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播人间

在中国历史上，舜帝不仅是孝的化身，而且也是德的化身。什么是德？从政治这个层面来讲，德是指道德、品质。《易·文言》：“君子进德修业。”从哲学层面来讲，德就是从“道”所得到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管子·心术上》：“德者道之舍。”道与德的结合，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道德，即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舜帝就是以善、正义、公正、诚实的面目出现的道德楷模。

一、古籍关于舜帝德行的记载

先秦以来，历代文献对于舜帝的德行有着诸多记载。

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颖上（颖水之滨）人，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管仲非常推崇舜帝的德行。《管子·治国》：“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意思是说，舜帝迁徙的地方，一年成为城邑，二年成为都市，到第三年就和国都差不多了。天下的老百姓都集聚到舜那里，不是由于舜严格刑罚，重视禁令，而是舜善于为老百姓兴利除害。《管子·版法解》：“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意即舜帝耕、渔、陶之举是克已利人。《管子》的这些记载，是古代文献中对舜帝时期德行的最早记载，也充分表现了舜帝当时的人气之旺和巨大的影响力。

墨子（约前468－前376）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为春秋战国之际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墨子最为推崇舜帝的德行。《墨子·尚贤中》云：“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就是说，古时候，舜在历山种地，在河滨烧制陶器，在雷泽打鱼。尧帝在服泽（即雷泽，也叫濩泽）一带找到舜，将帝位传给他，从此天下太平。这些记载，是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的事迹最早见诸典籍，也是尧舜禅让的最早版本。

孔子与孟子是极力推崇舜帝德行的人。他们“言必称尧舜”。在《论语》与《孟子》中，有很多地方记述和赞誉了舜帝德行。孟子除了说舜帝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外，还说舜帝从事了狩猎。《孟子》载：“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稀。”孟子还称赞舜帝从事耕陶等活动，吸取各行各业的优点，从而与人为善。《孟子》这样写道：“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可以说，《孟子》对舜帝事迹、舜帝思想记述得最全面，最系统，也最详细。至此，关于舜帝事迹与舜帝思想的记述已经基本定型。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著名哲学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吸收了道、儒、墨各家思想，尤其有选择地接受法家思想，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他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尧天舜日的说法，韩非则提出了质疑。《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 其 人 曰 ：‘尧 为 天 子 。’然 则 仲尼 之 圣 尧 奈 何 ？ 圣 人 明 察 在 上位 ， 将 使 天 下无 奸 也 。 今 耕 渔 不 争 ， 陶 器 不 窳 ， 舜 又 何 德 而 化 ？ 舜 之救 败 也 ， 则 是 尧 有 失 也 ；贤 舜 则 去 尧 之 明 察 ， 圣 尧 则 去舜 之 德 化 ； 不 可 两 得 也 。”在《韩非子》中，我们看到孔子对舜帝之耕渔与陶持肯定态度。韩非对此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果舜帝之耕渔与陶是一种“救败”，那么对于尧帝来说，“则是尧之有失也” 。意在强调尧、舜不可同颂，二人中必有一人不贤。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历任秦庄襄王、秦王赢政之相国。门下有门客三千，家僮万人。曾命令宾客编著《吕氏春秋》，汇合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有杂家之称。吕不韦对舜帝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夫舜与尧一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一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吕不韦认为，由于舜能够“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尧帝禅位于舜，是人心所向。又认为，舜耕渔之贤，不能与天子之贤等同起来。在没有被尧帝发现之前，其耕渔之贤不过能使周围的人温饱而已，跟随他的有身份的“秀士”不过一人。当他登上帝位以后，情况就在不相同了，贤士纷纷归附，老百姓纷纷赞誉，无论男女，争相传颂。

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鸿烈》（后称《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淮南子》对舜帝耕渔之事，记叙得更加具体，对舜帝精神也更加推崇。《淮南子·原道训》：“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丰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身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

司马迁认真总结分析了前人对舜帝耕、渔、陶之记载，采众家之说，对舜帝青年时期在德行方面的闪光点进行了综合，在《史记·五帝本纪》写道：“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后，历代史家与文人在描述舜帝青年时期的德行时，基本上都采用司马迁的说法。

除上述列举的古代文献对舜帝德行的记载，《尸子》、《太平御览》、《治国》、《难之》等古籍也有类似记载。

二、舜帝青年时期的主要德行事迹

任何一个圣人的德行，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具体事迹或活动构成的。舜帝青年时期由于有着良好的德行，最终为尧帝所发现，并选定为接班人。其具体事迹，尽管在不同古籍中有着不同记载，但共同的事迹有以下五件：

