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奇出新   浇胸块垒

——谈柳宗元的《咏三良》诗

孙昌伟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信阳  464000）

摘  要：柳宗元谪贬永州后写下一首咏史诗《咏三良》，对三良殉葬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审视。与文学史上同题材的《咏三良》诗相比，柳诗以动态的视角观照这一史事，在诗中不仅对秦穆公进行了批评，赞扬了“三良”的忠信，更对秦康公提出了严厉斥责。诗篇以翻奇出新的咏史来浇胸中块垒，发人之所未发，以独到的见解，确立了这首诗在同题材的系列咏史诗中的地位。

关键词：柳宗元；咏三良；独特；同类题材

咏史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种常见的题材，诗人或针对史实挖掘其不为人知的幽情，或直写其事，或借事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或借事以针砭时事，或借事来发泄自己心中块垒。诗人所咏之事不同，而咏史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却大抵如上。柳宗元的咏史诗《咏三良》，在表达的思想情感上，虽然也没有超出上述内容，但放在古代诸多诗人咏三良的作品中来看，却有着他独特的观照对象，在古代同题材的咏史诗中翻奇出新，别具一格。

一

 “三良”，是后人对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三位贤臣子车氏三兄弟奄息、仲行和鍼虎的誉称。这三人曾佐助穆公成就霸业，立下汗马功劳，且深得穆公的信赖；穆公死后，又甘愿为其殉葬。《左传·文公六年》中记载此事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1]P216《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应劭语云：“穆公和群臣酣饮时，曾说：‘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 ^[2]P87穆公死后，康公继位遂处死三人为其父殉葬。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最早用诗的形式描述此事的是《诗经·秦风·黄鸟》一诗：“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

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毛序》评此诗：“《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3]P390诗以黄鸟比兴开头，那鸣叫着的黄鸟尚能飞翔于树林，三良却不能寿终于家中，以健壮之躯为穆公殉葬，对“三良”之死表示强烈的同情，对苍天无良进行了批判。从全诗及《毛序》来看，是诗也是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对穆公以贤臣为己殉葬的残酷行为进行了批判。

魏晋时期的曹植、王粲、阮瑀、陶渊明等人也有《咏三良》诗作。

曹植的《咏三良》：“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诗人认为，三良殉葬的行为是出于自愿的忠义之举，强调“三良”的“忠义”，认为“生时”与君“等荣乐”，“既没”也应与君“同忧患”；本诗在歌颂“三良”这种“忠义”行为的同时，也表达出对他们殉身的同情和感伤。王粲《咏史诗二首》（其一）也写了“三良”之事：“自古无殉死，达人共所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为尔。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黄鸟作悲鸣，至今声不亏。”诗人在开篇唱出“自古无殉死，达人共所知”后，用二分之一还多的篇幅着重写了“三良”之死是由于穆公要“杀三良”，是穆公“临殁要之死”直接造成的。赞颂三良“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同时也设身细写了“三良”“焉得不相随”，不得不以死相殉的无可奈何的心理。诗篇虽为咏史，但增强了情感的抒泄力度和分量，这比《诗经》批判穆公“杀三良”之事多了几分细节铺陈，更增添了诗歌的悲剧气氛和批判力度。阮瑀的《咏史诗二首》（其一）：“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虽然开篇就以一个“误”字来评价秦穆公，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着力批判秦穆公的行为上，而在于继承曹植的观点，着力赞扬“三良”的忠义之举。此后的陶渊明，在他的《咏三良》诗歌中继承了阮瑀诗歌的基本思想，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但又有新的发掘：“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陶诗称赞三良竭尽忠心殷勤侍君，为贤臣也。他不仅没批判穆公，反而赞颂穆公是知人善任的明君，体现出君臣遇合的理想。并借“三良”为穆公重用的事实表达出自我“但惧时我遗”，希冀佐明君作贤臣的抱负与追求。

