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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柳学专家访谈录
 
吕国康:《柳宗元评说(续)》  加入时间:2013/5/13 10:20:00  admin  点击:2183

南京拜访吴文治先生

吕国康

 614下午5点,我与满桂、金砖一行3人从长沙飞抵南京。南京正值梅雨季节,密风细雨,顿感凉意。马路并不宽敞,且未拉直,但绿化不错。法国梧桐长得错落有致,旁出的枝桠象撑开的伞柄。街道旁长满叫不出名的藤萝类植物。赶到江苏教育学院百草园宾馆,已是6点多种。先拜访吴文治先生,然后推着吴先生坐轮椅下楼一起聚餐交谈。吴老已83岁高龄,满头浓发,精神饱满,对我们的到来甚为高兴。说明来意,永州柳学会准备组织力量,对《柳宗元集》进行校勘、注释、集评,并奉上《〈柳宗元集〉诠释编纂提纲》,请吴老指教!他大声说:柳宗元著作的校注、集评是柳研的基础工程,我支持你们的工作。

    第二天下午,根据约定,我们来到吴老的住所11302室。客厅较小,除摆放一张书桌、一张长皮沙发外,还有一个大书架,密密麻麻排满了书。旧的已经发黄,新的《明诗话全编》、《清诗话全编》十几本,全是精装,由凤凰出版公司再版。其中有永州市人民政府赠送的书籍,是吴老参加第二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纪念品。一提起柳学,吴老侃侃而谈,声音宏亮,对编纂《〈柳宗元集〉诠释》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具体意见。他说山东大学原来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整理柳宗元著作的任务,由殷孟伦教授牵头,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专家,搜集了一批资料,后因故未完成,但资料应该有。他说西北大学霍旭东先生组织4位退休教授,准备对柳宗元的诗文进行注评,已申报了课题,建议我们与霍先生联系一下,最好一起搞。对于编纂工作,吴老讲了两条原则:“首先要确定注本及参考版本,是以五百家注本还是世堂本为底本?二是要使用权威的工具书,如《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等,参考《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至于时间问题,两年恐怕不成。”在与满桂单独交谈时,吴老还提出书名就叫《〈柳宗元全集〉汇校、汇注、汇评》。此外,他还谈到柳州谢汉强先生为柳学立下的汗马功劳,对其病逝深感惋惜,希望永州与柳州的同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对办好《柳宗元研究》会刊,吴老建议将“柳学研究动态”的内容纳入,本期要发几篇悼念谢老的文章。他从书架上抽出台湾罗联添先生的《柳宗元事迹系年暨资料类编》,说该书吸收了不少自己的研究成果。还说,在“文革”中,湖南编了《柳宗元诗文选注》,曾征求他的意见,他看后,认为受政治因素影响较重,故未回信。指着中华书局再版的《柳宗元集》,吴老谦和地说:“这里面还有一些差错,来不及改正,也没有加注。”目前,受出版社约稿,他正在撰写《柳宗元诗文系年长编》,已完成一半,写了十几万字。

我们向吴老请教读书写作的经验。他一生追求学术,以读书为乐,常常回忆起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美好日子。为查找学术资料,他经常是早进晚出,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午自带干粮,吃几个烧饼,喝点开水。开始用卡片摘录,然后整理,后摸索出提高效率的好办法,使用专用方格稿纸,摘抄内容与评语相结合,直接交出版社出书。从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到八旬高龄的柳学大师,吴老一生“自甘寂寞,埋头苦干”,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解放初,他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毕业论文便是《柳宗元评传》,经修改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1964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二册),辑录从中唐到“五四”一千一百余年间有代表性的评述四百六十余家,引用图书四百八十种。“文革”中下放在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1974年被北京市委宣传部抽调去负责整理柳宗元著作,历时3年,他排除干扰,与同事们完成了新校点本《柳宗元集》(四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他回到人民大学,1984年调回家乡的江苏教育学院,1987年评为正教授,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出版了《柳宗元简论》、《韩愈资料汇编》(四册)、《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中、下三册)、《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韩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题解》等学术著作24部。多次获国家、省级优秀图书奖。真可谓著作等身,事业有成,在海内外学者中享有崇高声誉。

