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永贞革新”是柳宗元一生的重大转折，也是遭受褒贬不一的导火索。他坚信从事政治革新，匡时济世是正确的，贬谪14年从未“悔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永贞革新”面临夭折的情况下，公然撰写《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并保存流传。称赞“少曰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有匡弼调护之勤。”“有扶翼经纬之绩。”“有弥纶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所以，章土钊先生认为：“观《刘氏志文》全篇重要部分，举以称道叔文，述母德者殊落落无几语，是知子厚为叔文而撰斯文，非为母也。”[3]343是有道理的。这说明柳宗元临危不乱，光明磊落，正直无私。

　　柳宗元在理论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用来匡时济世，发扬光大“圣人之道”。他提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然皆有以佐世。”“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对于唐代盛行的佛教，他认为佛理“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送濬上人归淮南观省序》）；“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将佛教中合理的部分融入儒学，推行孝道。

　　他对人物的评价往往称赞其孝道。如“元全柔，河南人。气象甚伟，好以德报怨，恢然者也。”“杨氏兄弟者，弘农人。皆孝友，有文章。”“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强毅仁孝。”（《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赞叹先辈“弘孝悌之德，振扬家声。”“用柔和博爱之道，以视遇孤弱，仁著于内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弘农令柳府君石表辞》是柳宗元代同族一位从父为其父亲所写的墓表。先交待墓主死后“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殡于是邑，”二十二年后才与原葬外地的夫人一并返葬祖墓的经过，说明尽孝的艰难，故“立石表于坟前，示后之人以无忘孝敬”。最后抒发感慨：五十岁了才思慕父母的是舜帝，得三千钟厚禄而悲伤的是曾子，圣明贤能的人尽孝都是这样的艰难。现在有人奉行这孝道，难道不能有所立于当世吗？

　　第二、“始于事亲”。对父母及长辈恭敬有加，对后辈青年关怀爱护，践行孝道。父亲逝世后，他按礼制守孝三年，一生牢记先父教诲，赞美父亲，“伏以先君禀孝德，秉直道，高于天下。”（《与杨京兆凭书》）继承其“守正为心，疾恶不惧”的品德。母亲67岁时随儿南迁永州，住龙兴寺。母子相依为命，卢氏教导儿子“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儿子照料母亲，“奉侍温清，未尝见忧”。永州“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志》）因环境恶劣，水土不服，其母染病在身，“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不过半年就撤手西归。柳宗元万分悲痛，深感是自己遭贬的原因，无法使先母生活安宁，不能尽守孝道，不能回报母亲的教诲之恩。第二年，灵柩归葬京兆府万年县先父之墓，柳因戴罪之身不能前往，于是哭天喊地，“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柳宗元与刘禹锡志同道合，积极参加“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两人同贬湖南，柳为永州司马，刘为朗州司马。经过十年磨难，他们奉诏赴京，结果是大失所望。一同回朝的五司马改放远州刺史。柳得柳州，刘先得播州（贵州遵义）。当时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而播州路途遥远，行程颠沛。柳宗元考虑到其母在永州不幸病故的前车之鉴，毅然上疏朝廷，请求与刘对调。经多方努力，终于使宪宗收回成命，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人间真情，无私无畏。柳宗元出于友情、孝心，敢于牺牲的优秀品格光耀日月。当刘的母亲在连州病重时，柳宗元在柳州曾三次派人前去慰问。

