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孝道观及实践‏

吕国康

古代文人称虞舜为德圣、孝祖，可见德孝是舜文化的精髓。德与孝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德主要指德政、伦理道德，孝则指孝道。孝自然属于道德范畴。故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经·圣治章》曰“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如能用孝“以临其民，是以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作为高扬 “尧舜之道”大旗的柳宗元，对虞舜厚爱有加，宣扬孝道，身体力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研究柳宗元的孝道观，汲取中国古代孝文化的合理因素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先看看柳宗元对虞舜孝悌的歌颂。《天对》是著名的哲学著作。在回答屈原《天问》相关内容时，涉及舜的生平遭遇和传奇故事，柳相信《尚书》《史记》的记载，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舜的仁爱、孝悌：

　　[问]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舜忧戚着独自在家，他父亲瞽叟为何让他鳏居？为什么尧不告诉舜父，就让两个女儿与舜成亲？）

　　[对]瞽父仇舜，鳏以不俪。尧专以女，兹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妫之汭。

　　（舜父瞽叟仇视舜，不给聚妻使他鳏居。尧断然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好让舜有子嗣来继世。舜为人非常孝顺恭敬，家庭和睦，居住生活在妫水河湾。）

　　[问]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

　　（舜那么顺从他的弟弟，竟然还受他弟弟的百般谋害。象如此放肆施展犬豕之心，为什么舜的身体却不受危害？）

　　[对]舜弟眂厥仇，毕屠水火。夫固优游以圣，而孰殆厥祸！犬龂于德，终不克以噬。昆庸致爱，邑鼻以赋富。

　　（象极端仇视舜，与父亲瞽叟一起谋害舜，用尽了火烧、水淹的恶毒手段。但舜本来就是从容圣哲，哪会让那灾祸危及自己的身心！尽管象如此狼心狗肺、龇牙裂嘴，终究伤害不了圣德的舜。为兄的还是待弟弟以仁爱，把他封在鼻地，让他收取贡赋来获得财富。）

　　《舜禹之事》专谈尧、舜、禹的禅让，称赞：舜帝举用十六个氏族首领，除掉四个凶恶的氏族首领，使天下百姓都得到有才德的首领；他任命二十二个大臣，提倡五教，制定礼制刑法，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很好治理；他正确划分四季月份，整理历法，统一乐律和度、量、衡，使天下百姓都能很好运用这些东西。经过十多年之后，人们说：“开导我们的是虞舜，治理我们的是虞舜，帮助我们的是虞舜。”

　　舜因“孝感天地”闻名于世，得到尧的重用和世人拥戴。尧舜之道的核心内涵是“孝”，尧舜之道也被简称为“孝道”。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儒家继承发展了尧舜之道，将“孝弟”提升到“为仁之本”的高度。柳宗元以继承尧舜、孔子之道为已任，既提倡“仁义”，又弘扬孝道，相辅相成，多有灼见。在理论文章中，多宣传“仁义”，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多涉及孝道。他认为圣人之道的核心是仁义。在《四维论》中指出：“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论语》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曰：“义，人之正路也。”“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义”是孟子着重推行的社会规范行为。柳宗元在这里讲治理天下的道理，主要阐明了人际关系的处理。仁主导恩德，义主导断事。恩就是亲爱人们，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推广到社会所有人，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要有爱心。“义者，宜也”，《中庸》提出人的行为要“宜”。柳宗元说“义主断”，“断者宜之”，告诉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确行为途径，就是处理得当，以适应环境。所有的道理都包含在这里面了。遵循它，那就是道；得到它，那就是德；实行它，那就是礼；忠于它，那就是信。因此，仁义是国家的纲维，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柳宗元站在治国利民的高度，强调仁义，提倡孝道，使之有利于“辅时及物”，“利安元元”，促使人们和睦相处，社会和谐安定。

　　柳宗元谪居永州，身处逆境，仍在思考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制度上考虑，写作《封建论》，论述了历史上分封制的兴衰及为郡县制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重要论点。从帝王的角度考虑，他完成了在长安开始写作的《贞符》一文，认为帝王真正的受命之符是仁德，是生人之意，而不是天命。“德绍者嗣，道怠者夺。”保持仁德的人就能够继承王位，丧失仁德的人就被夺掉王位。并举圣人黄帝、尧、舜、禹等人的例子，肯定了他们的仁德，特别是尧的禅让，舜的“浚哲文明”，大公之道才建立起来。肯定了历史上这种“非德不树”的传统，肯定只有“仁德”确确实实是受命之符，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文章借歌颂唐王朝“十圣济厥治，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阐明“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得出“用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按照仁德精神恭敬地专心治理人间事情”的结论。如果说，德偏重指帝王的品德、素质，那么，仁则是“惟人之为”，治国之道，两者都离不开孝。柳宗元的孝道观还具体现在他的官为民役、利民、民自利、防止扰民等思想之中。

