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柳宗元

郭新庆

第一讲：柳宗元说官场

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一讲我们讲“柳宗元说官场”。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官场什么样？这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事。下面我先从官吏的出处和柳宗元等人留下的文字对它作一些描述。大家知道，唐承隋制，官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靠门第做官，一是靠科举取士。所谓门第，是说家世出身。这股门第之风是魏、晋、南北朝时兴起的，当时选官用人不是看品德﹑才能，而是凭出身贵贱。有一句话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魏晋社会等级森严，把人和官分为九等品级，称九品官制，而不同品级的奉禄和权位是有明显区别和差异的。这里说的上品，是指高官显贵。在门阀制社会，出身微贱的寒门不可能做高官，而下层的小吏和凡夫走卒也不会有豪门世族。唐代时，仍讲究门阀身世，唐太宗就曾修《氏族志》，颁行全国，这是用朝廷诏命来确立门阀世族的地位。我这里说一件事，大家能从中能感受到当时门阀世族的气势。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他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起居郎是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郑仁表以门阀文章自高，他作诗说：“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诗里的阀阅就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匾额这些记表功绩的柱子。郑仁表是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诗里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这是以牌坊﹑廊柱的高大来彰显家世的气派。《颜氏家训•勉学篇》对门阀子弟也有很精彩的描述，文中说：“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你看，那时的贵族阔少，用香草熏衣，象女人一样凃脂抹粉，穿高跟木鞋，出奇的时尚不逊于当今的社会。这里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日本人穿的木屐（jī木头鞋）应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柳宗元《永州马退山茅亭记》有“谢公之屐齿不及”这样的话，这里的谢公是指东晋的谢灵运，他常穿带齿的木鞋登山。宋代叶紹翁《游园不值》诗是大家熟悉的，其诗曰：“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屝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诗里看，穿木鞋出游在宋代也很流行。我们上面说的那些门阀子弟，他们穿高跟木鞋，“从容出游，往若神仙。”这些人不学无术，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他们靠门第为高官，借权势假他人手为赋作诗。他们在众人面前洗脚，便溺；随便闯入别人的家里，调戏妇女。纵恣淫欲，无行无礼。永贞革新时，朝中旧派老臣之所以反对王叔文，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出身寒门，是靠棋艺和书法得崇的。下面我们再说说科举取士的问题。柳宗元在回忆自己科举之路时说：“四贡乡里，而后获焉。”这是说他前后参加过四次科举考试。这件事他后来在《与杨诲之第二书》说的更详细∶“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这是说他从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至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连续四年应试科举，才考中进士。柳宗元与刘禹锡是同年中进士的。这一年朝廷放的进士有三十二人，姓名可考的有二十三人，柳宗元和刘禹锡名列四五。我们查看史料，当时寒门读书求科举是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许多人连考了十几年，也没中进；这中间一半人头发都白了；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能考中过。柳宗元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二十五岁时，作《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仆在京师，凡九年于今，其间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也就是说，自柳宗元贞元五年到京城至贞元十三年，九年间只有二百六十人考中了进士。每年不足三十人。大量的官吏不是靠科举得到的。那时科举之外，还有很多为官的途经，可都是要靠裙带关系和祖上功德来求取的。柳宗元《梓人传》说的“胥吏”，也就是官府里办理文书的一些官吏，是郡守等地方官可随意任用的。玄宗时的国子祭酒杨玚说，每年凭关系等途经为官的有二千多人，比明经、进士取仕多十余倍。当时托人找关系求士之风盛行。柳宗元曾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里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他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样的胆识，唐朝没见第二人，后世也少见。柳宗元这是在捅官场的马蜂窝。所以到了清代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程晋芳还在《摭言后序》里为这事非难柳宗元。柳宗元曾写了不少文章为落第者叫屈，还用兵法教人科举取胜的经验。他甚至在《送辛生下第序略》里直刺权贵干预科举，虽没直说出涉事权贵的名字，可那都是看者自明的事。当时许多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心灰意冷，对科举失望了。有的遁入佛门，有的转入山林。柳宗元深为他们感到惋惜。可柳宗元并不是把名利看得很重的人。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他把科举看作“末事”，说它是不重要的事。得到不感到荣耀，丧失了也不忧愁。柳宗元的心志在于“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这在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求官求利的官本位社会显然一个独特的“另类”，他是那扭曲社会不多的真君子。

