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二妈

两个都是苦命的女人。

两个苦命的女人走到了一起。

一个是我的生母，名叫李宝凤，另一个是我的二妈，名叫朱金秀。

打自1947年聚拢直到1968年别离，竟然能整整互相厮守二十余年。

我的祖父是个地道的农民，两间破房栖身，佃人家田种。父亲是头年长子。1925年，父亲14岁，祖父祖母给父亲娶回了我母亲。也就在这一年，我的父母被分家另立门户，一口铁锅几双筷子几只碗算是全部家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带母亲离开神山下村搬到柏家坪村，租一间旧房起了炉灶。母亲亦是出生于花桥李姓寒门，由于家贫兄弟姊妹多而早嫁。柏家坪是个小市镇，聚集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十户有九户无田无地，靠挑箩卖担或摆摊设点做小生意以维持生计。父母都家境贫寒，绝对没有做生意的本钱。父亲只能给大户生意人挑脚，跑广东、广西，挑盐或者挑糖。母亲呢，就在街口用两条木凳摆放张门板，卖些豆豉辣椒酱醋糖、蜡烛檀香大板纸之类杂货，赚得三五个钱，用来买米买菜。母亲端庄贤淑，身体单薄，却很能吃苦。虽说没有进过一天学校大门，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却头脑思维敏捷，心算能力很强，数算得既快又准。比如替人家打工卖布，扯几丈几尺几寸，价格几角几分，母亲竟然可以做到边用尺子量边心算，将布扯下来时即可报出总价，而且分文不差。再加上母亲慈爱善良，心肠特好，因此在柏家坪镇人见人夸。有这样一个贤惠聪颖的母亲帮衬，按理同样能吃苦耐劳的父亲应该发达，但是因为父亲过分的老实巴交，心耿肠直，家境始终未见好转。直到1946年，父亲仍然挑盐挑糖卖苦力，母亲仍然摆摊设点卖豆豉辣椒姜，也卖纸钱蜡烛香。

从1925年到1945年，二十年中，母亲为撑起一个家庭而劳心劳力，任劳任怨，粗茶淡饭能勉强维持，但是有一件事却令母亲伤透了心哭瞎了眼。二十年中母亲总共生过5胎，我的一个哥哥四个姐姐全都因出天花或因泻肚子年幼夭折。这时候，父辈中间已经结婚成家的大叔、大姑、二姑都已生子，这对于时年已经34岁的母亲来说，精神上的压力重于五岳。更难于忍受的是我那出生大村大户、虽然贫寒、但是封建意识特别强烈的祖母，逢人就骂我母亲是斑鱼拐专吃仔仔，三番五次要我父亲休妻另娶。父亲与母亲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二十年，要父亲休母亲，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贤良的母亲却真的认定了命里缺子，总觉得对不起父亲及荥阳郡郑门，其心态就如同电视剧《橘子红了》里的容老爷的大太太。离轨的心态导致愧疚，导致了一个决策。母亲苦口婆心地要父亲纳二房，并且主动出谋划策四处张罗。父亲呢，决不忍心伤害人间难找天上难求的贤妻。父亲愈是回避，母亲愈觉得不能让父亲失却了堂堂五尺男子汉的那份尊严。父亲虽穷，却是女人心目中老实本分靠得住的那种男人，因此并不愁没有女人愿意跟随，但是父亲还是半点余地不留地回绝了父母之命，回绝了媒妁之言。

两年后的一个冬季，父亲从广东挑回食盐将货送永州，却意外地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从零陵街头领回了一个身材矮小消瘦，穿着单薄的女孩。父亲语气极为平和极为诚恳地对母亲这样陈述：她姓朱，名叫金秀，是祁东鸡笼街人。天灾人祸，全家流浪乞讨，不想她父亲病死林零陵街头，无法安葬。我见她母子可怜，就把挑盐的钱全给了他们。她母亲硬是要我把她领了回来。母亲欣然说道：领回来好，领回来好，我也好多个帮手，多个伴。

