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衡岳独如飞

——读甘建华的文史笔记

作者：胡宗健

此刻是壬辰年冬日，在潇湘二水汇流处，在柳子庙西的湖南科技学院，我正捧读衡阳甘建华的两卷文史笔记：《蓝墨水的上游》和《江山多少人杰》。阅读中，脑海里总是不时闪现2007年甘建华陪伴我登临南岳衡山的情景。南岳衡山不仅风光独秀，而且以它为中心，绵连南北七十二峰；七十二峰脚下，是千里奔流不息的湘江。

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独秀”、“绵连”、“奔流不息”。

我的意思是，甘建华的文史笔记以历史意识和文化体悟见长，同时能很好地将细腻的艺术感受与敏锐的智性特色融于一体。他的写作以严谨、绵密的文字，举重若轻地将现实关注熔铸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考察中，从宏观历史和现实体验两条脉络上，梳理出民族血脉和人文血脉生生不息的薪火传承。他以深广的思考为前提，轻松驾驭着繁多领域的材料，赋予原本滞重的文字以生动而流畅的灵性，呈现出一种真挚而独特的人文关怀，从而最后建构起他梦寐以求的人文南岳的宏大景观。

这种人文南岳“独秀”的景观，是以衡岳文化名人为范式，在乡情乡恋的语境中首先向传统寻索，即传统的精神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绵延”至现实并与其发生有效的联系，试图以此为依托搭建古今衡岳士人的平台。

在这里，被甘建华打了100分的蔡伦（《蔡伦一百分》），可说引领了衡岳古代湖湘名人的风骚，他发明的造纸术不仅为人类文明揭开了新的篇章，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他又启示后人将地球推向生态文明。蔡伦是衡阳区域耒阳人，“2009年末，耒阳黄市因为湖南儒商作家肖勇的鼎力推动，拥有15万亩连片竹林的蔡伦竹海风景区，第一次向世人伸出了橄榄枝。”甘建华的这一描述，敏感地捕捉和展现了湖湘文化哲嗣对前贤人文理想的继承，那种“奔流不息”的态势已完全跃然纸上。

不过，甘建华所说“向世人伸出了橄榄枝”，大致是向世人传播“蔡伦故里，竹海家园”的旅游大景点，而在我看来，它有着更深刻、更可贵和更有价值的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英国《卫报》曾刊登过一篇评论，它认为：“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要引领21世纪，它必须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即是说，英国人把人类带进了工业文明，美国人把世界引入了信息文明，中国人有可能把地球推向生态文明。所以，十八大报告以后，股市里的环保、、林业等板块作为“美丽中国”的概念大都井喷式拉升，而拥有15万亩连片竹林的蔡伦竹海的“美丽中国”概念，相较于中国大地任何一个林业板块，都是绝无仅有的“独秀”。

蔡伦造纸是在东汉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为人类文明揭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想不到1905年过去了，在他故里后人的拥簇之下，致力于把地球推向生态文明的伟大事业，为人类文明揭开了一页更新的篇章。

当然，我的感慨都应归于甘建华《蔡伦一百分》这篇文史笔记。说是笔记，我可把它看成一部压缩的传记。它材料翔实，但又做到以一当十，睿智深邃，以忠直的体察和宽阔的思考，发掘和重建了人物生活的丰沛意义，从而显示了人物生命的厚度、宽度和他给予世界的温度。因而，这是一篇透视着历史、人文、社会诸多方面的思想含量极深的文史笔记，它比一部平庸的长篇小说和长篇传记似乎更有份量。

由蔡伦领衔，甘建华编撰了“湖湘文化名人衡阳十字歌诀”：一纸圣、二状元、三学宗、四耆宿、五书家、六僧道、七贤人、八画师、九文士、十世家。我想，这就是湖湘文化的一条长河，是人文南岳从古绵延至今的一幅画卷。在这条长河或这幅画卷上，你会听到很多声音，看到很多色彩：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僧道、歌妓、隐士、金石鉴赏家，等等。曾经做记者和写小说的甘建华，在中国文学界和新闻界扬名立万的甘建华，实在是一个有很强的介入性和超越性的湖湘文化学者。他的文史笔记，无形中把自己塑造出一位“海纳百川”的新儒学专家的形象。

可惜，我不能将他书写的各家一一道来，我还是按照本文的题旨即“人文衡岳”“独秀”的概念继续说下去。

在这里，我将首先提到周敦颐。我对周子的重视与甘建华是同步的。甘建华不仅在《蓝墨水的上游》一书中的《乡关何处》一文中，写了周敦颐的专节，而且在《江山多少人杰》一书中的《周敦颐在衡阳》专文里，以很大的力气铺陈了主人公经历的一切，就像一股飓风刮来。更有趣的是类似于这样的文字：爱莲堂（濂溪祠）门前水面宽阔，遍地荷花，形如凝珠，在晨光下随风舞动，晶莹剔透，有“西入衡州第一景”的美誉。“‘爱莲堂’三字为周恩来总理1963年为濂溪后裔周瘦鹃所请亲笔所书。顺便说一句，周恩来与鲁迅（周树人）都自认是周敦颐的后裔，上海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有载，许多文章也曾提及”。