柳宗元中进士后，经过朝廷的考试，进入了官场，他先是做了集贤殿书院正字，而后又去京城蓝田县做县尉，这都是些九品小官，可按当时官场的规矩这是一个人走入朝廷的垫脚石。那么在此期间柳宗元看到的官场是什么样呢？他后来在《与杨诲之第二书》说：“及为蓝田尉,日暮（早晚）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大家都在做生意。由于柳宗元不愿意同流随俗，“时遭讪骂诟辱，号为狂疏人”。韩愈侄婿﹑也是他学生李翱在《疏决进献》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揭发各地官吏“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这是说官吏经商和酿酒赢利。柳宗元《宋清传》以商人说官场，很耐人品味。文中的宋清是一药商，他取利有道，每以优价进善药。不但京城的郎中用他的药配方，有病的人也都向他求药。他对京官不管升迁谪贬，都笑卖迎送。有贫士请药，他常多赊折。遇人有急难，常倾财救之。他为此得“远利”，“大利”。柳宗元说：“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xiáng shú学堂）乡党（乡里）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 何为市之道，利也。商人为利，利大于天。宋清是商人，不以市为道，而官吏乡绅却争利于市，可悲啊！柳宗元说：“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他慨叹没有宋清这样的人与之交往。官吏求利于市，把官场当市场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这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很生气，命令门客都退去，可门客却说：“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那个社会的常态。永贞革新期间，蜂拥而来的求官求利者“填门排户”，而多数得不到的，就变成了仇人，造谣诽谤，蓄意煽惑，和宦官、藩镇一起攻击革新派。柳宗元都被贬到了永州，他们还不离不弃，嚣嚣嗷嗷，骂声不绝，以取悦于仇恨柳宗元的人。

柳宗元曾受托作过壁记。什么是壁记，就是古时嵌在墙上的碑记。打个通俗的比方，如同当今政府行政大厅的官员和机构的公示板。当时朝廷百司都有壁记，记官秩创置始末和前政履历，既有激励后进，又有一种监督警示的意味。所谓官秩，是指官爵与俸禄。说白了，这是告诉你，想享用什么样的俸禄，就得尽什么样的职责。古时官吏靠俸禄吃饭，看重官秩是很自然的事。可没多少人会真正照此去做。唐代官场宴饮盛行，每有酬应会宴，必有官妓侍候。杜牧有诗说：“嘉宾能啸咏，官妓巧妆梳。”这是当时官场的常态，正如柳宗元所说：“今京师百官，咸有斯制。”这是说大家都这样。据柳文记载，当时各级衙署都留有“余财”作为是“食本”，京畿小县月有宴饮，以“获僚友之乐”；重镇千人盛宴更屡见不鲜。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有记载，说筵宴当日，旗幡林立，鼓乐不绝；歌伎兴舞，飞腾幻怪。数以千计的人仰视就列入席。这是被当时的场面和气势镇住了。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美酒佳肴，尽人享用。其“煌煌盛典，照耀一时”。这与百姓困饿而死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此不同，柳宗元从儒家民本说出发，提出了“官为民役”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具有非常进步意义的政治主张。民本思想出之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本义是为统治者利益着想，这较之“贱民”、“轻民”而言，对百姓有利。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周公旦。周公在扶佐周武王东征灭商时，看到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场景，感慨“天命靡常（无常）”进而认识到“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孟子也主民本说。可后世统治者和官吏连这点装样子的话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与民为仇，与百姓为敌，无休止的役使民众，以至竟如韩愈在《原道》里所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就杀了你。柳宗元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官为民役”。他在永州作《送薛存义任序》说：“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这是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老百姓用地里十分之一的物产雇佣你来管理，你理应尽职尽责。官吏拿了薪俸报酬，却不为百姓办事，现在天下到处都是这样。柳宗元认为，如此待民，这与理不合。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柳宗元说：“势不同也”。这里的“势”有两层含意。一是指社会大势，即世道使然。这个世道“官为民役”的道理是背逆的。二是为官者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自然不会讲什么“官为民役”的道理。在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敢发如此空谷足音，只有柳宗元。其实柳宗元年青时就追奉这一思想，他在长安时作《送宁国范明府诗序》说：“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他认为，官吏是老百姓雇佣的仆人，吃用靠百姓，理所当然就应回报他们。柳宗元同情百姓疾苦，面对当时赋敛甚过毒蛇的惨状，他曾为之发狮子吼。元和七﹑八年间，柳宗元与交好的饶州刺史元洪论说《春秋》大义和赋税之弊。他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说：“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貲（zī通“资”，即钱财）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盈余）以市于吏（贿赂官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减少，减免），富者愈恣横侈泰（奢侈放纵）而无所忌。”当时富人通过贿赂官吏隐瞒田产少納税是普遍的现象，赋税都转嫁到穷苦无告的百姓身上，底层众生只能破产困饿死亡。为此，柳宗元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jùn捡拾掉在地里的谷物），以输县官（交税），其为不均大矣。”他主张抑富免贫，平均赋税。这些主张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可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是根本无法行得通的事。《柳集》有《吏商》篇。何谓吏商，不得而知。据考，有的版本篇首作吏非商，是为吏而商。这是说官吏本不是商人，却当官靠势为商，这就比较好懂了。古时还有掌管国家买卖的官吏。汉代盐铁专卖，唐宋时亦然。官家定的盐价高，老百姓都买贱的私盐吃，或者只能喝淡盐汤。柳宗元说的吏商可能含盖这两种人。柳宗元说：“举世争为货商。”可见官吏借势经商已是常态。为此，柳宗元说：“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薄）。”商人重利，吏商更如此。为官与利相系，何廉之有，更无廉吏可说。柳宗元说：“君子谋道不谋富。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柳宗元劝说吏商“君子谋道不谋富”，这如同让水火相容，不现实。德宗好货（贪财），宪宗好武（打仗），当时社会贿赂行而征赋乱，民陷水火，柳宗元说急民救命这应是正理，可当时能有几个当政者象柳宗元这样想呢？这真是哀民者之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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