　　为了推行孝道，柳宗元重视教化，也主张惩罚。他强调“立仁义，裨教化。”“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断刑论（下）》）他重视教育的作用，“开发之要在陶煦，然后不失其道。”（《与杨诲之书》）在长安写的《监察使壁记》中指出：“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事于天地，示有尊也，不肃则无以教敬；事于宗庙，示广孝也，不肃则无以教爱；事于有功烈者，示报德也，不肃则无以劝善。”认为圣人设祭祀是为了社会道德教化。在永州，写了《道州文宣王庙碑》，对道州刺史薛伯高重修孔庙、弘扬儒学给予歌颂，热情称赞孔子最早精通于教化，最先深思正道学说，“群儒咸称，六籍具存。”记叙薛公亲自讲学，施行教化，“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诤讼。”赞扬“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国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为阙里”。使道州这块荒蛮的地方，转变成阙里一样的教化之乡，“归欢于心，父子弟兄”，“公斯考礼，民感休嘉。”到柳州一上任，即着手修葺被损坏的孔庙，并写了《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他对孔子学说使柳州“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改变地方经济文化落后的业绩作了积极的评价。他在《断刑论（下）》中说：“为善者日以有劝，为不善者日以有惩，是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对人要赏罚分明，使做好事的人得到鼓励，使做坏事的人受到惩罚，以驱使天下的人去做好事而避免犯罪。这是刑罚之所以能废弃不用而教化之所以能够实现的原因。他针对《左传》中提出的“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观点，强调“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认为赏罚不及时，将会使“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只有赏罚及时才“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因赏刑之论引申出“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的主张。他强调国家的刑赏制度应该“谋之人心”，并肯定“谋之人心”对“圣人之道”的真正决定意义。

　　柳宗元十分重视个人的品格修养。他说：“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中说：“凡士人居家孝悌恭俭，为吏只肃。出则信，入则厚。足其家，不以非道；进其身，不以苟得。时退则退，尊老无井臼之劳。和安而益寿，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谋食而食给，不谋道而道显。”意即：凡是信义之人，在家住着就讲求孝顺和睦、谦恭节俭，在外做官就要严肃谨慎。对外讲信用，对内要淳厚。使家庭富足，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使自己进取，实现自我的价值，也不是通过卑劣的方式取得。该退隐的时候就退隐，尊敬老人，不让他们有点点的辛劳。和睦安宁保养自身，兄弟和睦，友好相待。不特意去谋取生计，而生计自然有供给，不特意去追求道德，而道德自然生成，一切顺其自然。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仕虽未达，无忘记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其意是：我曾认为君子的养生之道，在没有做官时，要使外表看起来很愚钝，内心却更加睿智，外面看起来不善言辞，内心却更加机敏善辩，外表看起来很柔顺，但内心却更加刚强，一旦出来做官时，则内外合一，顺时而动，务必措施得当，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样，圣人的道义得以发扬光大。仕途虽然不通畅，但还是不要忘记人民的忧患，这样，对圣人之道来讲是件幸事，它一定有实现的希望。两段话都谈到“出”与“入”，在家与做官两种涉世态度，其共同之处离不开孝道与关心人民的安居乐业，跳动着一颗爱民恤民的赤子之心！

　　柳宗元的孝道观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是“尧舜之道”的熏陶。他在《惩咎赋》中说：“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意思是：我每天都在修炼我的品格，希望尧、舜能做我的老师。谪居永州十年，他常常仰望九疑，怀念舜帝，身处逆境，仍关心国是与生民。他留下的五百多篇文章中，涉及尧舜的达六十多篇，在文章大家中是少见的。他极力歌颂舜帝的仁爱、圣德，视舜为心中的楷模，天空的日月，常常结全自己遭贬的经历，抒发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决心。柳子与刘禹锡、吕温都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吕温在衡州刺史任上英年早逝，使柳大为震撼。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诔》中称赞吕温：以仁爱为冠，以道义为衣服，以《尚书》、《诗经》为干橹，以忠诚坚贞为佩韦，以智慧勇敢为履饰，跨越商周两代，以尧帝、舜帝为师。还回忆说：想往昔，吕君与我一道读论道德，研讨儒学。吕君时时切中中庸之奥旨，希望成为圣人的门徒。志向远大，希望能为皇帝所用，笑着吟咏唐尧、虞舜。昭昭若揭，如日月之行，照耀群愚。还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说：尧、舜的大道，宏大简约；仲尼的文笔，深刻含蓄。这些话虽然是纪念吕温而写，但反映了两人在年轻时的学习生活与共同志向，他们均师从陆质，研讨尧、舜之道，探求儒学改革。