──耕历山。相传舜被瞽叟、壬女赶出家门后，成了一个有家难归之人。于是，舜来到历山，在山上盖了一个茅棚住了下来。渴了，就喝几口山泉解渴。饿了，就采摘一些野果充饥。为了生存下去，舜决定在历山垦荒种粮。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着。后来，在这一带的大象主动来帮助垦荒，从而加快了垦荒进度。种上庄稼后，地里长出了许多杂草。除草很费时间，舜一个人忙不过来，山上的鸟儿们纷纷过来帮忙，啄去地里的杂草和害虫。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象耕鸟耘。一份耕耘一份收割。舜的辛勤劳动终于换来了胜利果实，不仅自己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而且还有了多余的粮食，可以接济自己的父亲、继母与其他生活困难的人们。舜的做法引起了当地人的赞誉，不少人纷纷效法于舜，到山上来开荒种粮。于是，舜就把已经的耕种过的熟土让给新来的人，并告诉他们种粮的方法，自己再开垦新的荒地。就这样，到山上开荒种粮的人越来越多。先上山开荒种粮的人，也向舜学习，把自己开垦种植的土地让给后来上山的人。正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封壤肥饶相让。”经过几年的努力，历山开荒种粮的规模就已经相当可观。而舜率领当地百姓开荒种粮的名声，也越传越远。在此期间，舜也因此而结识了雄陶、续耳、柏杨、东不织、秦不空等朋友。后来，这些人都成了虞国的有用之才。

──渔雷泽。雷泽在当时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有着丰富的鱼产品，在这里捕鱼的人很多。由于在这里捕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捕鱼的工具有好有差，捕鱼的方法有优有劣，捕到的鱼也就有多有少。一些好的捕鱼场所，也就成了竞相争夺的目标，有时甚至为此大打出手。舜听说后，也来到雷泽打鱼。他是一个爱动脑子的人。在捕鱼过程中，他不断总结捕鱼的方法，不断改进捕鱼的工具，因此他捕的鱼总是比别人多。于是，不少人就来向舜求教，舜也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不断改进捕鱼工具与捕鱼方法。同时，舜还善于发现好的渔场，并把发现的好渔场与大家共同分享。就这样，舜得到了众多渔民的好评，渔民之间过去那种相互争斗的现象大大减少，很多渔民都主动把好渔场让给别人，自己则到比较差的地方去捕鱼。《淮南子·原道训》：“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渊相予。”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上面所说的情况。

──陶河滨。在中国，制作陶器有着悠久的历史。今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陶器碎片，距今1.4万年。这说明，距今1.4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制作陶器了。到了尧舜时期，制作陶器的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与今天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在黄河之滨，有很多炼制陶器的地方。炼制的陶器，有的样子非常粗糙，有的火候掌握得不好，容易碎。舜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到处走访，了解各地的工艺流程，研究改进办法。经过反复研究与改进，终于在炼制陶器的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舜烧制出来的陶器，不仅比传统方法出来的陶器美观大方，坚固耐用，而且品种繁多，很受大家欢迎。舜没有把自己摸索出来的技术据为已有，而是公开出来，教给大家，使大家的烧制技术普遍得以提高。舜还告诫大家，炼制陶器一定要讲求质量，不能粗制滥造；质量不好的就要砸碎，不能以次充好。《韩非子·难一》：“东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韩非所说，就是指上述舜研究与改进制陶方法的情况。

──作什器于寿丘。舜不仅种过地，制过陶，打过鱼，而且还制作过家具。《史记·五帝本纪明确记载》：舜“作什器于寿丘”。所谓什器，就是家庭用的各种器具。他在寿丘这个地方，一方面推行他的孝道和德行，一方面传授制作各种家用器具的技术。舜制作的家用器具不仅美观、大方，而且非常适用，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因此，舜也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三、历山、雷泽等地名的地理位置

舜在青年时期积极转换角色，大力推行自己倡导的德行孝道。所到之处，百姓拥戴，万民追随。人气之旺，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他所到的地方，一年成为村落，二年成为小集镇，三年就像都城一样热闹了。这样，舜就理所当然地由一介平民，一跃而成为有虞氏部落的领袖。但是，后人对于舜青年主要活动范围和活动地点，特别是对历山、河滨、　雷泽三个地名，却有着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自汉代以来，这种不同看法基本上分成两大派别，一为山东派，一为河东派。

