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陶铸

陶铸(1908-1969)，字剑寒，祁阳石洞源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东北野战军(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代理书记、广东省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革办”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

生平简介

陶铸的父亲铁铮，曾参加辛亥革命，后因办新学得罪当地豪绅，被诬陷惨遭杀害。其时，陶铸尚不满10岁，其兄陶蕴也只有12岁。为维持生计，他与哥哥背杉木、卖柴度日。由于生活艰苦，陶铸从小养成了坚强的个性。

陶铸15岁时，经族人介绍，到武汉、芜湖等地作木行中的小倌(勤杂工)。他幼时曾随父亲读过书。父亲死后，又随兄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及一些唐诗、宋词。到木行后，一有空余时间就读书、看报和写字。由于他赋性聪颖，记忆力特强，未及成年，就已才华出众。

1926年，陶铸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陶铸任连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先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起义。1928年，陶铸回祁阳负责“兵运”，秘密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陶铸赴福建，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他深入闽东、闽南地区，创建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这些部队，后来有一部分编入新四军。1930年5月，他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大门越狱斗争，亲自率领11人，只用了10分钟，就攻下了戒备森严的监狱，营救出40多名同志。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后来的小说《小城春秋》，详细地描绘了这件事。1930-1932年间，他任中共漳州特委和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时，还开创了闽东革命根据地。

1935年，陶铸到上海等待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由于叛徒出卖，陶铸被捕，关押在上海警察局，后转至南京中央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4年，虽然备受磨难，他却泰然处之，并组织秘密党支部，团结和鼓励狱中难友进行斗争。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陶铸经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

1937年9月，陶铸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展抗日武装的方针，创建鄂中游击区和游击队，后扩大为鄂豫边区和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他任政治委员。1938年，中共利用统战关系，在湖北汤池开办4 个农村合作训练班，陶铸亲自抓支部建设、发展共产党员，抓训练班的教学方针、教学任务。

1940年3月，陶铸到达延安，任中共中央办公室党务材料室副主任，整理“六大”以来的历史资料。后来，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政治宣传部长，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4年，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周恩来参与制定的。对这个文件的产生，陶铸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陶铸任陕甘宁边区党组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铸奉命去东北工作，先后任辽宁、辽吉、辽北等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他坚持在复杂环境中英勇斗争，发动群众搞土改，建立农村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武装，开展生产运动，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东北全境的解放贡献了力量。1948年11月，他任沈阳军管会副主任兼市委书记，积极协助陈云地进行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改造旧政权等工作。

辽沈战役胜利后，陶铸随四野参加平津战役。1949年初，他受党中央委托，作为第四野战军代表，化装进北平同傅作义将军谈判。通过艰苦的谈判，促进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后，陶铸又以极大的热情，负责组织与领导对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同年5月，陶铸组织南下工作团南下武汉，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被他的革命热情所感染，人称“一盆火”。在武汉期间，他为恢复武汉经济秩序做了大量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他又参与组织领导长沙起义部队的改编。

1950年冬，陶铸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奉毛泽东指示主持广西的剿匪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执行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彻底消灭广西土匪的任务，受到党中央表扬。1951年底，陶铸先后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他坚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以农业为重点发展广东经济，使广东农业迅速跃居全国先进地区，深受广东人民拥戴。

1965年，陶铸任国务院副总理，但仍留存广东从事国务工作。1966年，陶铸离开广州，北上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文革办)主任。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顾问。在此期间，陶铸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7年，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诬陷下，陶铸惨遭迫害，从此失去自由。1969年，61岁的陶铸抱病离开北京，转移到安徽合肥，被化名为“玉河”，住安徽省军区105医院。同年11月30日，陶铸在此与世长辞。

心底无私

1967年，陶铸遭林彪、江青迫害，被囚禁在中南海。后来，又被转移至安徽合肥。在软禁期间，陶铸写了不少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在《赠曾志》的诗中写道：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带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丁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这首诗，是陶铸自身的写照，也是他纯洁灵魂的写照。“心底无私”，这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陶铸，在其生命最后时刻里可以聊以自慰的。他的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史无前例时期，他也是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没有半点私心，完全可以问心无愧。

陶铸从广东上中央工作，正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当时，“横扫一切”之风甚嚣尘上，经济战线一处混乱。时任副总理的陶铸，按照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明要求各级党委在抓革命的同时，要大抓生产，大抓质量。这个文件的下达，抑制了文革对生产战线的破坏。但是不久，“打倒一切”的狂浪再度抓起，刘少奇、邓小平也失去了权力。9月7日，陶铸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并亲自主持写出了《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两个文件，要求各条战线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红卫兵不能进入这些单位去串连。