　　其次，是家庭的教养。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自叙：我们家世世代代有廉孝的美德，闻名于家乡一带，那些称赞家风的士人都非常向往。父亲柳镇一辈子做小官吏，不畏强暴，刚强正直，皇帝也称赞他“以守持正直作为自己的志愿，憎恶坏人坏事而毫不畏惧”。柳宗元记述了父亲的德行：“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天宝末，经术高第。遇乱，奉德清君夫人载家书隐王屋山。间行以求食，深处以修业，作《避暑赋》。合群从弟子侄，讲《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无倦，以忘其忧。”还颂扬了他的孝心与政绩：“常吏部命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吴，愿 为宣城令。’三辞而后获，徒为宣城令。四年，作阌乡令。考绩皆最，吏人怀思，立石颂德”。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记述了父亲生前的好友68名，“凡天下善士举集焉。信让而大显，道博而无杂，今之世言交者以为端”。说明柳镇一生“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母亲是范阳卢姓人家的女儿，“实有全德，为九族宗师”。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志》中，比较全面地称赞了母亲的高尚品格，尤其是她的孝心。一是大舅的讲述：“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岁恶少食，不自足饱孤幼，是良难也”。二是父亲所讲“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三是自己的记述：“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以诗礼图史及翦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姊妹子侄皆远在数千里之外，必奉迎以来。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敌己者，友之如兄弟。无不得志者也。诸姑之有归，必废寝食，礼既备，尝有劳疾。先君将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礼。”从中可以看出，其母从小聪慧好学，知书达礼，嫁到柳家后，尊老爱幼，勤劳持家，与亲族和睦相处，以孝顺、仁爱远近闻名，为后辈树立了榜样。特别是文中提到的两点更值得称道：“年成不好的时候，她吃得较少，自己吃不饱而让孤老、小孩先吃饱，这确定很难做到啊”。“母亲对待他们，比自己尊长的，尊敬他们就象臣子侍奉国君一样；比自己辈份低的，爱护他就象母亲抚养儿子一样；敌视自己的，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就象兄弟友爱一样”。父母的言行成为子女的楷模。他的大姐崔氏夫人“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乐，隐而不耀。工足以致美于服而不为异，言足以发扬于礼而不为辨。孝之至，敬之备，仁之大，又以配君子。“（《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他的二姐裴君夫人“与仁孝偕生，以礼顺偕长。始于家，纯如也；终于夫族，穆如也。其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与承顺，必称所欲。“（《亡姊前京兆府参军裴君夫人墓志》）柳宗元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耳濡目染，常怀“孝子之心”。

    再次，社会影响。柳宗元父亲亲历了“安史之乱”，自己在幼年也遭遇了“建中之乱”。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吐蕃入侵，战乱、灾荒，社会动荡不安，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唐王朝面临由盛转衰的颓势。中唐时期，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国家的“中兴”，曾提出改革的主张，陆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从小立志为国建功立业的柳宗元，曾师从陆贽研学《春秋》之学，受益颇深。步入政坛后，与王叔文、刘禹锡、吕温、韩泰等才俊交往密切，志同道合，故积极参加改革朝政，清除积弊的“永贞革新”。他自述：“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还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他的抱负是“行乎其政”，“理天下”，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柳宗元命运坎坷，一生经历长安为官、贬谪永州、再迁柳州三个阶段，走过短暂的47年。但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在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他都坚定奉行尧舜、孔子之道，践行孝道，堪称士人的楷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弘扬孝道。舜文化包含着“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孝”是核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在继承尧舜之道的基础上，将以“孝”事亲扩大到全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范畴。柳宗元一再表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在《时令论》中说：“圣人之道，不务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所谓“圣人之道”即“尧舜、孔子之道”，其标准是求得政治完善和有利民生。他写《封建论》，写《送薛存义序》，写《全义县复北门记》，写《晋问》等，“述春秋之大义，发救时之高论”，提出“吏为民役”，“贤者之作，思利乎人”，“民利民自利”，“厚德简刑”，“用贤弃愚”等等。正如孙昌武教授所言“他是儒家‘仁政’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这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他的政治理论的核心。”（《柳宗元评传》）[1]238

　　柳宗元在长安入仕后，“超取显美”，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柳子厚墓志铭》）他敢做敢说，写下千古奇文《驳复仇议》。该文与孝道相关，但并不局限于孝道，涉及刑礼统一原则。《复仇议》是唐陈子昂所作《复仇议状》简称。对平民徐元庆为父报仇，既杀其仇人赵师韫（下邽县县尉，后升任御史），后又去自首一案，陈子昂主张“诛而后旌”，以求“礼”“法”两全。柳针对此而写作《驳复仇议》，提出“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观点，认为官吏违法杀人也应偿命；如朝廷不惩办这种官吏，受害子弟便可以复仇。他认为：“旌与诛，不得并也。”关键在于审明复仇案起因之是非，若其父无辜被害，由孝子复仇可旌不当诛；若其父有罪当诛，则孝子复仇当刑不可旌。陈一鸣先生认为：“可见，柳宗元认定礼法应‘统于一’，二者是不应产生矛盾的。他认为真正守礼的举动，必是行义，应属合法；而真正违法的举动，必违大义，更不合于礼。因此，赏罚与褒贬，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其社会作用应当统一起来。”（《儒法争讼的终审裁决》）[2]104虽然是对旧案发表看法，而且当时皇上武后曾两度出手，先是意欲赦免，后因陈子昂的建议又杀了徐元庆，柳宗元却大胆立论，观点鲜明，体现了公正务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