我们无须重复周敦颐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名人和我国继孔孟之后的第二代大儒，也无须重复生于北宋1017年的周敦颐由于5岁丧父，8岁随母亲离开道州投靠衡州舅父郑向，于是衡阳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衡阳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12年成长期，因舅父而“荫补入仕”，后又4次回衡阳省亲，并到石鼓书院讲学，所以衡阳是其理学思想和被人们千古吟诵的《爱莲说》的孕育发源地。我想强调的是，周子思想在今天的价值。《爱莲说》提出了外在环境污浊的情况下，也要保持清廉的节操；其《太极图说》和《易通》所使用的范围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善恶、礼乐、诚、公、中、和，等等，于今天来说仍有其非同一般的价值。如“和”，分为“用和”、“中和”、“和亲”、“乐和”、“政和”等，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和一的和谐思维，与今天所倡导的“社会和谐”是一致的。他重“公”的道德取向和重“诚”的道德观核心，对于私利熏心和谎言欺世的当代贪官，无异于当头棒喝。

应该说，周敦颐是继蔡伦之后在人文衡岳平台上树立的又一座丰碑。当然，蔡伦以下，与陶渊明齐名的东晋文人罗含，开始拒不入相而甘做南岳隐士的唐人李泌，在南岳衡山兴办碧泉书堂和文定书院，开创湖湘学派的胡安国、胡宏父子，还有欧阳询、释梦英、花光和尚等书家，魏华存、慧思、司马承祯、怀让等僧道，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是一座继往开来的湖湘文化学术高峰。王夫之思想最为闪光之点，乃是反对把天下视为私产的君主集权专制。他大声疾呼：“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黄书·宰制》）即秦代独裁者夺天下民众之所有以淫其私，宋代统治者专制羸弱，迫害忠良，向异族强敌献媚，如不大反孤秦陋宋就不能延续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王夫之是以他闪耀着近现代启蒙思想的光辉注入湖湘文化之中，这也是湖湘文化的质地得以保持纯厚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从蔡伦到周敦颐再到王夫之是古代人文衡岳三座有代表性的丰碑的话，那么到了现代和当代，情形又是如何？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而在八九十年代以后，“死亡”之说也在中国畅行无阻了。即在商品化和拜金主义大潮中，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人格意识正在淡化，丧失了应有的精神操守，信仰和精神价值尺度在物质的重压下变成了虚无。那么，衡岳文化后人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下面，我要叙述甘建华文史笔记中的数位现代人和当代人，本来洛夫、唐浩明、李升平、刘沛林应在其列，考虑到本文篇幅过大，干脆由女性包揽，我将她们称之为“四大女虎将”。

一、陈衡哲

陈衡哲生于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身衡山名门。幼年在母亲、舅舅辅导下读书，1911年进入上海爱国女校，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10名女生之一。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这些都在甘建华所写的《衡山陈氏文化旺族》及相关篇章中有所记述。

1917年，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刊》第1期，以“莎菲”笔名发表小说《一日》，早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一年，被视为“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名字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女杰传略》及各种经典文学史版本。

她又雅擅诗词，“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有五四新姿”（柯灵语）。例如她的两首五古，《月》：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风》：“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由于这两首诗深得“诗中有画”的旨趣，故深为与之同时留美学生胡适、杨杏佛和任叔永等人赏识，当叔永将两诗寄胡适并令猜测出自何人之手时，胡适在回信中说：“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①

在“五四”新文学风潮推动下，陈衡哲摒弃旧日癖好，改用白话文写作。在“五四”时代女作家中，“论驰誉之早与风头之健，实不亚于当时尽人皆知的冰心女士”②。

陈衡哲与任叔永1920年成婚，一直与胡适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胡适是“五四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现代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人权论集〉序》、《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均大力张扬人权与言论自由，并以此论证国民党是反动的。他对陈衡哲的欣赏并共同办刊，至少表明他们是志同道合者。陈和胡的书信往来，一直延续到1929年。她作为第一位女性参与胡适创办《独立评论》，1923年又被胡适邀入《努力》周报。1949年，他们分道扬镳，胡去了台湾，陈留在大陆，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76年下世。

二、资中筠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衡州地界耒阳，其父即是中国金融文化界泰斗资耀华。两个妹妹资华筠、资民筠也很有名，前者是著名舞蹈家，后者是科幻小说家。甘建华在《耒阳资家父与女》一文中，赞叹她们“都不是省油的灯”。

