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德天下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舜帝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适应上古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男性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私有制的产生及其伴随的氏族贵族阶层的形成，氏族公社的逐步瓦解与国家的出现，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舜帝的道德思想，后来为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派发扬光大，形成儒家思想体系。经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追根溯源，儒家思想的源头在于舜帝的道德思想。正因为如此，《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纵观舜帝的道德思想，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诚以修身，孝以齐家，德以治国，和以平天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舜帝在摄政和执政期间，大力推行自己的思想，使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成为后世向往和效法的理想社会。这也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言必称尧舜”的原因所在。

一、推行孝道

在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削弱，男性逐步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主导，以男性为核心的家庭和以男性为核心的血缘关系逐步建立。这样，以男性为核心的家庭成为社会的生产生活最基本单位。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逐步确立和以男性为核心的家庭的逐步建立，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就成为这一时期氏族部落领袖和上古帝王面临的重要课题。舜帝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适应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使之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准则。

舜帝创立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其核心内容是一个孝字。什么是孝？孝就是善事父母。《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无违”，就是不违背父母的意愿。所有的人，都是由父母所生。孝敬父母，不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是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如果一个人连孝敬自己的父母都做不到，他还能管理好社会和国家吗？同时，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为了确立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对父亲的顺从与孝敬显得尤为重要。有了一个孝字，就能有效地维护家庭的稳固，就能有效地维系社会的稳定。舜帝本身就是一个大孝之人。他的父亲瞽叟冥顽不化，后母壬女凶狠残忍，弟象傲慢无理，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三番五次的对舜实施谋杀。但是，舜帝对此无怨无悔，孝敬父母，友爱弟象，为当时的社会树立起一个孝的楷模，尽到了一个人子之责。

后来，舜把孝拓展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伦理道德规范，即所谓五典。舜常常以身作则化导他人：要做一个好父亲，就要讲求一个义字，经常注意自己的言行；要做一个好母亲，就要有一颗慈爱之心；要做一个好儿子，就要善事父母，不违背父母的意愿；要做一个好兄长，就要对兄弟亲近友好；要做一个好弟弟，就要对兄长恭敬有礼貌。舜当上摄政帝以后，把孝的内涵加以丰富，把孝的外延加以扩展，使之成为以孝为核心的五典，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间的行为规范。为了加强五典之教，舜首先在当时帝尧的贵族子弟中推行这些行为规范。他把帝尧的血亲九族组织起来，联系前代君王的德行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讲解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要求他们不仅要懂得这些道理，而且要切实地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尧帝去世后，舜继帝位，建立起虞国。为了确保虞国的社会政治稳定，舜帝进一步加大了推行五典之教的力度。他任命契为司徒，专门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他启用“八元”，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推行五典之教，到四方教化万民。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舜帝创立的以孝为核心的五典之教在虞国得到有效推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舜帝创立推行五典之教，在虞国建立起一套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这一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也为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发展。《孟子·滕文公上》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素履子·履孝》曰：“昔舜禹有至德至孝，存身立德，而成皆以孝行，舜让而尊。故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之始也，孝感天地，应乎神明。”春秋战国以来，由于儒墨等诸子百家的大力推崇，历代王朝治国平天下的现实需要，舜帝创立和倡导的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到汉代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舜帝创立的伦理道德体系发展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西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飭也。”此后，三纲五常遂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标准。

二、倡导诚信

诚信问题是伴随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问题。旧石器时代，食物来自自然界，人们以采集和狩猎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人类需要共同劳动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食物，维持生存。氏族部落成员共同劳动，包括采集、狩猎等，共同分享其劳动成果。他们没有多余的食物，人与人之间平均分配食物，无所谓诚信问题。这种原始分配办法，至今在山区的围猎活动中仍然可以见到其遗风，即打猎时，猎物无论大小，人数无论多寡，都是见者有份。

