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时代的叛逆者

郭新庆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说“时代的叛逆者”。从政治上讲，柳宗元与当时的腐朽守旧势力相背，他参加永贞革新是想改变那个社会，这对宪宗皇帝和主掌朝政的宦官﹑藩镇和旧派老臣来说是一种背叛行为，他因此获罪遭贬。可柳宗元到死也不认罪。从思想上看，他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以及为人道德，处处都与那个时代的风气针锋相对。犹如屈原一样，柳宗元是中唐社会的“独醒者”和“独清者”。我们说，柳宗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思想和为人一直影响着后世社会的发展。

下面我想用具体事例简要地说一下中唐时代的社会现状。当时的社会矛盾用一句话概括：是藩镇林立，宦官横行，思想混乱，唐朝走下坡路了。分析这些祸患的起因，都是皇权私利造成的。象藩镇就是分封制私天下的恶种。唐初，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就想过分封的事，李世民曾想让自己儿子去执掌州郡的实际的统治权，可没能行的通。后来武则天做皇帝，想让武氏家族执掌天下，她封了二十几个武姓王侯，但也都没能久长。到玄宗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由于玄宗和杨贵妃宠幸安禄山等人，开始对少数民族的异姓藩镇封王。这种藩镇的分封，当时有人称之为圭爵之制。所谓圭，是指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上尖下方，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而唐代这时为了自保和一时之需的分封已乱到象行圭礼一样随心所欲了。有大功封，功不大封，没功也封。叛贼归降的封，握重兵还没立功先封。抗藩名将郭子仪，手下有数十人封王。德宗时，王爵几遍天下。人皆不以为贵，身受者也不以为荣。宪宗时，封藩镇兼宰相，给赏赐。安史之乱后，这些病国害民的分封，让虚弱不振的唐王朝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永贞革新时，藩镇韦皋之所以敢放狂言威逼王叔文“求领三川”，其实他早已是统领三十一州的独立王国了，他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宦官本是皇帝身边的奴才，这时变成了太上皇。朝中大臣巴结他们，连藩镇也看他们的眼神行事。其原因是皇帝让宦官监军，成了兵权的实际掌控者。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德宗时禁军已扩大到十五万。后来武宗时左右神策军“每军有十万”。而当时节度使手下能作战的兵力最多不过三五万，少的仅一万。当时连宰相外藩都依附于宦官，其原因是宦官所掌控的禁军比任何一个驻边的节度使都强大。永贞革新时，参加围剿革新派的藩镇严绶是宦官卵翼下的傀儡。藩镇裴均是宦官窦文场的养子。谋夺宦官兵权，是永贞革新的关健之举。王叔文等人起用老将范希朝配合韩泰去交接兵权，可不知什么原因消息走露了，直接导致夺兵权的失败。这么机密的大事，怎么会事前让边将得知消息呢?据史料记载，范希朝本为神策军夙将，受宦官袒庇，想必与神策军边将有密切的交往。永贞革新失败后，宪宗即位，范希朝不但没有受到王叔文等人牵累，反而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初二，由神策行营西节度使升任为右金吾大将军，充朔方灵盐节度使，这里的奥秘就不难想象了。我再说一个小例子，元稹是大家熟悉的诗人，元和六年（公元８１０年），他奉召回京，住在临水的驿站里，半夜宦官仇士良路过，元稹因不让客房，被仇士良把脸打破了。宰相却说元稹年轻树威，不讲礼规，把他贬到江陵。这件事让元稹学乖了，他后来巴结宦官做过宰相。宦官权势之大，震撼朝野，以至操纵皇帝的生杀“废立之权”。唐朝从肃宗往后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一位是宦官拥立的。柳宗元时的顺宗﹑宪宗及往后的敬宗﹑文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中唐时的思想界更是混乱不堪。谶纬之学盛行，迷信充斥官场，佛道泛乱。儒学自孟子后失传，伪诈难辨。柳宗元是史上第一大胆论辩者。他非圣﹑反经，指斥时弊，作《天说》，反天命；作《蜡说》﹑《贞符》反封禅和迷信欺民；作《桐叶封弟辩》说宦官警世；作《六逆论》，反门阀世族；他还直接批评周﹑孔，作《非国语》。在专制的君王社会，敢昌言如此，掘刨统治者的命根子，柳宗元是第一人。翻阅《柳集》，论辩之文丰富多彩，读后静思，总留给人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我选几篇文章，和大家分享。

《封建论》是柳宗元在永州写的用世之作，它是针对当时藩镇扰唐之乱而发的。文章洋洋大观，全文近二千五百字，是《柳集》里少见的大作。这里说的封建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封建社会，而是指古代的分封制。柳宗元上朔中国千年社会之历变，下连动荡多难的中唐王朝；辩亘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封建，论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郡县制；其间的优劣成败，根本原因是什么？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一字定乾坤，其“势”统领全篇。古之封建，秦之郡县，这都是社会大势使然。柳宗元开篇说：“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引天地及人，大气磅礴，让人震撼。柳宗元详尽论说了上古至唐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周失在制（指分封制），秦失在政（暴政）。周行封建制，分封亲戚，是私天下，而秦行郡县制是公天下。柳宗元文中连用三个“叛”字段落，以明其理。其一，“有叛人，无叛吏”，是说秦失民心而招叛，非县吏之失也。其二，“有叛国，无叛郡”，是说汉朝纵容皇室子孙及功臣之失。汉时封建和郡县兼行，然叛者多诸侯（王），而郡县往往得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边廷（守卫边疆的）往往得名将。其三，“有叛将，无叛州”，是说唐代放纵藩镇之失。柳宗元通篇用朴素的唯物史观阐发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任人为贤，反对门阀世袭。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划时代的文章，“其笔力峭拔，可以雄视一切，目无前人”，“如日月之经天，如江河之纬地”，没人能追及它。这真是一文盖古今，自此史坛哑言。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论及此事时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纵观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此言不虚。这样的千古之说，唯柳宗元能发，值得我们今人一读。

