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考古发现

关于舜葬九疑，不仅历代文献典籍有记载，历代帝王遣使到九疑山祭祀舜帝，历代名人写下大量的吟咏舜帝与九疑山的文章和诗词歌赋，而且获得了考古支持。1972年，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古墓出土的古地图，上面明确标有舜帝陵庙，其地点是在九疑山。1993年，在宁远县天堂镇大阳洞村发现了石钺等象征王权的小型祭器。2002年以来，九疑山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的考古发掘，与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地图相一致。所有这些考古发现都指向一个共同方向，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下的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天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第一节　马王堆考古发现

马王堆位于长沙市西北部。20世纪70年代初，这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西汉古墓群。从一号西汉古墓出土的女尸、帛画等，到三号西汉古墓出土的大量图书资料，展示出马王堆西汉古墓群的考古学价值，使国内外考古界惊羡不已。正因为如此，马王堆西汉古墓群的发掘，成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而其中两幅用帛绘制的古地图，绘制的主区域是深水流域（今潇水流域，永州南部六县），不仅为我国地图学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而且为了解西汉初年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为确证舜葬九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考古学上的支持。

一、帛书地图惊现马王堆西汉古墓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图书资料。这些图书资料，除了大批帛书和简牍外，还有一些用帛绘制的图幅，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两幅地图。这两幅地图，一幅为地形图，画有山、水、村庄、道路等，即汉代通常所谓的舆地图；另一幅为驻军图，除了画有上述山、水、村庄、道路等，又画有某某军的驻所，一些专家认为很可能就是《汉书·江都易王传》中所提到过的“军陈图”。这两幅地图的出土，是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不仅为先秦古籍关于地图的记载提供了实物支持，而且把中国现存古地图的时间提前了整整1300多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地图的国家。

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地图。而见诸记载的我国古地图，最早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当时，周、召二公在营建洛邑时，曾经画过洛邑城址附近的地形图。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制作已经是比较普遍的事情。从事地图制作的，既有官方，也有非官方的。对此，古籍多有记载。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

《管子·地图篇》云：“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　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这两则记载足以说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绘制和管理已经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地图是由大司徒掌管的。要行军打仗，必须先学会熟悉地图。这两则记载还说明，战国时期，地图已经到了比较普及的程度。但是，由于地图的摹绘要比书籍的传抄困难得多，因此古地图流传存世的机会要比书籍少得多。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地图出土前，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古代地图，凡是北宋以前的已经全部失传。而保存下来的古代地图，最早的只有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两幅石刻地图，即刘豫阜昌七年（1136）上石的《华夷图》和《禹迹图》。而这两幅地图，距今只有800多年。

马王堆西汉古墓帛书地图的发现，推翻了关于我国北宋以前的古代地图已经全部失传的结论，把我国保存的现有古地图的时间提前了1300多年。这是因为，马王堆三号西汉古墓的主人死葬于公元前168年。那么，出土的帛书地图绘制的时间，应当在公元前168年之前。这一时间，距刘豫阜昌七年（1136）达1304年以上。

二、帛书地图的主区域为现在的潇水流域

两幅地图所绘主区域为深水流域。那么，深水在哪里呢？实际上，深水就是现在的潇水。深水，在《山海经》中已有记载。东汉许慎在《说文》中将“深”列为水名：“水出桂阳南平，西入营道。”这里的桂阳，指桂阳郡（今郴州市）；南平，即今之蓝山县，两汉时期属桂阳郡；营道，属零陵郡，辖今宁远、道县、江华部分地。成书于两汉时期的《水经》，则对“深水”作了更为说细的记叙：“深水，出桂阳庐聚，西北过零陵营道县、营浦县、泉陵县，至燕室，邪入于湘。”这里的庐聚，指庐聚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庐聚山，在南平县之南，九疑山之东。”营浦县，汉时属零陵郡，即今道县；泉陵，属零陵郡，汉代辖今永州市冷水滩、零陵二区及祁阳、祁东、东安、双牌县地，县治今永州市零陵区。燕室，即今潇水与湘江汇合处的萍岛，相传这里古有石燕，每逢雷雨则能起飞，故名。从《说文》与《水经》的记载看，深水的流向与今之潇水完全一致。潇水，发源于蓝山县野狗山麓，即《水经》中所说的庐聚，流经江华、道县、零陵，在零陵区萍岛与湘江汇合。这条河流的路线与古代的深水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古之深水就是今之潇水。而将深水改称为潇水，大约始于东晋以后。详细情况请看拙作《潇湘考》。

