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汇集百年成果的传世文典

——关于《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的几点读感

杨金砖*

（湖南科技学院 图书馆，湖南永州 425100）

摘  要：《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于2011年12月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全书共8册，计610万字，收录了自1912年以来的整整一百中虞舜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献。它的出版，不仅为今后虞舜文化的深度开掘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客观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的中国古史学者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一个世纪的思想轨迹与学术进展。

关键词：《虞舜大典》；道德文明；舜文化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是继其古代卷和《舜文化丛书》之后的又一重要典籍，它汇集了自1912年以来间的虞舜文化方面的重要研究文献，分为《论说》、《考据》、《纪述》三编，三编之下再细分为历史、哲学、文艺、政法、经济、方舆地望、相关人物、典籍文献、帝舜身世、典章制度、舜氏后裔、民间故事、陵庙祭颂、采风报道等14个类别，收录文献  篇，共计8大卷，600万字，融各家观点于一炉，集百年研究之大成，展数代学人之心路，奠未来学术之根基。它不仅是一部探索传统文化之根脉的重要文典，更是一部研究和谐社会、追求普世价值的重要文献。纵观全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兼容并包、有容乃大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的第一大特点是兼容并包，有容乃大。其对一个世纪以来，凡与虞舜有关的文献资料，除个别难以得到作者授权的外，只要是正式出版的或刊印的，不论文章长短，不论何门何派，不论观点新旧，只要成一家之言，皆在收录之列。也正是这种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编纂思想，使近一百年来的虞舜文化研究成果尽囊其中，成为上古虞舜史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典籍。

我们知道，20世纪是人类自然科学发展迅猛的一世纪，也是学术思辨最为活跃，政治动荡最为激烈的一个世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些史学家为了迎合社会革新的需要，大兴疑古思潮，对中国古史以及记载古史的传世文献进行质疑和考辨。诚然，这种学术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但是当质疑过度、否定一切时，古史辨派不但没有完成其信誓旦旦的构建“中国信史”的宣言，而且将原本近似完整的中国古史系统拦腰折断而变成残破不全。尤其是对上古虞舜的臧否，使中国千百年来所构筑的道德文明成为无本之源而崩溃瓦解，使人们的道德意识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世纪的思想风云。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法尧舜》、日本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梁启超的《中华民族之由来》等文章对虞舜其人其事的思考，到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等论争的蜂起，到王国维、胡适等人的直接参与和隔岸旁观，引发了20世纪之初的古史派论战。他们 “驱思鸿荒之古，捕捉陈年旧事，爬罗剔抉，检点真伪”，为后来者建立起了一系列鉴定古史真伪的科学方面。尤其是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之见解，在虞舜研究上影响甚大。如白鸟库存吉认为：“《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诸篇，皆非当时所记。此从每篇必以‘曰若稽古’云云起笔，并从‘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遗迹之大小轻重，有甚失权衡之处。就中以舜事业最多，行迹最著，尧专关天文，禹专主治水，而其他事业，皆归之舜，此实应大疑。……三王事迹截然区划，颇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团。”于是，其得出结论：“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后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社会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拜。”这场疑古潮流中，引发了诸多新的思考。如蒋应荣的《尧舜禅让问题》、陈登原的《古代无一统及尧舜禅让》等对尧舜禅让的质疑进行了缕析和辨论。其实，这种质疑古已有之。《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竹书》：“昔尧末德衰，为舜所囚也。”《韩非子》云：“舜逼尧，禹逼舜。”陈登原先生认为“尧舜之禅让，非毫无可能性者。……古代无一统，所谓尧舜，亦不过部落之长。政治组织，方在草昧；为酋长者，非如后世之乘舆警跸，威仪俨然。禅让之事……事有可能，无庸疑怪。若以后世万乘之君，穷淫极欲之主视尧舜，则非徒不合于古史政治之实，抑亦疑其曷为舍淫欲而去之也。”而顾颉刚先生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用六七万字的篇幅对先秦诸子各派的禅让思想进行非常详细的论述，认为真正的“禅让”原于墨子所倡导的彻底的“尚贤说”——“某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完全应与这人的能力成正比例；最贤的人做天子，其次做三公诸侯，又其次做乡长里长，没有一些儿冤屈。天子的位不是世袭的，是前任的天子从平民中选择一个最贤的人出来，让位给他。有什么证据呢？那就是尧舜的禅让。……他们为了实现这个学说，就在自己徒党中立了‘巨子’制，巨子是党中最贤的人，也是掌握党权最高的人，巨子的位是由前任选择者而传让的。”于是，顾颉刚先生认为《尧典》的作者“采用了墨家的说法编写尧舜禅让史；《论语•尧曰篇》的作者亦然，混合了墨家的禅让节用说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写了一段三圣传心的命词；《伪古文尚书》的作者更把舜禅禹这件故事插入了新作的《大禹谟》；于是禅让说在儒家经典里筑下了坚不可拔的基础了！”顾颉刚先生的考释让我们对先秦诸子的禅让思想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尧舜间的禅让认为是先秦诸子的托伪，理据还是不够充分。而同时代的郭沫若、钱宾四、蒙文通先生则对尧舜的禅让提出了完全另类的解释。如郭沫若在《禅让是原始社会的民主雏形》一文中认为“禅让这种制度并不是儒家的创说，而是原始社会或未开化民族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主雏形。”即如韩非《五蠹》里所说的“有巢氏”与“燧人氏”，其之所以能王天下，是因为其能“构木为巢以避群害”与“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使“民悦之”，故使“王天下”。说明“王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而不是父子世袭的。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进，对尧舜上古社会虽未完全解码，但确认其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已渐被更多的学者所认可。于是，齐涛的《尧舜禹时代新论》、刘兴林的《尧舜“禅让”与对偶婚的演变》，以及周苏平的《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等文章，则完全绕开顾颉刚等疑古派对古史真伪的诸多质疑，而是以更平和的心态从历史文献出发，条分缕析，去获取自己的新见。

