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伍锡学和他的《画眉鸟》

蒋玉珊

我未进过高等学府，对小说创作也没有什么研究，说不出一套一套的文艺理论来，就只能用“闲话”为题，在此与大家扯一通“卵蛋白”，而已而已。

我和伍锡学住在同一个院子，我比他大几岁，小时，我们常在一起玩，我当“司令”，他就是冲锋陷阵的排头兵。从中学起，他就开始学写旧体诗词。高中毕业，回到农村，在我们共同“修理地球”的岁月中，他写了一本厚厚的《农余诗稿》，我就是他的诗稿的第一个读者兼“评论家”。他向我学过绘画，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学过一阵子旧体诗词。可那东西的“格律”太死、太烦人，我很快就把它丢到爪哇国去了。而他，却铁心竭力挖一口“井”，终于让他挖出了丰盈的“甘泉”。1994起到2002年间，接连出版了《田畴草》、《南园草》、《甘泉草》三本诗词集。去年底，又出版了30余万字的小说集《画眉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让我望尘莫及。在2001年10月至2002年9月,短短一年之内，他利用业余时间，选取古今中外散文、诗歌名篇，写成隐括词108首。那可是“戴着镣铐跳舞”啊！写“隐括词”，不但要精熟原作，而且必备精熟的填词技巧和善于剪裁取舍，是一项“高难度”的工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废寝忘餐，雕肝琢肾”，极度“透支生命”。为此，他害了重感冒，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至今未愈。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像他这样执着地把文学视作生命的人，极少。

伍锡学自小品学皆优，然而，他“文革”中高中毕业回乡当社员。那时升学凭推荐，他虽出身贫农家庭，却“推荐年年无份”。他性格内向，口才欠佳，不会拉关系，不会阿谀逢迎，对待上司、朋友、亲人，都如木匠推刨子——直来直去。独个走路，也翕动着嘴唇，在念叨诗文。大家都叫他书呆子。生产小队选卫生员，生产大队选民办教师，都没有他的份。他只有老老实实的在队上做重活、脏活。他当年生活之艰苦便可想而知了。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说明∶

作家的艺术风格与成就往往都是与他自身的坎坷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画眉鸟》分三辑，第一辑有短篇小说26篇，第二辑有小小说59篇，第三辑有微型词小说264篇。微型词小说，是伍先生独创的小说形式，诗家对它好评如潮。而我，对“词”可说是门外汉，就不在此献丑。针对前两辑，来谈谈我的读后感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以言表意的行为过程，成功运用语言是写小说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有一位大作家说得好∶“天才是往往在语言旁边的。”精神体验上的深刻与语言上的贡献，是行家一致认为的是衡量文学质量的两个不变的标尺。我以为，伍锡学的小说最大的特点(或说贡献吧)是表现在语言上。当社员时，他天天出集体工，与男女社员们在一起拉话。耳熟能详，所以，写诗作文，他不满足于“新华体”式的普通语言，积极地吸收民间语言的营养，以平民的视角，坚持表现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乡土”题材，具有通俗、平实、熨贴、而有张力的语言风格。我想从下面五个方面来对他的小说语言作一些简单分析∶

一、炉火纯青地运用民间方言和口语。

方言和口语积聚了丰富而生动的民间用语，对于反映底层人民的情感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性，也能创设一个地域色彩浓郁的审美空间，富于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当然，运用方言须有“度”，俄罗斯一位作家说得好，“滥用方言会使作家变成哑巴。”我看过某某的一部小说，他喜欢用方言、口语，而且偏僻的“词句”居多，不加“注”根本不懂其意。如加“注”，注解的文字起码是方言的数倍。这样，就造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得罪了“上帝”，还不把你的小说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伍先生对方言和口语的运用，可以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先看他的《浣溪沙•初秋》吧——如火骄阳晒水车，村南村北站葵花，屋前屋后滚南瓜。   抢插晚禾塘现底，娃娃一伙摸鱼虾，通身上下尽泥巴。——全是口语，一气呵成，却押韵合辙，又是一幅美丽的田园画。“戴着镣铐跳舞”尚且这么美这么自然天成，在较“散漫”的小说中运用口语，就更得心应手了。小说集《画眉鸟》中这等好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他对方言的运用是有选择的，且用得恰到好处。如写人物内心紧张、兴奋，他用方言“怀心像冲瘪鼓一样”来形容，这就比“怦怦心跳”或“心如擂鼓”要熨贴得多。因心跳声仅是人物的一种感觉，哪有那么明晰那么响亮呢？冲瘪谷也有声，但微略而沉钝。一般写人物伤心落泪，人们常用“泪似断线的珍珠挂在脸上”来形容，他用方言“眼泪空豆子一样”来表达。前者充满书卷气，后者弥漫乡土风味;前者更适用于尊贵、高雅的人物，后者才适合他笔下的土老百姓。

