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余论

舜帝是中华人文始祖之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道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入研究舜帝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充分发挥舜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重要作用与影响，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研究舜帝与舜文化过程中，必须不断端正我们的研究态度与方法，才能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超出功利主义的圈子，收到好的效果。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笔者感到要切实注意避免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皇五帝的地望、行迹、卒葬之间不能划等号。

现在，学术界里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受功利主义或地方利益的驱使，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死的说成活的。特别是现在，历史文化品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人挖空心思胡编乱造。他们相信这样一种逻辑：谬误说上一百遍、一千遍，最终总有变成真理的时候。舜帝的卒葬地点之争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山西运城一带是中国上古时期特别是五帝时期众多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活动过的大舞台。这里也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才把考古与研究的重点，放在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但是，作为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是不是就一定要把上古时代众多的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都要说成是一个地方的呢？是不是众多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点、活动范围、卒葬之处就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呢？笔者最反对这样的搞法。

以炎帝为例，他曾活动于山西南部一带，并在今山西长治一带建过都城。那么，炎帝是否就一定要生于斯，长于斯，卒葬于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难道也要给他在山西南部找个什么岗或者什么山之类的地方，安上一个炎帝陵之类的名称？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黄帝也在山西南部活动过，那么黄帝是不是也应该生卒于山西南部？黄帝还在河北一带活动过，并在阪泉（今河北琢鹿东南）同炎帝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在琢鹿同蚩尤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那么黄帝是否应当生卒于河北的某个地方？事实并非如此，黄帝生于寿丘（今甘肃天水地区），居于轩辕之丘（今陕西渭南），长于姬水（今陕西西北部），活动于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一带，死后葬于乔山（今陕西黄陵县）。

又如尧，曾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索先生认为安邑在蒲阪附近鸣条岗一带）一带活动过。后来，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在临汾附近的陶寺，发掘出了巨大的城址和众多文物。如果按照某些专家学者的的说法，既然舜帝在运城范围内活动过，他的陵墓也就应当在运城范围内的某个地方。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尧的陵庙均位于山西临汾一带。

更有意思的是，舜帝的接班人大禹，长期活动于今山西运城一带。大禹建立夏王朝后，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一带）。按照某些专家学者的逻辑，大禹也应当最后卒葬于山西运城境内。但是，大禹并非是在山西运城境内去世的，也没有葬于山西运城境内，而是葬于远离山西运城的浙江会稽。会稽与运城之间的距离，大体上同九疑山与运城的距离相等。

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方面钻牛角尖钻不出来，老是要把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点、活动地域、卒葬地方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很多问题就会步入歧途。索先生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步入歧途。他说：“上古三代相继建都于晋南，其中舜建都蒲反，晚年被禹安置于蒲反附近、鸣条冈之邑，即今之安邑。舜居于此，卒于此，皆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个“情理之中”，能够解释炎帝、黄帝、唐尧、大禹的卒葬吗？

二、肯定或否定舜葬何处的人与其籍贯无关。

索先生在《舜迹三考·舜帝卒葬》中，例举了两位明代学者否定舜葬九疑的观点。他写道：“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作《洞庭湘妃辩》，驳斥捏造而成的洞庭湘妃传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索先生在例举了李贽、朱国帧的观点后，还特意指出：“李贽乃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而朱国帧系乌程（今浙江绍兴）人，二人与安邑并无地域瓜葛，所言非虚。何况向来二人学术观点相左，但在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因此殊为可贵。”是否因为李贽、朱国帧不是安邑人，而且他们的学术观点相左，他们的话就是可信的？对此，我只说一句，因为支持舜葬永济鸣条岗的人太少，才“因此殊为可贵”。如果支持安邑鸣条说的人数众多，也就不会感到“殊为可贵”了。

在索先生感到李、朱二人的观点“殊为可贵”的同时，他忘却了一个重要问题，做出“舜葬九疑”结论的司马迁也并非永州人、宁远县人或九疑山人。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陕西韩城与永济县仅隔一条黄河，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直线距离不过百来公里。以此来看，司马迁的故乡龙门（韩城）虽然与山西永济没有直接的地域瓜葛，但毕竟距离很近。这么近的安邑，如果真是舜帝的崩葬之地，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否则他就太孤陋寡闻了，后人尊称他为伟大史学家也就名不副实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司马迁与河东安邑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恩怨，心存报复，故意篡改历史，硬要将河东安邑的舜帝陵改在几千里之外的宁远九疑山。如果是这样，他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史学家，充其量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势利之徒。我们可以想想，司马迁是这样一个人吗？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解州镇）。蒲州在秦以后隶属河东郡，因此柳宗元是地地道道的河东人，世称“柳河东”。后来，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遭到失败，被贬谪永州十年，在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江雪》等千古名篇，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但是，柳宗元从来就没有提到河东安邑有个舜帝陵。如果河东安邑真正有个舜帝陵，作为河东这个地方的一代名人，柳宗元还会不知道？柳宗元不仅没有提到河东安邑有舜帝陵，而且也没有去河东安邑祭拜过舜帝陵。相反，他谪居永州期间，于永贞元年（805），随同永州刺史冯叙到九疑山祭舜，并在那里写下《舜庙祈晴文》。这大概也可以作为“舜葬九疑说”的一个间接证据吧！并且可以说明，至少到那时，舜葬九疑说还没有受到索先生所说的“重创”。

三、关于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流变

索先生在认定孔安国曲解“陟方”、“妄添巡狩之事”，司马迁曲解墨子“道死西戎”、“演义”舜葬九疑的基础上，将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这样写道：