在《虞舜大典》的《近现代文献卷》中将各种观点的文章兼容并蓄，按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这充分体现了编纂者的学术视野与开阔胸襟。

二、内容繁富、异彩纷呈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其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文艺等14个类别，且每个类别的研究成果都异常繁多，这在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文化的研究中是少见的。其中有的类别一直被学者所关注，如虞舜文化的历史学诠释；有的类别则是近二三十年间才日渐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如对虞舜文化中的文艺领域的开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虞舜大典》所收录的只有黄石的《关于湘君》、韩叔信的《虞初小说回目考释》等几篇文章，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从袁珂的《古神话选释》的出版，有关舜传说故事的文学解读和文献整理不断深入，不仅出现了刘敦愿、涂元济、丁山、王子今等对舜传说的分析，更有蒋南华、黄士吉、张国荣、鲁同群等对湘君、湘夫人的辨析。尤其是陈泳超的《尧舜传说研究》一书的出版，其对尧舜传说的古史状况、形成过程、人物特征、伦理观照、地理分布等内容进行了非常系统的分析，可谓是集尧舜传说研究之大成，将尧舜神话传说的考释推向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此外，如陈泳超的《潇湘入诗考》与蔡自泉的《舜歌〈南风〉与舜化南国》、张京华的《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湘妃传说之六大文献系统》、宋会群的《韶乐探源：苗蛮文化对中原早期文明的影响》、陈望衡的《华夏美学的滥觞——大舜传说的美学意义》、蒋华的《永州神话与传说中的舜文化》等系列文章和著作，又开启了舜文化研究的另一扇天窗。

其实，关于湘灵、湘君、湘夫人、舜妃等传说人物，已广泛见诸于秦汉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但对其内在关系与演变过程，叶修成、梁葆莉在《论湘灵神话的流传与嬗变》一文里从文献学上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湘灵最早见于《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但并未有复杂的情节，然经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的不断演绎，却成为性格丰富与形象生动的传说人物。叶梁二人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发现“湘君、湘夫人的神话与虞舜、二妃的传说，在秦汉以后渐次融合”，“至迟在初唐之时，湘灵、舜妃和湘夫人三者形象的糅合过程业已完成”，“终被塑造成了一位身系玉佩，手鼓瑶瑟，愁思郁结，痴情怨怼，弹奏哀乐，倾诉悲情的凄艳动人的典型女神形象，故后世文学作品中，湘灵多以悲怨意象呈现。”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除了《论说篇》的旁征博引，更有《考据篇》的条分缕析。如《方舆地望考》中无论是对虞舜的故里，还是葬所，抑或是活动行迹，都有观点各异的考辨。尤其是地望考释，郝仰宁的《舜帝故里考》里认为舜帝的故居应该是山西永济。理由是从舜居妫汭，到虞舜劳作的历山、雷泽，再到舜都蒲坂，皆在永济，且在永济留有许多与舜有关的历史遗迹，与并史籍记载的“舜，冀州人”最相吻合。而张放鸣的《虞舜故里考》与诸焕山的《虞舜故里在余姚》等考据则认为虞舜乃余姚人氏。因为根据河姆渡文化遗存以及余姚周边的文化现象大多留有舜的印迹。吕步震的《舜帝故里》与孟昭民的《舜生诸冯在垣曲》二文则考证虞舜故里不是山西永济，而是山西垣曲县。而朱绍侯的《帝舜故里负夏（瑕丘）考》与王德英的《千古姚墟今何在》等文章则认为在河南濮阳，且同样列出许证据。湖南学者蔡建军在其《舜帝生葬湖南永州考》一文更是提出舜帝生于永州，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疑是将虞舜的地望探讨再次掀起层层巨浪。于此，由于虞舜历史毕竟过于久远，目前的史料与考据还没有办法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这些文章，无不为我们提供了众多新证和可供借鉴的新思维、新想法。