这篇社论和两个文件的出台，首先使江青暴跳如雷。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她指着陶铸大声吼叫：“你这是用生产压革命。你们发的那个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要立即下令取消。”陶铸义正辞严地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力。”他不仅不为江青的气焰所动，还接着为《人民日报》写出第二篇社论《紧急呼吁：生产不能停下来》。年底，针对陈伯达等人搞的《十二条》，陶铸和余秋里等人又拟出了《十五条》，强调企业不搞“四大”，继续坚持八小时生产。

正由于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陶铸成了“批判一切”的靶子。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人马上场，个个板起面孔，发言充满杀气。就在这个会议上，他们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两顶大帽子：“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代理人。”1967年1月4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陈伯达等人，杀气腾腾地诬蔑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要“打倒陶铸”。康生以他惯用的先定罪、后整材料的阴谋，煽动群众：“刚才江青、陈伯达同志已经把陶铸的问题向大家交了底，你们马上动手整材料……”

就这样，陶铸从此失去自由，一直被幽禁在中南海的卍字廊小院内。他的电话被拆掉，电灯线改为36低电压，还派了四名警卫监禁。1968年秋，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批刘、邓、陶大会”，多病的陶铸夫人曾志也被拉去陪斗。江青等人除对陶铸夫妇施行肉体折磨外，还施行精神酷刑。警卫由原来的四名增至两个班。在三间房子里，设了三个岗，即陶铸写字、吃饭、上厕所都被盯着，并在卧室床头安装一个耀眼灯泡，灯泡对准床头，使陶铸彻夜难眠。

1968年国庆后，陶铸头晕、眼花、呕吐。直到1969年3月，才派医生来草草论断为肝炎，将他送进302传染医院，经检查为囊癌。周恩来总理指示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后本来需要好好疗养，但数月后竟以“紧急疏散”为由，将他转移到安徽合肥。在几经折腾之下，陶铸的病情迅速恶化。11月30日，陶铸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残酷迫害下不幸去世，终年61岁。

在被软禁期间，陶铸所写《过客》、《卍字廊》二诗，也充分表达了自己早已将个人荣辱、生老病死置之度外的心迹和为国为民死而无憾的决心。现录于下：

《过客》

过客匆匆六十年，无须悲痛写诗笺。全球沐浴东风里，万紫千红死亦欢。

《卍字廊》

卍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入杳冥。静坐偶欢唯蝶舞，夜眠深苦是蚊鸣。汉家狱辱周何芤，宋室庭刑岳慨承。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

以人为本

陶铸一贯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对工作果敢负责，雷厉风行，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特别是他敢于讲真话，关心百姓疾苦，重视各方面的人才，在实际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贯彻着以人为本的思想。

他根据广东华侨和知识分子多的特点，坚持与华侨和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进步，大力解决他们上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1年10月11日，陶铸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第一次大胆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帽子满天飞不行。”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陶铸这样地看问题和提出问题，确实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气魄。对此，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十分赞赏，在一年后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陶铸这些话誉为中南地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

陶铸不仅这样讲，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这样做，一直将知识分子视为知心朋友。如杜国痒、陈寅恪、陈耀真、毛文书、蒲蛰龙等著名知识分子，都是他的知交。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双目严重损坏。陶铸不仅送一台名贵收音机给他，使他减少用眼，还给他配助手，特别关照有关人员在他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让这位教授业余散步时不至摔倒。经史学家容庚在反右中挨了批判，下放到东莞劳动。陶铸去东莞时，专程到容教授所在的生产队看望他。他到北京开会，很少为家人买什么，但却不忘记到荣宝斋为画家关山月选购宣纸。他主持为归国华侨建筑华侨新村。他还建议办《羊城晚报》，目的在于“指导生活”和“移风易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陶铸的亲自安排下，文革前有8位党外人士先后担任广东省副省长，10位担任省府正厅局长，31位担任过副厅局长。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陶铸坚持以人为本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非常关注民生。生活非常简朴。下乡蹲点，检查工作，总是轻车简从，说走就走，反对讲排场、摆阔气。他向各地干部约法三章：不迎送、不请客、不送礼。然而，对于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陶铸总是实事求是的予以解决。据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一书披露，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严重虚报浮夸，把当时全区粮食产量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对农民的粮食强行收购。到了1960年，全区一边是大小仓库堆满，一边是100多万人挨饿。陶铸当时刚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就到了河南信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群众的饥饿状况，并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要实行包产到户，联产计酬，增产归户。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讳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如此，表现了陶铸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生活疾苦的情怀。

