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葬九疑毋庸置疑

——评索宝祥先生《舜迹三考·帝舜卒葬考》（一）

　张泽槐

内容提要：舜帝卒葬问题，自春秋战国以来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和说法。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通过考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和一些地方出于不同目的，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司马迁这一定论。索宝祥先生《舜迹三考》一文的第三部分《舜帝卒葬考》，可以说是全盘否定司马迁定论的代表作。本文认为，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定论毋庸置疑。

关键词：舜帝　卒葬　考证

舜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奠基人，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舜帝被列入中国上古“三皇五帝”之一。也正因为如此，舜帝的地望、行迹、业绩、思想、卒葬等问题，引起了后人的高度关注，成为历代专家学者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和意见。其中关于舜帝卒于何地、葬于何处的问题，先秦以来就有多种不同说法。这些不同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墨子的“道死西戎说”：“舜西教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 因其几乎是孤证，而不为人们所接受，以后仅在《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中变相加以引用：“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二是孟子的“卒于鸣条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孟子·离娄下》）孟子的说法也因证据不足，没有为后人所认同，更没有成为舜帝卒葬的主流认识。三是司马迁的“舜葬九疑说”。司马迁在做了大量考证工作的基础上，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葬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从此以后，“舜葬九疑说”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特别是历代封建王朝都将湖南宁远县九疑山作为舜帝的归葬之处。每逢国家大事，朝廷均遣使到九疑山祭祀舜帝。

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和一些专家学者出于不同目的，对舜葬九疑说提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在否定舜葬九疑的诸多说法中，索宝祥先生的《舜迹三考》一文最具代表性。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舜帝卒葬》中，他说：“《史记》‘苍梧零陵说’影响最为广泛，但也最为后世所诟病。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学术流变史勾勒出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他主要观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第二，“正是因了他（司马迁）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第三，舜帝南巡之事“本属杜撰”。他的结论是，“综合比勘，还是‘安邑鸣条说’令人信服”。

对于索先生的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讲 “苍梧零陵说”即舜葬九疑说影响最为广泛，这倒不假。因为几千年来，“苍梧零陵说”即舜葬九疑说始终是历代帝王和史学界的主流看法。讲“苍梧零陵说”“也最为后世所诟病”，这可能就是索先生的主观想象和猜测了。因为司马迁以后，并没有多少人特别是有影响的史学大家对司马迁的结论提出异议，索先生所说的“最为后世所诟病”并没有“最”起来，司马迁的结论并没有被人推翻，朝廷遣使祭舜都是在湖南宁远县九疑山，而没有派往别处，何“诟病”之有？因此，本文也就舜帝卒葬问题的“正本清源，以正视听”，谈一些个人的肤浅看法，以求教于大方，并就有关问题同索宝祥先生商榷。

一、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吗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世称“史圣”。这是一个公认的历史事实。无论在史观上，还是在史德、史品上，司马迁都是后世史学家的楷模。在对待上古帝王的问题上，司马迁是非常慎重的。特别是在对待上古帝王的卒葬问题上，司马迁可谓慎之又慎。没有把握的东西，他是绝对不会写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没有写其他四帝的卒葬之地，而只是明确无误地写了舜帝“葬于江南九疑”，就是因为对其他四帝的卒葬之地没有把握。但索宝祥先生认为，在舜帝卒葬的问题上，“司马迁则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曲解了墨子‘道死’二字，认定舜必卒于蒲反都之外；二是把孔安国的‘巡狩说’与《檀弓》所云“二妃未之从”揉合在一起，演义为帝舜崩苍梧而葬九疑。正是因了他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在索先生眼里，司马迁完全是主观臆断，杜撰捏造，“演义”出舜葬九疑的故事，以至贻误后世。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的结果吗？九疑山舜帝陵是“因了他的一句话”，才由湖南宁远人修建的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

　　第一，从司马迁的家世和身世看，对舜葬九疑问题，他不需不会也不屑进行杜撰。

司马迁（前136－？）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太史令。司马谈学识十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熟谙历史。司马谈早有著述一部史书的打算。但是，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弥留之际，他还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来。三年以后，司马迁守孝期满，继任太史令一职。

