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虞舜摄政

在结束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考察后，尧帝终于下决心将帝位移交给舜帝。那么，这种权力移交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是以何种方式进行？舜在接受权力后，做了哪些事情？

一、舜摄政的时间

由于舜的推让与尧的坚持，舜与尧之间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案。这种折中方案，就是尧帝仍然是名义上的天子，舜则代替尧帝处理国家事务，成为大权在握的事实上的帝王。这种折中方案，达到了尧帝将权力移交舜的目的，使舜真正走上了唐的政治中心，可以利用舜的聪明才智振兴唐国。同时，又可以避免遭到来自尧帝九族、朝中旧臣和四岳诸侯的反对，避免因舜登帝位而引发政治危机。正因为如此，舜的执政形式，是上古时代的一种崭新的执政形式。在这种权力机制下，犹如天有二日，这时候国有二君。尧是名义上的天子，舜是实际上的帝王。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将尧舜时期的这种特殊执政形式，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词语，即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尧天舜日”。司马迁将这种执政形式，称之为“摄行天子之政”，也可以叫“摄政”。这种摄政方式，也为此后几千年的不少王朝所使用，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尧与舜决定采取这种折中方案后，尧在自己的祖庙（大庙，也叫太庙），隆重举行仪式，将帝位之权移交虞舜。这就是古籍记载的所谓舜“受终于文祖”。这里的文祖，指尧帝的大（太）祖，即黄帝、帝喾等。受终于文祖，就是尧帝在祭祀先祖的太庙里宣布将管理国家的权力移交给舜帝，或者说舜帝在尧帝太庙接受权力移交。舜帝摄政后，成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

对于舜“摄行天子之政”的时间，各种古籍有着不同说法。《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载：“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终于文祖。”尧发现舜的时候，舜刚好三十岁。这一记载表明，尧在对舜进行三年考察期满以后，感到舜确有治国之才，就正式将权力移交给舜。到尧一百年的时候，尧帝去世。舜为尧守孝三年，即天子位。按此计算，舜摄政时间达三十年之久。如果减去为尧帝守孝的三年时间，舜摄政的时间也达二十七年之久。《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则有所不同：“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按照这一记载，尧发现选拔舜的时候，舜的年龄为三十岁。经过三年考察，舜的年龄为三十三岁。当时，尧并没有随即让舜“摄行天子之政”。又过了十七年，直到舜五十岁的时候，尧帝才退下来，让舜“摄行天子之政”。在舜“摄行天子之政”以后的第八年，尧帝去世。舜为尧守孝三年后，即舜六十一岁时，最终登上天子之位。这样，舜在唐国的摄政时间为十一年。如果减去为尧守孝的三年，舜的摄政时间只有八年。从舜三十三岁到五十的这段时间，舜并没有摄政，他在干什么呢？这十七年时间，很可能就是其他古籍记载的当司徒、司空、司马等职务的时间。

