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葬九疑毋庸置疑

——评索宝祥先生《舜迹三考·帝舜卒葬考》

张泽槐

　三、如何解读孟子“卒于鸣条”之言

《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索先生便据此认为，鸣条是在安邑；舜帝“卒于鸣条”，就是卒葬于安邑鸣条岗。索先生还在文章最后说：“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那么，孟子“卒于鸣条”之言真是“千古不刊之论”吗？舜帝真是卒葬于安邑鸣条岗吗？《竹书纪年》真的强力支持“安邑鸣条说”吗？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前335－前296年间，孟子曾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前319－前296年间，曾收徒讲学，并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他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孔子齐名，人称“亚圣”，他与孔子的学说也被后人合称为“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思想。孟子与孔子一样，非常推崇舜帝，常常谈论舜帝，即所谓有“言必称尧舜”。《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是孟子谈及舜帝的一次记录。但是，孟子对舜帝的地望、行迹、卒葬是否就记得那么准确无误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索先生因了孟子的这一句话，便认为这是“千古不刊之论”，更是有失妥当的。

首先，孟子并非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的修为，决不能与司马迁相提并论。他在说舜帝“卒于鸣条”这些话的时候，也并非出于研究舜帝的生平与卒葬。他是这样说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里有余，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舜帝出生于诸冯，搬迁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夷之人，文王出生于岐周，死在毕郢，是西夷之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他们得志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模一样，古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其道路是一致的。他的这些话，是用比较的方法，说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圣人，其作为与道路是基本相同的，而并没有考证鸣条在何处的意思。同时，孟子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长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上。这样，他在其他方面就不一定像这方面一样有研究。南宋特科状元乐雷发有一篇《状元策》，作于宝佑元年（1253）。乐雷发在策对中写道：“臣记杨万里上书于孝宗有曰：‘孟子之时，去周未远也，而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闻其祥。孟献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忘其三，则记诵非孟子之所能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时，舍我其谁？’今贤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记诵是孟子的短处而不是孟子的长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之言，会不会是记忆有误？或者会不会是为了说明“圣人揆一”的道理，未加详尽考证，随口举例而已？当然，如果我们要求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都要记得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那就是一种过分要求了。

司马迁则不同。他出生于史学世家，是一位史圣，对古代历史特别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当然要比孟子深入得多，准确得多。司马迁肯定读过《孟子》，知道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的说法。他肯定读过《墨子》，知道墨子关于舜帝“道死西戎”的说法。他也肯定读过《山海经》，知道《山海经》关于“舜葬九疑”的说法，而且他对《山海经》这部著作还不大看得起。这些典籍关于舜帝卒葬之地的不同说法，当然会在司马迁的脑海中留下记忆和问号。正是由于前人对一些历史问题看法不同，他才下决心三次游历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考察与考证工作。特别是对于舜帝的卒葬问题，他还特地到九疑山进行考察。考察考证后的结论是，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为一名因李陵问题受了腐刑的历史学家，他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司马迁不是一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他很可能就会采用孟子的说法，舜帝“卒于鸣条”；或者采用墨子的说法，舜帝“道死西戎”。而无论是采用孟子的说法，还是采用墨子的说法，都不会招至别人或后人的反对。因为墨子和孟子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人。然而，司马迁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并不认同《山海经》，他还是采用了《山海经》的说法，认定舜帝葬于九疑山。为使人对九疑山所在的方位有一个准确的了解，他还特地在“葬于江南九疑”的后面加了一句：“是为零陵。”这个“是为零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舜帝陵称为零陵；二是舜帝陵在零陵郡。

司马迁关于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结论，之所以在其身后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所认同，就在于他的结论比墨子和孟子的结论更科学、更准确，是建立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孟子是“亚圣”，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并不认同孟子“卒于鸣条”之言。索先生说“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其实只过了大约500年就被司马迁打破了，并且不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所认同，这难道可以说是“千古不刊之论”吗？

其次，如果舜帝卒于安邑鸣条，为何直到唐代才由安邑的地方官建庙？唐代以前，山西运城的永济鸣条岗并没有舜帝陵庙。到了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才由当地的地方官修建了一处规模不大的舜庙。在舜帝逝世到唐朝的三千多年时间里，永济人为什么一直不为舜帝修建陵庙，直到唐开元年间才想起来为舜帝修建祠庙呢？对此，索先生还有一个站不住脚的说法，即舜帝本来是卒葬于山西运城的永济县鸣条岗，因为过去没有认识到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所以没有在鸣条岗置舜陵、建舜庙。直到“唐开元26年（738年），河东人（运城人或永济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