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原始人类发现一些植物可以种植、一些动物可以养殖，原始农业随之出现。中国的这种原始农业，最早出现在南方地区。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经测定距今1.2－1.4万年，属于栽培稻。这表明，距今1.2万年以前，中国南方就已经出现农业文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广东英德市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在距今1万年左右也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粟遗存、甘肃泰安县大地湾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的黍遗存看，中国北方在距今8000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粟、黍等农作物。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类定居逐步增加，畜牧业也随之产生。距今约10000年开始，狗、猪、鸡、羊、牛、马等动物逐步成为家畜。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有11条狗的遗骸被分别埋在居住地和墓地里，距今约9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发现了67头距今9100年的人工饲养的猪骨。在种植业和养殖业逐步发展的同时，手工业水平也不断提高。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距今14000年的陶器碎片表明，我们的祖先至迟在14000年前已经能够烧制陶器。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烧制陶器已经具备相当水平，并已出现铜器，而且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村落遗址。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除了基本满足氏族部落成员的生产生活需要外，还有了不同程度的产品剩余。氏族部落的酋长等上层人物，这时候也就有了占有剩余产品的欲望与机会。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氏族部落中剩余的产品据为己有。这样，氏族部落内部逐步出现了贵族阶层，私有制也就应运而生。到了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私有制的萌芽。到了尧舜时代，私有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很大发展。这一点，可以从这个时期墓葬中随葬品的情况窥见一斑。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距今大约4000多年至5000年，总面积达300－400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两大部分。在墓葬区中，有大中小规格不等的墓葬数千座。大型墓的墓坑比较宽大，深度都超过1米，墓主使用彩色木棺，随葬品有蟠龙陶盘、特磬、玉钺等重要礼器、乐器，以及彩绘陶、玉、石、骨等精美器物。中型墓则宽而浅，随葬品从数件到数十件不等。小型墓比较浅陋，大多没有随葬品。从墓葬区的情况看，专业手工业者、专门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不劳动的富有阶层、贫富分化的现象等，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这个遗址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中期可能是陶唐部族的聚居区，晚期则可能是唐国都城平阳的所在地。无论这个遗址的其他考古成果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个遗址墓葬区的情况表明，当时这一地区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非常明显，阶级已经产生。

随着私有现象和阶级的产生，人们的私有观念逐步形成。一些人为了占有社会多余产品，就会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甚至杀人越货。这样，社会就不得安宁。因此，倡导以诚信为核心的社会公德就成为必要。而一些氏族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为了占有更多的他人产品，也需要建立起他们的社会道德体系。舜帝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为建立社会诚信观念进行了不懈努力。耕历山的时候，人们争夺好的土地，他将自己的好地让给别人。渔雷泽的时候，人们为了多捕鱼，经常为争夺渔场而发生矛盾纠纷，他也采取调解的办法，协调矛盾，平息纷争。陶河滨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改进陶器烧制方法，提高陶器质量，不合格的陶器不拿去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当时那种社会时期，舜以自己的诚信行为为大家树立了榜样，赢得了大家的敬重。正因为如此，舜所到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也正是因为如此，舜为尧帝所赏识，并将舜选定为帝位继承人。舜在摄政特别是继帝位后，更进一步倡导诚信，在社会上树立起诚信为荣的风尚。对此，古代文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韩非子·难一》载：“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籍处苦而民从之，故曰　圣人之德化乎！’”《孟子·公孙丑上》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已从人，乐取于人为善，自耕稼渔陶，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一个与人为善，高度概括了舜帝倡导诚信的真蒂。

三、实施德政

确立以仁为核心的治国理念，是舜帝对后世治国的重要遗产。这一治国理念，可以简化为以德治国，也可以说实施德政，其核心在于一个“仁”字，其关键在于一个“民”字，其目标在于一个“公”字。因此，也可以这样说，舜帝的治国理念就是爱民两个字，而舜帝的政治理想就是“天下为公”四个字。孔子、孟子等儒家创始人，都十分推崇尧舜时代，认为尧舜时代是“大道”推行的时代。什么是尧舜时代的“大道”？《礼记·大同》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舜帝的政治理想。舜帝的一生都在实践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无论在摄政期间，还是在天子之位上，舜帝都在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勤政爱民。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舜帝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勤政爱民。舜帝深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道理。如果四海之内的人民都陷入了贫困之中，那么作为统治者的使命也就永远终止了。因此，舜帝一生都非常关心百姓疾苦，使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舜帝的《南风歌》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首发自内心的歌曲，充分表达了舜帝的爱民之心。为此，舜帝坚持勤政爱民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从不懈怠。《荀子·尧问》载：“尧问于舜曰：‘我欲治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舜在这里回答尧帝的提问，对如何治理天下，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舜认为，做好每一件事而无过失，注意每一个细节而不马虎懒惰，忠诚讲究信义而不厌倦，天下就会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如果能做到办每一件事都像天地运行那样没有偏差，行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日升月落那样准确，忠诚盛行于内，推广于外，就会在四海之内树立起良好形象。这样，普天之下，还有哪里不归附呢？《新书·修政》载：“舜帝曰：‘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与中都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爱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民，而且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惟以敬也。故欲明道为忠为服之。’”这段话说明，舜帝非常重视修身养德，对上对下都讲求忠诚，甚至对敌对者也讲求信义。特别是对百姓要有爱心，“爱亲于天下之民”。最后，舜帝“勤民事而野死”。在舜帝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对于舜帝勤政爱民的事迹与精神，古代文献多有赞誉。唐代诗人张谓《九疑作》曰：“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可以说，“只为苍生不为身”这句诗，是对舜帝一生勤政爱民的概括与赞誉。

