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选贤任能

尧舜时期被称为上古时期的太平盛世。儒家创始人孔子与孟子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时期是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希望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也能像尧舜时期一样，国泰民安，社会稳定。而尧舜时期之所以能够有较长时间的稳定与繁荣，除了尧舜个人的人格魅力与能力、水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尧舜特别是舜帝能够选贤任能，任用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与他们共同治理国家。这批能人才俊，如众星拱月，紧紧围绕在尧舜的周围，在治国安天下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后世所称道。舜帝在选贤任能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员

舜帝是一位个人能力非常强的古代帝王。他超群的个人能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关心和爱护人才、重视和重用人才。在尧舜时期，有着众多的治国之才。按照《尚书》与《史记》的记载，当时最有名的达二十二人。这二十二人中，有十人是当时的朝中大臣，有十二人是十二州的负责人，也可以说是十二位诸侯。舜帝在摄政时特别是在继帝位后，对这十二人关爱有加，并根据他们的特长分别委以重任。由于用人得当，这二十二人都建立起一番功业。《史记·五帝本纪》称：“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可以说，舜帝任用的这二十二人，人人心怀绝技。舜帝对他们量才而用，展其所长，使他们各建其功。如皋陶是一位司法专家，舜帝使他主持司法工作，结果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伯夷德高望重，在礼仪方面造诣很高，舜帝就让他出任最高礼官，主持国家祭祀和礼仪方面的工作，结果祭祀天神、地祗、人鬼三大礼仪非常到位，同时老百姓也都懂得相互谦让。垂是一位工程专家，舜帝要他主管工程建设，各类工程建设都进展顺利，取得良好效果。益是管理山林川泽方面的专家，非常熟悉草木鸟兽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舜帝就启用他管理林业，结果山林川泽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弃在农业方面很有经验，是谷物和蔬菜种植方面的专家，舜帝就要他主管农业生产，结果全国五谷丰登，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以至于后人不用弃的名字称呼他，而只称他的官衔，古代文献上也多称稷或后稷而很少称弃。契是一位处理民政事务的高手，舜帝就任命契为司徒，结果百姓之间亲密和谐，关系融洽。特别是大禹出身治水世家，熟谙治水之道，且有经天纬地之才，舜帝就任命大禹为司空，作为自己的助手，重点主持治水工作，结果取得了治水成功，将洪水导流入海，并在治水过程中对全国的地形地进行勘测，将过去的十二州调整为九州，根据不同地域制定贡赋标准，为虞国做出了贡巨大贡献。而十二州的诸侯，悉心贯彻舜帝的治国意图，宣扬舜帝的功德，各州的氏族部落不敢违背中央政权的号令。所有这些说明，舜帝确实善于识人用人。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大批治国之才，舜帝才能建立起令后代帝王奉为楷模的丰功伟绩。

二、启用民间能人

在重用治国之才的同时，舜帝还非常重视发现和使用其他贤能之士。在这方面，最为世人称道的是舜帝举“八恺”、用“八元”的动人事迹。过去，高阳氏有八位才子叫苍舒、隗剀、寿寅、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才能非凡，世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八位才子叫伯奋、仲戡、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世人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人，实际上是颛顼后裔与帝喾后裔，也是十六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他们都有功于世，做了很多好事，为官方和民间所传颂。到了尧帝时代，这八个人或者说这八个氏族部落的首领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优良传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尧帝却没有能够任用他们为国效劳，造福于民。舜帝继帝位后，对这十六位贤能之人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八恺”，舜帝要他们主持土地管理方面的工作。“八恺”尽职尽责，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土地管理方面的各种事务，理顺了土地管理方面的各种关系，各类矛盾纠纷得到了妥善处理。对于“八元”，舜帝要他们主持推行五常之教方面的工作。他们日夜操劳，跑遍四方，到处宣传五教之义，施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由于“八元”的努力，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为中原各氏族部落所接受，使各个氏族部落内部能够和睦相处，氏族部落之间也能够和平相处，世风为之大变。同时，一些边远地区的氏族部落，也非常向往中原的教化，经常派人到中原来学习。这样，舜帝创立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推行，收到了好的效果。这些都是舜帝重视人才、重用人才的必然结果。

为了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舜帝认真总结了尧帝时期的经验教训。当尧之时，“八恺”、“八元”这样的优秀人才却没有得到充分使用，而鲧九年治水无功却没有能够撤换，“四凶”长期恶多端却长期没有受到惩处，给很多方面的工作造成了被动，留下了不良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唐尧时代的管理体制不健全，在选贤任能、明确职责、制约官德等方面缺乏监督管理机制。为此，舜帝大力进行政治改革，革除此前存在的各种陈规陋习，加强对官员的管理、督察、激励和制约，创建官员考核制度。这种考核制度，就是天子每三年对四岳、十二州的诸侯、朝廷高官进行一次考核；各州诸侯必须每年对自己所属官员进行一次考核。无论什么级别的官员，综合三次考核的情况，对其工作业绩作出结论。然后分别情况，对业绩优秀的官员给予升迁与赏赐，对碌碌无为的官员予以罢免，该削减封土的削减封土，该撤销爵位的撤销爵位。这就是《尚书·舜典》上所说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通过考核，使不合格的官员及时退出官员队伍，使贤能之士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官员队伍中来。这样，有效地革除了官员管理上的各种弊端，激发了官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广开言路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在不同国度、民族中，能够在公共权力机关中任职的贤能之士毕竟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贤能之士，则分散于各地、各行各业中。选贤任能，也只能选用贤能之士中的极少数。作为选贤任能的必要补充，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以改进各方面的工作。实际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就是未被启用的贤能之士的意见。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方面，舜帝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立“诽谤之木”。《吕氏春秋·自知》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淮南子·主术训》也说：“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帝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欲谏之鼓”设立于朝，无论官员百姓，谁对朝廷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可以击鼓，然后向帝王或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官员提出来。“诽谤之木”简称“谤木”。“诽谤”是指责过失、议论是非的意思。在古代，“诽谤”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褒义词。敢于批评帝王和朝廷过失、议论朝政得失者的言论，称之为“诽谤”。后来，随着王权的不断强化，特别是到了秦汉以后，帝王之言都是金口玉言，不容评论是非。这时候，谁要是议论帝王是非得失，就是一种弥天大罪。因此，这时候的“诽谤”就成了贬义之词了。舜帝设立“诽谤之木”，就是在宫廷前的广场上立一根木柱。无论官员百姓，都可以将自己对国家的批评意见或各种建议写在“谤木”之上。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官员，则定期或不定期到“谤木”前，看看“谤木”上的各种意见或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尧舜时期设立谏鼓谤木，实际上就是实行一种民主政治。通过这种方式，舜帝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可以了解到虞国的官员和老百姓在想什么，知道自己为政的成败得失，以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这种开通民主渠道，让老百姓说话的方式，可以说深得人心，也为后世帝王所赞赏和仿效。此后，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都在衙门前置一堂鼓，供告状之人敲击，就是沿袭了尧帝的做法。后世的“华表”，包括天安门广场上设置的“华表”，就是由虞舜时期的“谤木”逐步演变而来。因为舜帝的名字叫重华，而“表”的意思是标识，标志，古代多为木质，发展到后来，也有用石材做标识或标志的。所谓“华表”，实质上就是“重华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