“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所以就没有给舜帝修建陵庙，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舜帝在位时和禅位后，主要都是在永济一带渡过的。他位列五帝，在上古时代非常有影响，那么在永济一带也应当有着巨大的影响，永济（河东）人也应当对舜帝有着很深的崇拜之情。但是，如果舜帝真的卒葬于永济鸣条岗，从舜帝逝世到唐开元年间，时间已经过了三千来年，永济人（河东）人竟然没有能够为舜帝置陵建庙，这可能吗？在夏、商、周三代的二千多年时间里，河东人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没有给舜帝置陵建庙，也许有情可原。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与诸子百家大谈尧天舜日的时候，特别是孟子说舜“卒于鸣条”的时候，河东人也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给舜帝置陵建庙，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以舜帝道德文化为源头的儒文化在汉代大行其道，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河东人还是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是迟迟不肯给舜帝置陵建庙，河东人就那么麻木不仁，没有一点敏感性？甚至在司马迁写下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一千古定论的时候，河东人仍然在那里行若无事，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看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眼睁睁地看着舜帝陵被司马迁定位于江南的九疑山，而不愿意为舜帝置陵建庙。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晋朝，发现了《竹书纪年》，到了索先生所说的“《竹书纪年》强力支持‘鸣条苍梧说’”的时候，这应当是河东人反驳司马迁的“舜葬九疑说”，重新肯定舜帝卒于鸣条的大好时机。河东人仍然没有认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仍然没有抓住这样的大好时机，仍然不肯给舜帝置陵建庙，这确实让人迷惑不解。三千年，这绝不是弹指一挥间，不是几天、几个月、几年、几十年，河东人就那么对舜帝没有感情？就那么看不到舜文化的重要性？就那么对河东以外发生的诸多事情茫然无知？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舜帝陵根本不在永济县的鸣条岗，当地人祖祖辈辈压根儿不知道有舜帝葬于鸣条岗这件事。不然的话，几千年时间里，河东人干什么去了？难道像舜帝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葬在永济县的鸣条岗，都不值得河东人去祭祀？都不去为舜帝置陵建庙？而忍心让舜帝成为一个孤魂野鬼，没有归宿？然而到了唐朝，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河东人忽然一下子醒悟过来了，“意识到舜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实际上只是一座舜庙），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确实让人不能信服。如果像索先生认为的那样，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那么河东人在唐朝的做法就是百分之百地造假。

然而运城人、永济人、鸣条冈人并不认同索先生关于鸣条岗舜帝陵建于唐代的观点，不领索先生的情。他们要把鸣条岗舜帝陵的时间提前，提前到比宁远九疑山舜帝陵更早的时间，以洗刷自已的耻辱感。于是乎，他们说永济鸣条岗的舜帝陵始建于夏代，大禹曾在永济鸣条岗舜帝陵祭舜，并亲手在舜帝陵栽下了柏树。他们这样做，不管历史上有无记载，也不管别人是否认同。反正他们认定一个理：现代人做的，在后代就是历史，由不得你不相信。为了证明舜帝陵在永济县鸣条岗，他们感到光是说一说还远远不够，还不能让人信服。于是乎，他们来了一个大动作，在几年前划出了一块1700余亩的地盘，修建了一处规模极其宏伟的现代版舜帝陵庙建筑群。他们建筑了舜庙，说是建在夏代舜庙的遗址上；他们在陵区移栽了一株古柏，说这就是4000年前大禹祭舜时亲手栽下的那株古柏；他们在舜庙里绘制了长卷的舜帝事迹图，说是出自何处名家之手。如果光是听说，人们也许还不会相信，永济鸣条人会做假到这个地步。好在有机会于2004年4月到永济县“鸣条岗舜帝陵”去参观了一次，才看出了事情的蹊跷所在。他们所说的夏代舜庙遗址，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考古发现，只是建筑舜庙所用的砖头，不知是从什么地方的古建筑或旧建筑物上拆下来的。他们所说的大禹亲手栽种的古柏，如果真是如此，就应该是栽在所谓的夏代舜庙遗址旁边。但这株古柏，却明明是从什么地方移栽过来的。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这株古柏还没有成活，树干上、树枝上还挂着瓶子，正在给尚未成活的古柏输液！舜庙里面挂的长卷绘画，与宁远县九疑山舜帝陵里面挂的长卷绘画一模一样。宁远九疑山舜帝陵里面的长卷绘画，由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宁远籍著名画家刘双全创作，永济鸣条岗舜帝陵里面的长卷绘画，百分之百是九疑山舜帝陵绘画的复制品（附带说一句，据说这几幅复制品已经被换掉了。否则，如果刘双全副教授知道了这件事，说不定会与复制者打官司的）。当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道这样做，是由于“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是其他什么更深层次或更浅层次的原因。中国神圣的舜帝文化就用这种手段、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喜乎？悲乎！

再次，纪市不在安邑。索文说：“综合先秦之说，则舜应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那么，这里所说的纪市又在何处。索文在最后一段文字中说：

“‘纪’为古国名，西周金文作‘己’，在今山东寿光南纪台村。若是，则问题有二：其一，既葬寿光，寿光为何从未建立舜祠？其二，舜都蒲反，晚居鸣条，既‘西去教乎七戎’，何故东行千里，死在寿光？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

索先生认为，无论“纪”或“已”，都是一个古国名，它的地点是在今山东的寿光。但是，舜帝不可能葬于寿光，因为寿光从来没有建立舜祠。既然舜帝没有葬在寿光，那么就必定葬在安邑。既然舜帝葬在苍梧山之纪市，那么纪市就肯定在安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为了证明舜帝葬在永济，本来属于泛指的地名“鸣条”，只能存在于山西永济；本来位于南方的苍梧山，只能存在于永济；本来属于古国名的“纪”，同样也只能搬到永济！最后，舜帝就卒于永济（安邑）鸣条苍梧山之纪市，所谓的鸣条岗舜帝陵也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永济鸣条苍梧山纪市舜帝陵”。真是玄乎！

