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青年学子的交往

  吕国康

（永州市教育局  湖南永州  425000）

摘要：柳宗元虽然“不敢为人师”，但“取其实而去其名”，故“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他关爱青年，提携后学，以其渊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精神，热心施教，从为人处世、学习内容与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传授经验。

关键词：  柳宗元；教育思想；为人；为学；为文

柳宗元曾几次参加进士科考试，遭遇挫折，直至21岁第四次应进士试才如愿以偿。因父去世，服丧3年，24岁应制举博学宏词科未第。26岁又一次应博学宏词科，得高第，授集贤殿书院正字。他刻苦学习，善于思考，对参加科举考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无论在长安，还是永州、柳州，向柳登门拜访或写信求教的青年学子络绎不绝，他一一给予指导。

施教是孔子留下的传统。早在长安时，柳宗元“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他对应举未果的严公见兄，下第东归的元秀才，三试皆北的辛殆庶，五就乡举而不获的蔡秀才，欲向宗元“相师”的贡士肖纂，“直道而仕，三黜不去”的从兄柳偁等青年后学均给予抚慰勉励，并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引。还对科举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贞元十三年（797），柳写了《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文章开头用具体数字和自己的经历，说明士子凭文章应试登第之难，有如“怀有美饵”用直钩钓鱼一样难有所获。接着说辛殆庶“专志于学”，文章写得生动而有文采，受到相国齐公和尚书侍郎的赏识、器重，无人可与争锋，然而三试名落孙山，要不是受主考者压制，早就高中了。最后说辛殆庶不畏旅途艰险前往南郑，希望他得“仁人”之助，一刷下第之耻；嘱咐通过自我努力，以实现心中愿望。文章不仅给下第的朋友以宽解勉励，还揭露了中唐科举吏治的腐败。在永州时，柳宗元大姐夫崔简的弟弟崔策，因“六选而不获”前来永州探访，从学柳宗元，两人感情甚笃。学习之余，常结伴游览永州山水，柳写有《与崔策登西山》诗。元和七年，柳写了《〈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就科学制度发表了看法。针对有人指责进士科考试弊病，想要以“孝悌经术兵农”等科目来取代它，柳认为“以今世尚进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国之秀民举归之”。对通过科举这种形式来选拔人才给予了充分肯定。问题不在科目本身，而在选人的原则。提出：研究他的文章，观察他的行为，考察他的智力，认为他能够教化人和物，就提升他。文章过于注重词藻而没有内容的，行为不合规范，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智力水平稀疏平常的，就不用他。使民风淳厚，用理念治国，进士科的考试就不用改变了。崔策学问、文章、品行、性格均无可挑剔，而“六选不获”。他家中遭受冤枉，不惮万里，来往于京师家乡之间，第二年就没有赶上考试。大家都说他是个孝悌之人。这样的人都不选，就算换一百次科目，对社会治理也没有什么裨益。柳希望朝廷设置有关部门，配置好的官员，来选拔崔策这样的人出仕。表现了柳宗元对中唐科举制度的真知灼见。联想目前高考改革这一热点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使高考的内容与形式更为科学，使某些特殊人才不至于遗漏，使高考能与素质教育紧密联系，这是决策者需郑重考虑的。

柳宗元对青年学子的教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这是柳宗元一生的理想与追求。他注重言传身教，鼓励青年“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公瑾论仕进书》），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既使落第，“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在永州时，他给内弟杨诲之写过两封信，还写过议论文《说车赠杨诲之》，教育青年要当君子，树立远大理想，有爱民济世之志和行动。并重点阐述了“内方外圆”的为人处世哲学，“方”就是要坚持自己心中的志向“大中之道”，坚持原则不动摇。“圆”指圆通，并非圆滑媚俗；其本意是要象车轮一样，可进可退，刚健而行，附地而进。这是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说明要坚持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毫不含糊，决不妥协。同时，又要讲究斗争策略，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与杨诲之第二书》）这对加强思想休养是有启迪作用的。娄图南曾以诗文闻名于长安，与柳宗元相识，因看不惯官场的黑暗，放弃科举考试，浪迹天涯。后来到永州，与柳交往三年，柳对他既尊重也同情，但对他的人生志趣则持批评态度。在娄离永去淮南时，柳写下《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希望他放弃道教长生之术，笃行“尧舜、孔子之道”，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二是为学。为指导青年读书，柳宗元开了一个清单：“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学习内容以五经为主，但并不局限于儒经。他还以为杨、墨、申、商、刑、名、纵横、释、老等各家学说，“皆有以佐世”，这些学派也都是“孔氏之异流”，“与孔子同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因此，他主张既要读古圣贤书，也要“旁推交通”诸子，“读百家书，上下驰骋”。

在学习态度与方法上，认为读书必须做到三个“慎勿”：“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告诫青年要扎扎实实、循序渐进，不能赶浪潮，求速显。主张“慎思”，教育青年要肯于思考，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慎思之则一益也”。只要认真地独立思考，一定会大有收获。更可贵的是他不仅主张慎思，还论述了怎样慎思的问题。他认为，一方面不要“悬断”，即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要慎重思考，不要轻率地下断语，做结论。另一方面要穷究，既对学术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考证，探源索流，彻底弄清。他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可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他针对《国语》这部经典著作中的错误，采用随读、随记、随批的方式，写下《非国语》六十篇，以大无畏的精神向“权威”挑战，独立思考，敢于辩诬，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学习方式上，他还提倡“论说辩问”法，即今天的讨论法。在《送易师杨君序》中，针对当世“学《易》者”的缺失发表议论，肯定了杨君主持《易》学的论辩，“贯穿上下”，发挥综合，寻幽探微。杨先生的言谈看以怪诞却不违背圣人之旨，理论看以恣肆却不失其正统。

三是为文。唐代的进士科举考试虽然也考《孝经》、《论语》等儒家经籍，但更重要的是考诗、赋、文章，因此，写作是备考的重点之一。“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在少年时代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后又与韩愈一道倡导古文运动，故不少青年慕名向他请教写作经验。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谈到了文道关系：现在的社会，人们论人才，首先就从文章着眼。文章虽是人才的末技，但反映出作者的思想道德，治国的思考，探求尧舜之道、孔子之志。可见，文章并不一定就是人才的末技。韦中立即韦七，唐州剌史韦彪之孙。他“进三年连不胜”，到永州探访柳，柳写了《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韦回京后，两人仍有书信往来。元和八年（813），柳写下著名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方面恳切地陈述了不愿担当建立师生弟子关系这个名义的种种复杂原因；一方面着重讲述自己的文学见解，进一步阐明了“文以明道”的观点，并论及作家休养、写作技巧等，“尽以平生为文真诀告之”。这是文章的核心。韦七于元和十四年中第。在柳州，杜温夫多次写信求教，并将文章十卷寄给子厚，请予指导，后又到柳州拜访。柳写了《复杜温夫书》，既有批评，也有赞许，还有写作方面的具体指导。如助词的使用要符合文法，乎、欤、哉、夫表示疑问，矣、耳、焉、也表示肯定。这是柳指导后辈治学、写作的最后一封信。柳宗元专论写作有论文八书，涉及写作的文章数十篇，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写作上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深刻的体会。除提出“文以明道”的命题外，还强调文章“有益于世”，言畅意美，卓然自得等等。主张博采众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杨雄。”（《与杨京兆凭书》）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