的“清”是为历代人所认可的。“清”既表现在他们的诗文中，更表现在他们的人格魅力上。

无论读《曲江集》还是《柳宗元全集》，总给人清新、自然、疏散、爽目的感觉。究其原因，恐怕是二人都自觉不自觉地选定了“清”作为自己的审美追求和根基。《诗薮·内编》卷二有“惟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对于“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学界曾有不少人怀疑。如葛晓音先生就认为，胡氏“此论不确”。她说张九龄早年的清幽诗篇是当时风气使然；并且“从他的大多数诗篇来看，他的特色恰恰是在神龙至开元中清媚诗风流行之时，以大谢式的深沉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3]但无论怎么说，首创还是不是，有一点，大家是不可回避的——张九龄的诗歌确实是属于“清澹”的。有人认为胡应麟诗论中“清”的范畴，既表现出对“清逸”的容纳，又不放弃对“实大声宏”的追求，因而他笔下的“清”兼具雄浑之意。^[4]

张诗中“清”字出现的频率极高。如：“清切紫庭垂，威菱防露枝”（《和黄门卢侍御咏竹》）、“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气清”（《商洛山行怀古》）、“霜清百丈水，风容万重林”（《赴使泷峡》）、“溟色生前浦，清辉发近山”（《自湘水南行》）等等。“清”是作者在对社会与自身反省之后，人生座标的定点，是对社会与一己之责任的清醒认识：“不是黄金饰，清香徒尔为”（《和崔黄门寓值夜听蝉之作》）；是对自己人生的清高考验，清白定位：“幽人归独卧，滞滤洗孤清”（《感遇》其一）。因此在诗中流露的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观照：“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之一）。“孤鸿海上来，池湟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矫矫珍木颠，得无金丸俱。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感遇》之一）。胡应麟《诗薮》说：“二张五言律，大概相似，于沈、宋、陈、杜景物藻绘中，稍加情致，济以清空。学者间参，则无冗杂之嫌，有隽永之味。”以文观其人，是“诗清”、“人清”。这也许正是张九龄对“实大声宏”的追求，“清”中兼具的雄浑之意。这样具有内蕴的清淡之气在当时应该是不多见的，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首创清澹”也未尝不可。

柳宗元诗中的“清”也是随处可见的。如“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旦携谢山人至愚池》）、“留欢唱容与，要醉对清凉”（《弘农公以硕德…》）、“恋恩何敢死，垂泪对清湘”（《酬韶州裴曹长使…》）、“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芳丛翳湘竹，零露凝清华”（《巽上人以竹…》）、“猿鸣稍已疏，登石娱清沦”（《登蒲州石矶…》）等。

与张九龄不同的是，长期的贬谪生活对于柳宗元来说，他的“清”除了写被贬谪地的自然清爽宜人外，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自己的人格魅力。没有喧嚣的、被开发污染过的自然山水是清澈透骨的，他的独立不卓更是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香。他常以清水来喻自己的清白，以弃地来喻自己的地位，以宁静来平衡心理，以屈原自比。在意象上，他往往用 “清江”、“清湾”、“清池”、“清斑”、“羁鸿”、“羁禽”、“羁心”、“羁木”、“幽谷”、“孤山”等等，如《构法华寺西亭》中的“幽谷”、“夕照”、“栖鸟”、“菡萏”、“筼筜”、“清斑”、“羁锁”等，都有求清、求静的特点，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如《小石潭记》就描述了一个既清且静的环境,从而使柳宗元在对山水的体认中寻找一种内心的安宁，但是，贬谪的生活又使他无法真正进入到一个平静的境界。他不屈服於命运，努力表现以渴求朝廷的原谅，迫切地展示自己的清白，表现为国的心理，因之在审美意象上就选定了“清”,无论是山水抑或是其他风物,均赋予了“清”这一特征。

由此看来，张九龄和柳宗元所赋予“清”的不仅是诗文中的、风格方面的，而是更深层次的，全方位的，骨子里的，当然就体现在各个方面，不能片面地一概而论。

正因为张九龄、柳宗元对“清”的审美追求，表现出为文为人清飒有风度：将自己与自然和融，山水诗自然清爽；将自己始终与家国联系起来，清心为民。

二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大致梳理了张九龄和柳宗元之“清”，但是由于他们个人信仰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在他们的诗文中明显存在“澹”与“峭”差异。“澹”的含义多在于淡泊、清浅。“峭”的意思多在于瘦峻、挺拔。

纵观张九龄一生，他将儒家的伦理和道家的淡泊糅合在一起，而总体呈现出“澹”的主线。他对待任何事都带有儒家的积极进取和道家的清心淡然之态，遇事宠辱不惊，道儒在他身上能和谐的统一起来，这也为后来的文人功成身退观念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许正由于他思想上的这种体认方式使他在政治上、作文方面都能始终如一的坚持“淡”然的风格，这在中国士大夫中是不多见的。读他的诗文，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从来没有忘却归隐的初衷，但事实上他又一直努力的希望为国家和民众不辞劳苦，奉献自己，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甚至有点“大隐隐于朝”的真正隐士之气。所以他对待身边的景色和人事以一颗平常心去领略便抱有了自然之态，他眼里的山水就不会有柳宗元诗中的那种峻峭幽冷之气。

“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见其诗如见其人”（《升庵诗话》）。“澹”既贯穿于张九龄的诗文当中，也贯穿与他的政治生涯中。