笔者也认为，“纪”是一个古国名。但是，“纪市”与作为古国名的“纪”之间，决不能划上一个等号。纪市不是一个国名，而只是一个地名，或者只是一个墟市而已。墨子所说的是舜帝葬于“南已之市”。“南已之市”与作为古国名的“纪”之间，更不能划上一个等号。而“南已之市”到底在哪里？有着多种说法。一说“纪市”在西戎之域。“纪市”最早见诸记载是在《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南已之市”也可称“南已（纪）”或“纪市”。墨子在这里所说的“南纪之市”在西戎。尧舜时期的西戎，决不是指“河东”一带，这是非常明确的。因此，西戎与永济（安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河东不在西戎范围内，西戎也不包括河东。《吕氏春秋·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这里所说的“纪市”，是从《墨子·节葬下》化用而来的，亦可归为墨子之说。二说“纪市”泛指南方。《诗经·小雅》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郑玄笺：“江也，汉也，南国之大水，纪理众川，使不壅滞；喻吴楚之君能长理旁侧小国，使各得其所。”这里的江汉，即长江与汉江流域。江汉流域在中国南方，这是无疑的。三说“纪市”即零陵。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舜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苍梧九疑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下有群象为之耕。”这里说得非常肯定，毫不含糊：纪市即为零陵。四说“纪市”即纪城，在海州界，即今之江苏连云港市。

在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种说法讲纪市在安邑。而索先生则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这样，在索先生那里，西戎的“南已之市”又成了安邑城郊的“纪市”了。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解释。

四、舜帝南巡“本属杜撰”吗？

索先生为了彻底否定“舜葬九疑说”，于是干脆就说舜帝南巡“本属杜撰”。他认为只要证明舜帝南巡“本属杜撰”，“舜葬九疑说”就会“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他这样写道：

“‘零陵说’的头号证据自然是太史公之言，坚持帝舜南巡，道死于苍梧，移葬于九嶷。前年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不过前文已辩清太史公之谬，其误自不待言。何况，‘南巡’之事本属杜撰：其一，按照各种史料所言，如果帝舜南巡，已是110岁的高龄了，在交通欠发达的数千年前，远涉湖湘，如何使得？其二，巡狩本为天子之职，帝舜在83岁时即命禹摄政，又何必在20多年后心血来潮，远赴六七千里。不管太史公所言苍梧在粤西还是在洞庭，都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

诚如索先生所言，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其前提是舜帝南巡。如果舜帝没有南巡，或者说舜帝根本就没有到过南方，就不可能葬于江南九疑。但是，笔者坚决反对索先生关于舜帝南巡“本属杜撰”的说法。这是因为，索先生说舜帝南巡“本属杜撰”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一，年龄不是舜帝能否南巡的决定性因素。关于舜帝·的年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舜帝活了110岁。有的认为，舜帝活了100岁。有的认为，舜帝活了80岁。最近，有学者认为，舜帝的年龄为89岁。舜帝的年龄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是由人们对《尚书·舜典》的不同解读造成的。但是，不管舜帝的年龄如何，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南巡。如果舜帝决定要南巡的话，四千年前的上古时期，交通不仅欠发达，而且是很不发达。然而那时候人的吃苦能力，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想象的。如墨子老年时，为了劝楚王不要发动对宋国的战争，一连走十天十夜，从宋国赶到楚国。就是在今天的海南一带，还有着“老太太爬树比猴快”笑谈。农夫出身的舜帝，其身体素质应当是比较好的。而且从河东过黄河，经陕西顺丹江下汉水，再过长江，泛洞庭，然后溯湘江、潇水到达九疑山，一路基本都是水路。即使舜帝身体状况不太好，通过这条水路也是可以到达九疑山的。索先生认为，110岁高龄的舜帝不可能“远涉湖湘”。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决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上古时期的事情，也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思维定式去理解古人的能力。

第二，“巡狩本是天子之职”，舜帝已经禅位，是否就不能南巡了？巡狩制是上古帝王巡视方国、宣示王权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始于何时，尚不得而知。《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载：“（尧）五年初巡狩四岳。”这是巡狩制最早见诸记载。《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又载：“（尧）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这是《竹书纪年》对舜帝巡狩四岳的第一次记载。舜帝南巡的第二次记载是《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三十二年，（舜）帝后夏后总师，遂陟方岳。”《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也对禹的巡狩作了两次记载，一是“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南巡狩济江中流”；二是“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巡狩作为制度，是上古帝王的定期行为。虽然《竹书纪年》对尧帝巡狩只记载了一次，对舜帝和大禹的巡狩也只是各记载了再次，但尧、舜、禹的巡狩决不会只有这么几次。问题在于，舜帝禅位于大禹后，还有没有权力进行巡狩活动？还有没有可能进行巡狩活动？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大禹摄政后，舜帝仍然是名义上的天子，也可以说相当于后来的太上皇，仍然有一定的决策权，当然也有着南巡的权力。如《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载：“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按索先生的说法，“巡狩本为天子之职”，舜帝在大禹摄政后，就没有巡狩之权。那么，“征有苗”这样的事，是否也“本为天子之职”呢？如果“本为天子之职”，《竹书》为什么还要记载“帝命夏后氏征有苗”呢？舜帝有什么权力再来命令、差遣大禹呢？解释只有两个：一是《竹书》记载有误，不可信。这就涉及到《竹书》的其他记载是否也有错误的问题，是否也有不可信的问题。这是索先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索先生所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在索先生看来，《竹书纪年》“赫然出世”，是百分之百的信史。二是舜帝在大禹摄政后，仍然对某些重大问题有着一定的决策权，或者说仍然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帝命夏后氏征有苗”的问题。除非大禹在摄政后，将舜帝软禁起来了，否则舜帝的影响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到目前为止，古代文献典籍中还没有关于大禹摄政后软禁舜帝的记载。否则，舜帝就不可能在大禹摄政后，还能“命夏后氏征有苗”。既然大禹没有软禁舜帝，只要舜帝还是自由的，他的影响力就会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干预大禹的决策。换句话说，舜帝既然能够有权“命夏后氏征有苗”，当然也就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南巡。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封建王朝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使到了当代，也是如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面对国内一些人否定改革开放的企图，当时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邓小平，不是也到中国南方进行视察，发表谈话，使中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吗？上古时代能发生的事情，现在也能够发生。反之，现代能发生的事情，上古时代就不能发生吗？何况在上古时代，国家的各项制度远不如现在严密。因此，当大禹摄政后，舜帝外出方国巡狩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舜帝有着南巡的理由。舜帝虽然有着外出巡狩的权力，但是并不表明他可以随意地到外地去巡狩。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巡狩，需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么舜帝有没有正当的南巡理由呢？或者说他南巡的动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舜帝南巡的理由或动因起码有三条：

