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篇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古代经济概况

一、先秦时期

潇湘流域即今永州一带，是长江以南乃至整个中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有着秀丽多姿的山川，湿润温和的气候，茂密葱郁的森林，丰富繁多的物产。对于驾驭自然能力十分低下的远古人类来说，潇湘流域是一个理想的栖息之地。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今永州一带已经有人类居住。此后，生活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潇湘人，不仅创造了赖以生存繁衍的物质财富和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留下了大量的人类活动遗迹。

芝山黄田铺镇保存着的一处石棚，有人考证是距今2万年左右的人类活动遗址，日本学者称之为“巨石文化”。其用途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人类栖息场所，有的说是原始人类的宗教祭祀处。但是不管怎样，石棚的存在，说明距今2万多年前，这里已经有了人类居住。

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说明，今永州一带是中国南方最早进入稻作农业的地区和最早烧制陶器的地区。玉蟾岩出土的原始栽培稻谷和原始陶片，通过科学测定，距今1.2～1.4万年。据世界农业史专家考证，人类知道原始农业生产技术，大约距今1～1.2万年。故玉蟾岩出土的原始稻谷，是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所得的最早期的收获，出土的陶片则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碎片之一。北京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推定玉蟾岩出土的原始栽培稻谷，是一种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的古型稻类，并定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玉蟾岩出土的原始栽培稻谷还说明，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此前，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认为水稻的原产地在印度，他们的依据是在印度发现了距今8700年的原始栽培稻谷碳粒。玉蟾岩的考古发现完全可以推翻这一结论，而且使中国和世界的稻作栽培史向前推进了4000多年。

到了新石时代末期，居住在永州境内的人类的经济生活，已经有许多考古发现可资佐证。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已经在祁阳、东安、芝山、冷水滩、双牌、道县、江永、江华等地，发现了100余处奴隶社会早期的人类活动遗址。据已出土的文物考证，这时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主要是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斧、锛、铲、凿、镰、镞（箭头）等。有的磨制得比较粗糙，有的磨制得比较精致适用。出土的骨器中有一枚用于缝纫的骨针，长不盈几寸，径不足厘米，尾部钻有小孔。陶器均已成碎片，为煮食、盛酒、装水、储物等陶器残片。还有一个直径约一寸的陶纺。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永州一带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同时，据古代文献上有关三苗国、舜弟象封于有庳、舜帝南巡等记载或传说，以及现已出土的商代以来的文物，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公元前21世纪前后，永州同全国进程大体一致，逐步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逐步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居于楚粤水陆门户的永州一带，已经成为楚国南境的重要军事防地，开始产生封建生产关系。目前已发掘的战国古墓出土文物中，除了瓮、罐、瓶、釜、鼎等陶器，戈、矛、箭、剑、鼎、釜、豆、壶、铲等青铜器，大小玉璧、玉佩外，还有一柄铁制插口锄、一只铁鼎和一只陶制盖、青铜身、铸铁足的复合鼎。这些重要发现，不仅证实永州是全国使用铁制农具较早的地区之一，而且反映出当时农业的新水平。特别是复合鼎，高尺余，陶盖便于开启，青铜身美观大方，铸铁足经久耐用，融制陶业、青铜业和冶铁技术为一身，不仅是不可多得的战国时文物，也充分证明当时永州的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二、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秦代是永州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零陵县。为了征服岭南的越族，公元前217年，秦始皇派屠睢率兵50万，分五路进攻岭南。零陵县是攻打越族的军事基地。为保证南下军队的给养，应付长期作战的需要，秦军修筑了攀越五岭的“峤道”，也叫“新道”。实际上，峤道就是与当时北方驰道相似的、适应于南方山区的标准马车道。前214年，又令监禄率士卒开凿了著名的灵渠。秦军利用峤道和灵渠之便，取得了对越族战争的胜利，也为此后中国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五岭峤道与湘江—漓江水道在永州一带交汇，客观上使古代零陵（永州）成为中原地区通往岭南的交通要冲，从而为此后零陵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秦始皇征服越族后，为了经略岭南地区，征发了大批中原居民到岭南一带定居，今永州一带也在其中。中原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与当地人民已经掌握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相结合，既促进了这里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加速了境内各民族的融合。

