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舜帝是否南巡

如果舜帝有着进行南巡的权力与南巡的可能，那么舜帝是否真的开展了南巡活动呢？回答是肯定的。舜帝南巡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尚书·舜典》的最后一句段话：“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对于《尚书》的这段话，自古以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这里只就这句话的最后七个字，即“五十载陟方乃死”，因为这七个字是确定舜帝南巡与否的关键。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舜帝南巡之事是西汉孔安国“妄添”出来的，而孔安国之所以“妄添”舜帝南巡之事，是由于孔安国曲解了《尚书·舜典》中“陟方乃死”的意思。也就是说，舜帝南巡之事是孔安国曲解“陟方乃死”的结果。如索宝祥索先生在《舜迹三考·舜帝卒葬考》中写道：

秦之后，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误的人。班固《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谬种流传之肇端。

索先生的看法在否定舜帝南巡的专家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在上面这段文字中有三个需要进行研究或进行商榷的问题：一是“陟方”二字应当如果理解或解读，孔安国是否曲解了“陟方”二字的原意？二是舜帝南巡之事是否存在，是否为孔安国所“妄添”？三是说“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误的人”，这到底是班固的意思，还是索先生自己的意思？

一、孔安国曲解了“陟方”吗？

对于“陟方”二字，历史上就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解读方法与解读结果。这些不同的解读方式、解读方法、解读结果，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将“陟”解读为到、去、巡视、巡狩；将“方”解读为地方、方国；将“乃”解读为遂、于是。因此，他们认为这句话应当断句为：“五十载，陟方，乃死。”意思是舜帝执政五十年的时候，到下属的方国去视察，于是最后死在方国。另一派则将“陟”解读为去世，将“方乃死”看成是对“陟”的解释，表明这里的“陟”是死、去世的意思。因此，他们认为这句话应当断句为：“五十年陟，方乃死。”意思是舜帝执政五十时去世，不存在舜帝到方国巡狩的意思。

笔者认为，前一种解读比较符合这句话的原意。在古文中，“陟”是一个多义词，并非只有“死”、“去世”的意思。查一查字典，阅读一些古文，“陟”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曰“登”，或曰到、去、临。我国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对“陟”是这样解释的：“陟，登也。”《尚书·舜典》中，尧帝对舜帝说：“汝陟帝位。”这里的“陟”，显然是登的意思，而不是死的意思。我们总不能将尧帝的这句话理解成为：“舜，你去死吧，别再想什么帝位了。”又《太甲》：“若陟遐，必自迩。”这里的“遐”是远、远方的意思；“陟”，则是到、至、去的意思。“陟遐”就是到远方去。又《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这里的“陟”，也是到的意思。“陟禹之迹”就是到大禹活动过的地方去。《诗经·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聩。”“陟彼高冈，我马玄黄。”这里的“陟”，当然也是登、到的意思，而不是其他的意思。二曰“高”。《尔雅·释山》：“山三袭，陟。”意思是山的形状像三山重叠者，叫“陟”。这里的“陟”，形容山很高，不存在其他意思，更不具有“死”的意思。三曰“死”。《尔雅释诂》：“陟，升也。”这里的升，是“陟”的引伸义，即升天的意思，多用于上古帝王的逝世。《竹书纪年》中多处用“陟”表示帝王去世。如《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一百年，地裂，帝陟。”《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七十八年，帝陟。”《帝喾·高辛氏》：“六十三年，帝陟。”《帝尧·陶唐氏》：“一百年，帝陟于陶。”这里的“陟”，无疑都是去世的意思。但是，《竹书纪年》中的“陟”，并非都是用于或者只是用于上古帝王的去世。如《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氏总师，遂陟方岳。”这里的“陟”，当然是不能用去世来解释的。如果把这里的“陟”解释成去世，那么就是说舜帝在位三十二年时，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大禹后，就已经去世了。这样，就无法解释《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的另一段话：“五十年，帝陟。”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舜帝在位五十年后去世。如果他在执政三十二年就已经去世了，怎么又会执政到五十年而再一次去世呢？人是不可能死两次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这样，对于“遂陟方岳”的“陟”，只能解释为“去”、“到”，即舜帝在位三十二年的时候，将军事指挥权或军事领导权移交给大禹后，就到“方岳”去了。这里的“方”，可以是指地方、远方，也可以是指方国，即舜帝势力范围内的小国。这里的“岳”，当然也是泛指山川、山河或名山大川。正是从“遂陟方岳”的解读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尚书·舜典》中的“五十年陟方乃死”，应断句为“五十年，陟方，乃死”。“方”为地方、方国、方岳。“乃”为于是、因此、就。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舜帝在位五十年时，到方国或所属势力范围的地方去视察、巡狩，于是在那里去世。因为“陟方”与“陟方岳”是完全一样的句式。“方”、“方岳”为虞舜时代下属的方国。如果说“方乃死”是用来解释“陟”的意思为死，实在是多此一举。在春秋战国时代，“陟”、“崩”、“薨”等都是表示帝王去世，用得着在这些字后面再来加上“方乃死”，成为“陟，方乃死”、“崩，方乃死”、“薨，方乃死”的句式吗？须知如果将“方乃死”三个字放到一块，从语法上讲也是大有问题的。“方”，在这里只能是“方才”、“刚才”等方面的意思。“乃”，有这里只能是“于是”、“就”等方面的意思。这样，“陟方乃死”如果断句为“陟，方乃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死了。于是才死了。”或者：“死了，于是就死了。”这样说得过去吗？有这样的说法吗？需要这样说吗？同时，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当时的文字是写在竹简上、或铸在钟、鼎上，可以说惜字如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写在纸上，敲在电脑上，可以随随便便地重复、反复。正因为如此，笔者赞同将“陟方乃死”中的“陟”解读为到、去。“陟方乃死”，就是到地方、方国、方岳去，于是在那里去世。