　　柳宗元说过：“小子常以无兄弟，移其睦于朋友；少孤，移其孝于叔父”。（《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由于没有亲兄弟，对表弟宗直、宗一、内弟卢遵等关爱有加，对青年后学循循教诲，将孝心及博爱延伸到社会及生民。卢遵随柳来永州，“广而不肆，巽而不慑。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尝去乎其中，盖由其中出者也。浸润以《诗》、《易》，动摇以文采。以余弃于南服，来从余居五年矣。未尝见其行有悖乎义，言有异乎行者。 由余之弃也，适累斯人焉。以爱余而慰其忧思，故不为京师游，以取名当世”。（《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根据他的德才，柳向桂州观察使御史中丞裴行立推荐。卢遵后做过全州县令，颇有政绩：“由道废邪，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全义县复北门记》）柳谋是表弟，从小喜欢读经书，两次没有考取进士，以放弃科举，去做了广州从事。此后又辅佐邕州刺史，连连被举荐，最后官至御史，后来被免官，回到江陵家中，过着自给自足的富裕生活。“其隙则读书，讲古人所谓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励也”。他来永州叙旧，柳宗元肯定了他不参加进士科考试而去做从事的做法是很贤良的，自始至终都以孝悌贯串，并认为他是振兴家族的人才。柳澥是家族中脱颖而出的人才，“质厚不谄，敦相有裕”，如果得到重用，一定会非常有出息。柳宗元勉励他要选择一个好的突破口，“勤圣人之道，辅以孝悌，复响时之美，吾于澥焉是望。”（《送澥序》）柳宗直是堂弟，才华横溢，编纂《西汉文类》四十卷，跟随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对宗元悉心照料。宗元对他亦悉心教导。后随宗元到柳州，因病早逝，年仅33岁。柳宗元接连写下《祭弟宗直文》、《志从父弟宗直殡》，一方面自责自己未能照顾好兄弟，另一方面又为柳氏宗族的命运担忧。他三次责向天道不公：“仁义正直，天竟不知”、 “苍无苍天，岂有真宰？” 、“茫茫上天，岂知此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伤心悲痛、愤世嫉俗之感 。并表白：“知在永州，私有孕妇，吾专优恤，以俟其期。男为小宗，女亦当爱，延子长大，必使有归。抚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祭弟宗直文》）兄弟情深，感人肺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写的《掩役夫张进骸》诗。张进是永州一位养马的仆人，死后被草草安葬在东山脚下，后因山洪冲垮坟墓，尸骨暴露在路旁。柳宗元听说后“眷之涓然悲”，并亲自掩埋他的骸骨，叙说自己的感慨。“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言下之意，人应该是平等的。“畚锸载埋瘗，沟渎护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谓尔有知。”作者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小善事而宣传自己，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而为了表达自己“及物”的志向。以张进为代表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那些穷困孤寡者，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

　　第三、“中于事君”。从某一角度而言，事君即事国。因为帝王往往是国家的象征。我国古代优秀士人常怀有“仁人之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柳宗元认为一个人的成就就是“功在社稷，德在生人。”（《送班孝廉擢弟归东川觐省序》）他步入仕途后，牢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报效国家、服务生民为最大的孝，最好的“尊亲”。在长安时，他义无反顾地投身“永贞革新”，“冲罗陷阱，不知颠踣”。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在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斗争，其目的是中兴大唐王朝，为老百姓谋利益。风华正茂的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在政治舞台上同保守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革新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可见他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永贞革新”虽然不到半年便被扼杀，但却有力打击了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利国利民。清代王夫之评价“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读通鉴论》），王呜盛评价“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十七史商榷》）