生活在史学世家，司马迁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养成了良好的史学品德，那就是不遗余力地追求历史真实。为此，他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同时，他不愿人云亦云，在青年时期三次到全国各地漫游，对众多的历史问题进行考证。元朔三年（前126），二十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漫游。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第二次，司马迁出仕为郎中时，奉命出使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第三次，司马迁的父亲随汉武帝东巡，病于洛阳。他从西南回朝，赶到洛阳见过病重的父亲后，奔赴山东向汉武帝复命，随汉武帝东巡海上，又封禅泰山，再经碣石山至九原郡，最后回到甘泉。这三次出游，他的足迹遍布全国，不仅饱览了名山大川，而且采访遗闻旧事，了解风土人情，考察社会状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湖南境内，重点考察了位于零陵郡内的九疑山。他从长沙出发，溯湘江，逆潇水，到达舜帝崩葬之地——九疑山。在九疑山，他亲眼得见了舜帝陵庙，并走访官方民间，了解当地的传说故事、民间歌谣、民族风情和历年祭祀舜帝的情况，为以后做出“舜葬九疑”的历史性结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写作中国第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史记》。后来，司马迁不幸遭遇了李陵之祸。其时，在攻打匈奴的战斗中，汉将李陵战败被俘后投降匈奴。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坦诚直言，认为李陵投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话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惨遭腐刑。这对司马迁来说，实在是一个天大的打击。但他没有一死了之，而是化悲愤为力量，继续奋笔疾书，写完《史记》。这部巨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三千多年的历史，共计五十二万余字，实现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会杜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舜葬九疑”的故事来亵渎用血与泪写成的《史记》吗？他会杜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舜葬九疑”的故事来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吗？在司马迁那里，他把追求历史真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这一点，从他为李陵辩护就可以看出。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他还顶住了来自汉武帝的强大压力，不为强权所屈服。认为司马迁会“演义”或杜撰舜葬九疑的故事，那是太小看司马迁了，是太不了解司马迁了！

第二，从大禹、秦始皇、汉武帝“望祭”九疑山舜帝陵的情况看，舜葬九疑毋庸置疑。

祭天、祭地、祭祖是古代帝王的重大礼仪，是一件历史上非常严肃而认真的大事，决不会胡乱去祭，也不会草率从事。夏、商、周时期，都把舜帝作为人文始祖进行祭祀。自夏朝开始，九疑山舜帝陵就作为祭舜朝圣之所，历代香火不绝。

第一位祭祀舜帝的就是大禹。《大清一统志》载：“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疑山而祭舜。”《大清一统志》是清代官修地理总志，内容丰富，参订精详，是一本比较完善的全国性地志，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它关于夏禹在衡山“望九疑山而舜”的记载，总不至于是哪一位好事之徒的杜撰或恶作剧，肯定是有所依据的。否则，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被通过和被采用的。

第二位祭祀舜帝的是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秦始皇姓赢。赢姓为舜帝后裔。秦始皇出游到云梦，望祭舜帝于九疑山，是祭祀自己的老祖宗。秦始皇总不至于连自己的老祖宗——舜帝葬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搞清楚，就在云梦搞起了祭舜。同时，秦始皇祭舜的时间，距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的时间才一百年多一点，司马迁总不可能“演义”出或杜撰出一个秦始皇在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的故事来吧。

汉武帝是有记载的第三位祭祀舜帝的帝王。《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前106）冬，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九疑。”盛唐，在当时的南郡，即今湖北江陵一带。《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人。汉武帝在盛唐祭舜一事，距东汉不久，应属准确无误，绝不会是班固“演义”出来或杜撰出来的。

自夏禹到汉武帝，三位帝王祭祀舜帝。他们虽然没有能够到达九疑山祭舜，但文献上都很清楚地记载，他们是向九疑山的方向望祭。如果舜帝不是葬在九疑山，他们作为帝王，而且都是有着雄才大略的帝王，却做出“望祭舜帝于九疑山”的举动，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于一位帝王来说，祭祀舜帝绝对是一件天大的事。他们要举行这样大的活动，绝不会是心血来潮，一时兴起，闹着玩的，必然会事先咨询有关大臣的意见，把舜帝陵的位置搞准确，进行精心的准备，并用香汤沐浴后才能进行祭祀活动。如夏禹在衡山祭舜时，筑了一个紫金台，是在紫金台上进行祭祀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地鞠几个躬就了事。另一方面，无论是大禹，还是秦始皇和汉武帝，他们举行祭舜活动，肯定都是自主地进行的，肯定不是什么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而且司马迁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可能。

我们再来看看山西永济鸣条岗的舜帝陵，在司马迁之前，有哪一位帝王去祭祀了？到了司马迁以后，又有哪一位帝王去祭祀了？古代帝王望祭或遣使到九疑山祭祀舜帝，难道是闹着玩的，或者是因为无知，不知道山西安邑鸣条有个舜帝陵，才随便找个九疑山来祭祀舜帝？或者虽然知道安邑鸣条岗有个舜帝陵，却硬要同鸣条岗舜帝陵过不去，偏偏不到那里去祭祀舜帝？对这些帝王九疑祭舜的事情，难道索先生一无所知，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是有意回避？如果不是，索先生对此又做何解释？

第三，从西汉以前文献典籍的记载看，舜帝葬于九疑山。

古代文献典籍是研究古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地理的重要依据。我国古代关于舜葬九疑的文献典籍很多。由于索先生认为“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只例举一些司马迁之前的文献典籍。

