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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民国时期永州经济的起落（一） 《永州史话》 加入时间：2012/7/5 17:37:00 admin 点击：6539 |
第十七章民国时期永州经济的起落 民国时期，永州经济从总体上看，比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方面，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工业方面，从20～30年代开始，境内出现近代民族工业。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一批外地工矿企业迁入祁阳、零陵等县，使永州成为当时湖南省机械、冶金、电力、纺织、水泥、耐火材料等工业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交通邮电方面，机场、公路、铁路相继修建使用，邮电业也得到发展。商业方面，外国垄断资本，如美孚石油公司、英亚洋行等，开始进入永州市场。金融方面，各类近代金融机构相继建立。但是，整个民国时期，永州经济仍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个体经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长期停滞于手工劳作，机械化水平很低；人民收入极低，生活十分贫困。特别日本侵略军占领永州期间，境内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经济生活的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到1949年，永州境内的经济仍然处于极为落后的状况。这一年，永州社会总产值1.98亿元，人均78元；国民收入1.12亿元，人均44元；国民生产总值1.30亿元，人均50元；工农业总产值3.09亿元，人均121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267万元，人均只有5元。 第一节 农业耕作制度与栽培技术的进步 民国时期，永州境内的农业有了进步。各县开始设立农业技术推广所，创办农林场，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种植双季稻，蓄留再生稻，改良稻种，防治病虫害。但是，永州农业始终没有突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樊篱。日本侵略者侵占永州期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特别是1945年的永州大旱，1946年的永州瘟疫流行，使永州农村呈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到1949年，永州各县粮食种植面积425.55万亩，总产58.37万吨，亩产138公斤，人均228公斤；经济作物面积20.12万亩；生猪84.13万头；农业总产值2.96亿元。 地主对农民的盘剥 民国时期，永州境内的农村土地，不断地向官僚、地主手中集中，多数农民成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于是，大小官僚、地主及富农，主要凭借手中掌握的土地压迫剥削农民。据土地改革前的1949年统计，永州地主占总人口5.6％，占有土地36.8％，人均10.32亩；贫农占人口51.7％，占有土地13.87％，人均仅0.4亩；雇农占人口2.96％，占有土地0.31％，人均为0.16亩。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有：一是押金。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土，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押金。1929年，祁阳县最高押金为每亩4元，新田县最高押金达每亩30元。二是地租。包括田租、塘租、土租、山租等，一般都缴纳实物。佃农每年按议定租额，如数向地主缴纳，灾年协商减少。民国时期的地租一般都比较高，东佃双方一般按土地产量对半或四六分成，上等好田也有东佃七三分成的。三是雇工。地主、富农一般都雇请数量不等的农民当长工或月工。男雇工的月薪一般为0.8～1担(一担合50公斤,全书同)稻谷，女雇工月薪一般为0.4～0.6担稻谷。雇请的零工则以日计算，男为每天大米1.5升，女为1升。四是高利贷。这是地主、富农剥削农民最残酷的方式。每当荒年或青黄不接之际，地主就向农民买青苗，或利用借贷进行重利盘剥。在一般情况下，借贷利率为粮食每担每年加息2斗、5斗，甚至1担；现金每年加息20～50％。有的贷款以月为期，利息4～5％，到期不还，利息加倍计算即月息8～10％，也叫“羊打滚”。还有的借贷要以田土作价当给地主，由地主收租谷作为利息，逾期不赎，田土归地主所有。五是送礼和杂务。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每逢过年过节或地主过生日等，都要给地主送礼，有的还规定佃农要给地主抬轿、修房、挑水，红白喜事帮工等等。 水稻耕作制度的进步与种植水平的提高 在耕作制度方面，最突出的是双季稻开始在各县种植。清代以前，永州境内的水田以一季稻为主，只有少数稻田在早、中稻收割后复种秋大豆（禾根豆）、秋荞麦、秋红薯或冬种小麦、油菜、满园花等。民国初年，祁阳龙口源和宁远禾亭一带开始种植双季稻。双季稻的种植，是永州境内水稻生产的重大改革和伟大进步。到1948年，永州境内共种植水稻315.39万亩，其中双季稻已达15.34万亩。在水稻品种方面，品种不断增多。民国时期，永州境内种植的主要水稻品种，早稻有豆角早、沙粘、东洋粘、百日早、团谷早、六月白等20个，中稻有银秆粘、麻谷粘、阳禾粘、黄米粘、矮子粘等21个，一季晚稻有赤大米、白大米、油粘、桐禾、冬粘、红米粘等18个，糯稻有豆子糯、重阳糯、大糯、高粱糯、早糯等19个。