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心惟微：虞舜在齐家治国中的廉政之道

杨金砖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 425100）

摘要：虞舜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位明君，是儒家文化中的一位圣君，他不仅开中华道德文化之先河，更是发中国廉政文明之滥觞。其以民为本、关注百姓的为官品德，其公平公正、重德尚能的用人之道，其克勤克俭、赏罚分明的处事准则，其贤人为政、克己修身的自律意识，为我们现代政治文明的构建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虞舜文化；道心惟微；廉政建设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所普遍关注的一个命题。《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所说的道就是自然规律，或曰社会准则，并且这种规律与准则时刻也不可偏废和背离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道”就是说不清的，幽幽明明，仿若只有一丝光亮，让人无法把摸。如《老子》言：“道可道，非恒道。”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凡可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道”，它不会是永恒的“道”；二是“道”可以言语描述，但永远也无法触及本质。“道”虽然不可精确描述，然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自然万物皆因“道”而化，而“道”其实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本身固有的规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这是虞舜的治国方略，更是虞舜终其一生所坚守的道德准则。虞舜藉此而开创了中华道德文明的先河，同时也奠定了中华廉政文明的基础。他从幽暗微弱的天地之道中坚守诚信道德的要旨，推行廉政为官的主张，使中华文明从此得以彰显和弘扬。我们从《尚书》的“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到《史记》的“五典百官，皆治”之语，可以清楚地看出，虞舜廉政思想不仅得到部僚的认可，并且已转化成一种强有力的执政行为，对政府百官和天下百姓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虞舜在齐家治国中所形成的廉政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民为本，关心百姓

       虞舜认为清廉治国的第一要义，就是关注百姓疾苦。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没有民众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强大，因此，处事必须勤政自省，以民为本，兴利除弊，造福黎民，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这样才能实现掌权为公、执政为民、替天施政的“天子”重任^[1]。

      关于虞舜以民为本、关注百姓疾苦的记载甚多。譬如，虞舜在历山耕种时，常将自己开垦出来的熟地让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邻里得以和睦。在雷泽捕鱼时，有其他部落的人要抢占他的鱼场，他为了避免部族间的战争，二话没说便将鱼场让与他人。正如《史记》所说：“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2]虞舜处处以百姓为重，不仅乐于助人，善于帮人，而且还擅长于教化人，感化人。像历山、雷泽、河滨等地，原本是物产匮乏，百姓贫困，争讼不断的地方，但是舜去后，不到一二年便大有好转，百姓生活乐然。因为舜不仅是一个生产能手与能工巧匠，更是一位非常注意化解百姓矛盾的好首领，与百姓和睦相处，相互谦让，公正调解邻里间的争讼，使邻里间的往昔恩仇得以化解，从而大家能够真诚相待。

      虞舜自继帝位后，更是勤劳勤勉，不遗余力地关注民生。他为了了解民情，当年二月就东巡至泰山，五月到达南岳，八月西巡到西岳，十一月到达北岳，所到之处，皆举行祭祀天神仪式，诏告天下，宣传仁政爱民理念，为民祈求福祉。《尚书》：“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北岳，如西礼。”^[3]并且建立“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的巡视制度，使天下官员不敢懈怠国家事务。

      尤其是对三苗民族部落的教化，更是突现虞舜的仁政思想。在尧舜时代，三苗部落多生活在江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土地贫瘠，生活穷困，官员贪腐，民风悍强，曾派禹率兵征伐，但效果很不理想。后来虞舜实行文教，在三苗地区推行仁政，并将自己的亲弟象封于“有庳”，杂居三苗之中，在三苗中推行“五典”，传授先进的中原文化，组织劳动生产，让三苗部落内实仓廪，外知礼节，三苗民风果然淳朴起来，不再与朝廷为敌。

      《尚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民”一直是虞舜德政思想的落脚点，又是廉政思想的归宿。后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对虞舜的“仁政爱民”理念加以总结，并形成了他独有“兼爱”思想。如《兼爱》里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4]

      其实，千百年来，之所以常有朝廷更替、家国沦亡、民族衰败者，其关键一点就在于朝政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百姓？倘若以民禄为食的官员草菅人命，视百姓如刍狗，那么百姓也一定视政府为仇敌。其实，任何时候一个贪腐的政府，再强悍也只能是一张纸虎，如秦皇朝的破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六王毕，四海一。”一个威震天下的王朝，却在陈胜、吴广、项羽、刘邦一类的草民手中化为灰烟。其原因就是秦皇朝对天下百姓的忽视与政府官吏的贪婪。向天下取之尽“锱铢”，而朝廷用之如泥沙，仁政颓废，民心自然向背。而民心一旦向背，朝廷更替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故孟子有言：“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川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里的“载舟”“覆舟”与“叛之”“顺之”，全赖民心的聚散，而民心的凝聚就在于执政者的公廉清明与否？虞舜之所以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所称道，其关键就在于“仁政爱民”清廉风范。