后来，因了母亲的撮合，因了父亲的可信赖，朱金秀就成了我二妈。而我，尚未出生。后来，母亲生下了我，又一年后，二妈生下了弟弟。土地改革时，父亲手里无田无房无资产，家底属于佃中农。但由于二妈的缘故，家庭最终定成了中农。解放后，柏家坪镇所有有钱人家的二房三房都改嫁出门，唯有二妈坚决不走。工作组三番五次劝导，父亲母亲也劝，但二妈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这样，在柏家坪镇留下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家庭。

说也怪，二妈的来临竟给家庭带来了希望与生机。家里年年增丁进口——母亲与二妈轮番生养。母亲生下，二妈生下弟弟国景，母亲生下了三弟国勋，隔年，二妈生下了四弟国能，隔年，母亲生下了妹妹五云，隔年，二妈生下了六弟国禄。到后来，二妈又生下七妹八妹，家庭里已经有十口人，成了一个大家庭。

那个时候，柏家坪镇已经没有了家家开店铺，户户摆小摊的自由。我家里除了父亲先公私合营后进了供销合作社、每月能拿26元工资外，都是农业人口。整个柏家坪镇百分之七十家庭靠做生意，田地自然极少，人平均不过4分多。那时候，耕作方式比刀耕火种强不了多少，加上袁隆平还来不及出成果，地里没有多少收成。我家里人多劳少，十口之家一年下来连同稻谷红薯高粱，拢共莫过分千把斤粮食，连塞牙缝都不够。父亲在乡村卖南杂百货，除自身伙食钱外，剩不了多少。母亲跟二妈都出集体工，所不同的是二妈只管出工赚工分，母亲除了赚工分外，还得管理全家花销。缸里没米了得母亲管，瓶里没油了得母亲管，我兄弟姊妹们有个头痛脑热得母亲管，鞋脚针线一类女红得母亲管，喂猪打狗还得母亲管。后来，父亲挑货下乡累得吐鲜血，经诊断得了肺病，被精简下了放，一月只能领取十元生活费。负担不起医药费，给父亲上山寻草药找处方还得靠母亲。二妈呢，管我母亲叫姐姐。二妈只晓得出工和干些简单的家务，天塌地陷的事全由母亲顶着。父亲有病，母亲成了顶梁柱。那个年代，人的手脚被捆绑得紧紧的。母亲能干，二妈能吃苦，换到今天气候是决不会扒不饱饭的，但是“巧妇难为无米炊”。家里全是劳力尚且饿饭的时代，一个妇道人家要撑起一个人多劳力少的十口之家，其间咸酸苦辣可想而知。“民以食为天”，就说这食吧，主粮杂粮全年总共千把斤，左省右省十口之家顶多也只能对付四个月，剩余的八个月如何办？十口人中头痛脑热的咽不下野菜汤，拉肚子的吃不得红薯高粱饭，有病的父亲要开点荤，然而却缸里无米兜里没钱。三百六十五天中，这些烦人的家庭琐事如何了难？亏了我那身板骨单薄的母亲——一家人心中的大妈硬是给调理得一个个心平气和。为了一家生计，母亲砍柴挑竹、扯绵菜夏枯草苦菜公、拾雷公屎、偷偷地包粽子、做高粱粑粑、收鸡蛋烟叶卖……凡是能赚些小钱谋生的事都没日没夜地干过。后来，母亲送三弟跟舅舅学做篾匠。三弟学会后由母亲分工，分门别类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按母亲的思路，把家庭办成一个小小加工厂，专营箩筐。三弟剖竹子，开篾子，四弟起底子，五妹织筐身，六弟锁筐口，我跟二妈进山挑竹子。一个闹子下来可织箩筐七八担，赶闹子时不论贵贱都出手，留足买竹子的本钱后悉数买回米或杂粮。就这样一个闹子一个闹子的重复，虽属苦做苦吃苦度光阴，但也有滋有味。这一切都全靠母亲操持。二妈呢，一如既往地只管出集体工挣工分，只管做些简单的家务活。

