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明 祭

一年一度，又是清明。

每年的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心都免不了忐忑。在长沙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年纪也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年一年地大了，家里已故的老一辈亲人离开生者越来越远，然而，我对他们的思念之情非但没有淡化，反倒是愈来愈深切。尤其是对我那苦命的父母和关爱过我的岳父母的思念与日俱增。

我把我的网名定为水滴，把我在老家的书斋定为滴水斋，其含义中除了滴水映日辉、水滴石穿、滴水成冰——冰清玉洁的几层意思之外，更多的含义还自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然而，我亲生父母都已经在我少不更事的时候相继因病驾鹤西去，我那原本身体健康的岳父母也都已经作古，我想报父母之恩，想报岳父之恩，却已经永久地失去了机会。我苦恼着，尤其是每年的清明节到来的时候，这种苦恼简直折磨得我夜不能眠。

在我之前，五个哥姐都因为当时的医术水平和医疗条件太差而夭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意识强烈无比的时代，母亲为了子女不能成器差一点哭瞎了眼睛。当出生于公元1912年的父母亲都已经35岁的时候，出于祖父母和习惯势力的压力，父亲与母亲商量着接纳了我的二妈。父母亲在37岁时候才生下了我。十多年以后，我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十口之家的大家庭，我是老大，老二夭折，我脚下还有六个弟妹。

一个特殊组合的家庭，一个人多劳少的家庭，经历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苦日子、社教、文化革命等林林总总的政治运动，其间所经受的精神历练和生活考验可想而知。尽管父亲毕生挑箩卖担摆摊设点做小生意养家糊口，尽管全国解放时节家里没有茅庐一间仅有薄田三亩，土改时被划为中农，就因为家里有个二妈，心怀叵测者便三番五次地想把我家整为地主，好在苍天见怜，暗中庇护着这个原本孱弱得只能苟延残喘的大家庭。中农之家虽说不是“依靠”力量，虽说不时地担些惊受些怕，能做“团结”对象，比起“黑五类”、“二十一种人”，在政治待遇上就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在一个1949年以前完全依靠经商做生意挣钱过日子的小镇，在后来“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我的家乡人平均不到半亩田地，生产队粮食产量低得可怜，出集体工一个劳动日只能分红几分钱。我家人多劳少，父亲有病，生产队分得的粮食只够吃三个月，剩下的日子就完全依靠我那身体单薄瘦弱、心地慈祥、能吃苦耐劳的母亲去操劳了。

家最困难的时候是过苦日子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里。那是我上初中到高中的阶段，作为兄弟姊妹中的老大的我，也莫过十几岁年纪，完全是由于学业成绩太出众，父母亲在老师的撺掇下，便商量着要想方设法地不让我辍学。几个弟妹也渐渐长大了，已经到了吃长饭的时候。我那慈祥的母亲为了家庭的生计可算是绞尽了脑汁——上山摘夏枯草或者苦苦菜，下地挖白菜蔸子或者甜菜蔸子，偷偷地做点卖粽子、鸡蛋、水果、冬豆一类应市小生意，每日里不是山上就是地头，不是赶新田十字圩枧头圩就是赶蓝山的土市楠市，身影不是出现在清水桥、双井圩闹子上，就是出现在太平保安的闹子上。母亲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忙得团团转，苦和累还小可，最要命的是担惊受怕。你想想，莫过是一个挑一担箩筐、装一二十个鸡蛋、十斤八斤冬豆、三两斤旱烟叶一类农副产品的妇道人家，最大的目的莫过就是从两地价差之中弄几个小钱买回点五谷杂粮苦度日子而已，偷偷地交易之中突然地就来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把你追得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母亲的聪明能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是出了名的，为了一大家子人过日子，用母亲自己的话来说她会犁不到就耙，耙不到再犁。然而，在所有人的个人能力都受到极度压抑的时代，母亲毫不另外地被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幻化成不安分守纪的“另类”。母亲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性，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那种环境中，在她心里装着的，惟有母鸡顾小鸡般的责任，惟有要把子女们养大成人的良好夙愿，这种责任和夙愿，使她根本就无暇顾及来至任何方位任何人的冷眼白眼。她会为了种在屋后的十几株救命的小白菜夜来被人偷走而伤心欲绝，也常常为对付了上顿下顿不知道在哪里而急得声泪俱下，但是，从来就不会为砍柴时候被鬼头蜂叮得奇痒生痛或者是为赶闹子起早贪黑累得直不起腰而流下半滴眼泪。