  二、精选应用“原生态”的语言。

 这是指挑选那些更能真实凸现人物性格而又未经过加工的人物的原话。小说《元眯子轶事》中的蒋玄，真有其人，这实际上是一篇纪实文学。其中有个这样的细节，一天他堂甥女来看他，帮他洗了饭锅里那一道黑圈。“元先生见了，双脚两顿∶‘我的崽砣子，你害了我呀！’堂甥女一脸茫然∶‘什么事呀？’‘谁叫你把锅刷了呀？’‘这锅里有什么呀？’‘你把锅刷了，今后放水没了定准，我的饭怎么煮呀？’”这是人物的原话，一个可笑的腐迂的旧知识分子的形象便凸现在读者面前。我在小说《黑老鸹传奇》中也用过这个细节。伍先生的《铁钵罗哭钱》中的铁钵罗就是以他生产队里浑名叫春钵罗的人为模特儿的。其中有段对话是这样的——“‘哎，老兄又讲你了，你做这样的事(砍柴剁刺)，也要穿一双烂鞋，穿一件旧衣。’‘嘿嘿。’铁钵罗口咧开钵罗一样，露出两排铜黄色的牙齿，显出得意的神态憨笑着∶‘没关系！肉划烂了，长得拢的;衣划破了，就难办了。’”两句话，已经这把当时农民的生存状态和铁钵罗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伍先生在农村劳动，同铁钵罗一样尝够艰辛，有着感同身受，所以能写出活生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农民形象来。这篇小说还引出一则笑话∶小说发表后，在队里传开了。一天，春钵罗在路上拦着伍先生，说∶“嘿！你将我的事情写成书，出我的丑，哪有这样的事……”这以后伍先生就注意了，虽然作品中还用人物的原话，但却让他们无法“对号入座”。

三、通俗化、平民化的叙事语言。

小说，不应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小说应着眼于“小”说。建国后的小说创作中，如红极天下的《金光大道》、《艳阳天》，那其实是把小说变成了“大话”。伍氏小说，都是以平民的视角，写平民生活的题材，其小说语言、语气的自然节奏，造句的通俗和谐，也是平民化的。在《矮猫狸找郎》中，开篇只用一句话——“涌水湾的万老头，生得又矮又胖，急躁时讲起话来，胡子嘴唇一起颤动，唾沫四射，像猫狸喷涎一样。”就把一个浑名叫矮猫狸的农民写活了。后面，一而再三地写矮猫狸的口头禅“你莫谈”，还有“到底钱是钱，货是货”。这种艺术重复，加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凸现了人物性格和乡土韵味。《山冲里的领奖人》写的就是他自己。依我的浅见，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从清早“一骨碌坐了起来”写起，然后是起床，准备东西动身去省里领奖，娓娓道来，环境描写、人物形象、人物之间的关系及他们的心理活动都写得很有分寸和极为细腻而生动。“他”没有手表，借个手表戴上，“觉得怪不舒服，一只手臂沉甸甸的。”吃饭时，兴奋得“吃不下”。买双新胶鞋一直舍不得穿，如今要去省城，一试脚，又“不穿了，紧脚！”依然穿往常穿惯的草鞋。到火车站，上车前，才换上鞋，还“对着草鞋默神了好一会。后来，把那双草鞋缠在一起，塞在水泥洗衣台底下。”回来时还要穿呢！通过这一系列的叙述，既反映了当时物质的匮乏，人民生活之艰苦，又刻画出一个憨厚的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整篇作品，充满强烈的平民意识，拥有一腔真情、赤诚。1979年写这篇小说时，作者本身还是农民。他把切身的经历艺术地转化为小说文本，在于他对土生土长的生存经验的美学信念。我想，越是个人生命真实的，就越有独创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可否套用说“越有独特性的就越是世界的”小说呢？

四、用平实的语言去营造愉悦的喜剧审美效果。

打开小说集，单看目录《矮猫狸找郎》、《石山窝里野菊花》、《一年十二嫁》、《铁钵罗哭钱》、《请给我带一枝桂花来》等小说标题，就有营造愉悦感的喜剧审美效果了。在《铁钵罗哭钱》中，伍先生先写铁钵罗“看到几分钱就是命一样”，然后写猪栏被烧，补述他因怕露富把钱藏在猪栏的梁上，因此而哭钱。后面才交代钱被女儿取走，结尾写他“口咧开钵罗一样”，笑着跑了。小说情节，人物情绪，前后有着极大的反差，这便大大地加强了喜剧效果，让读者也忍禁不住地在心里发笑。《画眉鸟》写一对恋人分手的故事，他却将一个“悲剧”用喜剧的手法来处理。结尾写道∶“春天又来了，山花灼灼，涧水淙淙。柳阴深处的画眉鸟叫得更欢了，一声复一声，引起行路人多少遐思。”看似信手拈来，平淡、平实。但细细品味，其语言清淡、含蓄而富有张力，既有形象的譬喻，又有哲理的思考，且展现出一个诗人温馨、美好的心灵世界。