──加强吏治。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舜帝始终对官员严格要求。舜帝不仅自己勤政爱民，而且不断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管理，使他们能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尽心尽力地为百姓办事。尧帝时期，国家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官员职责不明，各项管理还比较松散，工作效率不高。特别是到了尧帝晚年时期，对朝廷官员更加疏于管理。国家机关中松弛散漫现象蔓延，官员们责任心不强，出了问题也得不到及时处理。比如，“四凶”长期作恶没有得到惩处。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尧帝也没有及时地把鲧撤换下来，另派能人治水，致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百姓和各诸侯、氏族部落中口碑很好的“八元”、“八恺”，也没有得到启用。这种现象表明，尧帝晚年的唐国已经在走下坡路。

舜帝摄政后，征得尧帝同意，果断地撤换了治水失败的鲧，将长期作恶多端的“四凶”流放到边远地区，使唐国吏治为之一振，迅速改变了过去那种松驰散漫的状况。舜帝继天子之位，建立虞国以后，进一步强化吏治。他将二十二位德才兼备的官员，选拔到各个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肩负起治国安民的重任。同时，建立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实行“三岁一考功，三孝绌陟”。这样，有效地遏制了吏治方面的弊端，加强了对各级官员的管理、激励和制约，实现了“远近从功咸兴”。

舜帝还经常与大臣们交流思想，给大臣们提个醒，让他们时刻记住自己的使命。《尚书·皋陶谟》记载了一次舜帝与大禹、伯夷、皋陶在朝中议事的情况，皋陶详尽地陈述了为官的九种品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这段话的大意是：宽容而又严肃，温柔而又有所建树，谨慎老实而又事业心强，能办事而又尊敬上级，顺从而又坚毅，鲠直而又和气，简省而又廉洁，刚强而又博学，勇敢坚强而又通情达理。有了这九种美德，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卿大夫能够从早到晚勤奋不已，发扬其中的三种美德，他就可以保有自己的采邑。如果诸侯能够每天严格遵守六种美德，就不仅可以辅佐政事，而且可以世袭封地。要采取措施，在天下普遍推行这九种道德。皋陶所说的“九德”，几乎包含了对百官方方面面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舜帝对百官的一贯要求。

特别是《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在决定禅让大禹后，对大禹说了一段情真意切、意味深长的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无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段话大意是说：民心是最可怕的，道心是最深奥玄妙的，作为领导者，就应当做到精确专一，公平诚信，坚持中正之道。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经过咨询的计谋不要采用。百姓所拥戴的不就是君主吗？君主所顾忌的不就是百姓吗？没有君主，百姓去拥戴谁呢？没有百姓，又靠谁来保卫国家呢？因此，必须谨慎，谨慎地对待你所处的特殊地位，恭恭敬敬地办好百姓想办的事情。如果四海之内，百姓穷困潦倒，上天赐给你的权力与俸禄，也就永远地终止了。这确实是一番感人肺腑之言。特别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出了民心与道心在执政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领导者在尊重民意、信守中正之的重要性。因此，这四句话、十六个字，成为后世帝王治国平天下的座右铭。而“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这句话，也成为警示统治者必须爱民富民的至理名言。

四、协和万邦

践行以和为核心的邦交策略，争取和平环境，是舜帝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的重要措施，也是舜帝在国家外交政策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尧舜时期，他们面临着两大难题：其一，洪水泛滥，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何治理洪水，是当时的第一要务。其二，外族侵扰，特别是南方三苗，经常与唐、虞发生战争，给国家的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对这两大问题处理得当，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音，否则就会带来灾难。在这两个问题上，尧帝在处理方式上显然没有舜帝高明。治水方面，尧帝先是让共工主管治水工作。共工淫辟，治水无成，洪水依旧。然后，尧帝又在四岳推荐之下，任用鲧来主管治水工作。鲧在治水工作上非常努力，但在治水方法上仍然按照共工的做法，“堕高堙庳”，治水九年，毫无进展，洪水威胁仍然没有解除。对外族侵扰，尧帝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与周边方国、氏族部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保持了国家边境地区的安全。特别是在对行三苗的问题上，通过战争，取得了对外军事优势，使与三苗交界的地区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安定。但是，当时方国林立，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唐国的边境地区是不太平的，战争此起彼伏，不得安宁。