1969年农历六月十五之夜，我刚睡下，母亲从姨姨家里回到了自己的家。听到母亲走进堂屋，我躺在简易床上问安说，妈，你回来了？母亲回答说回来了，说我大崽还没睡着？我说我等你回来，母亲说你睡就是，年轻人要睡饱。我看着里屋的灯熄灭了，心也便放平了。可就在刚要入睡的当儿，忽听得母亲喊了两声“哎哟”，我一头爬起，一边大声叫着：“妈，你怎么啦？”一边跑进里屋。母亲没有回答，只是大汗淋漓，头耷拉着。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赶紧叫人把母亲抬到了位于村口不远处的镇医院。然而，我那慈爱的母亲竟然已经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手足无措，头胀得葳箩大，欲哭无泪，怪怨天道不公。要知道，这时候我父亲因为病入膏肓而逝世才刚刚八个月啊！生产队靠不着，家徒有破屋四壁，无半文钱，无一两粮，全赖亲朋戚友帮忙，才草草将母亲入殓送上了山。

人家都说我母亲走得那么干净利落是因为一辈子都做好事不做坏事，可是，母亲这一走，抛下刚高中毕业、只有十九岁、不谙世事的我和我脚下三个弟弟三个妹妹，我们还能活下去吗？

我与我的弟妹们苦苦挣扎了若干个年头。后来终于赶上个好世道，都一个个地成了家，立了业，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都日子过得滋润。住在宽敞明亮的屋里，我常常思绪缥缈，想起墙斜瓦漏的房子里在大雨之时母亲呼号着急忙忙用大盆小盆装漏时的尴尬；吃着鸡鸭鱼肉，我常常灵魂出窍，想起母亲忍饥挨饿把自己碗里少得可怜的稀饭杂粮赶到我与弟妹碗里时的慈爱。躺在舒适的席梦思上，我常常夜难成眠，想起伴随母亲一生的那张硬板床上的破席子薄棉被。母亲用过的纺车常常在我耳畔“咿呀”，母亲砍茅柴用的那把镰刀挑柴用的那根芊挑常常在我眼前晃荡。我为没有机会报答父母丁点生养之恩而难以释怀，为没有能够使我的严父慈母过上一天舒心展气的日子而苦恼着。

除了我的亲生父母，还有最值得我感恩的是我的岳父岳母。想当年，我一个家里穷得屁股吃禾草的白面书生，第一次踏进四都杉树脚何家门时，我穿件寡棉衣，一双老套廉价的胶鞋，太不起眼了。看热闹的村人来了，评头品足说这人起码三十七八岁，岳父平静地说那是他出老，这后生性格安闲，我看他将来会有出息。就这样，岳父力排众议，把家境不知道比我好多少倍的何家美女给了我。后来，为了实践诺言，我从零陵师专请调回宁远，到中和区中学教书，四年之间竟然生下两女一儿。那时候，我与爱人工资低，工作又倍忙，根本没办法照顾子女，更谈不上孝顺好年届七十的岳父母，是岳父母为我们操劳将小孩一个一个地带大的。也曾经心里暗下决心等将来有能力时报答岳父母体恤扶持之恩，可是，1986年，我那三棒子打不死的岳父却因为酿酒削红薯时刀伤了手而引发破伤风与世长辞，7年后的1993年，岳母也瓜熟蒂落，离开了我们。

父母的早逝跟岳父母的长辞使我留下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感悟。“百事孝为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我对我的父母没有机会尽孝，对我的岳父母没有时间和条件多尽孝，思想起来惭愧得无地自容。而今，我身居长沙已经有了些年头，适应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除了县里有事召唤，老家是很难得回一趟了。就连过年也因了年岁看长路途遥远以及与生俱来的好静厌倦应酬等原因而懒得回去。但是，每年清明节到来之际，遗憾和惭愧就煎熬得我心忐忑，夜难眠，就想尽快地赶回老家，纵令有千种理由万种理由也必回不可，多少个年头了，从来就没有过间断。我虔诚地为老人的坟头添一抔土，拔一把草，插一束纸花，燃一炷香，烧一叠纸钱，虽知寸草之心难以报答三春晖，虽知这样做已经不能弥补什么，但我还是乐此不疲。我要让自己的灵魂每年经受一次洗礼和激活。我虔诚地跪在父母的坟头，忏悔因年幼无知而留下的过失和遗憾，也告诫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要信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生信条，以免对亲戚朋友再留下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