桑梓之情

陶铸是祁阳人。对祁阳，对永州，有着一分特殊的感情。战争年代，戎马生活使他无暇顾及家乡。解放后，特别是他担任华南局、中南局的领导后，他始终不忘家乡，并为当地政府和家乡人民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1951年，他在广西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后，在去武汉汇报工作。途中，他回家乡祁阳看望母亲。其时，家乡父老乡亲都希望他能带一些青年出去做“官”。他笑着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他还说：“石洞源山青水秀，稻田不多，但荒山荒地开垦不尽，生产大有潜力可挖，林业更有发展前途。”结果，他不仅没有带走一个人，却给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农业用水问题，祁阳县拟修建石洞源水库。而要修建这座水库，就要淹没石洞源村，即陶铸的故居所在地。更难办的是，陶铸的祖坟也要被淹，需要迁葬。对此，县委、县政府感到非常为难，迟迟下不了决心。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派人去广东向陶铸汇报。陶铸说，修水库是件好事，需要淹的就淹，需要迁的就迁，不能因为我妨碍了水库的修建。这件事，在当地干部群众中感人至深，人们至今都对这位心底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怀着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怀着一股永远的歉意。

196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农业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或《六十条》)，决定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并指定陶铸参加《六十条》的修改工作。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修改好《农业六十条》，陶铸决定回家乡搞一次调查。4月28日，陶铸在第47军陈政委和衡阳地委书记宁生的陪同下，来到祁阳东县。他顾不上休息，立即下到洪峰公社祁峰大队第三生产队搞调查，征求大家对公共食堂的意见。然后，又在县里先后召开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两个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第二天，陶铸又步行70华里，到归阳搞调查。当在财宏大队开座谈会时，看到内名在会场外的群众，经询问，得知是祁阳潘家埠公社的，便问：“中央有个六十条，又有个十二条，你们学了吗？”有个农民说：“我们哪里晓得什么六十条、八十条，只晓得饿肚子难受。”陶铸听完后，决定当天晚上赶到潘家埠开会。他利用这次机会，一到潘家埠就访贫问苦，接着便开座谈会，了解农村情况，听取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和要求。这次回祁阳，他还帮助解决了石洞源水库移民的住房问题，并指示县委给全县每人增加口粮5斤，以解决度荒问题。

1963年10月，陶铸要到零陵地区解决双牌水库发电机组的问题。途中，陶铸第三次回祁阳。他在祁阳文富市看了中央农科院改造红壤土质的试点。第二天参观浯溪碑林时，陶铸说，浯溪碑林历史悠久，全国闻名，要切实加强管理，好好保护。原存的文物已经损坏的，能恢复的尽快恢复。从此，保护管理浯溪碑林提到了祁阳县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浯溪碑林也没有遭到破坏，这是与陶铸当年重视保护浯溪碑林分不开的。陶铸到双牌水库后，听取了零陵县领导的汇报，并对水库发电机组安装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当场予以拍板解决。同时，由于双牌水库是当时湖南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和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他挥笔题写了“双牌水库”四个大字。

最能体现陶铸对家乡感情的，是他在被软禁期间写的一首《东风》诗：

东风吹暖碧潇湘，闻道浯溪水亦香。最忆故园秋色里，江山红叶艳惊霜。

在这首诗中，他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赞美，全部融入诗中，深深表达了自己的一片桑梓之情。

文章千古

历史是公正的。 1978年底，中共中央为陶铸召开了追悼大会，对其在文革中遭受的不白之冤彻底平反昭雪，并高度评价其革命的一生。1988年元月16日，是陶铸诞辰80周年。经中央批准，在祁阳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纪念陶铸诞辰80周年纪念大会。2008年元月，在陶铸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和湖南省都召开了会，追思陶铸的历史功绩和革命事迹。

文章千古事。陶铸不仅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生前发表的著作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随行纪谈》等。陶铸平反后，他的诗文被整理成《陶铸文集》出版。他的很多文章和诗词，至今仍然广为流传。特别是他所作的《松树的风格》一文，充分反映了一种不求索取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代佳作，被选入中学课本。他所作的《东风》、《赠曾志》、《卍字廊》诗歌，也广为传诵，特别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诗句，将成为千古名句。可以说，作为一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陶铸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然而，作为一名文学家和诗人，陶铸也将同他的诗文一道留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