张九龄在诗文中改变了初唐文人的华丽之色，而极力表现景色与人的自然之态。“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将山水引入感遇类诗，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充实并深化了山水诗的思想感情，其实是他最重要的贡献。”并且“将穷达进退的关系简化为乘运而出，功成身退”，如“避世辞轩冕，逢时解薜萝”（《商洛山行怀古》）。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葛晓音先生说“作为开元时期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对盛唐诗人的影响最直接。”[5]张九龄的山水诗善于以宏大的气魄描绘山川形胜，同时寓含深沉的历史思索，被称为“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6]。又常托物寄志，表现孤高自怜的情怀，进而直接针砭现实。其风格雍容平和，温雅醇厚，若毫不经营，但神韵自在，充满含蓄自然美，正像杜甫所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九龄》），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望月怀远》)“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构思巧妙，表情细腻，而且充分体现了作者所追求的“自然无限态，长在艳阳晨”(《剪彩》)的自然美风格。

在张九龄数十年的生活中，因封章直言而与宰相姚崇不协，以秩满为辞，去官返韶州休养。居家期间请开大庾岭路，随唐玄宗巡狩北都及东封泰山。任丞相期间，受李林甫与武惠妃交相潜构，仍坚持忠言直谏，不到两年时间，即做出了保护太子、阻李林甫拜相、早察安禄山有反心而上疏请诛等大事，但也由此受到李林甫排斥，被贬荆州长史。面对这种情形，他题写《咏燕》诗暗责李林甫的猜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一段话：“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新唐书·文苑传》载徐坚之言，谓其文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今观其《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坚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7]精辟地指出了张九龄为人、为文、为诗的风格特点：正义、正直、高雅、清淡、实用、精炼、俊逸、宏博、典实、正气。

除了自身以简约清淡之笔扭转齐梁之浮艳的创作实践，张九龄还从开元初年开始，以左补阙的身份主持吏部数次考选，都被称为详正公允，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如孟浩然、卢象、王维等等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诗坛上形成了好文的风气。《诗薮》说：“盛唐继起者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卷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无论是政治还是诗歌方面正象胡氏所说那样，“清淡”确实是张九龄人格和文风的关节点。开元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但是，“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九龄风度也因此而倍受崇敬。

柳宗元的“峭”也是贯穿于为人与为文的。他虽“自幼好佛”，但在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原则。他早年“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谨论仕进书》），热衷仕进、向往功名，自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即使在被贬逐后，他仍坚持“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儒家思想。他时刻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渴望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展抱负。

但事与愿违，柳宗元一贬再贬，使他远离了官场倾轧与政治纷争的污浊，又常与释门高僧频繁交往，进一步拉开了他与现实的距离，但在主观上他依旧处于压抑与寂寞的氛围中。贬地自然风貌又怪奇幽森，“既窜逐，地又荒疬，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新唐书·柳宗元传》），更使他笔下的山水格外幽清、寒峭，同时折射出诗人内心世界的寂寞悲苦。本来峭寄孤耸的山峰在他眼里却如戟似剑，直刺人心：“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牱南下水如汤”（《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明人瞿佑评前者说：“谓子厚南迁，不得为无罪，盖虽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语虽过，然造作险诨，读之令人惨然不乐”（《归园诗话》卷上）。近人杨庶堪也说：“剑割愁肠海上峰，始知愁苦易为工。柳州山水堪供老，万里投荒别泪红”（《论诗绝句》），都指出柳诗善于借物写心、抒发愤郁的特点。不仅如此，柳宗元的山水诗特别喜欢使用“寒”字。用之形容水者有“寒水”、“寒江”、“寒泉”、“寒流”、“寒川”等；形容花卉草木有“寒花”、“寒英”、“寒齿”等。随处可见的“寒”，不只是一种感觉，更是悲寒心境的外化。

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而柳宗元却非常偏爱或者说只偏爱静寂荒冷、色彩幽暗的景物。他对清冷幽寒的山水景物非常敏感。这种审美趣味决不是无意识的，而是自觉的，他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曾把美的形态概括为两种：“游之适，大率有二：奥如也，旷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这种美学观自然体现在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上，于是，反映幽深静寂的图景，便成了柳宗元山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的诗中多次出现“幽”、“寒”等充满凄冷意味的字句。例如：“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新植海石榴》）、“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巽公院五咏·苦竹桥》）、“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赠江华长老》）、“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江高。”（《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这些诗句，勿需外在的刻意渲染，就已弥漫着清寒幽冷的气氛，表现了“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小石潭记》）的境界。据李育仁《论柳宗元的诗歌审美情趣》一文统计，在柳宗元一百六十多首诗中，竟有七十三首使用了“幽独”、“清寒”的意象，足见其审美情趣的独特性。

从以上论述大致可以看出,张九龄与柳宗元整体风格都是注重“清”的，都接受、延续了谢灵运的特色，但是，因个人遭际的不同和信仰、性格、立身处世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同中有异，着重体现在张九龄的“淡”和柳宗元的“峻”。

参考文献：

[1]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张九龄.曲江集.刘斯翰校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3] 柳宗元.柳宗元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4] 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顾建国.张九龄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 吴文治.柳宗元简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陈文新.明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8] 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通讯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文汇东路6号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邮政编码712082

联系电话：029-8101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