从《诗经·秦风·黄鸟》到曹、王、阮、陶诸人的《咏三良》诗来看，他们的着眼点往往在于或赞颂三良的忠义，或批判讽刺了穆公的“要人从死”。《秦风·黄鸟》作为一首民间歌谣，主要是感于忠良被害，要对害人者进行讽刺批判，因此在诗中对穆公有所谴责。曹植作为出身王侯之家的贵族文人，自然要站在他的立场上来宣扬“忠义”思想。王粲、阮瑀作为依附于曹氏的侍从文人，无非是秉承传统并借咏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生逢乱世的陶渊明，渴望为国为君建功立业，以全忠义，因而借咏史来表达“君臣遇合”的理想追求。他们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只对“三良”的本事作“静态”地发掘，而对于这一史事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当事人——秦康公，基本未作涉及，而他是三良之死的直接当事人，不提他，显然难以全面、准确的把握三良殉葬一事。相比之下，柳宗元在他的咏史诗《咏三良》中，首次把秦康公纳入这一事件当中，且将康公作为批判对象，在传统的观点中可谓视角独特，立意新颖。

二

柳宗元的《咏三良》创作于他被谪贬永州之后：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对于三良殉葬的这一历史事件，柳宗元在这首《咏三良》诗中也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首先在诗中对三良进行了称颂，在诗的前四句中，称赞三良忠心为国，殷勤侍君，为秦穆公的霸业鼎力相助，忠信仁义，至死不渝。接下来的两句，对三良之死深表惋惜，以三良的壮年之躯，宏图之志来为穆公殉葬，殉葬原本非礼所为，更何况用其贤良之人。诗人在深感惋惜的同时，对殉葬这一残酷行为也不无批判。随后诗人笔锋一转，由秦国的霸业衰落入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秦康公。“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借用魏颗的典故，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其子颗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1]P292柳宗元在这里引用魏颗之典故，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再联系到诗的最后两句：“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狂”一作“康”），可以说是对秦康公未能挽救三良进行了严厉斥责，斥责他未能效法魏颗之“舍乱命而从治命”，致使国家的三位贤臣无辜殒命。柳诗在这一点上，实与众不同。在柳看来，与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秦穆公，还倒不如说责任在秦康公身上。因为三良殉葬之事毕竟是发生在穆公死后康公在位的时候，即便是说康公为守孝道，遵其父遗命行事，但还是难辞其咎。他为何就不能效法魏颗之“舍乱命而从治命”，为秦国保存下三位忠臣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康公就是谋害三位忠臣的元凶。在柳宗元看来，残害忠良也正是后来导致秦国“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的根本原因。柳宗元对一史事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动态”地分析，把康公纳入到这一事件当中，因而他所观照的对象与前人相比，可谓别具一格。这也是本诗的出新出奇之处，柳宗元在诗中对秦康公进行了批判和斥责，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实是有一定见地的。

柳宗元的《咏三良》诗作为一首被贬之后的咏史之作，虽取材于秦康公用三个贤臣为其亡父穆公殉葬的历史故事，诗人却着眼于现实问题，借古讽今，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柳宗元本身也是一个怀有积极用世之心、“辅时及物”之志的人，青少年时期就立志颇高。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5]P８７４}；在踏入仕途之后，更是为实现其“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寄许京兆孟容书》）^{[5]P７７９}的目标而不懈努力。为此，他积极投身到当时“永贞革新”的政治斗争的激流之中。德宗贞元年间，柳宗元在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就和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结下了深厚友谊。王叔文时为东宫太子李诵的侍读，经常利用机会和太子议论朝廷弊政，希望太子在即位后能有的所改革。太子李诵对王叔文的政见颇为赏识，所以当贞元二十一年正月李适即帝位后，立即起用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人物。柳宗元被擢升为礼部员外郎，深受王叔文的器重，是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他们执政后，便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来改革弊政，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可惜的是，在宦官和藩镇这两股反动腐朽势力的联合反扑下，“永贞革新”很快夭折了。他们先是逼迫顺宗李诵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宪宗），接着便对革新派进行了迫害，在宪宗李纯继位后的第三天，就对朝中的主要革新派人物进行贬黜，王叔文后来被杀，王伾被逼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谪为边远诸州司马。“永贞革新”的失败，使得柳宗元也被贬为远州司马，待罪于蛮荒之地，满腔抱负也随之落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忠而被贬，壮志难遂的苦闷是触发诗人借史抒怀的动因，他要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尽管“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宗李纯本人对革新派人物的打击迫害，却是不争的事实。唐代原本在德宗时期整个社会出现的中兴局面，因“二王八司马”的永不叙用，也成为了昙花一现，大唐帝国从此开始走上了彻底没落的道路。柳宗元在被贬之后发挥因史咏怀、借古讽今的传统手法写下这首咏史诗，对康公的斥责显然也是借古讽今，暗讽唐宪宗不能继承父志，迫害顺宗一朝忠心为国的旧人，抨击了对无辜贤良的残害。这对于革新事业倾注满腔热情和心血的诗人柳宗元来说，更为忧虑的是对忠臣的残害将祸及国家社稷。但身处贬所又无能为力，只有借咏史以浇胸中块垒。

