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如何理解《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

索先生否定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就是《竹书纪年》。他是这样说的：

“就在演义流传的同时，西晋太康（280－290）年间，《竹书纪年》赫然出世。这部成书于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未经秦焚的编年体史著，比《史记》早诞生200多年，在河南汲县沉睡了近600年，从未见天日。它的出世，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而它关于帝舜鸣条苍梧之葬的说法，给予‘零陵说’以重创。”

索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零陵说”，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说法，亦即本文开头引用索先生所指的“苍梧零陵说”。那么，索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给“零陵说”以“重创”的《竹书纪年》，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又是怎样给“零陵说”以“重创”的呢？它果真给“零陵说”以“重创”了吗？这里边确实有许多问题需要搞清楚。

1、《竹书纪年》的来龙去脉

《晋书·束皙传》载：“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亦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分，长二尺，节新如故。”《晋书》、《南齐书》中所说的竹简，就是后人所说的《竹书纪年》。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竹书纪年》为十三卷。至唐代，此书逐渐亡佚。到南宋时，仅存残杂本三卷。明嘉靖年间（1522－1564），有人搜集《竹书纪年》的佚文，凑合史传纪事，用《宋书·符瑞志》文章当作附注，托名南朝梁代沈约注，编出《竹书纪年》上、下卷，即今本《竹书纪年》，实际上是伪书。明代徐文靖统笺的《竹书纪年·序》与《竹书纪年·杂述》说，竹书发现时，已有“七篇简书折坏”，“书皆科斗字”，“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梁天监（502－515）中，沈约始为之附注。”。实际上，徐文靖所统笺的《竹书纪年》，就是明代出来的伪《竹书纪年》。后来，清代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著名学者王国维以此为基础补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竹书纪年》，都是清代的东西，而不是晋代出土的东西。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鲁国史官撰写的一部史书，“其所纪始黄帝，终魏今（襄）王二十年（前299）”。它的发现，对史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这样说，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去研究夏、商、周及上古历史，所依据的主要是孔子删定的百篇《尚书》。而孔子在删定百篇《尚书》时，把原来国家档案中近三千件史料都毁掉，只留下他认为有用的一百篇。这就造成了很多史料的缺失，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造成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给后人研究三代特别是上古时期的历史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二是秦始皇为了“书同文”，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骂名千载的“焚书坑儒”事件，销毁了大量的来自六国的文献资料，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文化浩劫。即使有幸留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如《尚书》，也已残缺不全。一些伪造的文献资料也因此大行其道，有时候甚至搞得真假莫辨，如晋代的《伪古文尚书》，也给后人研究历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三是《竹书纪年》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既没有经过孔子的删节，也没有经受“焚书坑儒”之祸，保存了史书的原貌，其内容当然也是可信的。

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的内容就是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说《竹书纪年》“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包括纠正了《史记》中的一些错误，这都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现在见到的《竹书纪年》，并非是一部比《史记》更伟大、更权威的信史。从《竹书纪年》的发现到注疏的过程来看，该书是在盗掘魏襄王墓时被发现的，后交由束皙将竹简上的科斗文转换成当时的书写体抄写出来。到了宋代，《竹书纪年》已经佚失。也就是说，当年由束皙抄写出来的《竹书纪年》已经不见了。过了几百年后，明代人托名梁代的沈约，伪造了一部今本《竹书纪年》。我们丝毫不怀疑当年出土竹简上的内容的真实性。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竹书纪年》还是不是与当年竹简上的完全相同？会不会也与当年的《伪古文尚书》一样，掺进了一些伪造的材料？如果没有掺进伪造材料，它当然百分之百是一部信史。但是，如果它已经掺进了一些伪造的材料，它当然就算不得一部信史了，至少算不得一部百分之百的信史了。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看，很显然，情况显然属于后者，已经不是晋代出土时的原貌。