两汉时期，零陵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西汉初年，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和部分奴婢的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随着元鼎六年（前111）零陵郡的设立，进一步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两汉时期，零陵郡的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并成为全国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手工业也有长足进步。境内汉代古墓中出土的陶器、青铜器、铜器、竹木器、玉器、铁器等，均可佐证。芝山区黄古山出土的汉代墓葬中的陶器，不仅形态古雅，制作技艺很高，而且通壁绘彩，花纹美观，着朱、黄、褐等色。原零陵塑料厂发掘的东汉墓葬品中有一面铜镜，直径五、六寸，厚度几毫米，背面镂龙凤兽纹，栩栩如生，正面磨制得光滑平洁，逾1800多年依然光华可鉴，令人叹为观止。宁远泠道故城出土的西汉筒瓦，表面印绳纹，内壁残留布纹痕，口径8.5～11厘米，宽12～20厘米不等，瓦当上亦有印纹。南平古城（今蓝山古城村）也有西汉绳纹筒瓦出土。此类发现说明，永州在西汉时期就能生产和使用粘土瓦，这与史家所称的“秦砖汉瓦”相一致，并间接说明当时永州一带的手工纺织业也有了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道县四马桥杨家出土的西汉银饼，说明永州一带至少在汉代已使用银币进行商品交换。原零陵县竟一次出土50余斤五铢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汉代永州一带的商业活动已有较大规模。

自三国至隋朝，永州一带战乱频繁，经济屡遭破坏，很多时候处于萧条状态。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东汉末年，永州一带已经成为“孙（权）、刘（备）资之以争天下”的战略要地。赤壁之战后，刘备向孙权借荆州，诸葛亮曾亲督零陵赋税，以充军需。但几经吴蜀争夺之后，零陵经济遭受破坏的程度更甚于北方和三吴地区。

西晋时，全国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统一安定局面，给零陵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太康元年（280），西晋颁布的占田、课田和户调法令，使多数农民有了耕地，同时也加重了租调负担。清道光《永州府志•纪事略》载，太安二年（303），“以零陵粟饷益州罗尚军”，一次就从零陵运出大米三万斛（西晋时，一斛合十斗，即一石）。这反映，当时农业经济确实发展了，但农民的负担也确实加重了。

南北朝时，土地迅速向官吏、大地主手里集中，多数自耕农沦为佃农。苛重的租调和无止境的兵役，使人民无喘息之机。但战争造成北方人口大批南迁，给零陵一带带来了辕犁、蔚犁等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较精细的生产技术，使这一时期零陵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进步，同时也刺激车船修造规模进一步扩大。陈文帝以零陵出杉木舟，竟一次令“华皎营造金翅大鹏等二百余艘”。

三、唐宋时期

隋朝初，统治者采取过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如推行均田、整顿赋税等，使永州经济得到了一定恢复与发展。隋初十几年，官仓堆滿了向农民征来的粮食。但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激起战乱。永州经济也因此而遭到很大破坏。

唐代，永州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唐武德七年（624），朝廷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成为自耕农，赋役负担有所减轻。其后，永州一带“荒地大都开垦，经济日渐富裕”，粮食除自足外，还能调往广西桂州供养屯兵。至“开元盛世”，有“人家储粮皆及数岁”之说。永州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农民已经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耒耜。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田家三首》中，有“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的生动记叙。唐代永州的农业生产水平是与全国同步的。手工业比较发达。《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上的“唐代工商物产分布图”中，明确标绘永州与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并称为湖南当时的三大手工业区之一。当时永州、道州的采矿业和冶炼业比较发达。唐贞元九年（793）六月，“敕五岭北银坑令百姓开采”。宪宗元和三年（808）“诏禁采岭北银坑”。“永州祁阳、道州延唐（今宁远）、江华、永明皆有铁。”“江华有锡”。元和五年（810），诏“禁道州私铸钱”。这些记载证明，唐时永州已有银、铁、锡、铜等多种金属矿藏的采掘与冶炼。同时，在纺织、制瓷业方面，永、道二州在当时也很有名气。唐时，芝山、冷水滩、祁阳、道县、东安、江华等，出产葛布、细麻布、丝缎、箫、笛等。其中“永州贡细葛、零陵香，道州贡细苎”，成为时尚。