二、舜摄行天子事

无论舜帝是在什么时候当上摄政帝，实际的情况是，他在三十三岁就已经事实上掌握了唐国的行政大权，而且利用他所掌握的行政大权，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舜摄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所谓“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观察北斗七星的变化，使国家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与北斗七星的变化相适应。关于璇玑玉衡，古有二说：一说北斗七星。北斗七星的名称是天枢、天璇（或作天璿）、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或作瑶光）。前四星叫斗魁，又名璇玑，后三星叫斗杓或斗柄。一说我国古时测量天体坐标的仪器。在，是观察的意思。无论璇玑玉衡是指北斗七星，还是指天文观测仪器，“在璇玑玉衡”都是观察天象的意思。唐尧时期，已经设置了天官，专门观察天文地理变化。有了天官，当然就有了观测天文的地方与观测天文的仪器。观测天文的目的，最初是为了校正历法，指导农时。后来，天官与帝王们又把天象的变化与人事联系起来，与为政之得失联系起来。到了这个时候，设置天官，垄断对天象的观测，就不仅仅是为了校正历法，指导农时了，而是增加了一项重要功能，即随时掌握天象变化，以便帝王对治国举措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舜帝刚好摄天子之政，就要急急忙忙去天文观测台观察天象的重要原因。通过观察天象，“以齐七政”，使自己采取的治国举措符合天象的变化。当然，他这样做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尧帝晚年，唐已经处于衰落时期。舜摄天子之位后，肯定要采取一些重大举措，重振朝纲，使国家强大起来。但是，他将要采取的重大举措，有些可能会要触及一些氏族部落与尧帝九族的利益，能否为尧帝旧臣所认同和支持，将是一未知数。而这些治国举措要成功，必须得到这些前朝旧臣的认同与支持。怎样才能得到这些旧臣的认同与支持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将要采取的治国举措说成天意，而不是个人意志。而观测天象，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的治国举措说成是根据天象变化作出的相应调整，因此是上天的意思、上天的意志。这样，执行起来的阻力可能就要少许多。所谓“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就是祭天帝，祭六宗，祭山川，祭群神。类，祭天。上帝，就是天帝。类于上帝，就是祭祀天帝。禋，一种升烟祭天的祭祀仪式。六宗，为古时所尊祀的六神。关于六宗，汉以来有多种说法。有谓天、地、四时，有谓天、地、四方，有谓水、火、雷、风、山、泽，有谓日、月、星、河、海、岱，有谓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等。禋于六宗，就是祭祀六神。望于山川，就是采取望祀的方式祭祀山川。望祀，决不是随随便便地鞠几个躬了事，也是一种正规的祭祀仪式。后来，大禹在南岳衡山望祀九疑山舜帝陵，秦始皇在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汉武帝在盛唐望祭舜帝，都是采取望祀的方式祭祀舜帝的。辩于群神，就是将自己摄天子之位一事与自己将要采取的治国举措告知于各路神灵。

第二件事，“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四岳，是尧舜时期管理四方诸侯的重要官员。诸牧，指各路诸侯，或氏族部落的首领、酋长。四岳在国家行政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发言权。尧舜不管作出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不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甚至可以否决尧舜的意见。比如在治水的问题上，《史记·五帝本纪》载：“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之，试之而无功。”四岳推荐鲧来治水，尧帝虽然认为不妥，但是由于四岳坚持，尧也没有办法，只好启用鲧。最后，鲧治水失败。四岳如此位高权重，舜在摄政之初，肯定是不能得罪的，必须以礼相待。于是，舜在忙完祭天、祭诸神以后，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召见四岳，取得四岳对自己的支持。在召见四岳之前，舜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一是揖五瑞。五瑞，指作信符用的五种不同规格的玉器。将玉用作信符始于何时，尚不得而知。而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舜已经将玉用作信符。舜规定不同质地、规格、形状的玉器，所象征的权力大小是不同的。而舜在当时所揖五种规格和形状的玉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也不得而知。但春秋战国以来的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汉班固《白虎通·文质》：“何谓五瑞？谓珪、璧、琮、璜、璋也……五玉者各何施？盖以为璜以征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信质，琮以起土功之事。”唐孔颖达《尚书·舜典》疏：“《周礼·典瑞》云：‘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榖璧，男执蒲璧。’是圭璧为五等之瑞，诸侯执之以为王者瑞信，故称瑞也。”《史记·正义》引《周礼·典瑞》云：“王执镇圭，尺二寸。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七寸。伯执躬圭，五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其中也。”这些记载，当然是周代的情况。以此来推测舜当时的情况，显然是有差别的，但也应当有一定参考作用。二是择吉月吉日。在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以后，舜就召见四岳，向他们颁发瑞信。这种班瑞仪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一方面，这些玉质信符象征王权，拥有这些信符，就等于有了相应的权力。另一方面，这些玉质信符是舜授予的，也就是说持玉人的权力是舜给的，或者说是舜代表尧帝给的。既然是舜给的，就应当服从舜，如果不服从舜，他所持的信符与相应的权力也是可以收回的。在所有诸侯都有信符的情况下，如果哪一个诸侯没有了信符，那么他在诸侯中也就被剥夺了权力，没有立足之地。舜的这一招，确实是高明之招，将各路诸侯的权力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可以说是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集权的措施和方式。