20世纪40年代，零陵、祁阳、蓝山等县还引进黄金籼、万粒籼、稞子粘、茶粘一号等改良稻种。 旱粮生产技术的提高 民国时期，永州境内种植旱粮作物已经很普遍。主要品种有粟、粱、菽（豆）、麦、玉米、薯等6类几百个品种。种植技术也不断改进和提高。值得一提的是，宁远等地在民国时期已经掌握了红薯的温床育苗技术，即用猪牛栏肥作底肥，使之发酵产生热量，从而提早薯类下种季节，以利红薯高产。 经济作物面积的增加 民国时期，永州境内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柑橘、甘蔗、茶叶、棉麻茧、蔬菜等类。柑橘，主要有零陵县花桥从邵阳引进的温州蜜柑、华盛顿脐橙，江永县粗石江从广西恭城引进的沙田柚，蓝山县从江西泰和县引进的金橘等优良品种。1949年，永州有柑橘面积2300亩，产量605吨。甘蔗的种植比较广泛。1941年，永州境内种植甘蔗3.59万亩，总产8.62万吨，产糖0.74万吨，其中输出6845吨。道县生产的“道糖”驰名衡阳、湘潭、长沙。此外，道州红瓜子在清代中期已有种植。1936年，道县种植红瓜子2937亩，年产56.5吨。 新式农机具的试用 民国时期，永州境内农具仍以铁、木质为主，靠人力、畜力和风力、水力使用。1938年，湖南省农业改进所引进浙江水耕农具——“耘荡”71台，零陵、道县等县试用。同年，境内农业试验单位开始试用单管喷雾器。此外，树木嫁接的修剪工具也有应用。 养殖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永州境内养殖业有了较大发展。养殖品种主要有猪、牛、羊、兔、家禽、蜂、水产等。[BF]1933年，永州各县养猪74.35万头，户均饲养3.7头；养牛28.58万头，户平均0.9头；饲养家禽407.4万羽，户平14.5羽。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侵占永州一带，养殖业受到很大破坏，特别是耕牛大量被宰杀，导致数量锐减。直至1949年永州解放前，境内养殖业仍未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这一年，永州各县养猪38.47万头，养牛24.95万头，养家禽208.5万羽，分别比1933年下降了48.25％、12.7％和48.82％。 林业的开发 永州境内有宜林山地2178.2万亩，占总面积的65％，林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道光年间，江华的人工杉木林区已初具规模，采伐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民国时期，依据《森林法》提倡乡、保林场集体造林。1943年，永州各县乡、保、甲及学校、农场造公有林240.88万株。到1949年，永州境内共造林48.9万亩，植树1亿株，其中国营林场造林2080.1万亩，9处国营苗圃共育苗5736万株。民国时期，永州又是“东湖木”主产区，以杉木为大宗。在林区，“山客”向山主圈购林木，雇人采伐，然后售与“水客”再往下游“投行”。当时，永州各县年产木材约20万两码（每两码折合1.4立方米），其中江华10万两码，零陵、祁阳各2万两码，宁远、道县各3万两码。 水利设施的修筑 民国时期，永州各县都修建了一批水利设施，农业的水利条件比清代以前有所改善。1934年8月，湖南省政府颁布《修建塘坝暂行规定》，永州各县成立修建塘坝委员会。到1935年，境内共修浚塘坝546处，新建塘坝17处。1941年2月，湖南省政府颁布《非常时期修建塘坝暂行办法》。这一年，永州各县共修缮塘2296口、坝1132座，新建塘580口、坝147座。自1946年冬至1947年春，善后救济总署以工赈物资、补助口粮办法修建塘坝，湖南分署配发零陵、祁阳、东安3县工赈物资（粮食）2350吨，受赈工日235万个，修建塘坝3910处。到1949年，永州境内共有塘坝等水利工程8.4万处，蓄、引、提水量8.125亿立方米，耕地亩平195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38.3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53.6％，其中旱涝保收面积49.01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1％。 “走日本”与永州农业的大破坏 民国时期，永州农民一直处于兵患、灾荒、瘟疫的威胁和残酷的封建压迫与剥削之下。尤其是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很大。永州是兵家必争地。军阀混战，每经一役，践踏庄稼，抢掠财物，抓差拉夫，无所不为。破坏特别严重的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永州期间（群众称之为“走日本”），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造成了永州（零陵）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浩劫，致使永州经济满目疮痍。这场民族浩劫，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谈倭色变。“走日本”的同时，永州于1945年发生特大旱灾。到1946年，永州境内饥荒瘟疫流行，成千上万的饥民觅食野草树皮、继而吞食“观音土”，甚至割尸而食，情景凄惨之极。据当时报载，零陵县从1946年2月至4月，死于饥饿和瘟疫的有1万多人，祁阳3140人，东安1548人。实际上，当时死于饥饿和瘟疫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有些地方甚至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死光。这一点，可以从民国时期的永州人口统计中得到证明。