《礼记·檀弓上》载：“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所记的秦汉以前各种礼仪的论著，最后由西汉的戴圣汇编而成，也称《小戴记》。《礼记》关于舜葬于苍梧之野的记载，是舜葬苍梧九疑最早见诸文字。由于戴圣生活在汉宣帝时代（前73－前50），曾任九江太守，在宣帝时立为博士，《礼记》的编纂时间也应在这一时期。作为《礼记》编纂者的戴圣，对于苍梧在什么地方，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元鼎六年（前111），已经设立苍梧郡。苍梧郡的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辖境相当于今广西都庞岭、大瑶山以东，广东肇庆、罗定以西，湖南江永、江华以南，广西藤县、广东信宜以北。到戴圣编纂《礼记》时，苍梧郡依然存在，而且离他曾任太守的九江不是很远。当时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苍梧这一地名或行政区域名称，因此苍梧在中国南方是确定无疑的。

《山海经》对舜葬九疑问题有多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兕在舜葬东，湘水南。”“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山海经·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源，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共十八篇。《山海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目前尚无定论。东汉刘歆《上山海经表》中，认为该书出于唐虞之际，为禹、益所作。这是《山海经》传为大禹时作的证据。《尔雅》、《论衡》、《吴越春秋》等皆从其说。《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列传》：“禹巡行四岳，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川，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同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注之，故名曰《山海经》。”晋代大地理学家郭璞也认为《山海经》产生于唐虞时代，并为《山海经》作注。此后，曾有不少人对此书进行注释。其中清代有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证》等。近代学者多数认为，《山海经》是由几个部分汇集而成，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其中十四篇是战国及战国以前的作品，《海内经》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但是，无论对《山海经》的具体看法各有不同，却有一个看法是相同的。即这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记叙了大量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　里、民族、特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的神话传说，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地理极为珍贵而有价值的重要古籍。从《山海经》关于舜葬九疑的记述看，多数记述属战国以前。其中《山海经·海内经》有“长沙零陵界中”，其记述的时间可能在秦至西汉初年，因“长沙、零陵界中”的长沙、零陵之间有隶属关系。秦设长沙郡，长沙郡下有零陵县。西汉初设长沙国，零陵县隶属长沙国。到西汉元鼎六年（前111）设立零陵郡，零陵与长沙已无隶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了。《山海经》关于舜葬九疑的记述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这一记述早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撰《史记》始于前104年，而《山海经》记述舜葬九疑的时间在西汉之前，至迟不会晚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二是《山海经》记述非常明确，即舜帝陵在长沙郡零陵县的九疑山，说明舜葬九疑并不是司马迁在孔安国曲解“陟方”、妄添“南巡”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而是司马迁撰《史记》前早就存在的历史事实。三是苍梧山是一个大地名，九疑山是一个小地名，是苍梧山的一部分。因此，《纲纪》注：“苍梧山亦名九疑。”今《词源》注：“苍梧，山名，地在今湖南宁远县境。”至于西汉为什么在广信设置苍梧，而不是在零陵设立苍梧郡，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论述。四是舜所葬在零陵境内的九疑山，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索先生则对《山海经》的记载不以为然，说：“这部兼有传说与地理性质的古代作品乃多人合作完成，本身并不严谨，不少地方自相矛盾，不足以作为论据。”笔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兼有传说与地理性质的古代作品，而且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多人合作完成，本身确实也有很多并不严谨的地方，但因此就说《山海经》不能作为论据，则是有失偏颇的。《山海经》上诸多关于舜葬九疑的记载，决不是一句“不足以作为论据”就可以否定的。

此外，我们来看看屈原有关舜葬九疑的描写。屈原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因遭谗被流放于湖湘一带，作《离骚》、《九歌》等诗篇，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屈原的诗篇中，多次提到九疑与舜帝。如在《离骚》中写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迓并。”描写自己溯湘江南行，到九疑向重华（舜帝名重华）陈词诉说，受到九疑山诸神的热情欢迎。在《涉江》中写道：“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描写自己与舜帝驾着青虬、白螭，畅游瑶台。又如在《九歌·湘夫人》中写道：“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也是写在九疑受到欢迎。当然，屈原的这些诗篇都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资料，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来看待。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屈原是到九疑山去朝见舜帝，而不是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朝见舜帝。也就是说，在屈原那个时代，舜葬九疑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事实。不然的话，屈原的诗篇中就不会写到九疑去朝见舜帝，而可能是到山西永济的鸣条岗去朝见舜帝了。

上述文献记载与文学作品描写表明，先秦时期，舜葬九疑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记叙《礼记》的孔子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等，对于何谓苍梧，苍梧在何处，应当是非常清楚的。而《山海经》的作者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他们在当时不可能不读孟子的书，不可能不知道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的说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决不会受到司马迁的什么影响，因为他们都是司马迁之前的人。他们这样写，无非存在这样两种可能性：一是九疑、苍梧、鸣条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的几种不同说法。二是他们都不认同孟子的观点，认为孟子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四，从众多的考古发现看，舜帝葬于九疑山。