          2）重德尚能，公平公正

      前面提到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的高低与执政合法性的有无，关键在于民心的聚散；而民心的聚散又在于廉政建设的好坏。而廉政建设的关键则是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因为要政治清明，就必须有一支高素质、重操守、有品德、有才能的官吏队伍，而这些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不仅程序合法，而且过程必须透明。其实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事实也一再证明，只有在重德尚能、公正公平的基础上，才能选拔出贤能之人。

        虞舜之所以能成为圣贤明君，开中国廉政历史之先河，其关键就在于他的执政过程中矢志不移的推行“重德尚能”与“公平公正”两大用人政策，为他的政治高层源源不断地选拔出了一批批有操守、有能力的廉洁官员，形成了一个人们满意度很高的清廉政府。如虞舜执政后对人才的选用，不是任人唯亲，而任人唯贤。在谋划国家大事上也从不独断专横，而是广泛听取四岳长老们的意见。《尚书》曰：“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意思是虞舜到了尧的太庙，与四方诸侯长老谋划政事，打开明堂四门宣布政教，使四方民众见得明白，听得透彻。这说明虞舜将公权力置于阳光之下，让百姓了解政府的意图，并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

      又如《尚书》中对舜商议百官任命时一段文字：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腾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发现，舜不仅知人善任，而且还广泛听取部下的意见，做到了任人重德尚能，公正公平，不搞暗箱操作，此外，还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尤其是举贤不避仇的用人之道，为后来的儒家文化奠定了选士基础。

      如大禹的父亲鲧，虽有才能，但刚愎自用，不听指挥。在尧帝时代，洪水滔天，百姓无以聊生，由四岳的举荐，尧帝命鲧去带领民众疏理河道，抗击洪涝。鲧采用堵与填的方法，结果九年下来，劳民伤财，而洪涝没有任何好转。于是，舜继位会，毫不留情的将鲧绳之以法，将其流放到东夷羽山，照理这已成为仇人，但舜帝并不介意，而是照旧启用鲧之子禹继续去治理洪水。当禹治水成功，舜帝相继任命他为司空、百揆，然后并将帝位禅让予他，这在历史上确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中国历史上用人不疑的最光辉的典范。

        3）克勤克俭，赏罚分明

       舜帝选拔官员的标准是德才兼备，重德尚能，并且始终将德放在第一位。正如民谚所云：“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尤其在法纪思想才刚刚萌芽的上古社会，“德”显得更为至关重要。其实，在中国文化里任何时候也都是以德为始终。如：道家讲求“道德”，儒家讲求“品德”，佛家讲求“功德”，墨家讲“仁德”，法家讲“公德”。德为廉政建设的思想基础，也是拒腐防贪的关键所在。有了德才会有廉洁的品性和高尚的人格。但是，人行之于千变万化的社会中，一个人的品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的品德也常有靠不住的时候。譬如历代科考之士无一不是饱学之徒，无一不是深受儒家品德文化的洗礼，但是还常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谣。这说明个人的品德再好，但当“黑眼睛”见到“白银子”的时候，若无法纪的约束和制度的监控，是很容易落入贪腐的泥潭的。

      虞舜为了使政府的官吏时常保持一种高尚的品德，使廉政思想得以不偏不倚地贯彻执行，虞舜开始从制度和法纪层面，进行了多方防范。从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上看，虞舜采取了三种方法：

第一， 实行帝王巡视制度，以察百姓民情。每五年虞舜亲自率众对全国各州进行一次巡视，分别在四岳的地方接见各路诸侯，让其述职，然后根据其述职情况与亲眼目睹所见，对诸侯们的政绩给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并且对做得好的，当场给予奖励，赐给一些车辆、马匹、布帛等物，以作为其廉政有功的奖赏。对此，《尚书•舜典》里有明确的记载：“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第二， 建立官员考核制度，以考量官员的德能勤绩。虞舜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制度，于是，国家出现了“庶绩咸熙”的美好图景。即虞舜对朝廷百官实行三年一考评，三次考评决定其升迁——罢免昏庸无为的污吏，提拨贤明干事的清官，从而，在国家官吏中形成一种团结向上的正气，使许多民生工程很快得到了落实。