柳宗元的《天爵论》很耐人寻味，又相当令人费解。所谓爵，其本意是指上古一种三足两柱﹑仿雀形的酒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后来用之作礼器。《礼记•礼器》篇说：“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爵为至尊之物，天子分封诸侯时以爵赏赐诸侯。爵又成了一种身分地位的象征，即权势﹑官位﹑等级。戴圣《礼记•五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候﹑伯﹑子﹑男凡五等。”把官爵分为五等。《韩非子•五蠹》说：“官爵可买，则商贾不卑矣。”由此看来，买卖官爵战国时已相当盛行，而且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这就有了天爵说，最早见于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上》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这显然是出入封建礼教之說，所谓仁义忠信，都是为配合公卿大夫立名而生出的。封建礼教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为道德根本。《礼乐记》疏说：仁﹑义﹑礼﹑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一样。这是把道德五常说成自然之性，为天爵说寻找理论依据。其实为官者很虚伪，不过是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外衣为自己遮羞罢了。他们为人爵（也就是当官）才去修天爵，讲仁义忠信；而“既得人爵（当了官），（便）弃其天爵”，仁义忠信也就不见了。孟子时都如此，后来的官场就更难想象了。柳宗元认为，说天爵不在乎什么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什么是明与志？柳宗元用他的天道自然观解释说：刚健之气为志，纯粹之气为明。仁义忠信是要靠明来辨察的，是要靠志来获取的。天爵并不是什么本来自有的东西。柳宗元把为官的遮羞布撕掉了，能不遭人忌恨吗？孟子时，有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就是孝弟。他说：只要穿尧的衣服，说尧说的话，行尧做的事，便是尧了。而柳宗元却说：孔子去掉志和明，就成了一庸夫；而把志和明授给庸人，庸人就变成了圣人。这样非圣侮贤的话，翻遍史书也觅不见。可明者无畏，因为柳宗元说的都是最直白的大实话。

现今评说古圣贤书，很少有人说及《易经》卜卦，就是古时有名的文章家也少见谈及于此。《易经》是没有文字的时代，远古人留下的东西。远古人用长短草棍摆出不同的形状，用来表达对周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看法。古人善卜，凡事，尤其是国之大事，必用卜测。这是人类早期一个很独特年代。上古人的这些作法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传承着。而那时人所思﹑所想，及其真实的内涵，今人已无法考证和认知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也称《周易》，简之谓《易》，是后人附会的。这里有许多哲学道理，反映古人对天地自然人生的认识。古人好古非今，说“观物取象”伏羲始作八卦，这是把八卦附会到伏羲身上；也有说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连司马迁都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其实这些都非一人一时之作。而后世的术士，也就是算命先生，用《易经》为人占卜吉凶，谈天说命，云里雾罩，神奇诡秘，这都是为了骗钱敛财。凡事神秘化了，就蒙人了。卜卦要是能算出命运来，历史就不存在了。

柳宗元《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是《柳集》唯一一篇说《周易》的文字。此事起于一个叫董生的与刘禹锡论说《易经》的事。董生名挺，此时他以荆部从事退居朗州，与贬官来此地的刘禹锡相遇。《刘梦得集》有《与董生言易》和《辩易九六论》两篇，而《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应是柳宗元看过这两篇文章后写给刘禹锡的回信。当时，唐人解读《易经》，韩康伯的《注》和孔颖达的《正义》颇有影响。而董生道听途说，把孔颖达的疏附会到一行和尚身上，以为新奇，去蒙刘禹锡。柳宗元笑董生浮浅不学，随口乱说，把旧说当“新奇”。柳宗元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这是说，作学问要穷尽天下书，不能随便标新立异。此语真千古名言。以史为镜，当今社会，此风此人远盛于古人。刘禹锡信董生之说，用史事卜卦演《周易》。柳宗元不避朋友之讳，直言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很愚蠢的事。后来刘禹锡为柳宗元编《柳集》，此文“依原形存置，此外不另增益一字。”古人诚实，朋友间情谊纯朴真挚，让人感动。刘禹锡与柳宗元都是真君子，不以虚伪留存后人，史不多见。《柳集》注家号五百人，可从未见到对《易经》略有阐发。我们认为：读《易经》用来解悟古人对天地人生的认知是可以的，可用它来就实说事，卜算测数，就太浑然难明了，只能信者自言。而把《易经》用于占卦卜筮，那是旁门左道。《刘禹锡集》有一篇《绝编生墓表》，记一叫顾彖（tuàn）的人，此人终生以卜卦为生，十五岁跟人习《易经》学占卜，六十三年没有一天离过吟唱卦辞，演算卜筮。他临死时对人说占卦卜筮的伪讬之辞都是用来迷惑众人以骗取衣食之用的。术士诞妄无赖，信者愚昧受欺。可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卜术的人，最后也没能因善卜而逃过饥寒困顿而死的命运。刘禹锡作此文，是否用来破解前此的迷惑，已不得而知了。柳宗元是个唯物论者，他不信谶纬迷信邪说，对炼丹药骗人更是斥之以鼻。柳宗元博古通今，他是个明者，他能看穿骗术背后的把戏；他又是个志者，虽遭贬谪，绝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唐代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站在思想的高峰，他感到孤独和寂寞，他只能和远古的屈原对话，他要到山水间去放情，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谢谢，我们下一讲说“韩愈和柳宗元不是挚友”，欢迎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