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少趣事

那年的8月间，母亲带我报名上“开化小学”。老师问：多大了？母亲反问：多大能上学？老师说：满7岁。母亲虽然没有进过学堂门，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脑瓜子却很好用，便顺了老师的话说：我儿子满了7岁呢。老师穷根究底：出生哪年哪月呢？母亲说不明白，只依稀记得那是在芒种之后夏至之前，只依稀记得解放军曾经从村里的石板路上走过，只记得看过老百姓扭秧歌踩高跷……老师是个十八岁的乡下姑娘，刚从县里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分的工，也不晓得根据母亲的描述确定出我究竟出生于哪一年。我后来在填报表格时自作聪明推算出的出生年月，与家庭的父辈中唯一有文化、而远在广州工作的姑妈记忆中的我的年龄，便有差异。

我来到人世间应该说是幸运的。在我之前，我的母亲曾经生养过几个哥哥几个姐姐，可一个一个都夭折了，或死于出天花或死于屙肚子。明明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太差，母亲却把这归咎于“命苦”“八字毒”，因而同意祖母等长辈要我父亲“纳小”的意见。当父亲把一个流浪街头的祁阳女子领进家门做我二妈的时候，我来到了人世间。

由于多年来父亲母亲的勤奋劳作，家里虽然一如继往地既没有田地也没有房屋，算不上殷实人家，但是还是有了一点小本钱做布匹等小生意，因此日子能马虎着过。我的降临给因为子女问题压抑得透不过气的家庭增添了人气。接生婆接生工作一完结，长辈们就叫人找来了一个结实得可以的杉木尿桶，把尿桶底子冲落后，由母亲抱着我从尿桶的一头塞进去，另一头由一个子女多的女人接稳了。长辈们这样做，是信奉了“钻过尿桶的孩子命贱，容易带大”的传说，并且给我取了一个小名叫“尿桶”，期盼我像尿桶一样贱，随便丢在哪个墙旮旯都会太平无事；期待我再也不要像我的哥姐们一样早早地撒手人寰。一家人拿我当宝贝疙瘩小心呵护。有一次，母亲听人说一个过路的瞎子命算得好，便将瞎子请到家里给我算命。生辰八字一报出，瞎子便出语吓人说：这是个短命鬼，过不了两岁的，没有命可算。母亲一听气得眼珠子翻了白，大哭着，拿扫帚把瞎子扫地出门。母亲生下我时已经三十六岁，对于这样一个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夭折的切肤之痛的女人来说，瞎子的胡言乱语太残忍了，这无异于狠心地给我母亲伤痕累累的心扎刀子。事后母亲每每想起这事就伤心悲泪，对我的呵护也变得更加小心，热怕热着冷怕冷着，秋怕蚊虫叮着，冬怕冰霜冻着，稍稍有点小毛小病就请医生，家庭经济再拮据，也不时地给吃些“血中宝”之类的补品。

母亲的心就那么悬着。当我顺利地迎来了两周岁生日时，母亲才长嘘了一口气。两周岁生日那天，父亲母亲学着富贵人家样，找来了文房四宝和首饰玩具，摆放在我面前，以考查我的心志。我竟然像文学作品里描写的那样，将目光绕过摆放得近些的玩具和首饰，把手伸向了一支笔和砚台。父亲笑呵呵地对母亲说：我们家几代人没读书，看来要出个秀才了。说来也怪，不谙事世的我硬是个喜欢纸墨笔砚的胚子。母亲或者父亲偶尔抱我到左邻右舍生意人家玩耍，只要一看见柜台上或者桌面上摆放有砚台和笔，我就条件反射地吵着要，要了后就在纸上瞎涂乱画，只要有涂有画时，我就不吵不闹，这便成了以后大人们有事的时候安置我的最好的办法——给我一枝笔，一个墨盒，一叠纸。

儿少时候的我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三岁时，一次我跟随同街比我大两岁的街兄赵雨生、周运凯一块玩耍。我们拿了棍子在大塘边缘一古老的桕木树下敲桕木籽，我一不小心扑到塘里，亏得大人来得及时才幸免于死。四岁的时候，母亲正开酒行酿酒卖，堂屋里大缸小缸摆一屋。闻着香气扑鼻的糯米酒香，好奇心使我走到了酒缸边。酒缸大而高，四岁的我踮起脚跟伸长了手撑不着，就双手抓住缸沿往上攀，没想到脚悬了空，重心前倾，头一朝下就往酒缸里糯米酒坯子里直插。我双手死命抓紧缸沿，不让头插进酒槽里，吓得扯起喉咙大声哭。母亲闻声跑来抱下我，一边“啪啪”地样子凶下手轻地打我屁股，一边痛惜地教导我。倘使母亲不在家，坚持不住时，我的头非插进酒里呛死不可。

兴许是因为母亲年纪太大了才生下我的缘故，那时候我体质很弱，常常动不动就心里发难脸发白，面如死灰。大人们说是碰到了“煞气”，急得又是找人“化水”，又是在我额头上擦公鸡血，又是烧香祷告神祗庇佑。为了使我顺利成长，“祭名”“架桥”母亲都搞过。所谓“祭名”就是根据八字先生的意思，找一处于我生辰八字有补益的石或树烧香化纸祷告，祈求庇佑；所谓“架桥”，就是用几根小杉木拼成桥架在过路人多的小水沟处，通过积德行善祈求苍天庇佑。

在大人们的呵护下，我在逐渐长大，当母亲把我送进“开化小学”读初小时，我已经成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大哥。同村与我一起开蒙的同龄人六十八个，书数我读得最好。教过我书的无论是女教师或者男教师，都非常喜欢我本分听话，学习刻苦，作业认真，脑瓜子灵活；喜欢我无论是语文、数学或者是音乐、美术各门功课在班上都数第一。

小学时候，教师中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我的语文老师欧阳纪耀，一个是数学兼音乐教师欧阳维聪。两个老师都是平田村人。平田村全姓欧阳，是个近六千村民的大村，设或是这个村子把欧阳询引为先祖先师先贤的缘故，平田村里颇有不少字写得特好书读得也好的才子。我的启蒙语文老师欧阳纪耀就是其中一个，字融欧体、颜体、柳体于一炉，平正中见刻厉劲险。纪耀老师治学严谨，十分爱才，由于我书读得好，他竟然与贫困得可以、又不识得多少字的我的父亲成为了生死之交。后来，对于我这样一个生计无法维持的人口众多的家庭中的老大，能够读出书来，全靠了纪耀老师对父母苦口婆心的诱导和推崇，也有资助。启蒙的数学兼音乐老师欧阳维聪，则给了我若多灵性，除了教会了我1＋1=2，也教会了我唱“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一类儿歌和跳“我们的生活多么快乐”一类童舞。维聪老师见我接受能力强，有一次要我与班上另一女生排节目扮演夫妻。我问老师什么叫夫妻？老师说夫妻就是“两公婆”。吓得我两天不敢进学校门。排节目虽然逃掉了，同学们却编出了关于我的顺口溜，在路上遇见我就唱“郑国茂，天仙配，配到一个柏××”儿少时期的我又本分又胆子小，不敢跟人打架，也不敢找老师或大人告状，只难受得“呜呜呜”哭鼻子。是那女同学气不过，找老师告了状，才刹住了风。

四年后，我结束了在“开化学校”四年的初小阶段的学习，以极为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平田高级小学。与我同时开蒙的小伙伴六十八个，由于种种原因，竟然只有四个人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