资中筠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语系，通英文、法文，分配至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1952年起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同在那儿工作的陈乐民后来成了她的丈夫。他们访问过亚、欧、非、拉美等几十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与民间往来。1956年起常驻维也纳，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1959年回国，主要工作为文书、调研、国际会议以及其他外事活动的翻译，其中也包括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等接见外宾的翻译。1985年，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后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期间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二届会长，担任《美国研究》杂志主编，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学学者。

据甘建华主编的《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介绍，资中筠的学术专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追根溯源》（后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主编或合著有《美台关系四十年》、《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书评》，学术论文结集《资中筠集》。散文、随笔、书评专集有《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英、法文译著有巴尔扎克《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薇拉·凯瑟《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和美国作家伊萨克·辛格等人的小说。2011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资中筠自选集》（含《坐观天下》、《感时忧世》、《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1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4年被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2006年中国社科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2009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0年11月26日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首批终身研究员。

不仅著作等身，作为顶尖级学术精英，资中筠的人文理想和精神操守备受今人称道。她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写道：“本人要强调的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也是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发展到烂熟以后特别缺乏的部分。鉴于时下较多见的对科学和民主的皮相的理解，我有时想，是否五四还缺一个‘人’字头的口号——‘人本’、‘人道’或‘人文’？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精髓。”③如果缺了这些普世的精神价值——“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④在这里，资中筠既以思想家的气质回应了她故乡的远祖蔡伦的造纸术，也呼应并放大了王夫之对君主集权独裁的否定。2008年，她在《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一文中说：“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适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拒斥之。”⑤在她的心目中，民主是一种绝对价值，这乃是她一以贯之的思想准则。

在《也谈学术腐败》一文中，她以“在他人劳动成果上署名”、“课题泛滥”、“学位泛滥”、“还能守住学术界这片净土吗？”为四个小标题，对早已猖獗尤其是和权力相结合的腐败痛下针砭⑥。她的言说与鲁迅的痛斥一脉相承。鲁迅在1934年4月9日、12日、22日致姚克三封信对文坛腐败的痛斥中，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战士的姿态对资中筠的影响和传承。

三、残雪

甘建华坦承，他很不喜欢残雪这个人的神经兮兮，但是很看重残雪的各类作品，“她与我们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她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先锋派文学的领军人物”。

残雪，本名邓小华，1953年生于长沙，籍贯耒阳。她与资中筠、陈衡哲一样，有许多个“第一”的光环。

在湖南作家中，她的作品被最多国家和地区翻译和介绍（包括美、法、德、意、日、英、加拿大及台湾、香港），被外国媒体誉为“新的文学大师”、“中国先锋文学的旗手”。还被北京一位评论家界定为“中国只有两个作家，那就是鲁迅和残雪”。用这种极端的言论表示，残雪在当代作家中，无人可以类比。

我曾经说过，在外国，卡夫卡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只有残雪可以与卡夫卡媲美。无论是她的《山上的小屋》、《雾》，还是《黄泥街》、《旷野里》、《苍老的浮云》、《突围表演》、《约会》，都被人认为，她在建立一个臆想的世界，尤其是她夸张地丑化家庭关系，父母、夫妻、姐妹均忐忑不安地混居在敌意的包围中，让人不堪忍受。但是这一切荒诞细节却又是她少年世界的真实投影。那时，她父亲因是“右派分子”而在文革中被放逐到外地，自己被认为是狗崽子而被人唾弃。为了自保，人们在文革中互相告密，甚至夫妻、兄妹反目乃为寻常事。无疑地，她的叙述则成了对10年浩劫文化的尖锐批判。一个对黑暗世界具有特殊敏感的人，她肯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光明；一个对野蛮的打砸斗杀特别痛恨的人，她肯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明。这就是残雪的人文精神之所在。

四、龙应台

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县，祖籍湖南衡山。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1975年一去美国就在大学里教美国大学生的英文写作，这时仅23岁。30岁取得英文博士学位。1983年回台湾在大学任教，仅以一年多时间，即1985年就出版了《龙应台评小说》和《野火集》。对于她的著作与其他种种，甘建华以随意任性而又机智幽默的笔调给我们作了详尽的描述，尤其是龙应台于1985年和2003年多次回到故乡衡东龙家院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令我们难以忘怀。在这里，我不准备谈龙应台的小说评论，我想说说她的政治思想随笔。

可惜的是，我特别缺乏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文章毋须多，读读《当权力在手》⑦即可了然。