一是了却夙愿。上古五帝时期，中国的国土与势力范围已经相当广阔。《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期的国土和势力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岳；西至于空桐，登鸡头；至于江，登熊湘；北爱荤粥，合符釜山。”大体上就是东到今山东，南至今湖南北部，西抵今宁夏固原，北达今河北。颛顼时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即北达今河北北部，南到今越南北部，东到大海，西到今内蒙古腾格里一带。而到舜帝时期，“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　、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里的交阯、北发，均在今越南境内。西戎、析枝、渠　、氐、羌，均为西方部族名称。山戎、发、息慎，均为北方部族名称。而长、鸟夷，又称长夷、鸟夷，为东方部族名称。按“方五千里”计算，舜帝时期的国土面积已达6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现有国土面积的65%。如果按国土开拓纵横五千里的70%计算，国土面积也达到4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现有国土面积的46%！舜帝执政期间，定下五年一巡狩的制度，多次巡狩各个方国。但是，对于南方而言，舜帝只在抚慰三苗时到过洞庭湖一带。因此，在禅位于大禹以后，到洞庭湖以南的地方去看一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感化三苗。上古时期，中国有着西戎、东夷、南蛮、北狄、百越、百濮等部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戎、东夷、南蛮三大部族。这三大部族之间的扩张、战争、融合，贯穿于整个上古时期。如伏羲时期，西戎的伏羲部落向东迁徙扩张，与向西迁徙扩张的东夷太昊部落相遇，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太昊伏羲氏这一大的部落集团。又如神农时期，正在向北迁徙扩张的南方神农部落，与正在向东向南迁徙扩张的西戎炎帝部落相遇，通过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炎帝神农氏这一大的部落集团。再如黄帝时期，炎帝神农部落集团同时受到来自西戎的黄帝部落、来自南蛮的九黎·蚩尤部落的夹击。两面受敌的炎帝神农部落集团，与黄帝部落集团结盟，共同打败九黎·蚩尤部落。随后，黄帝部落又打败炎帝神农部落集团，形成新的炎黄部落联盟。到了尧舜时期，以尧为代表的炎黄部落，与以舜为代表的东夷部落，通过联姻等方式，如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帝，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西戎部族与东夷部族之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南方的三苗与散落南方的蚩尤后裔和部分炎帝神农氏后裔，对尧舜部落集团构成新的威胁。大禹摄政后，舜帝命大禹发动对三苗的战争，从军事上打败了三苗。此后，南蛮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然而，盘踞南方的部分三苗部落，仍然“屡不从化”，叛乱活动时有发生。为此，舜帝带了部分随从，到三苗作乱地区，广泛开展道德教化活动。这种恩威并施的办法非常奏效，叛乱地区的三苗迅速归顺。首先归顺虞国的是洞庭湖一带的三苗部众。此后，舜帝并没有立即返回帝都，而是到今江西、浙江一带开展教化活动。到舜帝晚年，以今九疑山为中心的南岭地区，又发生三苗叛乱活动。当时，舜帝正在进行第十二次巡狩，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巡狩。得知南部地区的三苗发生叛乱后，舜帝决定南巡苍梧。

三是回避大禹。舜帝荐禹于天。是舜帝将大禹选定为接班人，并将帝位禅让于大禹。舜帝执政期间，大禹对舜帝非常尊重，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大禹摄政以后，是不是还对舜帝一如既往地尊重，那就很难说了。一方面，舜帝与大禹有杀父之仇。在唐尧时期，大禹的父亲鲧由于治水不力，被舜“殛鲧于羽山”。大禹摄政之前，当然不会流露出对舜帝的不满。摄政以后，这种不满不时有所流露。另一方面，大禹治水成功，成为当时全国公认的英雄。摄政以后，当然也就有可能功高盖主，从而对舜帝不如以前那样尊重了。据《尚书·皋陶谟》和《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在言词中不时流露出对舜帝的不恭。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舜帝主动避让，离开帝都，到其他地方去休养。这样，既可以不干预大禹摄政，又可以免受大禹的不恭。第二种可能就是在大禹的逼迫下，舜帝被迫出走。《韩非子·说疑》也认为，由于“禹逼舜”，致使舜帝与其子商君南迁。无论是主动避让还是被近出走，舜帝的最好去处就是象的封地——有庳。象是舜帝同父异母兄弟。舜帝继帝位后，将象封于有庳。有庳又称鼻墟，在今双牌县江村镇，古属道州（道县）。唐代以前，当地建有象祠，四时祭祀。唐代道州刺史薛伯高认为象是一个不祥之人，不值得后人祭祀，于是将象祠毁掉。柳宗元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肯定薛伯高的做法。有庳的地域，大致为南岳衡山以南至萌渚岭以北的潇水湘江流域。九疑山位于有庳的南部。从避让大禹的角度来说，舜帝离开帝都到南方来，与其说是南巡，倒不如说是出走南方更为合适。

