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尧舜 忧国忧民

吕国康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年仅33岁的一代才俊柳完元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在荆南途中又接到改贬永州司马的诏书。他乘船渡过茫茫洞庭，逆湘水而上，专程来到汩罗江畔凭吊屈原。后写下声情并茂、饱含激愤的《吊屈原文》。年底到达永州，住在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四年后迁居河西愚溪草堂。从此，他融入永州人民的怀抱之中，徜徉在潇湘的山水林壑之间。永州十年，面对逆境，他不懈地追求，顽强地拼搏，深刻地思考哲学、政治、社会、历史、人生等问题，写下一篇篇熠熠生辉的理论著作和千古传诵的精美诗文，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

在潇湘之滨，他常常仰望九嶷，怀念舜帝。在永州写下的500多篇诗文中，涉及尧舜的达60余篇，他极力歌颂舜帝的德治、仁爱，视舜帝为天空的日月，心中楷模，并结合自己的遭遇，抒发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决心。“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由于自由受到限制，柳不能前往道州境内的九嶷山祭拜舜帝，实为一生之遗憾。元和二年（807年）他代永州刺史冯叙作《舜庙祈晴文》，颂扬舜的丰功伟绩。元和九年（814年）为永州刺史崔能在零陵蘋岛东岸重修二妃庙而作《湘源二妃庙碑》，称赞二妃继承了父亲尧的高尚品格，不仅成为舜帝的贤妻，还辅佐丈夫治理天下，德行遍及大地，因而受到人民的爱戴。坚持理想，崇向尧舜，忧国忧民，思考改革，“读百家书，上下驰骋”。这是他的强大精神支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这是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

“天”和“人”的本原及其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柳宗元写了《天对》、《天说》、《非国语》、《贞符》等著作，认为天与人“相分”，“各行不相预”。《天对》写道：“曶黑晰晰，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日月昼夜，交替运行，永不停息，宇宙从蒙昧混沌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又是因为有“元气”存在的缘故，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在他眼里，“天”是自营自成的自然界，是宇宙，不是虚无飘渺的神。“天”是物质的天，是客观存在的天，没有意识，没有感知。“天”并不是谁经营创造的，而是由元气的无限积聚而形成的。元气是一切自然现象发生之源，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元气。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表示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他还提出：“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呼炎吹泠，交错而动。”其意是说，阴、阳、天三者相互结合，什么是它们的本原？它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柳认为阴阳的互相融合渗透，是由元气统一的，是在元气内进行的。元气统一体内阴阳两方面采取不同形式的交错渗透，相互作用，就形成寒暑季节变化，生出万事万物。柳宗元把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与自然物质元气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元气化生万物，以及自然现象自生自动自变的最终原因，发展完善了汉代王充的元气自然说。毛泽东主席评价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张贻玫《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写于永州的《封建论》是一篇光辉的理论著作，在历史上产生过强烈反响。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分封制露出的种种弊端，肯定了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在解释社会政治制度的原因时，认为形成于“势”，不是“圣人”之意，以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性。他用大量历史事实来分析历朝的兴衰治乱，来批驳“封建国祚长”，论证“郡县享国久”，申述唯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指出，贵族分封制度是分裂叛乱的根源，如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形成天子一统天下与各分封国相对独立的格局，结果导致各诸侯国政治混乱。周王朝衰亡的主要原因是诸侯强盛，中央政权则被架空，就像尾巴过大身子无法摆动一样。一句话，“失在于制，不在政”。针对历史上一些人把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咎于没有实行分封制，柳予以严厉驳斥。他认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即使天下归公众管理，却是从秦朝开始的。秦王朝的郡县制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是地方官不能实行仁政，不能正确行使治理人民的职权，且刑法残酷，劳役繁重。因而，秦的覆灭“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并不是郡县制本身不好。他还联系实际，说唐王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制州邑，立守宰”，这并没有错，“固不可革也”。问题是军权没有控制在中央，因而造成社会动乱，“失不在州，而在兵（藩镇）”。他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的治国之道。意思是，只要朝廷掌握兵权，慎重地选择任命地方官吏，那么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他强烈要求国家统一，选贤任能，使政治清明，人民过安定生活。苏轼评价《封建论》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

柳宗元在贬永期间，结识了零陵县代理县令薛存义，对他任职仅两年，“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的政绩评价颇高。追到江边为他饯行，还写下了《送薛存义之任序》，提出“官为民役”、“民可黜罚”的思想，把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民本思想的实质，是君主专制下的重民思想，通过重视民生问题来巩固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不管重视程度如何，一般没有改变“君为民之本，民为君之臣”的关系。柳却把官与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颠倒为“役”与“主”的关系，破天荒地指出民是“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的雇主，官则是民的受雇者。雇主可以雇用佣者，也可以罢免、处罚佣者。对官民关系的深刻阐述，具有石破天惊之力！这实质上已从“为民做主”上升到“人民做主”的理论范畴，“官为民役”也相当于公仆论，这无不闪耀民主思想的光芒！

柳在《梓人传》中说“为天下者本于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用人；“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要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使他们恪守职守，让天下人民都安居乐业。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晋问》铺叙了晋地文明，赞美了尧之遗风。他通过拟设的吴子之口说：“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是也。”“民利”就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利益。从“利民”到“民利”，变被动为主动，是一个质的飞跃。柳深刻认识到“利民”和“民利”的不同，认为执政者不仅要制订惠民政策，更重要的是引导老百姓，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财富，获得利益。他通过对尧帝的赞颂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描绘了至善至美的社会生活。具体从六个方面做了概括：俭朴——“人用足而不谋”，人们在生活上讲俭朴，不但“给”“用”足，而且好逸恶劳的坏习惯也会消除；谦让——“遵分而进善，其道不斗”，百姓在行为上习于谦让，就会安分守己，乐于做善事，社会械斗也就不会发生了；谋虑——“通于远而周于事”，人们在思想上深谋远虑，就会事事看得长远，想得周到，照顾全局；和睦——“仁之质”，人与人讲“和睦”，这是社会伦理道德“仁”者爱人的本质；敬戒——“义之实”，人在法制上一有敬戒心，就会见义勇为，这是义的实质；淡泊自娱——“安而久于其道”，人们在精神上淡泊自娱，就会恬淡自足，心情舒畅，社会得保安定，“王道”也就长久了。这是柳的“民利”思想的充分体现，既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又向往中国传统的优良社会风尚，努力构建和谐生活，做到民富国强，文明进步。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