《当权力在手》张扬了所有人的权力。有人会问：民权怎么能与官权抗衡？但在龙应台身上，我们看到的，显然是民权大于官权。当龙应台仅仅是一个作家的时候，她说：“我是一个有笔的人。笔，是一种权力，它可以针砭时事，……定夺毁誉。”这正如萨伊德所言：“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舍弃这一堡垒，事实上就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但龙应台是一个“官”的时候，她却封笔不作评论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一，她说：“官的权力在于理念的实践，他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为手中拥有令牌，全部都可以变成现实。”因为为官了，她对权力“另有思索”。

其二，她说：“民意代表的权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么，政务官不敢无识，事务官不敢无能，法规不容偏颇，施政不许懈怠。”也就是说，她在为官的时候，特别在意包括民意代表和媒体在内的公众的权力，即通过公众的裁判，来检讨自己作为政务的疏失。譬如，台湾“文化部”下属台湾文学馆，今年5月花28万元新台币到香港考察香港文学研究机构5天，回台后，交出一份6000字的考察报告，却被曝光内容有一半是抄袭，因而被认定是“假考察真观光”。作为主管官员的“文化部长”龙应台承认，“考察报告确实过度引用，要求台湾文学馆再写一份检讨报告，并全面检查‘文化部’所有的出访报告”⑧。

又如，她在早年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局里的活动有很多企业厂商赞助。一次，一个知名运动鞋厂捐给文化局8000双跑鞋后，经理对龙热情地说：“带孩子来买鞋，给您打折扣。”孩子从德国飞来，她就准备带他去买鞋。孩子觉得是名牌，很兴奋，但是他说：“妈妈，你去买就是腐败。”龙应台开始为之一惊。于是“孩子慢条斯理地解释，经理的半价优待来自你和他们的合作。那是政府的行为。由政府行为所衍生出来的优惠，就不应该由你个人来接受，接受了就是公器私用，就是腐败。”这时的孩子不仅仅是孩子，他也是社会公众的一员。这时，龙应台被说得心服口服，她说：“孩子说的完全正确。”

龙应台成了“官”为何不作评论？她说得很明确：“政务官该不该使用知识分子——作家的权力？不应该。一旦‘下海’成为政务官，就应该是各方检验批评的对象。”政务官的权力在于实践和执法，他不应当干扰批评他的声音，这样就可保证民意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都能恣意行使各自的权力。

这是继孟德斯鸠、卢梭、杰佛逊和我国现代思想家陈独秀、鲁迅、胡适之后的一篇崭新的思想论文，亦可视为一篇人权笔记或人权宣言。杰佛逊有两个重要思想：一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二是怎样理顺政治家和反对派的关系。显然，龙应台的文章对这两个问题都作出了个性化和经验化的精彩阐述。

甘建华在《江山多少人杰》一书中的《拜会龙应台》一文里，如数家珍地列出了龙应台的各种荣誉称号和头衔，我以为她在香港获评的“杰出人文学者”称号自然堪称合理，其他名列“第四”和“第二”的荣誉称号则属不伦不类，甚至是给予她的一种“降格”。一生致力于国民党独裁的宋美龄和致力于写作和歌唱的三毛、邓丽君，与按照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轨迹前行的龙应台又有什么可比性呢？最为可比的是，《当权力在手》的份量和价值，深刻性和闪光点，绝对不在一般思想家著作之下。

最可宝贵的是，龙应台为官后的思想作为。科塞在他的名著《理念人》中断言，从政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策制订者的限制，注定是保守的，回避问题的，讲求功利的，而不是前瞻性的。萨伊德甚至据此提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腐化”问题。然而，龙应台从1999年到今天两度从政的事实表明，她是拒腐的，富于前瞻性的。

因此，龙应台无愧于当今世界并不太多的“杰出的人文学者”的称号。在中华大地上，东岳、西岳、北岳、中岳，有多少这样的人文学者？也许只有南岳衡山尽领风骚。或如清代魏源所言：“惟有南岳独如飞。”我仿之则谓：“人文衡岳独如飞。”

南岳衡山啊，独秀的人文大山啊，你是凭藉从蔡伦到龙应台一以贯之的众多的人文理想志士打造起来的，他们功不可磨呀！

但这些绵延了两千年人事的钩沉耙梳、整理弘扬，这浩大繁复的文化工程，却由甘建华以一人之力完成，他当然是功德兼隆的功成事遂之士了。龙应台也早就预言：“甘建华对湖湘文化尤其是衡阳地方文化的研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将来会有许多人记住他并感谢他。”⑨

只是，甘建华疏忽了一点，那就是他没有在龙应台后面加一个“100分”的数字。

注释：

①、②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0页，29页

③资中筠《斗宝中的天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8页、10页

④资中筠《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随笔》2008年第2期，第3页

⑤、⑥资中筠《也谈学术腐败》，《随笔》2003年第1期第94—100页

⑦见《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2002年11月23日第10版

⑨甘建华《江山多少人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作者：胡宗健（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协会员）

通联：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河西　湖南科技学院

邮编：42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