显然，这个学术流变过程可以划作三个阶段，并形成各自较为明确的结论。先秦时期，诸说可综合为“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但“鸣条”与“苍梧”、“纪市”皆无确指。秦汉至晋，因司马迁之影响，湖南宁远零陵名声渐起，形成“卒于苍梧，葬于九嶷”之定论。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晋至唐是一个转折期。因《竹书纪年》的发现，‘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不过，这回它得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二者同指。同时，湖南零陵继续祭舜。此后，“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

从本文前面所说的情况看，自先秦以来，舜帝卒葬问题一直比较明确，即“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因此，　不必将舜帝卒葬问题的学术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如果硬要划分为三个阶段亦无不可，但三个阶段的结论决不是如索先生所说。这是因为：

先秦时期，虽然有孟子的舜帝“卒于鸣条”说，墨子的舜帝“道死西戎”说，但由于都是孤证，并未为大家所认同。无论在帝王朝廷那里，还是在民间，主流认识是舜帝葬于九疑山。大禹在衡山筑紫金台望祭九疑舜帝陵，秦始皇在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山海经》多处记载舜葬九疑，伟大诗人屈原在诗中多次描写到九疑朝拜舜帝的情景。特别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地图，明确标出了舜帝陵的所在位置。这些都是舜葬九疑的确证。索先生怎么能够全然不顾这些铁的事实，来一个“皆无确指”作为结论呢？反之，再看看山西安邑鸣条岗，当时有这些方面的记载吗？到目前为止，有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吗？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葬九疑确实得到普遍认同。这种认同，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司马迁之前，舜葬九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已经是当时的主流认识。司马迁的结论，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充分肯定，是对西汉以前关于舜葬九疑的主流认识的肯定，而非司马迁“演义”杜撰的结果。另一方面，司马迁以其高尚的人品、史德，赢得了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信任。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司马迁的千古定论，使舜葬九疑进一步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这一定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必须看到，决不能来一个本末倒置：舜葬九疑是司马迁“演义”的结果，人们认同舜葬九疑是因为司马迁的缘故。舜葬九疑决不会因为没有司马迁而不存在，因为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存在且已为人们所认同。即使司马迁没有写下舜葬九疑的定论，舜葬九疑仍然会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而存在下去。司马迁的定论只是对扩大舜葬九疑的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至于索先生所说：“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九疑的位置并无争议”，这是对的。因为确实没有争议。但“‘苍梧’有二解”则不符合历史事实。秦汉至晋，所有历史文献都没有说苍梧在广西。这一点，前面已经作了详尽分析，这里不再贽述。

至于索先生所说的《竹书纪年》“赫然出世”后，舜帝“‘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可能也只是索先生的个人解释或少数人的看法，并不为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所认同。《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载：“鸣条有苍梧之山。”索先生说“苍梧在中条山上”，这里的中条山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什么时候，中条山在什么时候称为鸣条？有何证据？中条山上的苍梧山具体在什么位置，中条山上的苍梧山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什么时候？由于最早的苍梧山是与九疑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九疑山是苍梧山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九疑山与苍梧山是一地二名，试问，中条山里即使被后来的多事者安上一个苍梧山的名字，那么这里的苍梧山是在什么时候又称为九疑山的？在中国的哪部历史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或者至少在运城和山西的地方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也只是索先生的一厢情愿。试问，自晋代以来，“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其标志是什么，其证据在哪里？是历代封建王朝编修的国史改变了司马迁的千古定论吗？没有！反正还没有哪一部国史说司马迁的结论错了，也没有哪一部国史做出了舜帝卒葬于晋南安邑的鸣条岗的结论。那么，是不是历朝封建帝王改变了到九疑山祭舜的做法，不是到九疑山来祭舜，而是跑到晋南安邑去祭舜！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此，无论哪朝哪代，还没有一位帝王到晋南安邑去祭舜。如果有，请索先生举出几个甚至一个来看看。那么，是不是在晋代以来，有哪些史学大家或文学大家明确地说，舜帝不是葬在湖南宁远县九疑山，而是葬于晋南安邑鸣条岗。我确实没有搞清楚，索先生说“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到底凭什么！国史上不承认舜帝葬于晋南安邑，历代帝王不到晋南安邑去祭祀舜帝，历史上有影响的史学大家和文学大家也不认同舜葬安邑，“安邑说”是凭什么来与“零陵说”并行的！仅仅凭着索先生的几句话，仅仅凭着历史文献上的只言片语和个别专家学者的个人看法，就可以说“安邑说”与“零陵说”并行？索先生所说的零陵说与安邑说“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也不过索先生的个人看法。实际上，零陵说与安邑说之争，不仅仅是湖南永州与山西运城之争。永州与运城没有什么需要争的。司马迁写下了千古定论，舜帝葬于湖南永州宁远县的九疑山。如果硬是要争的话，除非改写司马迁这一千古定论。

主要参考书目

《尚书》

《诗经》

《论语》

《周易》

《春秋左传》

《公羊传》

《竹书纪年》

《孟子》

《韩非子》

《礼记》

《山海经》

《水经注》

《史记》

《汉书》

《淮南子》

《大清一统志》

《湖广通志》

《湖南省志》

《永州府志》

《零陵要鉴》

《零陵地区志》

《宁远县志》

《九疑山志》

《道县志》

《江华瑶族自治县志》

《徐霞客游记》

《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王田葵、何红斌著）

《有虞舜帝》（李生顺著）

《德圣舜帝》（郑国茂著）

《九疑山诗文选》

郭宝祥《舜迹三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