孔安国当时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也可能就是这样理解的，也可能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历史上并没有具体记载。既然没有具体记载，也就谈不上孔安国曲解“陟方”。索先生说孔安国曲解“陟方”，可能就是指孔安国把“陟方”理解成到方国去。如果孔安国真是这样理解的，说得上是曲解吗？《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遂陟方岳”不能断句为“遂陟，方岳”；这里的“陟”，其字义明白无误是“到”或“去”的意思，“方”明白无误是地方、方国、山岳的意思。这样，舜帝“遂陟方岳”，就是舜帝于是到方岳去，也就是舜帝巡狩的意思。既然《竹书纪年》中的“陟方岳”是巡狩的意思，为什么《尚书·舜典》中“陟方乃死”只能断句为“陟，方乃死”，而不能断句为“陟方，乃死”？为什么不能理解为舜帝到方国巡狩而且在方国去世？这说得过去吗？

二、舜帝“巡狩之事”是否为孔安国“妄添”

按照索先生的说法，正是由于孔安国曲解了“陟方”，即把“陟方”理解成到方国去，才在此基础上“妄添”了舜帝“巡狩之事”。这实在是有点强词夺理。到底是舜帝先有了“巡狩之事”，还是先有了孔安国的“曲解”？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巡狩、视察、巡视，都是一种宣示中央或上级权威、权力的行为方式。上古时代，巡狩更是一种宣示王权帝威的方式和制度。这种方式或制度，起源于何时，形成于何时，笔者没有考证，不敢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巡狩制度决不是直到舜帝才开始建立的，也不是在舜帝时代就已经结束的。早在尧帝时代，巡狩制度就已经建立。《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五年初，巡狩四岳。”《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王者为天循行，以牧人也。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狩。”也就是说，巡狩是帝王视察和管理国家与人民的方式和制度，每五年进行一次。尧帝时代，巡狩制度是不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尚无明确记载，但已经开始进行。《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载：“七十四年，舜初巡狩四岳。”舜帝于尧帝“七十三年春正月，受终于文祖”，当上摄政帝，第二年亦即尧帝七十四年，就代表尧帝巡狩四岳。这表明，当时的巡狩制度已经建立，并得到了比较正常的执行。至于舜帝初次巡狩到了哪些地方，《竹书纪年》中没有详细记载。而在《尚书·舜典》中，却对这次巡狩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岳，柴。望秩于山川，肆　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归，格于世祖，用特。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这一记载，确实比较详细，对巡狩的时间、地点、礼仪，都说得比较具体，并说此后定下了“五载一巡狩”的制度。从这些记载看，巡狩制度虽然不是舜帝创立的，但每五年进行一次巡狩活动，却是在舜帝摄政时才开始确立的。