山东派认为，历山在今山东济南或在今荷泽，河滨在今山东定陶或河南濮阳，雷泽在今荷泽，寿丘无疑更是在山东。这一派系的代表性人物有汉代郑玄、晋代皇甫谧、宋人曾巩与今人吕思勉等。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在整理古代历史文献上有着重大贡献。对于舜在青年时期活动过的雷泽，他认为地在济阴。他在《史记集解》郑玄曰：“雷夏，兗州泽，今属济阴。”雷夏即雷泽。济阴为古郡国名。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分梁国置济阴国，后改为郡，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皇甫谧（215－282），魏晋间医学家，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同时，又在史学与经学方面有着诸多成就，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玄宴春秋》等。对于历山，他在《史记集解》中认为：“济阴定陶西陶丘亭是也。”

曾巩（1019－1083），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他在任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知州期间，于熙宁六年（1073）撰写了《齐州二堂记》。在该文中，他明确提出，舜青年时期耕、稼、陶、渔的地点都在今山东、河南一带。他写道：“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他根据孟子的说法，反驳郦道元《水经注》关于历山在河东的说法。

吕思勉（1884－1957），近代著名史学家，字诚之，江苏武进人。生平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1921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是较早的一部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后又著成《中国通史》两册。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吕思勉读史札记》也认为济南历山为正根，蒲反历山则为后起之说，尽管他也没有太多证据。吕思勉还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将“雷泽”作“濩泽”，认为在今荷泽县西，后人才改为“雷泽”。

河东派认为，舜青年时期活动的范围与地点皆在河东，即今山西南部地区。支持这一派系的学者及论著有郑玄、郦道元、《括地志》等。认为雷夏泽在济阴的东汉郑玄，认定历山在河东。郦道元则从总体上认为，舜青年时代的主要活动地点在河东。《水经注·河水》载：“（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观，舜所耕处也，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经历山下。”《尚书·舜典》孔颖达疏：“妫水在河东虞州县历山西，西流到蒲坂南入河，舜居其旁。”《括地志》也如是说。《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妫水、汭水。”蒲州、蒲坂在今山西永济，虞城在今山西平陆。在河东派内部，又分为若干派别。有的认为，历山在今中条山西端、永济县东南六十里。有的则认为，历山在中条山东端的垣曲县之历山。而对于河滨，多数认为在蒲州古陶城（今永济县北30里）；雷泽在蒲州雷首山下。

关于山东派与河东派的争论，虽然各有其理，但无论是历山、雷泽还是河滨，最开始肯定只有一个地方，而其余的相同地名，要么是舜帝后裔或其他后人为纪念舜帝而起名，或因后世学者为证实自己的观点而伪造。笔者认为，研究考证舜帝耕、渔、陶的具体地点，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舜帝耕、渔、陶的时间，是在遇到尧帝之前。这个问题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其二，舜帝耕、渔、陶的具体地点之间，应该相距不太远。舜是一个孝子，其耕、渔、陶的地点，还有照顾家庭的因素需要考虑在内。其三，舜帝耕、渔、陶的具体地点，应在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上古时代，每个氏族部落都有其比较固定的势力范围。任何一个氏族部落的人，贸然到其他部落的势力范围进行任何活动，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受到其他部落的干预，甚至被杀害。即使在动物界，大型动物都有其活动范围，何况人类的氏族部落？！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量，笔者认为，舜青年时代耕稼之历山、捕鱼之雷泽、制陶之河滨、作什器之寿丘，均在今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濮阳一带。这是因为：第一，荷泽、濮阳一带当时是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舜被瞽叟与壬女赶出家门时，大约还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在当时也可以说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在这个年龄段的男子，贸然离开本部落，独自到尧帝的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示范这示范那，到处指手划脚，这是不现实的。我们不要以为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到全国各地去谋生，远古时代的人也可以和我们一样，想到哪里就能够到哪里。因此，舜离开家以后，他的活动基本上应当是在有虞氏部落的范围内。第二，舜只有首先成为本氏族部落的首领或酋长，才有可能被尧帝选定为接班人。舜本来只是一介平民。要使自己得到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尧帝部落的认同，从平民走向天子之位，首先需要得到本部落即有虞氏部落的认同。只有在这里干出了成绩，他才能为本部落认同与推崇，才有可能成为本部落的首领或酋长。只有在成为本部落的首领或酋长时，而且只有成为出色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有虞氏部落已经足够强大后，舜才能引起尧帝的注意并被尧帝选定为接班人。第三，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并将舜选定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政治抉择。当时舜的名气已经很大，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当时有虞氏部落的势力已经比较强大，而且处于上升时期。当然，当时也还有其他一些地部落也比较强大，如有夏氏、共工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尧帝采取政治联姻的办法，把当时两个最强大的部落──黄帝（尧帝）部落与有虞氏部落紧密联结在一起，是一种顺应历史大势的明智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巩固尧帝部落的势力范围，不至于自己的部落最后为强大的有虞氏或其他氏族部落所吞并。第四，舜被尧帝选定为接班人后，有虞氏部落才从其原来的聚居之地──今河南、山东交界之处的荷泽、濮阳一带，迁往尧帝部落的势力范围之内。到了尧帝部落范围后，尧帝把他们安置在今山西永济一带，并将瞽叟赐姓为妫。因此，瞽叟居住一带的河流称为妫水。后来，有虞氏部落因舜登帝位而显赫一时，支系繁衍。其后裔迁徙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山西一带的舜裔或有虞氏后裔，主要集中在今山西永济、垣曲、洪洞一带。这些地方至今还保留了诸多先秦时期的风俗习惯，有着许多纪念舜帝而起用的地名，如历山等等，就是很好的证明。具体讲，舜青年时代活动的几个主要地方的地理位置如下：