索宝祥先生引用了2002年5月22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

“一座被认为是秦汉时期舜帝陵庙的大型遗址，最近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被发现。从2000年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到这次发现年代如此久远的舜帝陵庙遗址，中国上古时期的“五帝”时代正从传说逐渐走进历史。……在遗址西南角一个4米×4米的探沟断面，秦汉、南北朝、唐宋的建筑物遗存自下而上分层排列，十分明显，已出土了三个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用于祭祀的陶制器皿碎片……据专家介绍，目前最大规模的建筑单元在唐宋时期，现存部分长43.8米，宽29.8米，正殿和两边厢房为九开间、五进式，符合古代帝陵“九五至尊”的建筑规制。”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然而，索先生却说：“据此便认为帝舜卒葬于此，显然失于草率。考古发现只能说明秦汉时期宁远建过陵庙，却并不见得帝舜一定卒于宁远。”他还说：“正是因了他（司马迁）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

事实果真如索先生所说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是司马迁通过“演义”，杜撰了一个舜葬九疑的故事，讲了一句舜“葬于江南九疑”的话，于是乎湖南宁远人按照司马迁的话，才在九疑山修建了一处舜帝陵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九疑山舜帝陵庙的修建，不仅不是因为司马迁讲了话才修建的，而且九疑山舜帝陵庙的修建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司马迁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做出舜葬九疑的结论，首先在于当时的九疑山已经存在舜帝陵庙，而且司马迁亲自到过九疑山，亲眼见过这里的舜帝陵庙。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完全可以推翻索先生的说法。

多数人可能都还记忆犹新，1972年，我国考古学界有一项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那就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幅用帛绘制的地图。据专家研究，我国地图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周召公宫建洛邑时画的洛邑城址附近地形图。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图，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保存的最早的地图。这两幅地图的主区域，都是深水流域，即现在湖南永州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亦即九疑山地区或永州南部六县。因为潇水在晋代以前称为深水，而潇水中上游流域就是九疑山一带。在这两幅地图中，有一幅是驻军图，上面有九个地方标有驻军。另一幅则是地形图，上面画有山、水、村落及道路等。图中的九疑山，采用十分醒目的漩涡线标示，类似当今地图中的等高线。图中绘有三十三条河流，其中九条标有河的名称，而标示深水的线条又黑又粗。这些河流都画得非常准确，与现在的潇水水系完全一致。在九疑山的南侧画有一处建筑物，建筑物的前面画有九条柱状物，中间画有五个“∧”型屋脊，建筑物旁注“帝舜”二字。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谭其骧教授说：“这座建筑物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将著名建筑夸大地画在地图上，这是古今地图惯用的手法，并不足奇。”实际上，九条柱状物和五个“∧”型屋脊，还有“九五至尊”的意思。《易经·乾卦》说：“九五，飞龙在天。”乾卦九五，术数家说是人君的象征。后人因此称帝王为“九五至尊”。舜帝贵为天子，其陵墓所在地在地图上用九根柱状物和五个“∧”型屋脊表示，其意思明白如纸。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能说明这两幅地图到底是西汉时期什么年代的，是不是也受了司马迁的影响，“因了他（司马迁）的一句话”，马王堆西汉古墓的主人才画这两幅地图？！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非也。这两幅地图的主人，是当时的长沙王利仓之子利豨。利豨是长沙国的一员战将。当时，长沙国的南部九疑山一带，与南越王赵佗（？—前137）的地盘接壤，位于防御赵佗的最前线，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与作用。南越王赵佗曾在吕后时发兵攻打长沙国的边邑，即今之九疑山与广西梧州一带。为此，汉文帝时期（前179－前157）在九疑山地区建立了“深平军事防区”。担任军事防区的历任将领，其中一位就是当时长沙王利仓的儿子利豨。这两幅地图所描绘的区域，正是利豨的驻防区——深平军事防区。地图上山川、道路、村落等，之所以画得非常详细而准确，是因为它是利豨实地考察绘制而成。据考古界研究，利豨卒于前168年，此墓也葬于前168年。这两幅地图的出土至少可以说明四个问题：一是九疑山舜帝陵先于这两幅地图而存在，也就是说，在绘制这两幅地图之前，九疑山舜帝陵庙就已经存在了，绘制地图的人肯定是见过九疑山舜帝陵庙的，而不可能是绘制地图的人主观想象出来的。二是这两幅地图绘制的时间在公元前168年之前，不然的话不可能随墓主人葬入墓中。三是这两幅地图绘制时间的下限，比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的时间上限即公元前104年，要早64年；比司马迁的出生时间——公元前146年，还要早22年。也就是说，这两幅地图不可能是受司马迁的影响，或者“因了司马迁的一句话”而绘制出来的，而是地图的主人或更早的人自主绘制的。四是司马迁于元朔三年（前126）游历九疑山时，应当是见过当时的舜帝陵庙的。因为当时离利豨去世的时间还只有40余年，那里的舜帝陵庙应当还是存在的。