马王堆三号西汉古墓出土的帛书地图，其主区域为深水流域，即潇水中上游地区，也就是现在湖南永州市南部六县的范围。西汉初，置长沙国，为郡级侯国，辖今湖南大部和广东、广西部分地，治所在临湘（今长沙市）。今永州一带，在西汉前期属于长沙国，位于长沙国的南部。因此，专家学者将这次出土的这两幅帛书地图分别命名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由于驻军图中军队大本营叫“深平城”（今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涛圩镇一带），也有的将驻军图叫做《长沙国深平防区图》。

西汉时期，深水流域在长沙国的南部防务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里位于五岭北麓，与岭南的赵氏南越国接壤。秦末，南海（今广东）尉赵佗兼并桂林（今广西南部）、南海、象郡（今广西中西部），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赵佗受封为南越王。吕后时，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的边境地区。这样，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深水流域一带。后来，南越的进攻被打退，深水流域的防务也因此得到很大的加强。长沙国为了加强深水流域的防务，在这里专门设立了一个军事防区，并部署了九支军队。这个军事防区的大本营叫“深平城”，位于今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涛圩镇一带。而担任这个军事防务的将领，就是马王堆三号西汉古墓的主人利仓之子。

这两幅帛书地图的主区域画得非常准确。图中已经有了统一的图例，如居民点采用两种符号，县治用方框表示，乡、里用圆框表示。细而径直的线表示道路。粗细不等而有弯曲的线表示水道。山脉一般勾出逶迤转曲的两麓，蹭加画横细线；遇大山则按山体勾出大山的盘亘范围，中间细线画成层层重叠状。居民点的注记都在符号（即方框或圆框）之内。水道的注记都在下游将近与其他河流汇合处。而道路和山脉都没有注记。全图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主区域为深水流域的营浦全县、舂陵县南部、炩道县中西部、齕道县西部。主区域画得很详细也很精确。居民点除县治外，还画了乡、里。山脉如九疑山周旋盘亘数百里。图的北端是《水经注》所谓的营阳峡，两岸山势紧逼深水两岸，画得都十分醒目而逼真。水道的曲折流向，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现在的地图。邻近区为舂陵县北部、炩道县东部、齕道县东部以及南平县治一带。邻近区画得没有主区域准确。这四个县的县治画得很准确，但水道画得较差。邻近区还包括今广西境内的桃阳（今全州县）、观阳（今灌阳县）二县，湘粤分水岭以南的桂阳县（今广东连州一带）。这些地方虽然仍在长沙国的范围之内，但可能已经不是三号墓墓主人的驻防范围，所以只画出县治和一些道路，不画乡、里。远邻区已不是长沙国范围之内，属于秦末以来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的辖境，画得非常简略，海岸线不画曲线而只画了一个半月形，水道全无记载，且极其粗讹，山脉道路完全不画。

马王堆出土的两幅西汉早期的帛书地图，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对此，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谭其骧给予了很高评价：“它的时代是那么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地图《华夷图》、《禹迹图》早了一千三百多年，为地图学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此其一。它的准确性是那么高，从而为我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使人们不再为裴秀的‘汉氏舆图’‘皆不精审’这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所迷惑，此其二。它的内容既准确又详细，我们得据以窥见西汉初年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概貌，从而解决其历史地理上的问题，此其三……”