历山，在今山东济南一带。现在，全国叫历山的地名有二十多处。这些地名多为舜帝后裔或有虞氏支系为纪念舜帝所起，也有一些为后代文人或地方官为了某种需要所伪造。而山东济南的历山，是在当时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之内，离有虞氏部落的大本营──雷泽周围不远。舜当时到这里进行耕稼活动是可能的，也是比较可信的。

雷泽，又叫雷夏泽、服泽、濩泽。作为古代湖泊或沼泽之地，其地理位置在今山东鄄城至荷泽及河南濮阳东部一带。《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汉书·地理志》于山阳郡下：“成阳《禹贡》雷泽在西北。”此地在今荷泽市东北。郑玄、《括地志》、《汉书·地理志》等说法，应当是可信的。特别是《汉书·地理志》于山阳郡下标注，《禹贡》中所说的雷泽在郡西北部，应当是最有力的证据。这里所说的山阳郡，始建于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当时称山阳国，东汉时改为郡。山阳郡的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而昌邑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在古之雷泽旁边。当然，后来由于气候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今山东鄄城、荷泽至河南濮阳一带，已经不见雷泽踪影，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因为雷泽已经干涸了。这种现象很多。古代云梦泽范围包括今湖南北部岳阳、益阳、常德大部地区和湖北荆州至洪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而现在的面积已经不足原来的六分之一。新疆的罗布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有很宽的水面，现在也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其他很多湖泊沼泽也像雷泽一样，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的认为，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又名雷首山，便以此认定雷泽在今山西永济，确属穿凿附会。

河滨，即黄河之滨。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江古时称江，黄河古时称河。以后江河就成了所有河流的代称。河滨，当然指黄河之滨。舜青年时代陶于河滨，并非是一般的泛指，而是有着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指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之内的黄河之滨。那么，有虞氏部落的势力范围之内的黄河之滨具体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今山东定陶一带。有的认为，今山东定陶并不在黄河之滨。这只是我们现在的黄河概念，古代却不一定如此。历史上，黄河曾经多次因大洪水决口改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河并非是从现在的河道流入渤海，历史上曾经发生黄河改道淮河入海的情况。因此，决不能认为定陶现在不在黄河之滨，古时的定陶也不在黄河之滨。有的提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权且认定它就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经风陵渡至郑州这一段，并且应该是属于山西的这一岸，不见得一定在山东定陶。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忽视了三个基本问题：其一，忽视了舜陶河滨的时间是在被尧帝发现之前。这时的舜，还没有到尧帝统治的唐国一带活动。其二，忽视了舜陶河滨，是在有虞氏部落势力范围之内的河滨，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河滨。其三，忽视了古代黄河曾经多次改道。今山东定陶一带，尧帝时期很可能就在黄河之滨。

寿丘。《史记·五帝本纪》说舜“作什器于寿丘”。这里所说的寿丘，其具体位置不详。由于“作什器”也是舜青年时代的事，其地点也应当在有虞氏部落势力范围之内。

负夏。《孟子》说舜帝“迁于负夏”。《史记》则说舜“就时于负夏”。他们所说的地名相同，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司马迁说的“就时于负夏”，又名负瑕，也叫瑕丘，在今山东兖州北。所谓“就时”，就是贩运。“就时于负夏”，就是在负夏一带贩运货物。《墨子·尚贤》说舜“灰于常阳”。《尸子》载：“虞舜灰于常羊。”“未尝暂息。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傅虚卖贱，于是债于傅虚，以均救之。”这里的“灰”，均为贩运、就时之意。《墨子》与《尸子》的记载，均可证明舜帝当年确实从事过贩运之事。而孟子说舜帝“迁于负夏”。这里所说的负夏，是指今山西垣曲县同善镇一带。舜被尧帝选定为接班人以后，将有虞氏部落从今山东、河南一带迁往尧帝所在之地。后来，人们将这里的山脉改称雷首山，也叫历山，为的是对氏族部落过去居住地的一种纪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