第三件事，定“五岁一巡狩”之制。巡狩是古代帝王宣示王权、视察四方诸侯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始于何时，具体情况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在尧帝时期，就已经有了巡狩之事。《竹书纪年》对尧帝的巡狩活动记载了两次。到了虞舜时期，这种巡狩制度得到了规范。祭祀天帝与诸神，召见四岳后，舜就开始到所属方国去巡狩，宣示王权，与各方国、各氏族部落进行沟通。《尚书·舜典》和《史记·五帝本纪》都对舜帝的第一轮巡狩作了详细记载。二月，巡狩东方。由于天地变化自东方开始，一年四季的代谢循环也首先从东方开始，泰山因此称谓五岳之首。泰山一带又是东夷各诸侯国的政治中心。考虑到这些因素，舜帝把泰山作为首次巡狩的第一站。到了泰山，舜帝以“祡祭”（烧柴生烟）方式，对泰山进行了祭祀，然后望祭泰山以外的东方山川。舜帝还在泰山召见东夷各方国的酋长，协调政务，校正春夏秋冬四时节气，使各地的月日、节气得到统一。同时，统一音律与度量衡，修订公、侯、伯、子、男等诸侯朝聘之礼。舜帝规定，诸侯氏族部落首领或酋长觐见时，必须将颁发的玉质信符（玉瑞）预先呈交，而且玉质信符要用不同颜色的丝帛包好：觐见者如果是颛顼后裔，其玉瑞要用红色丝绢包扎；觐见者如果是帝喾的后裔，其玉瑞要用黑色的丝绢包扎；其余诸侯或酋长觐见，其玉瑞都用黄色的丝绢包扎。舜还对诸侯、氏族部落酋长觐见时的贡品也作了具体规定。诸侯的贡品为美玉，卿的贡品为小羊羔，大夫的贡品为雁，士的贡品为死野鸡。诸侯会议结束时，舜将各诸侯的玉瑞发还。通过这些办法，强化了中央之国的权威和凝聚力，增强了中央之国与各方国、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流。东巡狩的各项日程都完成以后，舜帝才回到都城。到了这一年的五月，舜帝去南方各诸侯国视察；八月，视察西部各诸侯国；十一月，舜帝到北方视察各诸侯国。到南方、西方、北方巡狩时，所行的各种礼仪，都与巡狩泰山时相同。每次视察回到帝都平阳，舜帝都要用一头公牛作为祭品，到尧的祖庙举行祭礼，告慰先祖。从此以后，舜帝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巡狩，四方诸侯分别在东岳、南岳、西岳、北岳朝见舜帝，向舜帝报告方国的情况。在没有巡狩的四年中，四方诸侯每年都要到帝都平阳朝见舜帝一次。舜则在明堂之四门接见他们，听取他们的述职报告，然后根据各诸侯国的政绩，论功行赏。赏赐之物为车或服饰。

第四件事，调整行政区划。尧帝执政时期，为全国为九个行政区，也叫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冀州，指今山西和陕西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和山东西北、河北东南部地区。兖州，《尔雅·释地》：“济、河间曰兖州。”济指黄河以南自今河南荥阳北东北流至今山东利津南入海的古济水；河指自今河南武陟东北流至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的古黄河。青州，指今自泰山至渤海一带地方。《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海即渤海，岱即泰山。徐州，指古济水以东、泰山以南、淮河以北一带地方。荆州，指今湖北、湖南一带地方。扬州，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直至东海一带地方。豫州，指今河南中南部一带地方。梁州，指华山以南至云、贵、川、渝一带地方。雍州，指陕西、山西间黄河以西一带地方。后来，由于连年大水，交通受阻，原有九州的行政区划已经不能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因此，舜帝摄政后，对原有九州进行了部分调整。一是把后来被称谓“卫”的地方，即有虞氏部落居住的地方，今河南濮阳、山东荷泽一带，从冀州中划分出来，设置了一个并州；二是把梁州分置为梁、幽二州；三是在今山东半岛、古代齐国所辖范围设立营州。这样，唐国的行政区域就增加到十二个。对新增加的三个州，舜帝精心挑选了三州的诸侯。十二大行政区域的诸侯，在自己管辖区域内的大山上封土为坛，祭祀山川，依照山川水系东入海的自然走势，负责疏通好辖区内的河道。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更有利于对全国的管理与控制。

