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的呐喊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相识、相知、相交讲缘分；人与一个地域的相遇、相识、相知、相交同样讲缘分。

我最初知道山东诸城的原因是因为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地方出过了不少的文化名人。孔子，孟子，孙子，诸葛亮，蒲松龄，宋公明，孔子的学生、春秋七十二贤士之一的公冶长，《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宋代宫廷画家张择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清代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四库全书》总阅、上书房总师傅窦光鼐，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一代诗翁臧克家，文学巨匠王统照、王愿坚等，都出生在这片灵山秀水之地。苏东坡也曾经在这里任太守两年，写下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千古绝句。

真正地走进诸城，是在2009年。

厌倦了纷纷扰扰的世界，便选择了长居长沙潜心著书立说。做文化局长和文联主席多年，经历了舜帝陵立项、奠基、修复、祭祀的全过程，出于对家乡父老、对九嶷山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我率先踏入了舜帝和舜文化的研究领地，并且持之以恒，便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出了不少著作，也便有了舜文化学者的称谓。

2008年下年的某一天，我接到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袁庆宏先生的电话，说山东诸城将在适当的时候举办高级别的大舜文化研究会，问我能不能参加？于我这样一个对舜帝和大舜文化研究情有独钟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个不容推辞的好事，于是我答应准备论文届时参加。我也不无担忧，担忧我这样一个缺乏社科院和舜帝陵基金会做经济背景的自由了的舜文化学者来说，会有人给我报销旅差费吗？

我的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深切地知道，尽管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为内容的“三公经费”每年花了不计其数，但是，在习惯了把“做学问”看成个人行为、把其庸俗成攀升官阶捞取利益的敲门砖的基层官场中某些人来说，对于人家的研究成果，想用时拿来用就是，轻而易举，不必像自家房产那样考虑产权，是极少尊重做学问的艰辛的，当然就舍不得把钱花在“书呆子”们身上。当我已经知道山东诸城会给报销全部旅差费的时候，我还是恶作剧地把山东拟邀请我参加大舜文化研讨会的情况报告了某官，试探性地提出能否给予解决差旅费，回答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不方便解决。我只是一种试探而已，区区路费是根本改变不了我参加大舜研究会的决心的，就如同我数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推介九嶷山，从来就没有计较过个人得失一样。

山东大舜文化学术研讨会2009年6月在诸城如期召开，邀集全国各地高校、学术团体60多人参加。我被待为上宾，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著名专家以及欧阳中石等学者同列首席，我受宠若惊。心里忐忑之余，晚饭后拜访参会的山东省政协袁秘书长，袁秘书长揭开了我心底的谜团，原来是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会长谢玉堂先生因身体有恙在北京某医院住院期间，适逢我的史学专著《舜帝之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饶有兴趣地读了全书。由于该书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和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李学勤先生作序的缘故，由于人民出版社在书的内容简介中将本书定义为“是目前国内研究舜帝生平、思想、文化及其对后世影响最为全面、系统的史学专著”的缘故，曾任济南市市长、早在泉城文化广场长廊的建设中，就把大舜列为山东历史名人之首而塑像纪念、文化意识特强的谢玉堂先生，便以一种共同弘扬中华民族始祖舜帝道德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强的文化信念，当即决定特邀我参加在诸城召开的山东省首届大舜文化学术研讨会。

知道了被待为上宾的原因，我为有缘遇见了这样一位有见地的、身为省部级领导的文化知音而无比兴奋。看到如我在《舜帝之谜》一书的后记中所说的“对于舜帝的系统研究可说是刚刚起步……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进而引发舜文化研究的热潮，当是我写作的初衷，这是感到欣慰无比的事情”的预期结果，对于我这样一个热衷于推介舜帝道德文化的舜文化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回报更令我欣慰的呢？

研讨会上把我列为重点发言的人选。我心忐忑着，原因是早知道孟子在《离娄下》中有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也早知道范文澜和郭沫若都依孟子所言，也曾说过舜生于诸冯。可是，鉴于孟子所说的诸冯究竟在是在山西、湖南、河南还是山东，学术界存在歧义。因此，我在《舜帝之谜》一书中也只是排除了山西运城诸冯、湖南永州诸冯的说法，只根据史料、地望和现有研究资料说可能是在河南与山东交界的濮阳、菏泽一带、离菏泽约50里的诸冯。山东这次举办研讨会的目的是论证大舜是现今的山东诸城（龙城）人，那么，我应该怎样发表自己的意见才好呢？