第三，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纯属索先生的个人猜测。索先生认为，舜帝南巡是司马迁在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那么，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的依据是什么呢？索先生拿出的唯一依据就是《汉书·儒林传》中的一段话。他这样写道：

秦之后，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误的人。班固《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

孔安国是孔子后裔，与司马迁是同时代的人。索先生认为，孔安国是在舜帝卒葬问题上第一个犯错误的人。孔安国犯了什么错误？索先生引用《汉书·儒林传》中的那段话，无论如何看不出孔安国犯了什么错误；班固也没有说孔安国有何错误，只是说孔安国有《古文尚书》，“以今文字读之”，因“遭巫蛊”，《古文尚书》“未立于学官”。而司马迁经常与孔安国交往，研究一些史学方面的问题，在《史记·尧典》诸篇中采用了《古文尚书》的说法。仔细研读这段文字，班固确实没有说孔安国犯了什么错误，也没有说《古文尚书》有什么错误，更没有说司马迁《史记·尧典》诸篇中多古文说有什么错误，而只是客观地记叙了《古文尚书》发现前后的一些情况。

而索先生在引用《汉书·儒林传》那段话以后，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也就是说，孔安国在舜帝的卒葬问题上有两个错误，一是曲解《尚书·尧典》中“陟方”的意思，二是捏造舜帝南巡的故事，致使后世谬种流传。索先生的这种做法是移花接木，使人误以为索先生所说的这两个所谓的错误，并非索先生本人的意思，而是班固的意思。但是，班固说过孔安国犯了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吗？没有！换句说，讲孔安国曲解“陟方”，妄添“巡狩” 之事，是班固的意思吗？不是！班固绝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思，这两个方面的意思只是索先生自己的意思而已。既然是个人的意思，又何必强加到班固身上去呢？班固若是泉下有知，将做何感想呢？而司马迁与孔安国的错误有什么关联呢？为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索先生所引用的那一段话的来历或者说来龙去脉。

《尚书》是记叙中国古代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春秋时期人物与事迹的重要典籍。周朝统治者一直把《尚书》作为培养士大夫的教科书。相传《尚书》原有三千篇，后经孔子删定为一百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实现“书同文”，制造了骂名千载的“焚书坑儒”事件，不少古代典籍遭到焚毁，《尚书》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还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些古代典籍保留了下来。秦末的伏生家里就保存了一部百篇《尚书》。楚汉相争时，为免遭战火毁坏，他将《尚书》藏于老家墙壁中。然而兵荒马乱之后，伏生回到故里，发现百篇《尚书》只剩下了二十九篇。无奈之下，他只好抱残守缺，在齐、鲁间授徒。《尚书》原来是用古文（周文）书写的。为了教学方便，伏生将《尚书》由古文转换成汉代通行的隶字。后来，汉魏学者就把伏生所传授的二十九篇《尚书》称为《今文尚书》。

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今文尚书》博士，对《尚书》当然是很有研究的。元光年间（前134－前130），汉武帝的弟弟鲁恭王为了扩建王府，在拆除孔子旧居墙壁时，发现一部用周朝文字写的《尚书》，将其交给博学多才的孔安国。于是，孔安国将周文《尚书》与伏生的《今文尚书》一一进行对照，并用汉隶在竹简上抄写出来，形成后人所说的《古文尚书》。但是，《古文尚书》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没有定为官方的教科书。原因是元光五年（前130），宫廷发生了巫蛊事件。

到了晋代，豫章内史梅赜（又作梅颐、枚颐）将《古文尚书》奏于朝廷。他上奏的《古文尚书》计四十六卷、五十九篇。此后，四十六卷、五十九篇本的《古文尚书》很快成为官方教科书。唐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为《古文尚书》作疏。唐永微四年（653），长孙无忌等人又加以刊定。但是到了宋代朱熹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五十九篇本的《古文尚书》提出质疑，并作了大量的考辩工作。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正》，考证《古文尚书》中《秦誓》关于“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一条，与孔安国所注《论语》相反。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考证“《禹贡》　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其地名的出现都在孔安国之后。朱彝尊《经义考》，则对《书序》中关于“东海驹骊扶余　貊之属”进行考证，认为驹骊王朱蒙到汉元帝建昭二年（37）才开始建国，而孔安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比驹骊王建国时间还早一百来年，根本不可能知道驹骊国。因此，到了清代，学术界基本认为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是伪托之作，从而称为《伪古文尚书》。

上述可以看到，从伏生的《今文尚书》到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再到梅赜的《伪古文尚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伏生的《今文尚书》应当比较真实。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因为遭遇巫蛊事件，未立于学官。后来在三国时期，魏国的学者王肃曾注释《古文尚书》，也已经散佚。因此，《古文尚书》的真面目如何，真实性如何，尚不得而知。晋代梅赜所奏的《伪古文尚书》，很可能是在《古文尚书》的基础上，塞进了一些伪造的史料，其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然而《伪古文尚书》毕竟保存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的重要史料，仍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后人对《伪古文尚书》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加以充分利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其中的《尚书》基本上保存了《伪古文尚书》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将《伪古文尚书》中已经考证的属于伪造的内容进行删除。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汉书·儒林传》中的那一段话。索先生说孔安国的错误是从曲解“陟方”开始的，并在此基础上“妄添巡狩之事”。那么，“陟方”一词到底应当如何解读呢？舜帝“巡狩之事”是不是孔安国“妄添”的呢？

