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司马迁

大名鼎鼎的司马迁，其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史诗型文学名著，一向被学者列为最能代表历史文化的要籍。

我对《史记》的研读，是在着手进行大舜文化研究以后的事，研读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崩葬在九嶷山，以排除所谓舜帝葬在山西鸣条岗的不谐之音。在研读《史记》之中，有两个问题解了我的心锁，开了我的心智：一是司马迁的出生地和所处时代，二是司马迁能够写出不朽巨著的原因。

我知道了司马迁的准确出生地是在龙门——今陕西韩城，它与山西的运城永济仅隔一条黄河；司马迁的一生，大抵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我也知道了司马迁之所以能成就《史记》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使然，二是司马迁青壮年时代的漫游，三是李陵之祸的促发。

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谈是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谙悉历史，在学说上也很有抱负，早有修著一部史书的打算，但未能如愿。身患重病，弥留之际，司马谈握住儿子的手，哭泣着嘱咐儿子一定要继承父志，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来。守孝三年以后，司马迁继任父职，当即开始搜集材料，作写作史书的准备。司马迁曾参加过订历，有历法方面的知识，平时关注社会的经济活动，留心人类的宗教行为，而且在政治上见解独到，在语言上训练有素，加上有父亲留下的大量资料，就具备了编纂《史记》的基本条件。司马迁不但博览群书，而且，青壮年时代的漫游，使他掌握了大量历史文献。在青壮年时代，司马迁光是大的漫游就有三次。在汉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时候，进行了第一次大的漫游。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足迹所至，遍及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第二次大的漫游是在司马迁出仕为郎中时，他奉命出使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第三次是在他的父亲司马谈随汉武帝东巡的时候病于洛阳。司马迁从西南回朝，赶到洛阳见过重病的父亲，然后赶到山东复命。有机会随汉武帝先东巡海上，而后封禅泰山，复东至海，沿海北上，经碣石山，至九原郡，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回到甘泉。这次随汉武帝出巡，司马迁趁机对北部、东部作了实地考察。汉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出现之时，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是出于不得已，他在朝廷坦诚直言，替李陵辩解，从而遭受李陵事件连累惨受腐刑。借漫游之际，长途跋涉中，司马迁饱览名山大川，访问遗闻旧事，了解风土人情，考察社会状况，掌握和收集了大量资料，受腐刑后，他怀抱孤愤，尚友古人，奋笔疾书，成就了《史记》。

《史记》是一部共计五十二万余字的巨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其写作意图正如司马迁所概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思想。《史记》是司马迁创造性完成的一部以人和事为中心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两千余年来，学者大家众口一词地肯定了它高踞正史的首席地位。

司马迁是个治学严谨、求真求实的史学家，他以孔子作《春秋》期许，继承了古代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其中最难把握的，莫过于离他时代较之久远的五帝时期。为了反映五帝时期的历史真实，司马迁在全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追根索踪，不放过任何有关五帝的资料，所幸后来在汉代石室金匮中，发现了远古时候留下的谱牒和碟记。谱牒和碟记，是历代统治者的大事记，真实可靠，不容置疑。其间对《五帝本纪》的写作，他经过了近二十余年的考证，去伪存真，严谨判断，而后落笔结论。对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历史，他也绝不含糊，即使是对汉高祖刘邦，也如实地记载了他好逸恶劳，贪酒好色等无赖习气。更令人钦佩的是，在《封禅书》里，他竟然如实记载了同时代的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行为，且在《平淮书》中，对汉武帝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则毫不留情地揭露汉武帝所宠幸的权贵们的骄奢跋扈和贪纵无耻。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为历史著作，它最为尊重历史事实，所以汉代的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父子以及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称它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清代赵翼在其《廿二史剳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至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鲁迅则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可见，以治学严谨而闻名的司马迁，是亲自到过九嶷山的。在湖南境内，司马迁把考察重点放在了汉元鼎六年所建的零陵郡境内的九嶷山。舜帝是司马迁最为崇拜的帝王，从《尚书》《山海经》《五帝德》《世本》等史籍中，司马迁知道了舜帝崩葬于九嶷山，但是，治学严谨的他不愿意人云亦云，他相信“眼见为实”，因此从长沙溯湘江而上，亲自到了湘水与潇水的源头九嶷山。在九嶷山玉琯岩，司马迁亲眼得见了气势宏阔的舜帝陵庙，亲眼得见了民间祭祀不断，昼夜红烛高照香烟缭绕的情景。同时，司马迁走访官方民间，与当地长老们交谈，对祭祀舜帝的历史都一一作了调查。他把调查中得到的生动的传说故事、民间的歌谣俚语、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历年祭舜的盛况，抚慰感化三苗的情景，一一作了详细记载。经过了实地考察验证后，他回到长安再整理成文。

司马迁按照他自己确定的“疑者阙之”的指导思想撰史，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神农以前吾不知矣”，因此，他不写五帝以前关于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事，也因此而对不详具体的黄帝的葬地记载得很简单，对颛顼、帝喾、尧帝的葬地在《五帝本纪》中则没有记述，但是，对舜帝的崩葬之地及其崩葬在九嶷山的原因却记述得十分详尽，界定得十分清楚，犹如石板上钉钉，毫不含糊，其原因就在于对舜帝的葬地做过了亲自考察。当对舜帝葬地的考察结果与手里的史籍一一吻合的时候，司马迁郑重地把他写入了史书。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结论天经地义，无懈可击，历经数千年盖无异议，稍有不谐之音也会不攻自破。

面对着眼前书桌上林林总总的资料，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我在想，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与山西运城永济仅隔一条黄河，却压根儿不知道仅一河之隔的运城有个舜帝陵，这对于一个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的史学家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史记》在对历史的定论中也会有失之偏颇的地方，但是对舜葬九嶷山的定论是不容置疑的。距司马迁两千多年后的当今，有人为了编纂出舜帝陵在某地鸣条岗的神话而指责司马迁“千古之误”，这是多么狂妄，多么软弱，多么草率，多么可笑！

在研读《史记》、深刻了解了司马迁后，舜帝与九嶷山的缘分在我心中更加明白如镜。《史记》是不朽的！永远的司马迁给了我十足的底气，我便接二连三地发表了《舜葬九嶷山考》《舜帝南巡不容置疑》《唐宋状元李郃、乐雷发与舜文化》《九嶷山舜文化资源与教育朝圣的思考》等一系列论文，出版了史学专著《舜帝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