五、用熨贴的语言来刻划细节。

用熨贴的语言来精雕细刻艺术细节，在小说集《画眉鸟》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如∶矮猫狸找到一个有钱的郎，临别，郎送了酒和花伞。他回家“走了一段路，觉得手劲不行，便戴上斗笠，一手提着酒，一手挟着伞。快到家时，他觉得应在乡亲间炫耀炫耀，便又把伞撑起了，斗笠仍然戴在头上。”(《矮猫狸找郎》)。这是一幅漫画式的图画，将人物形象、心理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在《芋头地里》，伍先生仅写一个秋芋头清早躲到自留地里去屙屎的细节，就反映出一个特定的时代。《画眉鸟》中写柳莺的出场——“这时候，突然响起一阵咯咯咯的笑声，笑声一停，就听见甜润的嗓音……”真是先声夺人啊！梁爱民因恶行而被党支部给予“劝退除名”的处分。“倪队长最后问他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低垂着脑袋，十指不停地绞着，说∶‘我村规定一季交一次党费。我第四季度党费都交齐了。现在是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两毛钱党费，你们应该退还给我。’”联系小说的前后情节，这一句话由梁爱民说出，再熨贴不过了。通过这句话，梁爱民是一个什么货色的党员，就不用我说了吧？(《两毛钱党费》)《坟头一朵白莲》写农民黑子在洪水中救人，“筋疲力尽被卷入浪中”。而贪生怕死的乡镇干部金锁也“被掀入水中”。黑子的同学、金锁的未同房的妻子白莲被抢险队船只上的人救上了岸。“白莲房后的山岭平排垒了两座新坟。”伍先生对两位死者没写一句褒奖的话，也没写一个“哭”字，仅用一句“黑子的坟头插着一朵泛着冷香的白莲花”而结尾,就表达了白莲对黑子的崇敬而对金锁的鄙视。此话虽然简单(简洁更合适)，却很熨贴，而且，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

近几年出书成风，其“质量”参差不齐，个别的甚至有语句不通、文学基本功颇差的现象。但这些书中的序及其评论文章，一色都是说“好”，听不到批评和意见，这绝非良好文风。凡用心写过作品的人，哪个不知“自己的儿女”好？其作品中的缺点却是自己看不到的。谁会把缺点拿来示众呢？对作者(尤其是年轻者)来说，对他的作品一味的说好，其实是害多益少的。

伍锡学的小说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个别作品还停留在小说的雏形，即单纯地描写生活，还有个别的小说有图解政策的倾向。《石和尚娶亲》中的主要人物石蒙，大约是以我为模特儿写的吧？小说中说，一次，造反派列举了石蒙十大罪状，把他划为现行反革命，要押他去游垅。“石蒙不由抬高声音吼道∶‘你们这些人血口喷人，不合符党中央《十六条》，不合符毛主席的一贯政策！’”这话听起来顺耳，其实是不符合石蒙的身份和当时的形势的。当今电视中，在刑场上，共产党员骂叛徒，中国人骂日本侵略者，倒是常见。“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被揪的中央首长尚且不敢对红卫兵大吼，一个地主的儿子在红卫兵面前哪会如此傲然？除非他是疯子。

如果说伍先生前期的作品语言还有几分学生腔的味道，自《矮猫狸找郎》起，他的小说语言业已成熟，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主要靠语言，其次是选材。如老一辈作家沈从文、赵树理、汪曾祺、王蒙等，他们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果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即使隐去名字，一看便知哪篇作品是哪人写的。看伍氏的作品，也不消看名字。就因为他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语言、题材的通俗化、平民化和乡土化。当然，若要吹毛求疵，在他成熟、独特的语言中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瑕疵。请看∶急忙把手两摇——急忙把头两摇——把桌子两擂——双脚两顿——把脚板两蹬——他眉毛两皱——他把碗两砸——他脑袋两摇，腰子两摆——把桌子两拍——草菩萨舌头两卷，如此等等，这是伍氏“专利”语式。在短篇《一年十二嫁》中，两次重复用“衣袖两甩”的句子。在一千多字的《同意么》中，竟有三个同样的句式∶他的眼睛眨了两眨;他的嘴唇咂了两咂;他的头摇了两摇。这些重复，没有什么意义。如果看他的单篇小说，谁也不会注意这些，若把这些句子集中在一个集子中，恐怕就会引不起读者新鲜的审美冲动了。

瑕不掩瑜，伍先生的小说集《画眉鸟》中绝大多数的小说是值得大家一读的佳作。它一定会给你带来诸多的启迪和无尽的艺术享受！

                                                      2010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