吴老对永州独有情钟,曾于1981年、1989年和20023次来永州参加全国和国际柳宗元学术研讨会。吴老由于长期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患有心脏病。200011月又突发脑栓塞,左侧肢体偏瘫。经悉心治疗,病情渐趋稳定,购置了轮椅,配备了护工。20028月,作为中国柳学会的会长,他带着轮椅、氧气瓶和必备的药物,从南京长途跋涉来到永州,亲自主持学术会议,参加公祭柳宗元活动,令与会人员深受感动。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几个月的康复锻炼,他终于能够重操旧业,读书写作。200211月,黄山书社出版了他的《五朝诗话概说》。经过一年的奋战,完成了三秦出版社的《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柳宗元诗文选评》,20047月出版。他与谢汉强先生共同主编的《柳宗元大辞典》,经过两年的努力,这部62万字的工具书200410月由黄山书社出版。他还接受黄山书社的约稿,撰写了《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60余万字,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一位身患中风的高龄老人,在一无助手二无电脑的情况下,全靠钢笔一字一句书写,四年中写作出版了四部著作,五年中坐着轮椅赴永州、柳州、永济参加了三次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什么精神?是拼搏的精神。这是什么力量?是人格的力量。当然,这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吴老创造了人间奇迹,堪称一代学人的楷模。他对永州柳学的发展寄予厚望,谈话结束时,和我们留影,给我们赠书。他用微微颤抖的手签字、盖印,“吴文治赠”几个字依然是那么娟秀,一股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2008.7

 

 

孙昌武教授谈话录

吕国康

 

    617上午8点,我们一到北京站,便立即乘坐“和谐”号快速列车,去天津拜访孙昌武教授。虽然电话已经联系好,但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孙教授是中外闻名的著名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他的《柳宗元传论》、《柳宗元评传》是柳学的重要成果,是指引我们初涉柳学的明灯。虽然久闻大名,但直至200411月在柳州才第一次与孙教授见面,有过简单的交流,他刚接替吴文治先生担任新一届中国柳学会会长。真正与孙教授面对面交流,是去年10月在山西永济参加第四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往事历历在目。

   孙教授中等个子,身体结实,面孔慈祥,一脸微笑,戴一副浅色眼镜,头发已经斑白。他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在辽宁营口市师范学校、营口教育学院任教多年,1979年调回南开大学任教。为学尚实,不蹈空言,经过二十余年的钻研,在中国古代文学、佛教、道教等学术领域颇多建树,曾到日本、韩国、捷克、台湾的6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研究员,出版著作18部,整理古籍和选本9种,发表论文130余篇。20071017晚上,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与翟满桂教授在电机宾馆的贵宾楼拜访了孙昌武教授。他为人随和,在谈话时补充了在开幕式上未展开讲的一些内容。他借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一文的话称赞柳宗元是“中国的脊梁”.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知识分子要有批判意识。柳学应该做好普及工作,唤起记忆。柳宗元诗文教与学这一活动很好,可以请人讲几节课,出一本书。鲁迅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所讲的4种人,可以出4本书,销路不成问题。柳学如何深入,要掌握信息动态,不搞重复劳动。地方重点搞一些普及工作,与高层次的学术活动相结合。在18日的全天讨论中,孙教授两次讲话,几次插话。他说,柳学两个层面,一是学术层面。学术从来就是少数人的事,要求有研究能力,及时掌握信息。他称赞了日本学者户崎哲彦,在研究桂林石刻时,发现了30多首未曾刊载的唐诗,这是一项重大贡献,日本政府资助出书。二是一般文化层面。具有地方性,意义更重大。提高人的文化层次大有作为。他的外甥叫明德,在日本、韩国老百姓一问都知道名字的来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中国一些有身份的人却不清楚。有的中国人在国外不受欢迎,为什么?涉及文化素质、个人修养,要提高文化水准,宣传中华文化传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听了殷永全代表宣读《柳宗元与伪古文尚书》一文后,孙教授说,台湾同学的论文涉及文本研究。柳宗元文集至今没有一本好的校勘本,杜甫、韩愈的注释本较多,柳集作注的很少,缺乏好的年谱。历史事实的研究还有好多空白,学者要做一生的工作。柳研范围十分宽广。柳宗元文集的校注、考订工作及柳宗元与新春秋学的关系是今后柳学研究的重点。台湾同学的论文还是一个初步的框架,不能单凭电脑统计,还要查找原件,注意甄别版本。柳宗元是借用伪尚书的文字,还是思想。是否有所发展、发挥。是否还借用了其他经典。搞清楚了,对柳的思想研究有帮助。孙教授的谈话使我们受益匪浅,有顿开茅塞之感。