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毫无根据呢？当然不是。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中“帝舜有虞氏”一条的最后一句：“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今海州”三个字显然是后人塞进去的，不是原有的。 “今海州”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但是，作伪者千虑一疏，忘记了在战国时期根本就没有海州这个地名，更没有海州这个行政区域名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个地方叫过海州。一是东魏武定七年（549），改青、冀二置海州，治所在龙沮（今江苏灌云西南），北齐时移治朐县（今连云港市西南海镇）。二是辽代所置海州，治所在临溟（今辽宁海城县），辖境相当于今辽宁辽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三是地名，在江苏连云港市西部、陇海铁路线上，为连云港市辖区之一。这三个海州，都不是出现在战国时期，而且距战国时期最少也在800年以后。前述足以说明，“今海州”是后人塞进去的。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竹书纪年》记载的时间，始于黄帝，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却又来了一个《前编》，增加了两个人物：一为太昊庖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前编》是后人增加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因为如果是原来就有的，就应该同后面的黄帝轩辕氏等等人物放在一块，没有必要再来单独设置一个《前编》。这里还附带说一句，这些做假的手段与方法也实在太不高明。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索先生对《竹书纪年》那么情有独钟，那么偏爱，把它说得那样完美，那样纯洁。难道索先生不知道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竹书纪年》，已经不再是晋朝发现的那部《竹书纪年》了吗？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虽然里面有不少作伪的成份，但我们还是要像对待现在看到的《尚书》一样，去伪存真，充分发挥其作用。