第五件事，治理洪水。上古时期，地球正处于一个暖期，气候炎热，冰川融化，降水增加，洪水泛滥。而对于上古时期已经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的氏族部落来说，由于大江大河之畔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最佳地区，也是诸多文明古国的诞生之地和古国都城所在地。这些地区虽然土地肥沃，但地势较低，一遇洪水就容易被淹，氏族部落往往就有灭顶之灾。因此，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如何抵御洪水，是生产与生存的重要条件。尧舜时期，这样的大洪涝灾害在黄河、长江和其他江河流域经常发生，治水也就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开始，一些方国和氏族部落从局部出发，采取堵的办法，保护了局部土地与房屋。但时间一久，遇到更大的洪水，就将原来挡水的堤坝全部冲毁，造成更大的灾难。传说中的鲧的治水方法就是如此──水来土挡。鲧认为控制洪水最好的办法就是修筑堤坝。当洪水到来之前，在城镇和村落周围修筑堤坝，洪水上涨时则加高堤坝。但当水位再升高时，堤坝承受不住就垮了下来，造成很大的损失。舜认真研究了鲧的治水方法，认为鲧的方法不行，应当改正。但鲧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根本听不进舜的意见，仍然我行我素，而且一次又一次失败。无奈之下，舜只好征得尧帝同意，将鲧流放到羽山。与此同时，舜命令各诸侯、氏族部落“决川”，把原来在鲧指导下修筑起来的堤坝毁掉，对一些重要的河段进行疏浚。这一措施，虽然还没有完全解除洪水的威胁，但是有效地减少了洪水的危害。《尚书·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史记·五帝本纪》：“肇十有二州，决川。”二书所记载的，可能就是指舜采取的措施。

第六件事，以“戳”代“刑”。刑罚方式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越是文明程度高的，相对来说使用酷刑的现象就越少。反之也是一样。中国上古时代，很多氏族部落为了惩罚犯罪之人，往往使用酷刑。如蚩尤部落、苗蛮部落的九黎之君，都曾实施过多种残酷的肉体刑罚：割耳朵、割鼻子、断足、阉割、脑门烙字、斩首等等。舜帝摄政后，认为蚩尤、九黎之君的酷刑，是不教而诛，过于残酷。于是，舜帝决定废除酷刑，而以“象刑”取代“肉刑”。所谓“象刑”，就是象征性地惩罚。《尚书·尧典》对舜帝实施的象刑作了详细记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太平御览·刑法部》引《慎子》对象刑作了具体描述：“有虞氏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礼当刖，以艾　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此有虞氏之诛也。斩人肢体，凿其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戳，而民不犯也。中世用刑，而民不从。”这段话，对舜帝实施的“象刑”作了详尽的解释：本来应当受墨刑的人，只要在头上蒙上一块黑色的布就行了；本来应当割鼻子的罪犯，只要在头上扎一条小草绳就算受了刑；本来应当断足之人，只要把要砍的那只脚涂黑就行了；本来应当受宫刑的人，只要两只脚穿上完全不相配的鞋子就算是受了刑罚；而本来应当砍头的人，只要穿上没有领子的上衣就算是受了刑罚。这种象征性的刑罚，古时称这为“戳”。而对于斩人肢体、凿人肌肤的刑罚，古时则称之为“刑”。舜帝以“戳”代“刑”，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先有其教，有教而犯，再进行惩罚。为了做到有教而诛，舜帝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是用图画的形式，把各种刑罚刻画在日用器物上，使人随处可见，做到众所周知。二是对不同罪犯实施不同刑罚。罪犯若是幼小、老迈或愚蠢者，可以赦免；而其他罪人，则用流放的形式代替受刑；当官的犯罪，处以鞭打；在官府就学的人、贵族子弟不服管教，就用木条抽打；对于过失犯罪的，可以通过缴纳罚金来赎罪。三是执法人员治罪量刑要实事求是，坚持慈悲为怀。正是由于舜帝采取了与象刑相配套的措施，他所实施的象刑到了好的效果，即《慎子》所说，舜帝用戳，“而民不犯”；“中世用刑，而民不从”。

第七件事，惩治“四凶”。当尧之时，有四大凶恶家属，搞得全国上下民不安生。这四凶，一曰浑沌，二曰穷奇，三曰梼杌，四曰饕餮。他们都是有来头的人。《史记·五帝本纪》载：“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顺，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扰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鬼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这四凶，都上古时代赫赫有名的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缙云氏的后裔。他们仗着显赫的世系，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搞得社会上乌烟瘴气，成为邪恶的象征和代名词。对此，老百姓怨声载道，而历代统治者却拿他们没有办法。到了尧帝时代，虽然也想整治他们，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除掉他们。到舜帝摄政时，四凶照样肆无忌惮，横行霸道。舜帝忍无可忍，采取断然措施，将这四凶流放到帝都平阳四千里以外的荒蛮之地。