    在回想中不觉到了天津站,改乘的士,约10点左右寻访到孙教授的家。这是一幢新建的宿舍楼,设施设备齐全,有电子监控门、电梯。温文尔雅的孙教授热情接待了我们。看完《〈柳宗元集〉诠释编纂提纲》,他问:“这些作者都是永州的?”并立即表态:柳集的汇注汇评比较容易,将现有的注评汇集起来。汇校难一些,是个学术问题。我与日本学者点校的《祖堂集》(中国佛教典籍选刊)花了10多年时间,中华书局的《书品》做了评介。自己加注,困难大一些,有的不好把握。我询问:集评是否将当代的研究成果纳入?回答:搞古代的。又提出:柳诗王国安先生搞了笺释,我们不好弄。他说:你们搞的是柳宗元诗文全集。当代的集评可以单独搞一本。孙教授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下达了对古代15大作家的作品进行整理、研究的任务,柳宗元便是其中之一。山东大学做了不少工作,搜集了一些资料。15位作家除李白等少数几位外,大多数没有搞成。可去山东大学了解情况。他说:“台湾大学罗联添教授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不少。罗先生八十大寿,为我赴台延期庆贺,后因台湾当局未批准,故还是未去成。深感遗憾。”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推荐《韩愈论文注评》一书可做参考,结果在书架上未找到,安排学生为我们复印了罗的《柳宗元事迹系年暨资料类编》及日本学者的一本柳学著作。

    话题转到柳学研究与柳学活动。对于申报全国社科规划课题,他说情况复杂,地方院校与重点高校合作申报,成功率高一些。他认为柳宗元的思想研究还可以深化。如在中唐转折时期,柳宗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宋代儒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柳宗元,对诸子百家的重视也始于柳宗元。《柳宗元评传》在有的方面只点了一下,但没有展开,可以深入研究。他还谈到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的相关活动,介绍河南孟州市韩愈研究会的活动开展得好,当地政府很支持。他说《五台山研究》是个小刊物,在国内外有影响,《周口师院学报》的“韩愈研究”栏目办得不错,他们都邀请全国的专家写稿。《柳宗元研究》可以考虑不局限只发研究柳宗元一个人的文章,扩大到唐代其他作家。

    不觉谈了近两个小时,已到中午,他盛情邀我们在学校就餐。并赠送《文学与佛教——孙昌武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在路上,他介绍了南开大学的有关情况,说学校现在招的一半本科生,一半研究生。不几分钟就到了“桂苑”餐厅。他说:日本、韩国的朋友从北京来看我,我都在这里招待,比较方便,也实惠。中餐后,孙教授还带我们到文学院参观,特地看了他为博士生上课的地方。房子约半间教室大小,中间摆一张大圆桌,可坐十三、四人,四周都是书柜,装满了佛教典籍。院里还没有电子阅览室、中心资料室等。时间已1点多钟,我们劝孙教授午休,希望明年秋天在永州相会,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