2、《竹书纪年》对“零陵说”无所谓“重创”。

索先生在《舜迹三考·舜帝卒葬》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晋代出土《竹书纪年》后，“给予‘零陵说’以重创”。我不知道索先生说这话的依据何在？是二十四史将舜葬九疑的结论改成舜葬永济鸣条了，还是此后的历代帝王不再祭祀九疑山舜帝陵，而去祭祀永济鸣条岗了？抑或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依据？我查阅了不少历史资料，确实没有查到这方面的有力证据。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孤陋寡闻。但是，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倒发现《竹书纪年》并没有给司马迁的“零陵说”以重创，舜葬九疑的事实依然为历代帝王和史家所认同。下面，我们可以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从帝王的祭祀活动看，晋朝以后，历代帝王对舜帝的祭祀，并没有因为发现了《竹书纪年》，就把遣使到九疑山祭祀改为遣使到永济鸣条岗祭祀。前面已经讲过，帝王祭祀舜帝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而是非常严肃、认真、隆重的政治活动，必须有可靠的历史依据。就在《竹书纪年》出土后不久的南朝宋代永初三年（422），武帝刘裕遣官张邵、颜延之赴宁远九疑祭舜，并留有祭文。这时离发现《竹书纪年》的晋太康二年（281），仅仅只有141年。当时的《竹书纪年》尚未散佚，《竹书纪年》又是那样地“赫然出世”，刘裕、张邵、颜延之等人不可能不知道有一本《竹书纪年》，不可能不读这样一本出土不久的典籍，不可能不知道《竹书纪年》关于舜帝的诸多记载。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到安邑鸣条岗去祭祀舜帝，而是依然到九疑山去祭祀舜帝。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当时出土的《竹书纪年》中，并没有关于舜帝崩葬于“鸣条苍梧之山”的记载。唐玄宗先天元年（712），遣大臣、名相张九龄赴九疑祭舜。北宋建隆年间（960－963）时检校太保、行道州刺史事奉诏重修舜庙。《宋史·礼志》载，乾德元年（963），“诏行代帝王载在祀典，其太昊、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到了乾德六年（968），宋太祖敕令九疑山舜庙，每三年一祭。《元史·祭祀志》载：“致和元年（1328），礼部移太常博士，议舜禹之庙合依尧祠故事，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洁致祭，官给祭物。”明洪武初（1368－1369），朱元璋遣使绘九疑山舜陵图。洪武四年（1371）春，朱元璋遣翰林院编修雷燧祀祭九疑山舜帝陵，将舜庙从玉琯岩迁至舜源峰下。此后，国祭九疑山成为定制，定三年一祭，并置守陵户。在整个明代，皇帝遣使到九疑山祭舜达十五次。进入清朝后，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有皇帝都曾遣使到九疑山祭舜，其达44次，其中康熙朝9次，乾隆朝14次。从上述情况看，索先生所说的“给‘零陵说’以重创”的现象，在历代帝王那里并没有体现出来，历代帝王仍然我行我素，没有理会《竹书纪年》那一套，仍然遣使前往九疑山祭舜。相比之下，从《竹书纪年》出土后，又有哪些帝王遣使到山西永济鸣条岗去祭舜了？！《竹书纪年》是否“重创”了“零陵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从晋代以后的文献典籍看，舜葬九疑说依然没有受到多大挑战，认同舜葬九疑的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到了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河东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后，情况也并不是像索先生所说的那样，“‘安邑鸣条说’超过了‘零陵说’”。索先生在文中所例举的对“零陵说”持不同看法的，也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如“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质疑百岁帝舜能否南巡”，“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现在就举一些坚持舜葬九疑说的人。如晋代皇甫谧（215－282），在《竹书纪年》出土的第二年去世，但他所著的《帝王世纪》仍然说：“（舜）葬于苍梧九疑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27）撰《水经注》时，距《竹书纪年》出土已经两百余年，但他似乎并没有受到《竹书纪年》的影响，仍然说：“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载：“昔舜南巡狩而没，葬于苍梧之野。”又云：“帝舜南巡，葬于九疑。”《名舆胜览》云：“九疑山亦名苍梧山，其山有朱明、石城、石楼、娥皇、舜源、女英、箫韶、桂林、杞林九峰。又有舜峰，不列九峰之内，舜所葬处。”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认为舜帝葬于九疑山。朱熹所著《孟子集注》，是其主要经学著作之一。因此可以说，朱熹对孟子与《孟子》研究至深。他对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的说法，肯定是做过认真研究的，肯定知道孟子所说的鸣条是指江南的“苍梧之野”。因此，朱熹也就非常肯定地说：“九疑，舜所葬。”并且认为，这一点“盖历三千年无一异词者”。从夏代到朱熹所处的南宋，时间在三千年以上。在朱熹看来，从夏代以来，直到南宋，关于舜葬九疑的问题，历代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直到近现代和当代，舜葬九疑仍然是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毛泽东也持这样的看法。他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也是以舜葬九疑，娥皇、女英千里寻夫为背景的。为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安邑鸣条说在什么时候超过了舜葬九疑说，又是怎样超过舜葬九疑说的？索先生所说的安邑鸣条说超过舜葬九疑说的依据何在？

3、鸣条苍梧在哪里？

《孟子·离娄下》说：舜帝“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则说：“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那么，《孟子》、《史记》、《竹书纪年》的说法孰是孰非？“鸣条”在哪里？“苍梧”在哪里？鸣条苍梧又在哪里？

首先，应当排除鸣条苍梧在“今海州”。按《竹书纪年》的说法，鸣条苍梧在“今海州。”“今海州”就是今江苏的连云港市。但是，“海州”是南北朝以后才出现的德政区域名称。清代已经有人考证，“今海州”三个字是后人伪造的。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海州’系作者所本，疏证曰：‘案《隋书·地理志》：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东魏改为海州。’此附注如出沈约，不当有‘今海州’语。考《困学纪闻·五》云：‘苍梧山在海州界。’此作伪者所本。” 王国维的这段话，排除了鸣条苍梧在“今海州的”的可能。