三、帛书地图为舜葬九疑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支持

在这两幅帛书地图上的九疑山南部，清楚地画着九条柱状物，柱后有建筑物，旁注“帝舜”二字。这是我们至今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确证舜葬九疑的实物资料。谭其骧教授说：“据《水经·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这座建筑物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将著名建筑物夸大地画在地图上，这是古今地图惯用的手法，并不足奇。” 清末以来，不少人出于不同目的，企图否定司马迁关于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的千古定论。在他们看来，舜帝南巡是西汉的孔安国杜撰的；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则是司马迁“演义出来”的；九疑山舜帝陵是湖南宁远人根据司马迁的说法修建起来的。当时，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帛书地图还没有出土，他们这样看尚属情有可原，也许还有一定道理。然而，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还有人在那里闭着眼睛说瞎话，那就不仅仅是一个见识不足的问题，而是在学术品德上也可能有问题了。这是因为，到底孔安国是否杜撰舜帝南巡，司马迁是否“演义”舜葬九疑，宁远人是否在司马迁之后才到九疑山建起了舜帝陵庙？只要了解一下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前期的帛书地图，只看一看该地图上标绘的九疑山舜帝陵庙，上面的那些说法就会不攻自破。这两幅帛书地图是于公元前168年随墓主人埋入地下的，地图的绘制时间当然不会晚于公元前168年，而且肯定会早于公元前168年。而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比帛书地图的墓主人逝世的时间起码要晚23－33年！

前面已经讲到，这两幅地图绘制的主区域是深水流域，即永州南部六县一带。负责这一区域军事防务的将领，就是墓主人利仓之子。这两幅地图的主区域之所以画得那么准确，是因为利仓之子对这一区域内所有山川聚落都比较熟悉，都是他本人或他的部下亲身经历过的，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绘制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帛书地图上明确标有九疑山舜帝陵庙，首先在于九疑山当时确实存在舜帝陵庙。如果当时九疑山没有舜帝陵庙，地图绘制者是决不会在上面胡乱标上一个舜帝陵庙的。何况这两幅地图，一幅是地形图，一幅是驻军图，都是非常重要而机密的军事资料，谁敢在这样的地图上胡编乱造呢？这两幅地图都是从西汉古墓中出土的，地图上的九疑山舜帝陵庙，会不会是考古人员在整理过程中添加的呢？应当看到，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群发掘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谁有那样的胆量弄虚作假？何况考古工作自其严密的工作规程，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帛书地图上标绘的九疑山舜帝陵庙是真实的，是不容怀疑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司马迁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史学大师。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只是明确记载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对其他四帝的崩葬之地则一字未提。这说明司马迁不是一位随随便便下结论的人，其他四帝的崩葬之地没有把握，宁愿不写。他之所以写下舜葬九疑的千古定论，不仅因为他研究了大量史料，更重要的是，他20岁时亲自到九疑山考察过，亲眼看到了九疑山舜帝陵庙。否则，他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

事实上，我国上古时期的帝王，在先秦两汉时期建有陵庙的，舜帝是惟一的，其他上古帝王的陵庙，都是唐代或宋代以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燧人氏年代久远，至今还没有哪里发现有燧人陵庙。伏羲氏的陵庙虽有多处，但规模最大、名气最大年代也最久远的是甘肃天水市的伏羲庙，又称太昊庙，座落于天水市伏羲路西端，大体上为明代建筑风格。炎帝是黄帝之前最有名气的上古帝王。为纪念炎帝的功德，唐代以后，全国范围内建有多处炎帝陵庙。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出于政治需要，遍访天下古帝王陵墓，最后在湖南茶陵县南200里处的唐乐乡鹿原坡（今炎陵县塘田乡炎陵山）找到一处炎帝陵，于是在炎帝陵前修建祠庙，成为现炎帝陵的前身。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共同始祖，黄帝陵是一座以陕西黄陵县桥山为陵的帝王陵。从陵前石碑“桥山龙驭”四字为明嘉靖年间唐锜所书来看，黄帝陵大体上也是明代建立起来的。少昊虽然没有被司马迁列入五帝之中，却是一位名气很大的上古帝王。山东曲阜市城东旧县村的少昊陵，始建时间大概是在唐代。位于河南内黄县梁仕乡的颛顼陵，修建时间不详，陵前建筑则始建于唐太和四年（830）。尧帝陵也有多处，位于山西临汾郭行乡的尧帝陵，始建年代不详，陵庙前有万历十二年（1584）所立的“古帝尧陵”石碑一块。上述表明，九疑山舜帝陵庙，是中国历史上始建年代最早的上古帝王陵庙，是中国古代典籍记载年代最早的上古帝王陵庙，也是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上古帝王陵庙。它的始建时间在公元前168年之前。这的毋庸置疑的。马王堆本号西汉古墓出土的帛书地图，再一次确切证明，司马迁关于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的千古定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