我深深地思考着。最后的发言只是以“舜文化内涵及其弘扬舜文化的意义”交卷。洋洋洒洒40分钟的发言中，倒是刻意地推介了九嶷山和九嶷山的舜文化研究成果。

在这样高级别的学术研究会上推介九嶷山，如果光从宣传的级别之高和影响之深效果之好来看，绝对不是地方上做几个报告弄几块广告牌出几本受地域局限的书的宣传作用所能够比拟的。宣传推介九嶷山的目的是达到了，可是我内心里却总也觉得亏欠了些什么，是因为谢玉堂先生叮嘱我重印《舜帝之谜》、说山东愿买一些书的那种信任和期待？还是因为诸城确实有与舜帝相关的太多故事？而我却态度暧昧？似乎是，又似乎不是。谢主席的关爱实实在在，诸城与舜帝的故事也实实在在，然而，正如我在发言中说到的，诸城对舜帝和舜文化的研究的起步相对于九嶷山来说迟了些，研究尚待深入，成果尚待见证。这样，如我这样相对缺乏考察经费的舜文化学者，设或对有研究经费，但对古史研究缺乏激情的学者来说，对诸城与舜帝的关联孤陋寡闻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此，我就不得不在这次会上做了保留性发言。

在诸城几天，心情沉重，一直处于深层次的思考之中。在参观考察了全国罕见的恐龙化石宝库后，我对冠有“中国龙城”之称的诸城的历史沿革、旅游资源、经济社会现状、发展前景等产生了广泛的兴趣。研读之余，我对这块土地是否就是舜帝故里有了新的感慨和思考。舜“东夷之人”，这个定论从古至今没有歧义。在地望上，我国现代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经过了数十年研究后写成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东夷泛指山东北部全境、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极南部、南至安徽中部、直至东海。诸城属东夷，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舜时代至今四千多年，地望几经变化、迁徙，诸城是在山东菏泽附近？还是现今的诸城市？这就还有待于通过历史、谱牒、考古多方面的论证了。

不过，从主观上说，我倒是希望大舜时代的诸城就是当今的诸城，当今的诸城就是大舜的出生地。这不是因为受孟子、范文澜、郭沫若等并无确指的一句话左右，也不是因为以嘉宾身份参加了诸城大舜文化研究会的恩报而人云亦云，而是一种来自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社会经济、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感悟。是一种对山东、对济南市久有的舜井、舜祠、舜耕山等舜迹和舜耕中学、舜泰广场、舜泉宾馆等命名中体现出的舜文化意识的情结。

研究齐鲁文化可知，山东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上盛产三种人。第一种是圣人，如孔子、孟子、孙子、诸葛亮；第二种是造反派，如水泊梁山108条好汉，隋末唐初反山东的贾柳楼46友；第三种人就是蒲松龄笔下的天仙、地鬼、狐狸精。由孔孟言必称尧舜可以推知，关于舜帝“二十而以孝闻，三十而被尧举用”的故事，应该是自小就在孔子孟子心里扎了根的。在文字不发达、教育几乎为零、交通不便捷的时代，舜打小孝顺的故事就只有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口耳相传了。孔孟是山东人，因此，可以推想，最大的圣人舜帝，就出生在离孔孟不远的地方。

而今，由于谢玉堂先生的倡导，对于大舜文化研究的价值在经过了数年的沉默和沉淀之后，继湖南零陵九嶷山之后，从山东的龙城发出了呐喊，我由衷地振奋，我为诸城舜文化理念的提升和山东的“舜文化申遗”之举的远见卓识而喝彩！就更有了为包括大舜出生地在内的大舜文化作出进一步研究和新的考证的冲动。

其实，大舜究竟是否出生在当今的诸城对于诸城能否在弘扬大舜道德文化方面未来的建树并没有丁点的影响。我所看重和仰仗的，是这方有着太多太多的大舜文化内涵的热土，注定了会与舜帝崩葬之地的湖南九嶷山携手共同重建起大舜道德文化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