索先生说孔安国“妄添巡狩之事”，可能就是指《舜典》中的这一记载。这一记载是否“妄添”，决不是索先生一个人可以说了算。首先，这一记载与《竹书纪年》记载的时间完全吻合，都是在舜帝摄政以后的第二年。其次，舜帝确实进行了巡狩。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舜典》，都肯定了这一点。再次，虽然《舜典》中的记述比较详细，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是孔安国“妄添”，很可能孔安国是另有所据。如果认为凡是《竹书纪年》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其他文献典籍中就不能有也不应该有，或者认为凡是今文《尚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古文《尚书》就不能有或不应该有，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看法。如果真的如此，对于《竹书纪年》成书之前的历史，就只需有而且只能有一部《竹书纪年》就够了，其他的历史典籍包括《尚书》、《易经》、《诗经》、《论语》、《春秋》统统都可以付之一炬了。必须看到，对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在不同的著作中有着不同的记载，甚至完全不同的记载，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况且孔子删定百篇《尚书》，到了西汉初的伏生手里，已经只剩下了二十八篇，而且不少内容还是凭着伏生的记忆写出来的，这里面有不少内容因此也就同原本的《尚书》有了一定差别。那么，孔安国发现的《古文尚书》，特别是后来的伪《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内容有所不同，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班固并没有说孔安国犯了错误

索先生说：“秦之后，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误的人。”孔安国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就是前面所说的曲解“陟方”，“妄添巡狩之事”。孔安国所犯错误证据何在？在说了这句话之后，索先生紧接着引用了班固《汉书·儒林传》的一段话。索先生引用这段话的本意，是要借用班固之口，印证孔安国所犯的错误。但是，索先生引用《汉书·儒林传》中的那段话，无论如何看不出孔安国犯了什么错误；班固也没有说孔安国有何错误，只是说孔安国有《古文尚书》，“以今文字读之”，因“遭巫蛊”，《古文尚书》“未立于学官”。而司马迁经常与孔安国交往，研究一些史学方面的问题，在《史记·尧典》诸篇中采用了《古文尚书》的说法。仔细研读这段文字，班固确实没有说孔安国犯了什么错误，也没有说《古文尚书》有什么错误，更没有说司马迁《史记·尧典》诸篇中多古文说有什么错误，而只是客观地记叙了《古文尚书》发现前后的一些情况。

那么，《古文尚书》是怎么回事呢？它被发现的前后，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呢？孔安国与司马迁同《古文尚书》又有什么关系呢？《汉书·儒林传》对这些问题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尚书》就是上古之书，是记叙中国古代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春秋时期人物与事件的重要典籍。周朝统治者一直把《尚书》作为培养士大夫的教科书。相传《尚书》原来数以千记，后经孔子删定为一百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实现“书同文”，制造了骂名千载的“焚书坑儒”事件，不少古代典籍遭到焚毁，《尚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还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些古代典籍保留了下来。秦末的伏生家里就保存了一部百篇《尚书》。楚汉相争时，为免遭战火毁坏，他将《尚书》藏于老家墙壁中。然而兵荒马乱之后，伏生回到故里，发现百篇《尚书》只剩下了二十九篇。无奈之下，他只好抱残守缺，在齐、鲁间授徒。《尚书》原来是用古文（周文）书写的。为了教学方便，伏生将《尚书》由古文转换成汉代通行的隶字。后来，汉魏学者就把伏生所传授的二十九篇《尚书》称为《今文尚书》。