索先生所说的孔安国曲解“陟方”，可能就是指《尚书·舜典》的最后一句话：舜“五十载陟方乃死”。《舜典》的这句话到底该当怎样理解或解读，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同看法。这些看法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将“陟”解读为到、去、巡视、巡狩；将“方”解读为地方、方国。因此，他们认为这句话应当断句为：“五十载，陟方，乃死。”意思是舜帝执政五十年的时候，到下属的方国去视察，最后死在方国。另一派则将“陟”解读为去世，将“方乃死”看成是对“陟”的解释，表明在这里“陟”的意思是死、去世。因此，他们认为这句话应当断句为：“五十年陟，方乃死。”意思是舜帝执政五十后去世，不存在舜帝到方国巡狩的意思。索先生显然是赞同后一派的解读的。但是，笔者认为，前一种解读比较符合这句话的原意。因为在古文中，“陟”是一个多义词，并非只有“死”、“去世”的意思。一曰“登”。我国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对“陟”是这样解释的：“陟，登也。”《尚书·舜典》中，尧帝对舜帝说：“汝陟帝位。”这里的“陟”，显然是登的意思，而不是死的意思。又《太甲》：“若陟遐，必自迩。”这里的“陟”，也是登的意思。又《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这里的“陟”，也是登的意思。《诗经·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聩。”“陟彼高冈，我马玄黄。”这里的“陟”，当然也是登的意思，而不是其他的意思。二曰“高”。《尔雅·释山》：“山三袭，陟。”意思是山的形状像三山重叠者，叫“陟”。这里的“陟”，也不存在其他意思，更不具有“死”的意思。三曰“死”。《尔雅释诂》：“陟，升也。”这里的升，即升天的意思，多用于上古帝王的逝世。《竹书纪年》中多处用“陟”表示帝王去世。如《竹书纪年·黄帝轩辕  氏》：“一百年，地裂，帝陟。”《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七十八年，帝陟。”《帝喾·高辛氏》：“六十三年，帝陟。”《帝尧·陶唐氏》：“一百年，帝陟于陶。”这里的“陟”，无疑都是去世的意思。但是，《竹书纪年》中的“陟”，并非都是用于或者只是用于上古帝王的去世。如《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氏总师，遂陟方岳。”这里的“陟”，当然是不能用去世来解释的。如果把这里的“陟”解释成去世，那么就是说舜帝在位三十二年时，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大禹后，就已经去世了。这样，就无法解释《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的另一段话：“五十年，帝陟。”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舜帝在位五十年后去世。如果他在执政三十二年就已经去世了，怎么又会执政到五十年而再一次去世呢？人是不可能死再次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对于《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的后一句话，历来的解释都是一致的，即舜帝在位五十年后去世。这样，对于“遂陟方岳”的“陟”，只能解释为“去”、“到”，即舜帝在位三十二年的时候，将军事指挥权或军事领导权移交给大禹后，就到“方岳”去了。这里的“方”，可以是指地方、远方，也可以是指方国，即舜帝势力范围内的小国。这里的“岳”，当然也是泛指山川、山河或名山大川。正是从这“遂陟方岳”的解读上，我们这全有理由认为，《尚书·舜典》中的“五十年陟方乃死”，应断句为“五十年，陟方，乃死”。“陟”为到、去，“方”为地方、方国。“陟方”与《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的“遂陟方岳”是一个意思。“乃”为于是、因此、就。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舜帝在位五十年时，到方国或所属势力范围的地方去视察、巡狩，于是在那里去世。如果说“方乃死”是用来解释“陟”的意思为死，实在是多余的。在春秋战国时代，“陟”、“崩”、“薨”等都是表示帝王去世，用得着在这些字后面再来加上“方乃死”三个字来解释吗？须知当时的文字是写在竹简上、或铸在钟、鼎上，可以说是惜字如金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写在纸上，敲在电脑上，可以随随便便地重复、反复。正因为如此，笔者赞同将“陟方乃死”中的“陟”解读为到、去，“陟方”即到地方、方国、方岳去。孔安国当时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也可能就是这样理解的，也可能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历史上并没有具体记载。既然没有具体记载，也就谈不上孔安国曲解“陟方”。索先生说孔安国曲解“陟方”，可能就是指孔安国把“陟方”理解成到方国去。如果孔安国真是这样理解的，说得上是曲解吗？

那么，舜帝“巡狩之事”是不是孔安国“妄添”的呢？按照索先生的说法，正是由于孔安国曲解了“陟方”，即把“陟方”理解成到方国去，才在此基础上“妄添”了舜帝“巡狩之事”。这实在是有点强词夺理。到底是舜帝先有了“巡狩之事”，还是先有了孔安国的“曲解”？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巡狩、视察、巡视，都是一种宣示中央或上级权威、权力的行为方式。上古时代，巡狩更是一种宣示帝威的方式和制度。这种方式或制度，起源于何时，形成于何时，笔者没有考证，不敢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巡狩制度决不是直到舜帝才开始建立的，也不是在舜帝时代就已经结束的。早在尧帝时代，巡狩制度就已经建立。《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五年初，巡狩四岳。”《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王者为天循行，以牧人也。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狩。”也就是说，巡狩是帝王视察和管理国家与人民的方式和制度，每五年进行一次。尧帝时代，巡狩制度是不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尚无明确记载，但已经开始进行。《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载：“七十四年，舜初巡狩四岳。”舜帝于尧帝“七十三年春正月受终于文祖”，当上摄政帝，第二年亦即尧帝七十四年，就代表尧帝巡狩四岳。这表明，当时的巡狩制度已经建立，并得到了比较正常的执行。至于舜帝初次巡狩到了哪些地方，《竹书纪年》中没有详细记载。而在《尚书·舜典》中，却对这次巡狩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岳，柴。望秩于山川，肆　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归，格于世祖，用特。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这一记载，确实比较详细，对巡狩的时间、地点、礼仪，都说得比较具体，并说此后定下了“五载一巡狩”的制度。索先生说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可能就是指《舜典》中的这一记载。这一记载是否“妄添”，决不是索先生一个人可以说了算。首先，这一记载与《竹书纪年》记载的时间完全吻合，都是在舜帝摄政以后的第二年。其次，舜帝确实进行了巡狩。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舜典》，都肯定了这一点。再次，虽然《舜典》中的记述比较详细，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是孔安国“妄添”，很可能孔安国是另有所据。如果认为凡是《竹书纪年》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其他文献典籍中就不能有也不应该有，或者认为凡是今文《尚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古文《尚书》就不能有或不应该有，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看法。对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在不同的著作中有着不同的记载，甚至完全不同的记载，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况且孔子删定百篇《尚书》，到了西汉初的伏生手里，已经只剩下了二十八篇，而且不少内容还是凭着伏生的记忆写出来的，这里面有不少内容因此也就原本的《尚书》有了一定差别。那么孔安国发现的《古文尚书》，特别是后来的伪《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内容有所不同，也就在所难免了。

