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镇 清 梦

革文化命了，大学停招了。我把在省重点中学高中三年读过的书捆扎好，连同初进学校门时从家里带来的那床破被和那只旧板箱一肩挑了,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镇柏家坪。

柏家坪与零陵、祁阳、新田、双牌几个县边界交连。因了地理位置的缘故，在小镇上落户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意人家，湖北、江西、广东、广西都有，十名九姓，南腔北调，或卖绸缎 ，或卖烟糖 ，或开米店酒店，或卖豆豉辣椒姜、纸钱蜡烛香。

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封长沙王第十三子刘买为舂陵节侯，刘买废舂陵县为舂陵国，筑城于柏家坪，因而柏家坪古称舂陵。历史上，这地方可谓市井繁荣，商贾云集，赶集不分一四七、二五八或三六九，天天一个样，叫买叫卖，此落彼应。然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镇却失去了往日的光景，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原本靠做生意或者挑盐卖糖维持生计的小镇人家，被硬行限制在人平均不足四分田的范围里耍泥巴，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但是收获少得可怜。小镇没有河，种田靠“天河”水，庄稼年年歉收，一个劳动日价值莫过一角钱，主粮杂粮加在一起也只够半年粮，若干年过去，没有谁个家里能添砌一间泥砖瓦房。小镇里那条阅尽沧桑的石板街和街两边的瓦房，失却了往日的光泽，满目疮痍，萧条破败。

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大，可我能够承担起什么呢？刚出学校门，屁臭不懂，就只能干点小农活，工分定得高的犁耙工夫一概不会。不会也坚持着出集体工。正式劳力每天10分，妇女每天7分，我每天6分，后来与妇女工同酬，再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里的会计，才拿上了满分。

一个家庭里，一方面减少了对我读书的负担，一方面增加了一个劳动力，母亲苍老的面庞刚刚少了些许愁苦，灾星却骤然间一个接一个地降落在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里。1967年农历10月，久病的父亲终于再也抗不住病魔而溘然长逝，八个月后的1968年农历6月15日，我那慈祥能干的母亲生命里的灯熬干了油，永久地熄灭了。仅仅八个月中，支撑家庭的大柱一根一根折断了，刚刚迈出学校门槛世事未谙的我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打击啊！面对灾难，就如同傻子，听凭亲戚朋友自发捐出些小钱小米买口薄棺材装殓了父亲，又装殓了母亲。身为人子，没有能力埋父葬母，我悲痛欲绝，那时候，倘使能够弄到钱埋父葬母，纵使是卖身为仆我也心甘情愿的啊！可是没有这种存在。小镇上就有了“这一家人会散浆，可怜哦”的议论。后来不久，我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二妈带着四弟、七妹和八妹不得不外嫁了。一个家庭就这样“破”了，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十九岁的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心里面想的是父母养育之恩无以图报，眼前站着的还有三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弟弟妹妹。先时我只会哭，不是号啕，是心在滴血，无声有泪，泪如泉涌；后来，再也没有了泪，泪泉已经枯竭；再后来木然了，仿佛没有了思维。常言“家有老，是个宝”，少不更事的我刚刚走向生活，陡然间失去了双亲，房子断了梁，失了柱，二妈外嫁，家庭再次失却了主心骨。

常言“长兄当父”，为了生计，我率领着弟妹在泥泞中挣扎。我与16岁的三弟出集体工，13岁的妹做家务，8岁的六弟啥也不懂，天不管地不收地耍他的泥巴玩他的过家家。

为了弄点油盐钱，为了能买回点五谷杂粮补充生产队里缺欠太多的口粮，我与弟妹们分工合作编织过箩筐，也进山砍过棒棒柴。

永远忘记不了进山砍柴的滋味。早晨三点起床四点出发，腰间别把砍柴刀，肩上扛根芊担，走八里田埂路、十五里山路，到达冷水源，南冲垒或者野猪坳的原始次森林带，找准火力猛的梓木或山茶林砍下后劈掉枝权，断成五六尺长，用梓木条或葛麻藤结结实实捆扎好后穿好扦担挑出山。那山里有三多：刺丛多、蛇多、马蜂多，稍不留神就吃亏上当。因此，砍柴是在一种提心吊胆的氛围中完成的。多少次，无意捅了马蜂窝，被蜇得浑身伤，痛痒难当，就撒泡尿洗伤口。

柴道上有一段路叫半边肩，路缠挂在半山腰，足有三里长，窄窄的像鱼肠子。山是石头山，山的陡度八十度，是地道的悬崖峭壁，上半部直插云端，下半部直插峡谷中那永远驱散不了的紫雾里。雾茫茫，烟蒙蒙，峡谷深不见底。挑一担百几十斤的棒棒柴，从这样的路上过，简直是在玩命！峭壁在右边，因此入路时只能是右肩挨担，而且是一挨到底。就这种地理环境下，柴担是绝对没有办法换肩的。路虽然只有三里，若是好走的平路，换几次肩也就够了，但是“半边肩”太险峻，路太窄，人只能在路上横行，亦步亦趋小小心心，走完三里路，足足需要一个半小时。谁个的单肩承受重担下有那么好的耐力呢？实实受不了时，只能够将担子轻轻落地，然后整个地连人带担往后倒，让一人多高的柴担斜贴山石，人就斜贴柴担，人与柴都跟山体一致地成了八十度倾角。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能采用这种特别的姿势腾出肩来稍事休息，边喘息着边擦干汗，活动活动肩膀后又挑柴如同螃蟹般横行前进。这段路，久经锻炼的人只歇两次就可以挨过去，我肩膀太嫩，腰力太弱，必须歇五六次。