二妈对母亲的为人是十分佩服的。二弟国景十岁那年上树捉知了失足摔下三丈高的陡坡，当时晕厥，后落下骨髓疼的后遗症。正所谓“船迟偏遇打头风”，母亲为这事受够了折腾。对于一个穷得老鼠逃出门的家庭，医药费如何攒齐？为了给二弟治病，母亲什么苦都吃了。那时候的乡镇缺医少药，求得医药费后母亲还得步行六十多华里带二弟到县医院看病，一次一次又一次，没有任何二心，劳心之诚感天动地泣鬼神。

母亲率先垂范，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平等待人，极富人情味的秉性，是一股浓烈而馥郁的亲和力。当家庭处于极度困难之时，病体缠身的父亲跟如牛负重的母亲都曾委婉而真情地劝二妈改嫁出门以求活路，还亲自帮助物色了家境可以、不缺衣食、人品尚可的对象。然而，二妈仍然一如既往地吃了秤砣铁了心，死活不愿离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一九六O年，所有的家庭都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四百余户二千人口的柏家坪村，没有哪天不因饥饿死三五个人的，有的甚至全家死绝。然而，我家竟奇迹般完整地渡过了那个年代。一个既无外援亦无底子又无多于人的现实收入的多口家庭，与别的家同样地吃糠咽野菜，同样地到已经收获完了的红薯花生地里刨薯根水子，同样地到砍完了甘蔗的地里刨甘蔗蔸巴或拾捡甘蔗尾巴，虽然家人中也曾有过水肿与消瘦，但却没有一个人死于非命，就是因了家庭的谐和与相互关爱，因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平衡，战胜了饥饿驱赶了病魔与死神。

一九六七年十月，患肺病多年的父亲与世长辞。时年我十八岁，二弟夭折，三弟十五岁，四弟十三岁，五妹十一岁，六弟八岁，七妹六岁，八妹还在二妈肚子里。长年累月的劳心劳力，母亲深感心力交瘁，于是再次劝导二妈另择好人家，也求吃餐饱饭，带大几个孩子。二妈依然故我不出门，声泪俱下地对我母亲说：姐，你千万不要再提改嫁那句话，我姊妹俩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死，下辈子我仍旧跟着你，当牛做马我愿意！二妈同样大字不识，话说得朴实无华，足够母亲感动涕零。二人抱头痛哭，把满肚子的委屈、信赖和依恋，融化在滚热的泪珠里。

八个月后，即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母亲因心肌梗死溘然仙逝。二妈如丧姥妣。料理完丧事，二妈变得木然失神，已谙世事的我真真实实地感悟到了二妈的主心骨是母亲而不是父亲。也同时悟出了二妈从十六岁进入郑门至母亲仙逝这二十年间谁劝都不改弦另张的真正原由。

父亲母亲与二妈和睦相处二十余年，用凡事上纲上线讲阶级斗争时代的观念权衡，这是一种家庭组合的畸形模式。少不更事的时候，一直在求知中的我，思想与精神上的包袱是沉重的，人前人后对家庭成员问题总是回避，有一种莫名的愁烦，总担心哪一天家庭会遭遇劫难。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村里就曾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把我家整成地主，好在苍天有眼，心怀叵测者未能得逞，使我的担忧成了杞人忧天。

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了父亲母亲与二妈的互相信赖，互相依傍，互相包容的亲和力，战胜了世俗偏见？还是因了父亲的老实巴交母亲的贤淑厚道二妈的忠贞勤劳，获得了善良人的同情心？还是因了家庭的清贫如洗，日子难挨而满足了一些人的心态平衡？还是因了其他什么原因？直到现在，我仍然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