其次，应当排除苍梧在山西永济？苍梧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名，它所在的地理位置一直都在洞庭湖以南。《战国策》云：“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指楚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栗之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淮南子》云：“苍梧之山在苍梧冯乘县东北，零陵之南。”《山海经·海内南经》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源，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在《战国策》中，苍梧的位置是在楚国的南部，而且是在比洞庭湖更南面的地方。《山海经》成书的时间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舜帝崩葬于江南之九疑山，在司马迁之前的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就已经成为当时的共识。这里的“在长沙零陵界中”，在当时的地理概念上是非常清晰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其中就有长沙郡。在秦代，零陵县隶属于长沙郡。西汉初年，改长沙郡为长沙国，今永州一带隶属于长沙国。“在长沙零陵界中”表明，当时的零陵即今之永州一带与长沙国有隶属关系，而到西汉元鼎六年（前111）设立零陵郡，零陵与长沙已经没有隶属关系了，这是其一；其二，零陵地处长沙国南境，而长沙地处长江以南，因此零陵境内的九疑山无疑是在江南，而决不会在长江以北地区，更不用说是在黄河流域了。而“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表明苍梧与九疑有从属关系，苍梧是大地名，九疑是小地名，九疑包括在苍梧之内，或者说苍梧与九疑是一地二名，最起码苍梧与九疑这两个地名是连在一块的。既然苍梧与九疑是两个相关的地名或者说是连在一块的地名，九疑是在长江以南的长沙国的零陵县境内，那么与九疑连在一块的地名苍梧，也肯定只能在长沙国的零陵县境内，不可能两个连在一块的地名，九疑是在长江以南的长沙国零陵县境内，而苍梧却在黄河以北的的山西南部。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得非常清楚：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至于全国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苍梧山，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当然，也可能有好事者，为了某种利益或需要，伪造了一些苍梧山的山名。如《伪竹书纪年》中就伪造了一个在海州的苍梧山。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为了证明舜帝葬于山西永济的鸣条岗，干脆依据《伪竹书纪年》的记载，把苍梧山搬到了山西永济的鸣条岗，说“鸣条苍梧”就是指鸣条岗。但是，这些伪造的虚假的苍梧山，又有谁会相信呢？有哪一本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苍梧山在山西永济？山西永济的苍梧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只要稍具历史学识的人，特别是严肃的、负责任的专家学者，都不会相信这些伪造出来的苍梧山。退一步讲，如果山西永济有苍梧山，即使《竹书纪年》埋到了地下，不见了天日，苍梧山的山名总还是存在的，当地的人总还是知道的，永济、运城一带的历史文化名人总是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将这个山名传承下来的。总不至于《竹书纪年》埋到了地下，没有人知道，苍梧山或苍梧山的山名也跟着埋到了地下，也没有人知道了。直到《竹书纪年》重见天日，永济苍梧山这一山名才又随之重见天日！试问，如果永济在《竹书纪年》埋入地下之前真的有苍梧山，那么在《竹书纪年》从埋入地下到重见天日这段时间内，永济的苍梧山到哪里去了？在此期间，哪一部文献上有永济苍梧山的记载？索先生能不能为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来？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苍梧都是在中国南方，而不是在中国北方。在战国时代，苍梧属于楚国南境；在西汉初期，属于长沙国的零陵县；西汉元鼎六年（前111）以后，则属于零陵郡的营道县（今宁远县）；隋唐以后，则属于永州。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除了《伪竹书纪年》中有“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与，今海州”这样的造假文字外，在春秋战国以来的几乎所有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关于苍梧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记载。仅仅凭着《伪竹书纪年》中这几句造假的话，就断定或推断苍梧在山西永济或中国其他什么地方，不是太没有说服力了吗？