值得庆幸的是，2002年，湖南省考古工作在九疑山玉琯岩发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建筑物遗存。经过勘探试掘，发现遗址占地3.2万平方米。建筑基址呈南北向、东西向叠压，长宽均愈100米。遗址的位置与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地图上标示的舜帝陵庙位置吻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全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有关专家学者，于2004年8月，赴九疑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论证，对这项考古成果做出了权威性认定：考古工作者在九疑山玉琯岩南面已经发掘出了汉唐时代舜帝陵庙遗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证实的时代最早的舜帝陵庙。同时，遗址出土了大量汉唐时代的文物，如东汉“诣环吴”铭文杯柄、“王”字头兽面瓦当，唐代“舜”字头专用祭器等。这些考古发现，印证了史籍中玉琯岩关于前秦汉时期就建有舜帝陵庙的记载。参加考察和论证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国家考古专家组组长、研究员黄景略说：“九疑山玉琯岩遗址，是有文献记载的。司马迁《史记》有记载，马王堆出土古地图中有记载，而且大约的环境相吻合。虽然现在挖掘的还只是唐宋时期的遗址，但已经很不一般。我们说舜帝陵在此处，应该是准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舜葬九疑决不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而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历史事实。司马迁做出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的千古定论，决不是心血来潮，随心所欲，而是以历史典籍与亲自考察所见的九疑山舜帝陵为事实依据的。

二、《竹书纪年》是对“零陵说”的“重创”吗

索先生否定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就是《竹书纪年》。他是这样说的：

“就在演义流传的同时，西晋太康（280－290）年间，《竹书纪年》赫然出世。这部成书于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未经秦焚的编年体史著，比《史记》早诞生200多年，在河南汲县沉睡了近600年，从未见天日。它的出世，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而它关于帝舜鸣条苍梧之葬的说法，给予‘零陵说’以重创。”

索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零陵说”，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说法，亦即本文开头引用索先生所指的“苍梧零陵说”。那么，索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给“零陵说”以“重创”的《竹书纪年》，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又是怎样给“零陵说”以“重创”的呢？它果真给“零陵说”以“重创”了吗？这里边确实有许多问题需要搞清楚。

1、《竹书纪年》的来龙去脉

《晋书·束皙传》载：“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亦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分，长二尺，节新如故。”《晋书》、《南齐书》中所说的竹简，就是后人所说的《竹书纪年》。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竹书纪年》为十三卷。至唐代，此书逐渐亡佚。到南宋时，仅存残杂本三卷。明嘉靖年间（1522－1564），有人搜集《竹书纪年》的佚文，凑合史传纪事，用《宋书·符瑞志》文章当作附注，托名南朝梁代沈约注，编出《竹书纪年》上、下卷，即今本《竹书纪年》，实际上是伪书。清代徐文靖统笺的《竹书纪年·序》与《竹书纪年·杂述》说，竹书发现时，已有“七篇简书折坏”，“书皆科斗字”， “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梁天监（502－515）中，沈约始为之附注。”。实际上，徐文靖所统笺的《竹书纪年》，就是明代出来的伪《竹书纪年》。后来，清代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著名学者王国维以此为基础补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竹书纪年》，都是清代的东西，而不是晋代出土的东西。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鲁国史官撰写的一部史书，“其所纪始黄帝，终魏今（襄）王二十年（前299）”。它的发现，对史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这样说，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去研究夏、商、周及上古历史，所依据的主要是孔子删定的百篇《尚书》。而孔子在删定百篇《尚书》时，把原来国家档案中近三千件史料都毁掉，而只留下他认为有用的一百篇。这就造成了很多史料的缺失，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造成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给后人研究三代特别是上古时期的历史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二是秦始皇为了“书同文”，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骂名千载的“焚书坑儒”事件，销毁了大量的来自六国的文献资料，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文化浩劫。即使有幸留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如《尚书》，也已残缺不全。一些伪造的文献资料也因此大行其道，有时候甚至搞得真假莫辨，如晋代的《伪古文尚书》，也给后人研究历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三是《竹书纪年》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既没有经过孔子的删节，也没有经受“焚书坑儒”之祸，保存了史书的原貌，其内容当然也是可信的。

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的内容就是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说《竹书纪年》“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包括纠正了《史记》中的一些错误，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现在见到的《竹书纪年》，并非是一部比《史记》更伟大、更权威的信史。从《竹书纪年》的发现到注疏的过程来看，该书是在盗掘魏襄王墓时被发现的，后交由束皙将竹简上科斗文转换成当时的书写体抄写出来。到了宋代，《竹书纪年》已经佚失。也就是说，当年由束皙抄写出来的《竹书纪年》已经不见了。过了几百年后，明代人托名梁代的沈约，伪造了一部今本《竹书纪年》。我们丝毫不怀疑当年出土竹简上的内容的真实性。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竹书纪年》还是不是与当年竹简上的完全相同？会不会也与当年的《伪古文尚书》一样，掺进了一些伪造的材料？如果没有掺进伪造材料，它当然百分之百是一部信史。但是，如果它已经掺进了一些伪造的材料，它当然就算不得一部信史了，至少算不得一部百分之百的信史了。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看，情况显然属于后者，显然已经不是原貌。