三

柳宗元之后，这一题材的咏史诗也多有继作。苏轼在其后期的和陶诗作中有一首《和咏三良》：“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故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期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作为一首和陶诗，苏轼选取的角度是拿三良与陶渊明对比。陶渊明由于不荣虚荣，安于贫贱，以黔娄自居，故而得免忧悲。不像三良那样，为了承恩宠而殉葬。苏轼在诗中一反渊明对三良的称赞态度，批判了三良只是为了个人恩宠而死。虽然立论颇有新意，但却没有柳宗元立论的高远，不免有贻鸿毛之讥。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有咏三良的作品，他在《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之八《秦穆公墓》中写道：“泉上秦伯坟，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岂为无益死？当年不幸见胁迫，诗人尚记临穴惴。岂如田横海中客，中原皆汉无报所。秦国吞西周，康公穆公子。尽力事康公，穆公为不负。岂必杀身从游，夫子乃以侯赢所为疑三子。王泽既未竭，君子不为诡。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 子由在诗中对三良的殉葬之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杀身从殉的行为不值得称赞。同时，进一步继承申述了柳宗元的观点，认为“三良”如能继续辅佐康公，将会为秦国立下更大的功劳。宋元之际的刘因也有一首《和咏三良》：“江山错如绣，死与敞屣遗。安用新爱人，共此丘土微。秦人多尚气，宜无儿女私。乃亦如当涂，区区恋衣帷。因伤秦政恶，三叹王纲亏。殉人已可诛，而况收良归。坐令百春特，含恨与世违。只应墓前柏，直干千年希。遥知作俑戒，为恐诗人悲。重吟黄鸟章，泪下沾人衣。”作为一位遗民诗人，入元又曾一度为官，他一方面在诗中对穆公以人殉葬的行为颇为不满，并对三良的死深感痛惜，另一方面也抒发了自己空负补天之才的痛苦和愤懑。

从以上的简略叙述来看，古代诗人在对“三良”这同一题材的咏史之作的处理上，柳宗元之前的诗人，多就“三良殉葬”本事，从静态的角度或对穆公或对三良进行批判或赞颂，几乎没有对此事进行深入地发掘，因而作品在批判和揭露的力度上显得相对肤浅。柳宗元之后的诗人虽然针对“三良”本事有新的挖掘和提升，但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柳宗元《咏三良》的基本框架。相比之下，柳宗元的《咏三良》对“三良”之事作了全面的观照，以动态的视角、历史的眼光考察其人其事，将他们的存没问题上升到国家兴亡盛衰的层面，既发人之所未发，有着很高的见地，同时又启迪后人写作同类题材思路和立论。仅此而言，柳宗元的《咏三良》在同类题材的咏史诗创作中，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充分显示出柳宗元议论风发别具一格的创作特点。

参考文献：

[1]左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2]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3]陈子展．诗经直解［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75．

[4]韩愈.柳子厚墓志铭[A].韩昌黎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柳宗元.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曹植．曹植集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俞绍初．建安七子集［Ｍ］．北京：中华书局．1989．

[8]苏轼．苏轼集．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9]苏辙．苏辙集．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10]刘因．静修集（卷2）[A]．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89．

作者简介：孙昌伟（1977-），河南潢川人，现为信阳师院文学院2006级唐宋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