　　遭贬南荒，身处逆境，心系国是，“无忘生人之患”。贬永之初，四川的刘辟反唐，他忧心忡忡。唐宪宗派严砺率兵征剿，他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变化，留心着王师的“攀天蹈空，夷视阻艰，破裂层垒，殓歼群顽”（《剑门铭》），大获全胜后才放下心事。“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于是，柳宗元创作了《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其目的是“治兵振族”，“有益国事”，表白了忠君爱国的拳拳之情，希望宪宗李纯发扬高祖太宗的文功武德，以重振朝纲，再创盛世。晚年在柳州，他心系国事，关注朝廷讨伐淮西吴元济等人叛乱的行动，得知力主平叛的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的消息，他大为震惊，写下长诗《古东门行》，对武元衡的遇害表示沉痛哀悼，歌颂了讨伐淮西战争的正义性，痛斥了藩镇割据势力的阴险毒辣和嚣张气焰，讽刺了主张对反叛势力妥协纵容的的朝中显贵。经过三年多的讨伐，大将李朔率军雪夜袭蔡州，活捉了元凶吴元济，淮西之乱终于平息。柳宗元闻知后异常兴奋，写了《平淮夷雅》两首长诗，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这一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胜利。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百姓的疾苦，敢为生人鼓与呼。他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说：我发现古代那些能够理解人生的艰难困苦、生老病死和痛苦无奈的豪侠贤能之士，总是给饱受苦难的人们以怜悯同情，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奔走呼吁，他们救济贫困，使饥寒交迫者有饭吃、有衣穿，扶助孤寡，使孤立无依者有依靠、有寄托，他们忧心忡忡，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柳宗元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永州一位姓蒋的农民，一家三代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毒蛇，为的是向官府用交毒蛇来抵赋税。这个农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被毒蛇咬死的，可是当建议他往后不再捕毒蛇而恢复交赋税时，农民竟悲痛地哭泣起来。毒蛇固然非常可怕，可是赋税比毒蛇更加可怕。《捕蛇者说》描写了蒋氏这一个在赋敛重压下艰难生存的捕蛇者的典型形象，揭露了“死者相籍”的残酷现实，刻划了征收赋税的官吏的凶悍，发出了“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呐喊！对农民的苦难萦怀于心的忧患意识，希望赋税改革的民本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永州流传的《治染溪》、《镇火鸟》、《除蟒》等民间故事，反映了柳对百姓的爱戴之情。柳虽然置身官吏的营垒，却并不粉饰官场，不官官相护，反而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予以揭露与谴责，对受害的穷苦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第四、“终于立身”。《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柳宗元一生经历坎坷，饱受磨难，但坚持信念，以宣传、实践“大中之道”为已任，自强不息，坚忍不拔，通过奋斗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他被政治所抛弃，仍关注政治，追求真理。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表白：“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以，宗元近欲务此。”于是广泛研读经史诸子，紧密联系实际进行写作，以笔为武器，宣传进步思想。他“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杂取各家，自建一体，写出了《封建论》、《天说》、《天对》、《贞符》、《非国语》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以大无畏的精神批判“天命论”，宣传唯物论观点、民本思想和改革政治的主张。他的自然哲学思想，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汲取了庄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观，成为古代哲学思想的新高峰。他为儒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儒学从汉唐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折点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理论著作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宝库，为跻身杰出思想家、哲学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

　　柳宗元少有文名，才华出众。他与韩愈一道倡导古文运动，高扬“文者以明道”的旗帜，提倡文风文体改革，身体力行，推动了唐代散文的发展。他花了大量精力，从事文学创作。柳宗元不长的一生留下了近700篇诗文，其中大多数写于永州。可以说，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思想最成熟、创作大丰收的十年，这些作品是柳宗元心血的结晶，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据统计，柳宗元有三、四十篇诗文选入我国大、中、小学语文教材，数量之多，各种文体兼备，在古代作家中实属鲜见。柳宗元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诗文，是柳宗元作品中最富艺术品位和美学价值的部分，有效地影响了各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至今仍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资源。韩愈评价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柳也曾苦闷、彷徨过，但没有消沉、颓废，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面对恶劣环境，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克服种种困难发愤著述，大有所为。柳宗元是逆境中奋进的不朽榜样，生活的强者，民族的脊梁。

　　晚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4年，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岂容华发待流年”，他以“恪勤为民”为座右铭，努力实践大中之道；以病弱之躯，投入繁忙的政务之中，“惠民善政，施德于民”。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载：“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妇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政，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本。柳民皆悦喜。”[4]233这可以看成在小范围内对“永贞革新”的继续。他为柳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奉献了全部热情与心血，鞠躬尽瘁，英年早逝。他一生为官清廉，死后无钱办理后事，全靠好友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捐款资助，八个月后由表弟卢遵将灵柩从柳州送归长安安葬。一千多年过去了，人民对柳宗元的崇敬和景仰之情并没有淡化，而是日益增长，这就是柳子的伟大之所在。

2007年6月

　　附注：本文所引柳宗元诗文均引自《柳河东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出版，《柳宗元哲学著作注译》（范阳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参考文献

　　[1]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陈一鸣.儒法争论的终审裁决—柳宗元《驳复仇议》读后[J].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柳州作者论文专集（内部资料）.2004.

　　[3]章士钊.柳文指要[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4]徐柏容.郑法清主编.韩愈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