一担一担柴砍回家，一担一担地卖了换回油盐或粮食。卖柴的时候就像做贼，生怕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日子是艰难，但是艰难的日子也并不是毫无生机和希望。我自小有两大爱好。从读小学开始就爱玩乐器，吵闹着要父亲找回竹笛、蛇皮、马尾，求人将蛇皮蒙在竹筒上制作成二胡后，先“狗公”“狗婆”地拉，后学拉《解放歌》《四季歌》。后来父亲又给我买了一根竹笛，红色的，刻有凤，爱煞人。到读初中时，我二胡已经拉得像模像样了，笛子也能吹得优美抑扬。爱好乐器的同时，我对球类运动也特别着迷，又特别是篮球，玩得很上档，好打前锋，中距离篮十投九中。如今虽然每日里为生计皱眉，但是一拿上二胡笛子或者一上球场，所有的酸咸苦辣都会抛向爪哇国。皎皎月色里，坐在村后草坪上，我引弓弄弦，陶醉在“病中呤”“江河水”“二泉映月”那优美凄清的旋律中；间或的将二胡换作笛子，奏一曲“梅花三弄”或者“空山鸟语”，便如同饮了琼浆。这时候往往有几个会乐器的闻声操家伙不期而至，我们合奏一曲“洪湖水浪打浪”或者“红梅赞”，大家会好长时间都陶醉在亢奋中。弄乐器是在晚上，白天呢，从山中砍柴回家，一般是下午四时左右，一碗无油少盐更没作料的寡水汤伴着两个冷红薯落了肚后，便急急地奔赴供销社球场。仿佛有城下之盟，每天，球友们都能准时到位，将人拨拉成两队，哨声一响开了场。球场上，我生龙活虎，根根肋条里都泛出灵气，压根儿没有了生活煎熬的影子。

二胡、笛子和篮球在艰难的岁月中伴随着我，给我精、气、神，给我力量，给我灵性。当柏家坪村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时候，我就成了骨干，不但上前台，做后台，还参加节目创作。我常常跟创作经验丰富的亚屏兄一道，在最新指示公布后即进入紧张的创作状态。一台戏大约十三四个节目，先确定表演形式，有对口词、对口剧、群口快板、三句半、口号舞、表演唱、渔鼓之类，后定内容，再分任务。亚屏兄手快，分写八、九个节目；我手生，分写三四个节目。在亚屏兄那间简陋的创作室里，亚屏兄一包“丰收牌”香烟，我一杯老铺茶，两人挑灯夜战。节目写出来后就排练。宣传队员的素质很不错，吉生、小毛、素英都在县文艺轻骑队干过，芙蓉、小妹、小娟、永宁、星金读书时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燕春、咬狗、振芝年少聪慧，有文艺天赋，演员们对各种表演形式都烂熟于心，一台节目两天搞定，然后就演出，先在本村演，再到各村巡回，公社指定给记工分，各生产队长不敢有意见。这支宣传队后来很得领导重视，被零陵地区文化局选定搞点，后又升为省文化厅里的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各项中心工作，也排练《智取威虎山》《红灯记》。一九六八年，宣传队排练的小话剧《两份决心书》被指定赴长沙参加全省业余文艺会演。跳“忠字舞”政治挂帅的岁月，一个村级宣传队能够赴省演出，作为主要演员之一的我得以登上湖南剧院舞台那大雅之堂，心里说不出有多自豪。

球场和舞台展示了我在逆境情况下的奋斗意识。试想想，一方面被生活压得焦头烂额，一方面在舞台上唱歌跳舞，声情并茂，在球场上龙腾虎跃，忘乎所以，没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意志力，能够把苦与乐揉合得如此贴切么？这种糅合本身就是一种人格力量！于是就有那么几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姑娘，被物质生活之外的东西强烈感染，愿意与我比翼双飞。但是我没有勇气应对。于我，除了尚有一处父母遗留的砖墙倾斜，屋瓦零落的空窝和几个未成年的弟妹嗷嗷待哺之外，什么也没有，哪来谈婚论嫁的勇气呢？然而，几个姑娘都坦言：面包会有的！我便相信了“面包会有的”，也就开始了与纯洁无瑕的小妹的沟通，也就有了我的初恋。

也曾有过花前月下，也曾有过海誓山盟。但是，因了都太年轻，我们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情与友情的内涵。小妹调入了县文艺宣传队，算是上了天堂，我呢，仍然留守在小镇，在河东水库编过工地简报，也曾在小学校做过一个月补助五元钱的民办教师，后来虽说做了教师。然而，在教师是“臭老九”，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尽管我与小妹心里都有爱，但是注定了修不成正果。

童年和少年时代不谙世事，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概念是在高中毕业回乡的三年里诠译的。十八岁的我真正开始走向了生活，把一串串脚印，印在了故乡的田埂路上，印在了老街的青石板上，印在了南冲垒和野猪坳的柴道上，也把一个个美妙的梦，留在了故乡小镇的舞台和球场上。虽然经历了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就放飞他乡，却已经完成了儿少到成年的升华——把儿少时候思念最强的端阳粽子，中秋月饼和除夕酿豆腐，统统升华成了对生活深层的理解。

故乡当年的萧条破败已经成为往事，留在故乡的思恋，却依然令人魂牵梦绕，依然那样的清甜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