宋代，永州济经继续发展。宋初，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结束后，统治者采取的招抚流亡、鼓励垦荒、推广选种等措施，推动永州经济继续发展。据《文献通考》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永州一带“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当时，永州一带开始推广水力筒车。南宋大词人张孝祥途经永州，写下《湖湘以竹车激水》一诗。这种竹筒水车，至今仍可在永州见到。永、道二州的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据《宋史·食货志》载，皇祐年间（1049～1053），道州成为全国20个官设冶铁机关贸易场所之一。同时，在纺织、制瓷业方面也很有名气。如祁阳县新出一种彩绘木板，“壁迭数重，每重青白异色，因加人工，为山、人、云气之屏。市贾甚多”（宋范成大《骖鸾录》），足见其技术相当精致。又如制瓷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冷水滩区黄阳司镇一带，至今还存有宋代瓷窰遗址。所存残破瓷器中，有的黄色素釉上画酱色彩饰；有的坯胎上用白粉绘花，复加透明薄釉，形成釉下粉彩装饰；还有的坯胎底心部印有盛开的莲花、菊花、蝴蝶、几何图案、铜钱纹与文字等等。这说时宋代永州的制瓷工艺和技术已相当进步。

　　唐宋时期，永州的封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从总体上讲，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在唐宋两朝中后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农民战争的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遭受了破坏。唐代中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不仅由此转盛为衰，出现藩镇割据、土地兼并、牛李党争的混乱政治局面，而且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农民赋税日益苛重，税额增加一倍。特别是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永、道二州遭受两次兵患，“焚烧杀掠，几尽而去”（元结《贼退示官吏》），经济损失很大。柳宗元也在《捕蛇者》中抨击“苛政猛于虎”。宋朝中后期，朝廷也十分荒淫腐败，加上连年战争，导致封建剥削加剧，南方军饷苛重。“宋二税之制，视唐增至七倍”（《宋史•林勋传》）。永州、道州农民的负担也非常繁重，“鄂兵岁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于永州……道州科拨”，“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需……永州市平绝以供服用及岁时之赐与”（《宋史•食货》），因而使经济受到压抑而发展缓慢。

四、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三朝，是永州经济由相对繁荣走向相对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发展，特别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扩张，全国经济发展重心，出现了由北向南移以后的第二次战略性转移，即由内陆逐步向沿海地区转移。在这种大趋势下，永州一带在全国的交通区位，由过去的交通枢纽，逐步蜕变成为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最后变成交通死角。同时，宋元、元明、明清交替之际，在永州一带展开了频繁的拉锯式的战争，使这一带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样，永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逐步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

