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文论与随笔

出书“容易”?！

张泽槐

一天，很多人在办公室聊天。期间，有人谈到我正在撰写一部书——《永州史话》，说写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特别是像我这样搞文字工作的人，一天忙个不停，还能挤出时间写书，更是不容易了。这时，也有人不以为然地说：“写书，那还不容易！东抄一点，西凑一点，还不就成了一本书了。”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正在这时，地委一位领导同志路过这里，听到这句话后说道：“××啊，既然写书那么容易，以后你也写几本给我看看。” 没想到，地委领导的这句话，还确实把那个人的嘴巴给堵上了。不知是由于写书写文章太容易了而不屑为之，抑或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为之，说写书容易的那位同志，穷其一生也没有写出一本书来，甚至也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

不过事后我想，写书确实不是很难的事。任何人只要有一定文化知识，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又有决心和恒心，都是可以写得出书来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世界上真正能写书的人毕竟是少数，而能够写成书的人更是极少数。这一点在我是深有体会的。我担负着市委的材料任务，每天起早贪黑，在材料堆里打圈圈，差不多搞得精疲力竭，本来就没有什么空余时间来写书了。由于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平时不愿意把空闲时间打发在闲聊、花天酒地和打牌赌钱上。人生苦短。总得要有所作为，总得要有益于社会。把时间花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实在是太不值得。同时，我是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可以说是写了一生世的官样文章，但就是还没留下自己的东西来。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才下决心要写一本书。然而真正要写成一本书，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早在1986年，我就在地委政研室与蒋政平、王建民三人合作，由我为主执笔编写了一本书——《零陵要鉴》，达70万字。这本书是一部反映零陵地区历史和现状的简明地方志，填补了自清道光以来零陵历史的空白，备受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赞誉。但是，这本书是以中共零陵地委政策研究室的名义出版的，没有署我们三个人的名。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本书算不上是我们三个人的，也就是说，这本书的版权不是我们三个人的。为了这本书的署名问题，我还和当时的一些领导同志吵了一场，质问为什么不让我们三人署名？领导的理由很简单：“这本书是你们三人为主编写的，你们也确实很辛苦，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有的同志提出，你们三人写书很辛苦，而你们三人平时担负的工作，都由没有写书的同志分担了，加重了这些同志的工作量，因此这些同志也很辛苦，只署你们三个人的名字，别的同志就会有意见。这些意见也并非没有道理。今后，大家还要在一起工作，不注意处理这些关系是不行的。”天哪！这些理由哪里能成其为理由！而且当时的《著作权法》已经出来了。我们三人辛苦一年多的劳动成果就这样完了。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哪有我们讲话的余地！那时还是革命化气氛很浓的时代，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在出了这本书之后，我心里总有那么点不服气，心里总是那么盘算，到时候我总得要出一本个人署名的书。时过多年，这一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我。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暗暗地下决心，逐年地积累资料，为出一本简明地方史作准备。直到1996 年，国务院批准撤销零陵地区，设立地级永州市止，我才真正做好了写书的资料准备工作。当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促使我开始动手写作《永州史话》一书。

《永州史话》是第一部永州史。这本书通过分时期、分朝代叙述了永州自原始社会末期到公元1949年的历史，使人们对每个时期、每个朝代的永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直观的认识。本书的编写，无疑是永州历史研究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也是永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撰写地方史是一项浩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一个地方古往今来的方方面面，与国史和周边地区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需要大量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严肃认真的考证。为此，我从1986年以来，先后翻阅了大量的史籍、历代《永州府志》及周边地区的有关资料，做了近百万字的笔记，并对资料上尚未考证或错讹之处进行了考证或修正。最后，这本书终于在漓江出版社出版。我自己也如释重任，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本书出来以后，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扬之声不绝于耳。绝大多数人都说这本书的编写，为永州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是认识永州、宣传永州的好教材。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对其中的一些论点或史料提出了不同看法。还有一些人说三道四，认为我写这本书是出风头，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们一方面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说写书容易得很，不过是这里抄一点、那里抄点而已。另一方面，又对别人出书的动机加以诋毁。但是，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本书有益于永州，是为永州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如果说什么别有用心，我可以问心无愧。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到现在为此，好像还没有人批评他别有用心。我不过才写了一本小部头的书，也别有用心不到哪儿去，别人要说三道四，就让他们说三道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