总之，索先生所说的孔安国曲解“陟方”是不成立的。说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也只是索先生的个人猜测而已。

五、余论

1、三皇五帝的地望、行迹、卒葬之间不能划等号。

现在，学术界里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受功利主义或地方利益的驱使，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死的说成活的。特别是现在，历史文化品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人挖空心思胡编乱造。他们相信这样一种逻辑：谬误说上一百遍、一千遍，最终总有变成真理的时候。舜帝的卒葬地点之争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山西运城一带是中国上古时期特别是五帝时期众多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活动过的大舞台。这里也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控源工程预研究”才把考古与研究的重点，放在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但是，作为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是不是就一定要把上古时代众多的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都要说成是一个地方的呢？是不是众多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点、活动范围、卒葬之处就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呢？笔者最反对这样的搞法。

以炎帝为例，他曾活动于山西南部一带，并在今山西长治一带建过都城。那么，炎帝是否就一定要生于斯，长于斯，卒葬于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难道也要给他在山西南部找个什么岗或者什么山之类的地方，安上一个炎帝陵之类的名称？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黄帝也在山西南部活动过。那么，黄帝是不是也应该葬于山西南部？事实并非如此，黄帝并没有葬在山西南部，而是葬在了陕西的桥山。

又如尧，曾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索先生认为安邑在蒲阪附近鸣条岗一带）一带活动过。后来，都于今山西临汾一带。在临汾附近的陶寺，发掘出了巨大的城址和众多文物。如果按照某些专家学者的的说法，既然舜帝在运城范围内活动过，他的陵墓也就应当在运城范围内的某个地方。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尧的陵庙均位于山西临汾一带。

更有意思的是，舜帝的接班人大禹，长期活动于今山西运城一带。按照某些专家学者的逻辑，大禹也应当最后卒葬于山西运城境内。但是，大禹并非是在山西运城境内去世的，也没有葬于山西运城境内，而是葬于远离山西运城的浙江会稽。会稽与运城之间的距离，大体上同九疑山与运城的距离相等。

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方面钻牛角尖钻不出来，老是要把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点、活动地域、卒葬地方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很多问题就会步入歧途。索先生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步入歧途。他说：“上古三代相继建都于晋南，其中舜建都蒲反，晚年被禹安置于蒲反附近、鸣条冈之邑，即今之安邑。舜居于此，卒于此，皆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个“情理之中”，能够解释炎帝、黄帝、唐尧、大禹的卒葬吗？

2、肯定或否定舜葬何处的人与其籍贯无关。

索先生在《舜迹三考·舜帝卒葬》中，例举了两位明代学者否定舜葬九疑的观点。他写道：“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作《洞庭湘妃辩》，驳斥捏造而成的洞庭湘妃传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索先生在例举了李贽、朱国帧的观点后，还特意指出：“李贽乃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而朱国帧系乌程（今浙江绍兴）人，二人与安邑并无地域瓜葛，所言非虚。何况向来二人学术观点相左，但在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因此殊为可贵。”是否因为李贽、朱国帧不是安邑人，而且他们的学术观点相左，他们的话就是可信的？对此，我只说一句，因为支持舜葬永济鸣条的人太少，才“因此殊为可贵”。如果支持安邑鸣条说的人数众多，也就不会感到“殊为可贵”了。

在索先生感到李、朱二人的观点“殊为可贵”的同时，他忘却了一个重要问题，做出“舜葬九疑”结论的司马迁也并非永州人、宁远县人或九疑山人。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陕西韩城与永济县仅隔一条黄河，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直线距离不过百来公里。以此来看，司马迁的故乡龙门（韩城）虽然与山西永济没有直接的地域瓜葛，但毕竟距离很近。这么近的安邑，如果真是舜帝的崩葬之地，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否则他就太孤陋寡闻了，后人尊称他为伟大史学家也就名不副实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司马迁与河东安邑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恩怨，心存报复，故意篡改历史，硬要将河东安邑的舜帝陵改在几千里之外的宁远九疑山。如果是这样，他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史学家，充其量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势利之徒。我们可以想想，司马迁是这样一个人吗？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解州镇）。蒲州在秦以后隶属河东郡，因此柳宗元是地地道道的河东人，世称“柳河东”。后来，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遭到失败，被贬谪永州十年，在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江雪》等千古名篇，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但是，柳宗元从来就没有提到河东安邑有个舜帝陵。如果河东安邑真正有个舜帝陵，作为河东这个地方的一代名人，柳宗元还会不知道？柳宗元不仅没有提到河东安邑有舜帝陵，而且也没有去河东安邑祭拜过舜帝陵。相反，他谪居永州期间，于永贞元年（805），随同永州刺史冯叙到九疑山祭舜，并在那里写下《舜庙祈晴文》。这大概也可以作为“舜葬九疑说”的一个间接证据吧！并且可以说明，至少到那时，舜葬九疑说还没有受到索先生所说的“重创”。

