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舜陵之争

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这本来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在唐代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司马迁关于舜葬九疑的定论提出过不同看法。即使在晋代出土《竹书纪年》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也没有人对司马迁的定论提出异议。直到唐代，才有河东郡的官员依据孟子关于舜帝“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的说法，在今山西永济的鸣条岗建了一座舜庙。然而，他们的这一做法并没有得到封建王朝和史学界的认可。从那时起，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祭祀舜帝，都是派遣使者到九疑山举行祭祀仪式，而没有任何一位封建帝王派遣使者到山西永济的鸣条岗祭舜。史学界的主流，也不认同舜帝崩葬于山西永济的鸣条岗。到了明代，有人伪造已经散佚的《竹书纪年》，在伪《竹书纪年》中塞进了一段话：“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尽管这段话是明代人塞进《竹书纪年》的，但还是有人据此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造了一个舜帝陵，说舜帝是崩葬于海州。而坚持舜帝葬于山西永济鸣条岗的人，则把这段话作为舜帝崩葬于永济鸣条的依据。然而，这段话经后人考证是伪造的，不足为据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历史文化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各地在发掘和利用本地历史文化品牌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力度也越来越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掘和利用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还千方百计地争夺历史文化资源，把本来不属于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本地的。为此，他们还请一些专家学者，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粉饰，使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舜帝陵的本无争议变成了有争议，司马迁的千古定论在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那里，却被说成是司马迁造假。这种颠倒是非至少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或做法，虽不足以一驳，但扰乱了史学，形成了误导，是对神圣史学的一种亵渎。在舜帝卒葬问题上，一些否定舜葬九疑的专家学者，他们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孟子》和《竹书纪年》。本章主要就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的说法、《竹书纪年》关于舜帝崩葬于鸣条苍梧之山的说法、如何看待山西永济舜帝陵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　如何解读孟子“卒于鸣条”之言

《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索先生便据此认为，鸣条是在安邑；舜帝“卒于鸣条”，就是卒葬于安邑鸣条岗。索先生还在文章最后说：“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那么，孟子“卒于鸣条”之言真是“千古不刊之论”吗？舜帝真是卒葬于安邑鸣条岗吗？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前335－前296年间，孟子曾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前319－前296年间，曾收徒讲学，并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他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孔子齐名，人称“亚圣”，他与孔子的学说也被后人合称为“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思想。孟子与孔子一样，非常推崇舜帝，常常谈论舜帝，即所谓“言必称尧舜”。《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是孟子谈及舜帝的一次记录。但是，孟子对舜帝的地望、行迹、卒葬是否就记得那么准确无误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索先生因了孟子的这一句话，便认为这是“千古不刊之论”，更是有失妥当的。

一、孟子之言仅用于说明“圣人揆一”

从孟子的经历看，他并非一位历史学家。孟子在史学方面的修为，决不能与司马迁相提并论。他在说舜帝“卒于鸣条”这些话的时候，也并非出于研究舜帝的生平与卒葬。他是这样说的：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里有余，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舜帝出生于诸冯，搬迁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夷之人，文王出生于岐周，死在毕郢，是西夷之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他们得志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模一样，古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其道路是一致的。他的这些话，是用比较的方法，说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圣人，其作为与道路是基本相同的，而并没有考证鸣条在何处的意思。同时，孟子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长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上。这样，他在其他方面就不一定像这方面一样有研究。南宋特科状元乐雷发有一篇《状元策》，作于宝佑元年（1253）。乐雷发在策对中写道：“臣记杨万里上书于孝宗有曰：‘孟子之时，去周未远也，而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闻其祥。孟献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忘其三，则记诵非孟子之所能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时，舍我其谁？’今贤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记诵是孟子的短处而不是孟子的长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之言，会不会是记忆有误？或者会不会是为了说明“圣人揆一”的道理，未加详尽考证，随口举例而已？当然，如果我们要求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都要记得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那就是一种过分要求了。