         第三， 赏罚分明，惩治四凶，建立法纪震慑制度，让作恶者绳之以法。如《尚书•舜典》里所说的：“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用现代汉语将这段话翻译过来，意思是“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用流放的办法来宽恕犯了五刑的罪人，用鞭打作为官的刑罚，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用铜作为赎罪的刑罚。因过失犯罪，就赦免他；有所依仗终不悔改，就要施加刑罚。”可见，虞舜在仁德之外已关注到法纪建设，通过法纪来约束人们，通过让人惧怕的惩罚措施来保证廉政制度的贯彻到位，使那些有贪腐之欲的官吏无法偏离廉明政治的主道而误入歧途。不过在虞舜的眼里，刑罚永远只是一种惩戒的方式，而不是国家政治的目的。因此，他一再要求在实施刑罚时要“惟刑之恤哉”。意思是刑罚一定要慎之而又慎之。

虞舜赏罚之分明也为后世的法纪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如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可见，舜的仁德是有限度的，对于危害百姓的凶徒决不心慈手软，而是给以坚决的镇压和打击。这样奖罚分明，所以天下的人们无不诚服于虞舜的伟大与贤明。虞舜的赏其所赏、罚其所罚的赏罚制度在后来的法家学派中得以发扬和光大，成为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4）贤人为政，克己修身

        《尚书•大禹谟》中记录了禹与帝舜的一次对话。禹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这段对话蕴含了虞舜的勤政爱民与尚德尚贤的为政思想。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是，禹说：“君主能够知道做君主的艰难，臣下能够知道做臣下的不容易，政事就能治理，众民就能勉于德行了。”帝舜说：“对！真像这样，善言无所隐匿，朝廷之外没有被遗弃的贤人，万国之民就都安宁了。政事同众人研究，舍弃私见以依从众人，不虐待无告的人，不放弃困穷的事，只有尧帝能够这样。”

      其实，虞舜自始至终就是这样一位明君。他不仅知人善任，并且极力倡导勤政廉洁，贤人为政，克己修身。这样才能“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至西周，对虞舜的廉政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掘，对干部的考核提出了“六廉”之说，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将廉提升至“官吏之本”的位置，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廉政建设的重要更是彰显出来。

      又如对帝位的禅让更是表现出虞舜廉政思想的灿烂光芒。虞舜不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商均，而是将其禅让给治水大臣禹。这充分说明了虞舜不以一家之利为利，而是以天下人之利为利。因为将帝位传于商均，只能图其一家之利，而商均才德不厚，难以利天下，故此，在人生的暮年，虞舜毫不犹豫地将禹叫到身边，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破天荒的一次政治交接。因为帝尧将帝位禅让给虞舜的时候，先有四岳的荐举，后有帝之二女的鼎助，存在一种姻亲关系，按中国传统观念，“婿为半子”，因此，尧对舜的禅让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是纯粹的异姓间的禅让，只是传“婿”与传“子”的区别，帝位仍在家属集团内部流转。

      而舜与禹之间的禅让，则更为纯粹而经典。既无长老的举荐，又无姻亲上的关系。禹完全是被虞舜发现并一步步培养出来的一位帝君。禹治水期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操深深地感动虞舜，并也感动天下的苍生。再加上禹的才智与胆识，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将天下的洪水给治理得一清二楚，使天下得以太平。其实，禹不仅在治水方面业绩卓著，而且在管理百官、辅佐朝政方面也是才华出众。舜凭此毅然决定将帝位禅让给功臣大禹。在《尚书•大禹谟》中记录了舜与禹及皋陶的这次权力移交过程中的对话：

（舜）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虞舜对禹的选用是完全出于一种公权力的立场，是知人善任，知人敢任的一种贤人政治的楷模与表率。尽管在禅让过程中，禹再三辞让，而舜认为无论是民众的影响力还是个人的才德，禹都是最为合适的帝位人选。虞舜接连用了两个“惟汝贤”来肯定禹的才德，并一再叮嘱：“人心危险，道心幽微，要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永远保持中道。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经过咨询认可的谋划不要用。”可见，虞舜对禹的禅让是真心实意的，没有半点虚假与做作，从这里也再一次证明虞舜的选贤任能、克己奉公的廉政理念的表里如一。

      诚然，时处上古之世的虞舜时代，国家的概念还很不完备，廉政的理念只是刚刚萌芽，因此，虞舜的廉政思想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系统。但是，从现存的文字资料里，足以看出正是虞舜对人世之道的终生践履与不舍追求，才点燃了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第一支烛火。

参考文献：

[1]赵天宝：《先秦廉政思想及启示》，《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汉）司马迁：《史记•纪（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第二版，第33—34页。

[3]周秉钧译注：《白话尚书》，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10页。

[4]（春秋）墨翟：《墨子》，太原：书海出版社 2001年版，第67-74页。

（刊《船山学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