3、关于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流变

索先生在认定孔安国曲解“陟方”、“妄添巡狩之事”，司马迁曲解墨子“道死西戎”、“演义”舜葬九疑的基础上，将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这样写道：

“显然，这个学术流变过程可以划作三个阶段，并形成各自较为明确的结论。先秦时期，诸说可综合为“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但‘鸣条’与‘苍梧’、‘纪市’皆无确指。秦汉至晋，因司马迁之影响，湖南宁远零陵名声渐起，形成‘卒于苍梧，葬于九嶷’之定论。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晋至唐是一个转折期。因《竹书纪年》的发现，‘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不过，这回它得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二者同指。同时，湖南零陵继续祭舜。此后，‘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

从本文前面所说的情况看，自先秦以来，舜帝卒葬问题一直比较明确，即“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因此，　不必将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如果硬要划分为三个阶段亦无不可，但三个阶段的结论决不是如索先生所说。这是因为：

先秦时期，虽然有孟子的舜帝“卒于鸣条”说，墨子的舜帝“道死西戎”说，但由于都是孤证，并未为大家所认同。无论在帝王朝廷那里，还是在民间，主流认识是舜帝葬于九疑山。大禹在衡山筑紫金台望祭九疑舜帝陵，秦始皇在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山海经》多处记载舜葬九疑，伟大诗人屈原在诗中多次描写到九疑朝拜舜帝的情景。特别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地图，明确标出了舜帝陵的所在位置。这些都是舜葬九疑的确证。索先生怎么能够全然不顾这些铁的事实，来一个“皆无确指”作为结论呢？反之，再看看山西安邑鸣条岗，当时有这些方面的记载吗？到目前为止，有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吗？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葬九疑确实得到普遍认同。这种认同，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司马迁之前，舜葬九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已经是当时的主流认识。司马迁的结论，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充分肯定，是对西汉以前关于舜葬九疑的主流认识的肯定，而非司马迁“演义”杜撰的结果。另一方面，司马迁以其高尚的人品、史德，赢得了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信任。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司马迁的千古定论，使舜葬九疑进一步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这一定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必须看到，决不能来一个本末倒置：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的结果，人们认同舜葬九疑是因为司马迁的缘故。舜葬九疑决不会因为没有司马迁而不存在，因为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存在且已为人们所认同。即使司马迁没有写下舜葬九疑的定论，舜葬九疑仍然会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而存在下去。司马迁的定论只是对扩大舜葬九疑的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至于索先生所说：“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九疑的位置并无争议”，这是对的。因为确实没有争议。但“‘苍梧’有二解”则不符合历史事实。秦汉至晋，所有历史文献都没有说苍梧在广西。这一点，前面已经作了详尽分析，这里不再贽述。

至于索先生所说的《竹书纪年》“赫然出世”后，舜帝“‘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可能也只是索先生的个人解释或少数人的看法，并不为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所认同。《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载：“鸣条有苍梧之山。”索先生说“苍梧在中条山上”，这里的中条山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什么时候，中条山在什么时候称为鸣条？有何证据？中条山上的苍梧山具体在什么位置，中条山上的苍梧山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什么时候？由于最早的苍梧山是与九疑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九疑山是苍梧山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九疑山与苍梧山是一地二名，试问，中条山里即使被后来的多事者安上一个苍梧山的名字，那么这里的苍梧山是在什么时候又称为九疑山的？在中国的哪部历史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或者至少在运城和山西的地方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也只是索先生的一厢情愿。试问，自晋代以来，“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其标志是什么，其证据在哪里？是历代封建王朝编修的国史改变了司马迁的千古定论吗？没有！反正我还没有哪一朝的国史说司马迁的结论错了，也没有哪一朝国史做出了舜帝卒葬于晋南安邑的鸣条岗的结论。那么，是不是历朝封建帝王改变了到九疑山祭舜的做法，不是到九疑山来祭舜，而是跑到晋南安邑去祭舜！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此，无论哪朝哪代，还没有一位帝王到晋南安邑去祭舜。如果有，请索先生举出几个甚至一个来看看。那么，是不是在晋代以来，有哪些史学大家或文学大家明确地说，舜帝不是葬在湖南宁远县九疑山，而是葬于晋南安邑鸣条岗。我确实没有搞清楚，索先生说“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到底凭什么！国史上不承认舜帝葬于晋南安邑，历代帝王不到晋南安邑去祭祀舜帝，历史上有影响的史学大家和文学大家也不认同舜葬安邑，“安邑说”是凭什么来与“零陵说”并行的！仅仅凭着索先生的几句话，仅仅凭着历史文献上的只言片语和个别专家学者的个人看法，就可以说“安邑说”与“零陵说”并行？索先生所说的零陵说与安邑说“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也不过索先生的个人看法。实际上，零陵说与安邑说之争，不仅仅是湖南永州与山西运城之争。永州与运城没有什么需要争的。司马迁写下了千古定论，舜帝葬于湖南永州宁远县的九疑山。如果硬是要争的话，除非改写司马迁这一千古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