二、司马迁之言为千古定论

司马迁则不同。他出生于史学世家，是一位史圣，对古代历史特别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当然要比孟子深入得多，准确得多。司马迁肯定读过《孟子》，知道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的说法。他肯定读过《墨子》，知道墨子关于舜帝“道死西戎”的说法。他也肯定读过《山海经》，知道《山海经》关于“舜葬九疑”的说法，而且他对《山海经》这部著作还不大看得起。这些典籍关于舜帝卒葬之地的不同说法，当然会在司马迁的脑海中留下记忆和问号。正是由于前人对一些历史问题看法不同，他才下决心三次游历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考察与考证工作。特别是对于舜帝的卒葬问题，他还特地到九疑山进行考察。考察考证后的结论是，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为一名因李陵问题受了腐刑的历史学家，他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司马迁不是一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他很可能就会采用孟子的说法，舜帝“卒于鸣条”；或者采用墨子的说法，舜帝“道死西戎”。而无论是采用孟子的说法，还是采用墨子的说法，都不会招至别人或后人的反对。因为墨子和孟子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人。然而，司马迁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并不认同《山海经》，他还是采用了《山海经》的说法，认定舜帝葬于九疑山。为使人对九疑山所在的方位有一个准确的了解，他还特地在“葬于江南九疑”的后面加了一句：“是为零陵。”这个“是为零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舜帝陵称为零陵；二是舜帝陵在零陵郡。

司马迁关于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结论，之所以在其身后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所认同，就在于他的结论比墨子和孟子的结论更科学、更准确，是建立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孟子是“亚圣”，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并不认同孟子“卒于鸣条”之言。索先生说“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其实只过了不到200年就被司马迁打破了。司马迁的结论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学界所认同，这难道可以说孟子关于舜帝“卒于鸣条”之言是“千古不刊之论”吗？

三、纪市与安邑无关

索先生还说：“综合先秦之说，则舜应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那么，这里所说的纪市又在何处。索文在最后一段文字中说：

“纪”为古国名，西周金文作“己”，在今山东寿光南纪台村。若是，则问题有二：其一，既葬寿光，寿光为何从未建立舜祠？其二，舜都蒲反，晚居鸣条，既“西去教乎七戎”，何故东行千里，死在寿光？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

索先生认为，无论“纪”或“已”，都是一个古国名，它的地点是在今山东的寿光。但是，舜帝不可能葬于寿光，因为寿光从来没有建立舜祠。既然舜帝没有葬在寿光，那么就必定葬在安邑。既然舜帝葬在苍梧山之纪市，那么纪市就肯定在安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为了证明舜帝葬在永济，本来属于泛指的地名“鸣条”，只能存在于山西永济；本来位于南方的苍梧山，只能存在于永济；本来属于古国名的“纪”，同样也只能搬到永济！最后，舜帝就卒于永济（安邑）鸣条苍梧山之纪市，所谓的鸣条岗舜帝陵也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永济鸣条苍梧山纪市舜帝陵”。真是玄乎！

笔者也认为，“纪”是一个古国名。但是，“纪市”与作为古国名的“纪”之间，决不能划上一个等号。纪市不是一个国名，而只是一个地名，或者只是一个墟市而已。墨子所说的是舜帝葬于“南已之市”。“南已之市”与作为古国名的“纪”之间，更不能划上一个等号。而“南已之市”到底在哪里？有着多种说法。一说“纪市”在西戎之域。“纪市”最早见诸记载是在《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南已之市”也可称“南已（纪）”或“纪市”。墨子在这里所说的“南纪之市”在西戎。尧舜时期的西戎，决不是指“河东”一带，这是非常明确的。因此，西戎与永济（安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河东不在西戎范围内，西戎也不包括河东。《吕氏春秋·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这里所说的“纪市”，是从《墨子·节葬下》化用而来的，亦可归为墨子之说。二说“纪市”泛指南方。《诗经·小雅》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郑玄笺：“江也，汉也，南国之大水，纪理众川，使不壅滞；喻吴楚之君能长理旁侧小国，使各得其所。”这里的江汉，即长江与汉江流域。江汉流域在中国南方，这是无疑的。三说“纪市”即零陵。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舜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苍梧九疑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下有群象为之耕。”这里说得非常肯定，毫不含糊：纪市即为零陵。四说“纪市”即纪城，在海州界，即今之江苏连云港市。

在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种说法讲纪市在安邑。而索先生则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这样，在索先生那里，西戎的“南已之市”又成了安邑城郊的“纪市”了。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