舜摄政后，特别是舜继帝位后，改变了尧帝解决治水和外族侵扰问题的方针，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治水问题上，舜帝果断地撤换了鲧，建立起强有力的治水领导机构。他启用鲧的儿子禹来主持全国的治水工作，委派弃和益作为大禹治水的助手，还要四岳对治水工作进行监督。同时，舜帝动员全国各地开展治水工作。舜帝下令各州牧和州内各诸侯、各氏族部落，都要服从大禹的统一指挥，在各自辖区内动员全民参与治水。舜帝还经常密切注视全国的治水情况，要求中央政府和各州、各诸侯国、各氏族部落，对治水所需人力、物力、财力给予充分保障。正是由于舜帝在治水问题上的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确保了对治水工作的统一指挥、统一步调，齐心协力，共同行动，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为取得治水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大禹在舜帝的授权下，吸取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按照舜帝的指导思想和大江大河的水系情况，把“决川”与“堕高堙庳”的办法有机结合起来，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治服了水魔，取得了治水的伟大胜利，使大江南北、黄河东西的九州国土得到治理，千百万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在处理与周边方国、部族的关系问题上，舜帝也采取了与尧帝不同的策略，变单纯军事打击为军事打击与推行教化相结合的方针，与邻为善，和平共处。上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是最适于发展原始农业的地区，因而也是最为富庶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古代氏族部落之间、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经常在这一带展开。特别是在中原地区，这里进行了无数次的争夺战，其目的就是控制这些富庶的地区。黄帝族强大后，先后开展了对炎帝和蚩尤的战争，败炎帝于阪泉、败蚩尤于琢鹿，组成了以黄帝部族为核心、以炎黄部族和东夷部族为主体的北方部族集团。南方苗蛮集团虽然被打败，但并没有被征服。于是，形成了南、北两大部族集团对峙的局面。处理与南方苗蛮集团的关系，也就成为上古时期从黄帝到尧舜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头疼的事情。

在处理三苗问题上，舜帝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三苗是由蚩尤九黎族后裔、炎帝缙云氏后裔、颛顼后裔等与南方各地土著族组成的部落联盟，是上古时期势力最为强大的部落联盟之一，长期与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对抗，成为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心腹大患。《礼记·缁衣》疏引郑玄注《吕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复九黎之君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黄帝之后的少昊时期，三苗作乱，少昊战不能胜。颛顼继帝位后打败三苗，将其部族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南迁。三苗也因此臣服了几十年。到帝喾时期，三苗又作乱，帝喾制服不了三苗。尧帝继位后，采取军事手段，又一次打败了三苗。尧帝末期，三苗又起来造反，最后被舜帝流放于三危地区，即今甘肃敦煌一带。舜帝继位后，对于三苗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像三苗这样一个强大的部族，仅仅依靠武力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必须坚持军事手段与教化手段相结合，才能使三苗问题得到永久性的解决。

对于舜帝采取军事与教化相结合解决三苗问题的方针，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大禹主张用武力征服三苗。舜帝不同意动武，认为“以德可也”。于是，舜帝一方面加强了在三苗地区推行教化的力度，用中原地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去感化引导三苗。另一方面，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干戚舞”是古代乐舞的一种。古时乐舞有文武之分，文武执羽旄，武舞执干戚，即执盾与斧等兵器。通过“执干戚而舞之”，表明国家之强大，暗示三苗不要轻易进犯，进而收到震慑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三苗不战而服。《韩诗外传》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这些说明，在对待三苗的问题上，舜帝采取的军事手段与教化手段相结合的方针是成功的。

由于舜帝采取协合万邦的策略，在提高虞的声望，加强民族融合方面产生了好的效果。不少过去对虞国有敌意的远方氏族部落，纷纷摈弃争夺而修好，愿意臣服于舜帝。据《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记载，西王母、息慎氏、玄都氏等远方部落酋长，先后到虞国都城来朝见舜帝，进贡宝玉、弓箭等物。西王母是上古时期西戎部族的一个酋长，其地域在羌。朝见舜帝是在舜帝九年时。据《大戴礼记》载，西王母朝见舜帝时，所献为白色玉琯。又据《竹书纪年》笺按引《晋志》：“舜时西王母献朝华之琯，以玉为之。及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一枚，咸以为舜时西王母所献云。”也就是说，汉代零陵文学奚景在九疑山玉琯所得玉琯，可能就是西王母献的玉琯。息慎氏来朝见的时间是舜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五年。《竹书纪年》笺按引郑康成语：“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又引《山海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曰：“今肃慎国去襄平三千余里。其人皆工射。弓长四尺，劲强；箭以楛为之，长尽五寸；青石为镝。”这些说明，息慎是今东北一带的古国，善射。因此，他们向舜帝进贡的是弓箭之类物品。玄都氏则于舜帝执政后的第四十五年来进贡，所进贡的也是宝玉。这些记载，充分说明舜帝当时在边远地区的氏族部落中，确实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些氏族部落对舜帝之德，心存景仰，其酋长都会不远千里，来到虞的都城进贡，以示与虞国修好。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舜帝时期实施德化，对促进当时的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