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今文尚书》博士，对《今文尚书》当然是很有研究的。元光年间（前134－前130），汉武帝的弟弟鲁恭王为了扩建王府，在拆除孔子旧居墙壁时，发现一部用周朝文字写的《尚书》，将其交给博学多才的孔安国。于是，孔安国将周文《尚书》与伏生的《今文尚书》一一进行对照，并用汉隶在竹简上抄写出来，形成后人所说的《古文尚书》。但是，《古文尚书》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没有定为官方的教科书。原因是元光五年（前130），宫廷发生了巫蛊事件。孔安国为谏大夫时，将《古文尚书》授与都尉朝（人名），都尉朝授与胶东庸生，庸生授与清河胡常。后来，《古文尚书》几经转手。到了新朝王莽时，东莱人张霸献上一百零二篇《尚书》，经中书校核后，认为此书是伪造的。张霸的父亲将此书授与弟子樊并。当时的大中大夫周敞曾劝说皇上将此书保存下来。后因樊并谋反，一百零二篇《尚书》被废除。

到了晋代，豫章内史梅赜（又作梅颐、枚颐）将《古文尚书》奏于朝廷。他上奏的《古文尚书》计四十六卷、五十九篇。此后，四十六卷、五十九篇本的《古文尚书》很快成为官方教科书。唐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为《古文尚书》作疏。唐永微四年（653），长孙无忌等人又加以刊定。但是到了宋代朱熹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五十九篇本的《古文尚书》提出质疑，并作了大量的考辩工作。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正》，考证《古文尚书》中《秦誓》关于“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一条，与孔安国所注《论语》相反。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考证“《禹贡》　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其地名的出现都在孔安国之后。朱彝尊《经义考》，则对《书序》中关于“东海驹骊扶余　貊之属”进行考证，认为驹骊王朱蒙到汉元帝建昭二年（37）才开始建国，而孔安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比驹骊王建国时间还早一百来年，根本不可能知道驹骊国。因此，到了清代，学术界基本认为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是伪托之作，从而称为《伪古文尚书》。

上述可以看到，从伏生的《今文尚书》到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张霸的一百零二篇《尚书》，再到梅赜的《伪古文尚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伏生的《今文尚书》应当比较真实。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因为遭遇巫蛊事件，未立于学官。后来在三国时期，魏国的著名学者王肃曾经注释《古文尚书》。但是，王肃注释本已经散佚。因此，《古文尚书》的真面目如何，真实性如何，尚不得而知。晋代梅赜所奏的《伪古文尚书》，很可能是在《古文尚书》的基础上，塞进了一些伪造的史料，其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然而《伪古文尚书》毕竟保存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的重要史料，仍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后人对《伪古文尚书》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加以充分利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其中的《尚书》基本上保存了《伪古文尚书》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将《伪古文尚书》中已经考证的属于伪造的内容进行删除。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之《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而索先生在引用《汉书·儒林传》那段话以后，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也就是说，孔安国在舜帝的卒葬问题上有两个错误，一是曲解“陟方，二是捏造舜帝南巡的故事。索先生的这种做法是移花接木，使人误以为索先生所说的这两个所谓的错误，并非索先生本人的意思，而是班固的意思。但是，班固说过孔安国犯了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吗？没有！换句说，讲孔安国曲解“陟方”，妄添“巡狩” 之事，是班固的意思吗？不是！班固绝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思，这两个方面的意思只是索先生自己的意思而已。既然是个人的意思，又何必强加到班固身上去呢？班固若是泉下有知，将做何感想呢？而司马迁与孔安国的错误有什么关联呢？司马迁即使引用了《古文尚书》，或者说司马迁认同《古文尚书》的一些观点，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