　　元朝初期，元军曾两度攻打永州。特别是至元十三年（1276），元将阿海牙（一译阿尔哈雅）率兵攻打永州，遭到南宋守军和本地百姓的坚决抵抗。元军破城后，视永州百姓为仇雠，大肆杀戮，使永州一带在很长时间内恢复不了元气。至元二十五年（1292），出使安南的副使陈孚行经永州时，写下了《永州》一诗：“烧痕惨淡带昏鸦，数尽寒梅不见花。回雁峰南三百里，捕蛇说里数千家。昔日愚溪何自苦，永州犹是末天涯。”可见永州战后景象的凄凉。元朝统治入湖南建永州路、道州路后，不仅试图以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取代汉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向本地居民征收苛重的赋税。“定额税每亩纳谷一石三斗至二石六斗”，“每户摊税一贯二钱”（《元史•食货》）。此外，还向佃户征丝、索物等。加上当时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明朝前期和中期，朝廷采取奖励垦荒、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减轻赋税等措施，使永州农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洪武年间，永州境内很多荒地被开垦，自耕农数量增多，农作物收成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为了安定封建秩序，朝廷还采取了禁止奴婢及一切人身买卖，实行户匠制等措施，不仅使过去被朝廷和贵族占有的大批奴婢、驱丁和工匠得到解放，而且也促使手工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具备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些经济特征。永州府及所辖各县，除官营手工业由匠户承担外，还出现一批由师傅、帮工、学徒及家庭成员组成的手工业作坊，生产竹木器、麻布及丝织品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使自给自足经济开始分解，集市交易日趋活跃。明朝鼎盛时，永州府范围内有80多处集市，大约每隔二、三十里便有一处。县城与集镇商贾云集，营业兴旺。大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永州考察，时间达一个半月之久。他不仅遍游了永州的名胜古迹，考察了这里的地貌、河流、溶岩，而且翔实、准确地记录了这里的交通、物产和商品交换。在祁阳考察时，他记下了祁阳“县东临江之市颇盛，南北连峙”。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永州农村两极分化加快，农民的赋税也日益加重。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后，赋、税、役合征，基本上货币化了。地方官吏趁机巧取豪夺。《道光·永州府志》编者在抄录明代《赋役全书•工部起运》湖广课税征条款后，又加按语云：“麂皮、活鹿以外，又有生铜、熟铁、黄麻、鱼课等项，统谓之湖广杂课，明时设有厘课局征收，不在丁田之内。”明成化十五年（1479）岷王次子音　被封为南渭王，分居永州，建府第于太平门内；明崇祯元年（1628），桂端王嫡四子由榔被封为永明王；崇祯十一年（1638），岷王支子湮泞被封为祁阳王，居祁阳县。这些王子王孙养尊处优，鱼肉乡里，欺压百姓。《道光永州府志•食货》载：“天启、崇祯间续增岷藩宗禄，又有南渭王宗室禄米，共为银三千六百余两，祁阳几近二千，东安、新田千有余两，宁远两千有余，道州、永明各数百两。”这样算来，每年永州百姓仅供岷藩宗禄米就折近万两。明末朝廷对百姓的过度摧残，不仅阻碍了永州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迫使农民揭竿而起，使永州一带成为明末起义军的重要活动场所。

　　清初，永州经历了长达36年（1643～1679）之久的战争破坏。各县田地荒芜，庐舍丘墟，饿殍载道。祁阳、零陵、东安几县受害尤烈。康熙年间，朝廷实行了招抚流亡，鼓励垦荒、整顿田赋、摊丁入亩等措施，在法定意义上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人头税，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据《道光永州府志》载，永州当时物产丰富，农林牧渔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与今已相差无几。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物产日益丰富，农副产品加工业也兴旺起来。榨茶油、熬土糖、蒸米酒、割松香等，不胜枚举。零陵的锡器，纯度高，制作工艺精，居湖南锡器之冠。祁阳出文石，经过加工，制成几案、屏风、墨砚等，颇有名气。东安的丝绢，祁阳的草席、葛布，永明的龙须席，江华的纹花布、八宝被等，都精致考究，闻名遐迩。同时，永州境内盛产毛竹，以毛竹为原料所造的草纸、绵纸、毛边纸等，也在湖广一带享有盛名。此外，在矿冶方面，有祁阳锑矿场、宁远上下槽银场、东安铁场、道县锡场、江华锡场等。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也较快滋长。在府、县城和主要集镇，已纷纷出现工商牙行。府志上记载的有棉花行、布行、米行、油行、糖行、鱼行、烟叶行、竹木行、铁器行、瓷器行、杂货行、广货行等等。官办或民办的客栈、小吃店和服务店各县都有。在农村，定期市场（集、圩、庙会等）更加广泛，并出现了交换耕牛、生猪等专业性集市。如宁远的天堂牛圩，始于明末清初，逐步发展成两广和湖南24县的耕牛集散地。还有江永一带的鸟会，东安大庙口、石期市一带的春社，冷水滩普里桥一带的二八庙会等，都形成于清代，是具有地方特色、人数众多、热闹非凡的节日性集市。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束缚，永州的自然经济也会沿着商品经济的轨道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