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毫无根据呢？当然不是。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中“帝舜有虞氏”一条的最后一句：“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今海州”三个字显然是后人塞进去的，不是原有的。 “今海州”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但是，作伪者千虑一疏，忘记了在战国时期根本就没有海州这个地名，更没有海州这个行政区域名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个地方叫过海州。一是东魏武定七年（549），改青、冀二置海州，治所在龙沮（今江苏灌云西南），北齐时移治朐县（今连云港市西南海镇）。二是辽代所置海州，治所在临溟（今辽宁海城县），辖境相当于今辽宁辽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三是地名，在江苏连云港市西部、陇海铁路线上，为连云港市辖区之一。这三个海州，都不是出现在战国时期，而且距战国时期最少也在800年以后。前述足以说明，“今海州”是后人塞进去的。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竹书纪年》记载的时间，始于黄帝，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却又来了一个《前编》，增加了两个人物：一为太昊庖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前编》是后人增加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因为如果是原来就有的，就应该同后面的黄帝轩辕氏等等人物放在一块，没有必要再来单独设置一个《前编》。这里还附带说一句，这些做假的手段与方法也实在太不高明。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索先生对《竹书纪年》那么情有独钟，那么偏爱，把它说得那样完美，那样纯洁。难道索先生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竹书纪年》，已经不再是晋朝发现的那部《竹书纪年》了吗？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虽然里面有不少作伪的成份，但我们还是要像对待现在看到的《尚书》一样，去伪存真，充分发挥其作用。

2、《竹书纪年》对“零陵说”无所谓“重创”。

索先生在《舜迹三考·舜帝卒葬》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晋代出土《竹书纪年》后，“给予‘零陵说’以重创”。我不知道索先生说这话的依据何在？是二十四史将舜葬九疑的结论改成舜葬永济鸣条了，还是此后的历代帝王不再祭祀九疑山舜帝陵，而去祭祀永济鸣条岗了？抑或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依据？我查阅了不少历史资料，确实没有查到这方面的有力证据。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孤陋寡闻。但是，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倒发现《竹书纪年》并没有给司马迁的“零陵说”以重创，舜葬九疑的事实依然为历代帝王和史家所认同。下面，我们可以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从帝王的祭祀活动看，晋朝以后，历代帝王对舜帝的祭祀，并没有因为发现了《竹书纪年》，就把遣使到九疑山祭祀改为遣使到永济鸣条岗祭祀。前面已经讲过，帝王祭祀舜帝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而是非常严肃、认真、隆重的政治活动，必须有可靠的历史依据。就在《竹书纪年》出土后不久的南朝宋代永初三年（422），武帝刘裕遣官张邵、颜延之赴宁远九疑祭舜，并留有祭文。这时离发现《竹书纪年》的晋太康二年（281），仅仅只有141年。当时的《竹书纪年》尚未散佚，《竹书纪年》又是那样地“赫然出世”，刘裕、张邵、颜延之等人不可能不知道有一本《竹书纪年》，不可能不读这样一本出土不久的典籍，不可能不知道《竹书纪年》关于舜帝的诸多记载。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到安邑鸣条岗去祭祀舜帝，而是依然到九疑山去祭祀舜帝。唐玄宗先天元年（712），遣大臣、名相张九龄赴九疑祭舜。北宋建隆年间（960－963）时检校太保、行道州刺史事奉诏重修舜庙。《宋史·礼志》载，乾德元年（963），“诏行代帝王载在祀典，其太昊、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到了乾德六年（968），宋太祖敕令九疑山舜庙，每三年一祭。《元史·祭祀志》载：“致和元年（1328），礼部移太常博士，议舜禹之庙合依尧祠故事，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洁致祭，官给祭物。”明洪武初（1368－1369），朱元璋遣使绘九疑山舜陵图。洪武四年（1371）春，朱元璋遣翰林院编修雷燧祀祭九疑山舜帝陵，将舜庙从玉琯岩迁至舜源峰下。此后，国祭九疑山成为定制，定三年一祭，并置守陵户。在整个明代，皇帝遣使到九疑山祭舜达十五次。进入清朝后，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有皇帝都曾遣使到九疑山祭舜，其达44次，其中康熙朝9次，乾隆朝14次。从上述情况看，索先生所说的“给‘零陵说’以重创”的现象，在历代帝王那里并没有体现出来，历代帝王仍然我行我素，没有理会《竹书纪年》那一套，仍然遣使前往九疑山祭舜。相比之下，从《竹书纪年》出土后，又有哪些帝王遣使到永济鸣条岗去祭舜了？！是否“重创”，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从晋代以后的文献典籍看，舜葬九疑说依然没有受到多大挑战，认同舜葬九疑的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到了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河东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实际上办是舜庙）”后，情况也并不是像索先生所说的那样，“‘安邑鸣条说’超过了‘零陵说’”。索先生在文中所例举的对“零陵说”持不同看法的，也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如“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质疑百岁帝舜能否南巡”，“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现在就举一些坚持舜葬九疑说的人。如晋代皇甫谧（215－282），在《竹书纪年》出土的第二年去世，但他所著的《帝王世纪》仍然说：“（舜）葬于苍梧九疑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27）撰《水经注》时，距《竹书纪年》出土已经两百余年，但他似乎并没有受到《竹书纪年》的影响，仍然说：“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载：“昔舜南巡狩而没，葬于苍梧之野。”又云：“帝舜南巡，葬于九疑。”《名舆胜览》云：“九疑山亦名苍梧山，其山有朱明、石城、石楼、娥皇、舜源、女英、箫韶、桂林、杞林九峰。又有舜峰，不列九峰之内，舜所葬处。”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认为舜帝葬于九疑山。直到近现代和当代，舜葬九疑仍然是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毛泽东也持这样的看法。他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也是以舜葬九疑，娥皇、女英千里寻夫为背景的。为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安邑鸣条说在什么时候超过了舜葬九疑说，又是怎样超过舜葬九疑说的？索先生所说的安邑鸣条说超过舜葬九疑说的依据何在？