再次，应当搞清楚鸣条在什么地方。鸣条，本来是指风吹树木枝条发出声音，亦指因风作响的树枝。汉董仲舒《雨雹对》云：“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晋陆机《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董、陆之言“鸣条”，都是指树枝因风作响，即鸣条的本意。后来，鸣条被引作地名。由于后人将鸣条与舜帝卒葬连在一起，鸣条又表示舜帝死后，天地之间悲风凄雨，树木枝条也为之呜咽。其用于地名，则始见于《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在这里并没有讲鸣条在什么地方。《竹书纪年》谓“鸣条有苍梧之山”，也没有讲清楚鸣条具体在什么地方。现在，中国叫鸣条的地方很多，有的说鸣条有五个，有的说六个，还有的说有十多个甚至二十几个。其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一是定陶鸣条说。《书序》云：“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　。俘厥宝玉，谊伯、伯仲作《典宝》。”《后汉书·郡国志》说：“济阴郡定陶县有三　亭。三　即三　。由鸣条遂伐三　，则鸣条当亦不远，其所在则未详也。”《尚书》与《后汉书》这两段话，大意是说伊尹率军与夏桀交战于鸣条之野。夏桀被打败后逃往三　，伊尹又率军追赶到三　，缴获了大批宝物。鸣条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济阴郡定陶县一带，因为定陶县一带有三　亭。据考，西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分梁国置济阴国，后改为郡，治所在定陶（今定陶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荷泽附近一带。从这些情况看，鸣条在今山东定陶一带。二是巢县鸣条说。郑玄认为，鸣条是一个南夷地名，因为《礼记·檀弓》说舜葬于苍梧之野，而孟子说舜卒于鸣条。《吕氏春秋·论威篇》载：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说：“汤困桀鸣条，擒之焦门。”《淮南子·修务训》说：“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孟子正义》在引述了上述说法后，认为“南巢即焦门，在今江南巢县，均与鸣条皆贯，故郑意鸣条之在南也。”三是安邑鸣条说。《史记·殷纪》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四是荆楚鸣条说。刘俊男《华夏上古史研究》云：“诚然，有些地方有小地名叫鸣条，这是可能的。按今本《竹书》，鸣条有苍梧之山，则苍梧与鸣条是从属关系。”刘先生认为，“条”即古攸、修字，“攸、修、条皆有‘长条’之义，如攸长、修长，亦荆楚之义，因为荆楚皆长条形灌木。”五是河南鸣条说。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在今河南封丘东，亦即陈留。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鸣条在河南开封附近，亦即长垣。

综上所述，如果《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关于“鸣条有苍梧之山”的记载不是后人伪造的，那么这里的鸣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鸣条是一个大的区域性地名。苍梧山方圆一万多平方公里。“鸣条有苍梧之山”，鸣条就应当是比苍梧范围更大的区域地名。第二，鸣条与苍梧之间应当有从属关系。按《竹书纪年》的说法，“鸣条有苍梧之山”，则苍梧与鸣条是从属关系，即鸣条包括苍梧山，苍梧是鸣条的一部分。第三，鸣条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南方。苍梧山是在中国南方无疑。鸣条与苍梧之间有从属关系，鸣条本身也只能是位于南方，不可能位于北方。第四，苍梧与九疑在同一区域。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述及，此处不再重复。把这四个条件放到一块，就会出现如下的逻辑关系：南方有鸣条，鸣条有苍梧，苍梧有九疑。或者说，九疑在苍梧一带，苍梧在鸣条一带，鸣条在中国南方。同时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只有刘俊男先生所说的“荆楚”。无论是荆楚，还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的荆州之“荆”，都是鸣条的意思。鸣条即荆楚。荆楚南部有苍梧之山。只有这样，“鸣条有苍梧之山”，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全国各地有不少地方称为“鸣条”。但是，这些鸣条都是一些小地名，都不具备“鸣条有苍梧之山”的条件。既然如前面所说，鸣条在中国南方，怎么就能肯定《竹书纪年》是强力支持“安邑鸣条说”，而不是支持宁远鸣条说或舜葬九疑说呢？如果索先生认为《竹书纪年》中关于“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和“鸣条有苍梧之山”的记载准确无误，如果舜帝确实如孟子所说“卒于鸣条”，那么这里的鸣条，就应当是与苍梧有从属关系、位于中国南方的鸣条，而决非山西安邑或其他什么地方之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