《荀子•非相》曰：“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其实，荀子的这一论断正是我们研究上古虞舜的一把钥匙。王晖的《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一文，从新出土的战国竹简资料中对尧舜有关历史问题进行了新的梳理，认为“五帝在传说时代的历史上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出土古文字资料证明司马迁所言五帝确实是古史传说时代一些部族的先祖，也是不应否认的。”显然，虞舜作为五帝传说时代的最后一人，与夏商周信史时代相联系最为紧密。其存在显然是不可否认。这一结论不仅排除了疑古派思维上的困扰，而且也廓清了中国文化之源的部分问题。

三、古为今用、启人智迪

20世纪于很多国家而言，尤其是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总体来说是标异多于创新，破坏多于构建。尽管追求民主自由之口号喊得山响，但却政治壁垒与桎梏却创下历史之最。在这个世纪里的政治掮客和学术狂徒，他们打着各类合法的旗号对传统文明、对历史文献、对普世价值、对固有秩序进行有意无意的抨击和解构，认为在砸碎了旧世界之后，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一定会自然到来。诸不知，在新的蓝图完全只是一种梦幻理念的情况下，而一味的去破旧，导致传统的迷失与信念的荡灭，其最大的后果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这就犹如“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但关键在于交给谁去画，谁有天资和才能去画好它！此外，画出的图案能不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同样是一纸白纸，艺术家画出的是作品，而普通人画出的则十之八九是垃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破毁一个已有的东西很容易，而构建一个新的东西且要让人们接受它，那怕就是一个小小习惯却都是非常之难。在只破不立的田园里长出的只是青茂的稗草，而不是茁壮的禾苗。

当一个个曾经响亮的口号在我们的耳边销声匿迹、烟销云散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的思想理念，我们的诚信道德，几乎降至历史的低谷。此起彼伏的矿难，日益暴涨的贪欲，络绎不绝的对抗，无处不在的隐患，一触即发的矛盾，在消解华夏民族中原有的责任与道义。在经济一切向钱看的环境里，一切缥缈虚无的政治理念都会被膨胀的物欲所湮灭，这个时代所看到的是纸醉金迷、鱼龙混珠、江河日下的沉沦，而不见群贤辈出、大师林立、蒸蒸日上的繁荣，大可以用孔子的“礼崩乐坏”四字来形容当下社会的症候。那么，如何化解当下社会日益积淀的众多矛盾，如何克服经济建设中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何构建我们的心灵栖所，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得以有序的持续发展？诚然，西方的许多文明成果对我们虽有借鉴之用，但不可全盘照般。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所经受的最大折腾就是一波接一波的照搬之苦。“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出路。我们必须珍视我们的传统，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去找回自己丢失的文化基因与价值理念，这样才能重新构建起我们的精神圣殿与文化大厦。

于是，虞舜文化重新被人们关注起来。因为虞舜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更是中华道德文明之源。“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虞舜一直为儒家学派的道德标杆和帝王楷模而倍受敬重，也是中华民族所不能忽视的文化符号，孔子将尧舜时代称之史上的大同世界。其《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舜文化中的诚信、孝悌、仁慈、友爱、忠诚、勤劳、智慧、谦让的个人品性，以及虞舜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的治国理念，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必须将其发扬其光大。

对此，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与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等部门，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筚路蓝缕、餐风宿露，历经数年艰苦卓绝地工作，对1912年以来的整整一百年中的有关虞舜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整理与汇编，其目的就是为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一个参照平台，为国家稳定和民族图强尽自己的一份职责。

总之，《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它不仅是虞舜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大成果，也是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一朵奇葩，随着时代的前进，其影响必将愈加明显。尤其是它清晰地再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虞舜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学术轨迹，切合当下社会的理论需求为我国新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