3、鸣条苍梧在哪里？

《孟子·离娄下》说：舜帝“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则说：“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那么，《孟子》、《史记》、《竹书纪年》的说法孰是孰非？“鸣条”在哪里？“苍梧”在哪里？鸣条苍梧又在哪里？

首先，应当排除鸣条苍梧在“今海州”。按《竹书纪年》的说法，鸣条苍梧在“今海州。”“今海州”就是今江苏的连云港市。但是，“海州”是南北朝以后才出现的行政区域名称。清代已经有人考证，“今海州”三个字是后人伪造的。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海州’系作者所本，疏证曰：‘案《隋书·地理志》：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东魏改为海州。’此附注如出沈约，不当有‘今海州’语。考《困学纪闻·五》云：‘苍梧山在海州界。’此作伪者所本。” 王国维的这段话，排除了鸣条苍梧在“今海州的”的可能。

其次，应当搞清苍梧到底在哪里？苍梧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名。《山海经·海内南经》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源，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郭璞注：“山在今零陵营道县南。其山九溪，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总其地为苍梧也。”《战国策》云：“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指楚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栗之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淮南子》云：“苍梧之山在苍梧冯乘县东北，零陵之南。”这些记载，有以下几点是比较明确的。一是苍梧山在南方，而不是在北方或其他什么地方。特别是《战国策》明确标定了楚国的范围，指出洞庭湖、苍梧山在楚国的南部。二是苍梧山在今永州南部。永州古称零陵。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置零陵郡。隋开皇九年（589），撤销零陵郡，设立永州总管府。从此，零陵、永州一地二名。郭璞所说的营道县，置于西汉元鼎六年，隶属于零陵郡。《淮南子》所说的冯乘县，即今永州市江华县，汉至南北朝时期先后隶属苍梧郡、临贺郡，隋开皇九年并入永州。这两个县均位于九疑山周围，冯乘县在九疑山西南面，营道县在九疑山正北面。三是苍梧山即九疑山，是九疑山一带山脉、山峰的总称。这一点，郭璞说得特别明确。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苍梧山虽然在南方，但不是指九疑山一带，而是在今广西梧州，苍梧之野是指广西梧州一带。持这种看法的人，理由就是一个，苍梧山如果不在梧州，为什么西汉时在这里设立苍梧郡？为什么不把苍梧郡设在零陵？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清楚。第一点，零陵是舜帝陵的别称、美称。为什么把舜帝陵称为零陵，这一点将在后面述及。第二点，秦始皇设立零陵县，汉武帝设立零陵郡，都有纪念舜帝之意。把舜帝陵作为县名、郡名，无论如何比把山名作为郡名要有意义得多。既然已经把舜帝陵作为县名、郡名，就不可能同时把苍梧作为这里的县名、郡名。但是，苍梧毕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名，因此在苍梧的南边设立一个苍梧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种地名的变动在中国古代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不足为怪。就以广西桂林而言，秦始皇设立的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而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桂林郡，治所先后在武安（今广西象州西北境内）、潭中（今广西柳州市东南）、中溜（今广西武宣南）。直至明朝改静江府为桂林府，桂林才真正成为现在意义上的桂林。也就是说，现在的桂林是借用了古代桂林的名称。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的桂林，就断言这里一直叫桂林，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的道理，苍梧郡的得名是借用了苍梧山的名称，只不过苍梧郡位于苍梧山的南面而已。

至于全国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苍梧山，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当然，也可能有好事者，为了某种利益或需要，伪造了一些苍梧山的山名。如《伪竹书纪年》中就伪造了一个在海州的苍梧山。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为了证明舜帝葬于山西永济的鸣条岗，干脆依据《伪竹书纪年》的记载，把苍梧山搬到了山西永济的鸣条岗，说“鸣条苍梧”就是指鸣条岗。但是，这些伪造的虚假的苍梧山，又有谁会相信呢？有哪一本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苍梧山在山西永济？山西永济的苍梧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只要稍具历史学识的人，特别是严肃的、负责任的专家学者，都不会相信这些伪造出来的苍梧山。退一步讲，如果山西永济有苍梧山，即使《竹书纪年》埋到了地下，不见了天日，苍梧山的山名总还是存在的，当地的人总还是知道的，永济、运城一带的历史文化名人总是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将这个山名传承下来的。总不至于《竹书纪年》埋到了地下，没有人知道，苍梧山或苍梧山的山名也跟着埋到了地下，也没有人知道了。直到《竹书纪年》重见天日，永济苍梧山这一山名才又随之重见天日！试问，如果永济在《竹书纪年》埋入地下之前真的有苍梧山，那么在《竹书纪年》从埋入地下到重见天日这段时间内，永济的苍梧山到哪里去了？在此期间，哪一部文献上有永济苍梧山的记载？索先生能不能为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来？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苍梧都是在中国南方，而不是在中国北方，因而也不可能在山西的永济县。