《史记·五帝本纪》中还有一段记载：“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里所说的“四罪”与前面所说的惩治“四凶”，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这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从时间上看，前面所说的惩治“四凶”，是在舜“宾于四门”的时候，亦即尧帝考察舜的三年期间。而这一段记载，是在舜第一次巡狩归来的时候，征得尧帝同意，将共工、鲧、讙兜、三苗等四个氏族首领治罪。这种时间上的差异，表明四罪与四凶不是同一群人。但是，从《史记·正义》、《史记·集解》、《神异经》等古籍记载看，“四罪”与“四凶”所指是相同的：穷极是共工的象征，浑沌即讙兜的象征，梼杌暗指禹的父亲鲧，饕餮则是三苗的另一种名称。

穷极即共工。《史记·正义》云：“（共工氏）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神异经》载：“西北有兽，其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极。”这两段描写，与共工氏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实际上，共工即是一个氏族部落的名称，也是这个部落首领或酋长的名字。共工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炎帝至尧舜，诸多氏族部落包括炎帝神农氏、祝融氏、黄帝轩辕氏等显赫氏族，都在历史进程中消失了。然而共工氏却始终没有消失，经历了几千年依然活跃在上古历史舞台上，而且都是以治水而著称，其首领则历代任治水之官。历史上，共工氏的首领也曾与颛顼争为帝，怒角不周之山，造成“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而在其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共工氏及其首领是一个守规矩的、对治水有重大贡献的氏族。但是，到了尧舜时期，仍然担任治水职责的共工氏的首领，却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又不懂治水方法。同时，他还与鲧等人反对尧帝将舜选定为接班人。鉴于共工氏的恶行，舜流共工于幽陵，即将共工流放到古之幽州一带。

浑沌即讙兜。讙兜又叫獾兜、欢头、驩兜等等。讙兜仗着自己是帝鸿氏后裔，目空一切，祸害天下。后人将其异化成神话中的怪兽。《神异经》：“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熊而无爪，有目而不视，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性，有腹无五脏，有肠直而不旋，食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名浑沌。”这些描写，虽然已经将讙兜进行了异化，但是从其行径看，实际上就是描写讙兜。舜“放讙兜于崇山”。讙兜所流放的地方──崇山，就是今之湖南张家界。

梼杌即鲧。鲧在唐尧之时，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在治水过程中，不总结经验教训，不听从舜的意见，一意孤行，导致治水多次失败，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他还联合共工等，反对尧帝将舜选定为接班人，成为舜摄政治国的一大障碍。他也被后人异化为怪兽。《神异经》载：“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狠，一名难顺。”这些描写，与鲧的特征是相似的。为了惩治鲧治水的失败，也为了清除政治上的障碍，舜果断地将鲧流放到羽山。羽山，一说在今山东郯城东北，一说在今山东蓬莱东南。最后，舜派祝融将鲧杀害于羽山。

饕餮即三苗。三苗是缙云氏后裔。也有的说，三苗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他们生活在南方以洞庭湖和鄱阳湖为中心的地带，素与上古时的中原古国不和。后人也将三苗部落联盟首领异化成怪物。《神异经》说：“西南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性狠恶，好息，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群而南单，号饕餮。”到了尧舜时代，生活在今湖北与陕西交界处的丹江一带的三苗，屡与尧帝领导的唐国发生冲突，成为危及唐国南境的不安定因素。尧帝曾发动过对三苗的战争。通过战争，虽然获得过一个比较短暂的安定时期，但时过不久，三苗又卷土重来，搞得尧帝无可奈何。舜摄政后，果断地将三苗集团的头目及部分氏族部落迁徙到三危，即今甘肃敦煌一带，使唐国南部辖境获得了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安定期。

无论惩治“四凶”还是实施“四罪”，都是在舜摄政前后处理的最麻烦的问题之一。无论舜的目的如何，做法是否得当，客观上都消除了唐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使唐国获得了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也为舜最后接受帝位，建立虞国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