再次，应当搞清楚鸣条在什么地方。鸣条，本来是指风吹树木枝条发出声音，亦指因风作响的树枝。汉董仲舒《雨雹对》云：“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晋陆机《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董、陆之言“鸣条”，都是指树枝因风作响，即鸣条的本意。后来，鸣条被引作地名。由于后人将鸣条与舜帝卒葬连在一起，鸣条又表示舜帝死后，天地之间悲风凄雨，树木枝条也为之呜咽。其用于地名，则始见于《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在这里并没有讲鸣条在什么地方。《竹书纪年》谓“鸣条有苍梧之山”，也没有讲清楚鸣条具体在什么地方。现在，中国叫鸣条的地方很多，有的说鸣条有五个，有的说六个，还有的说有十多个甚至二十几个。其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一是定陶鸣条说。《尚书·汤誓》云：“伊尹相汤伐桀，升自　，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　。俘厥宝玉，谊伯、伯仲作《典宝》。”《后汉书·郡国志》说：“济阴郡定陶县有三　亭。三　即三　。由鸣条遂伐三　，则鸣条当亦不远，其所在则未详也。”《尚书》与《后汉书》这两段话，大意是说伊尹率军与夏桀交战于鸣条之野。夏桀被打败后逃往三　，伊尹又率军追赶到三　，缴获了大批宝物。鸣条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济阴郡定陶县一带，因为定陶县一带有三　亭。据考，西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分梁国置济阴国，后改为郡，治所在定陶（今定陶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荷泽附近一带。从这些情况看，鸣条在今山东定陶一带。二是巢县鸣条说。郑玄认为，鸣条是一个南夷地名，因为《礼记·檀弓》说舜葬于苍梧之野，而孟子说舜卒于鸣条。《吕氏春秋·论威篇》载：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说：“汤困桀鸣条，擒之焦门。”《淮南子·修务训》说：“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孟子正义》在引述了上述说法后，认为“南巢即焦门，在今江南巢县，均与鸣条皆贯，故郑意鸣条之在南也。”三是安邑鸣条说。《史记·殷纪》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四是荆楚鸣条说。刘俊男《华夏上古史研究》云：“诚然，有些地方有小地名叫鸣条，这是可能的。按今本《竹书》，鸣条有苍梧之山，则苍梧与鸣条是从属关系。”刘先生认为，“条”即古攸、修字，“攸、修、条皆有‘长条’之义，如攸长、修长，亦荆楚之义，因为荆楚皆长条形灌木。”五是河南鸣条说。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在今河南封丘东，亦即陈留。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鸣条在河南开封附近，亦即长垣。

综上所述，如果《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关于“鸣条有苍梧之山”的记载不是后人伪造的，那么这里的鸣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鸣条是一个大的区域性地名。苍梧山方圆一万多平方公里。“鸣条有苍梧之山”，鸣条就应当是比苍梧范围更大的区域地名。第二，鸣条与苍梧之间应当有从属关系。按《竹书纪年》的说法，“鸣条有苍梧之山”，则苍梧与鸣条是从属关系，即鸣条包括苍梧山，苍梧是鸣条的一部分。第三，鸣条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南方。苍梧山是在中国南方无疑。鸣条与苍梧之间有从属关系，鸣条本身也只能是位于南方，不可能位于北方。第四，苍梧与九疑在同一区域。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述及，此处不再重复。把这四个条件放到一块，就会出现如下的逻辑关系：南方有鸣条，鸣条有苍梧，苍梧有九疑。或者说，九疑在苍梧一带，苍梧在鸣条一带，鸣条在中国南方。同时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只有刘俊男先生所说的“荆楚”。无论是荆楚，还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的荆州之“荆”，都是鸣条的意思。鸣条即荆楚。荆楚南部有苍梧之山。只有这样，“鸣条有苍梧之山”，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全国各地有不少地方称为“鸣条”。但是，这些鸣条都是一些小地名，都不具备“鸣条有苍梧之山”的条件。既然如前面所说，鸣条在中国南方，怎么就能肯定《竹书纪年》是强力支持“安邑鸣条说”，而不是支持宁远鸣条说或舜葬九疑说呢？如果索先生认为《竹书纪年》中关于“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和“鸣条有苍梧之山”的记载准确无误，如果舜帝确实如孟子所说“卒于鸣条”，那么这里的鸣条，就应当是与苍梧有从属关系、位于中国南方的鸣条，而决非山西安邑或其他什么地方之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