《湖南省志》载，民国6年（1917），永州人口（包括蓝山）为3426492人，首次突破300万大关。而到民国36年（1947），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2517629人，比民国6年减少908853人，下降26.52％。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口升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温度计。抗日战争以后，永州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充分反映了当时永州经济社会确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永州人民也将永记日本侵略者对永州的践踏。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民国时期是永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永州近代工业特别是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永州境内的手工业生产规模比清代进一步扩大，并形成造纸、纺织、服装、首饰、陶瓷、砖瓦、泥木、民船、采矿、竹木铁器及粮食加工等行业。同时，近代工业相继出现，官僚资本和民营企业逐步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永州境内出现了贫民工厂、工矿公司、纺织厂、煤矿、电灯公司、制革厂等官办或民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长沙等地一批大中型民用或军工企业，陆续迁至零陵县和祁阳县，使永州近代工业一度出现畸形繁荣现象。但是，随着日本侵略军侵占永州，这些近代工业企业纷纷外迁，本地工矿企业也大多相继倒闭或歇业，永州工业一蹶不振。到1949年，永州工业产值为1267万元（1980年不变价），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1％。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锡锭120吨，耐火材料200吨，发电2万度，土纸1070吨，棉布56万米，日用瓷器14万件。 手工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永州手工业出现了以下变化：规模扩大，门类增多，花色品种增加，工艺技术提高。其中较有名气的产品有：手工纸、陶瓷、土糖、烟花爆竹、竹木藤制品、文具、石灰、木船等。土纸生产主要集中于东安、祁阳等县。1941年，东安、零陵、祁阳、蓝山、新田、宁远6县有纸槽1114个，从业者3225人，产土纸10.05万担（折合4000吨）。其中东安西北部山区纸槽600余个，从业者2000余人，产土纸2.5万担，产值100万元（法币）。产品除毛边纸、棉纸、草纸外，还有老仄纸、官堆纸、湘报纸、火纸、书写纸等12个品种。同年，湖南省建设厅还在东安豹虎岩（今东安川岩）创办永州境内第一个官办造纸企业——东安手工造纸厂，有工人74人，资本11.4万元（法币），当年生产牛皮纸、玉板纸和各色印刷纸720担，除在本县和邻县销售外，还销往衡阳、长沙、武汉、桂林、郴州等地。陶瓷生产主要集中在道县、江永、宁远。产品由缸、坛增加到罐、钵、杯、壶、瓦、碗8种。永明七都缸瓷厂生产的缸瓷，盛水8小时内，浑浊物下沉，水清如镜，远销富川、八步等地。道县下蒋、毛坪两地生产的仿古钵、壶、杯等，远近闻名。1932年，宁远梅岗桂园里村开办永新瓷厂，从业30余人，从醴陵请来10名技工，批量生产瓷碗，当年销售收入12万元。土糖的榨制以永明、道县、祁阳为多。1926年，永明桃川、粗石江一带有糖榨7座，产土糖（俗称黄糖）15吨。1941年，道县有糖榨210余座，榨糖3000余吨，占当时湖南省蔗糖总产量的28％。到1943年，永州境内有榨糖机1180座，产土糖1300余吨。抗日战争胜利后，粤、桂白糖占领市场，土糖滞销。到1949年，永州境内产土糖不足50吨。鞭炮在永州的生产历史比较长，始于祁阳，继而发展到道县、蓝山、宁远。1916年，祁阳羊角塘乡村村有鞭炮作坊，被誉为“炮响（鞭炮）乡”。1921年，该乡村民刘宇德写出《怎样生产鞭炮》一书，对裁纸、赶筒、切筒、洗药、贴眼、上药、插引、扎颈、包装、储存等手工生产鞭炮的主要工序，都作了详细介绍，在祁阳、常宁等地广为流传。这也是永州境内第一部鞭炮生产专著。竹木制品的生产在民国时期得到较大发展。木器业早在清代就成为永州第一大手工业行业。民国初年，各地先后建立“鲁班会”、木业工会，定期切磋技艺，交流产销信息，促进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木器业和城镇木匠铺的发展。1939年，仅零陵、祁阳2县城关镇就有木器铺（店）50余家，从业者200多人，自产自销床、桌、椅、凳、柜、箱、脸盆、水桶等家具和犁把、耙架、水车、风车、板车、谷桶等农具，以及嫁妆用品和棺材。1949年，永州境内木器行业有从业人员1054人，生产各类木器近2万件。船舶修造业也在民国时期得到较大发展。民国初期，永州潇、湘二水沿岸有造船工场49处。其中零陵五积凼、高溪市，祁阳水府庙、白水、归阳，东安石期市、大江口、渌埠头，道县江村、道江镇，江华沱江、水口为制造修理船舶集中地，均置有船台、滑巷、绞绳、绞桩及生产棚。1918年，仅祁阳水府庙就有6处造船场，工匠90余人，其中汪绪诗制造出载重180吨的桐子壳船，为当时永州船舶之最。1930年，零陵老埠头造船场建造出永州第一艘机动木船“沃溪号”。在手工业中，发展最快的是作坊纺织业。1914年，零陵县乡绅蒋荃青以积谷作基金，在县城开办首家官绅合办的作坊——贫民工厂，招收贫苦农民子弟，从事织布、织袜、印染。1917年，祁阳县政府开办生产土棉布的贫民工厂。1924年，道县县政府开办贫民工厂，内设织布、织袜、印染3个车间，有木织布机28台。1935年，湖南省政府在永州（今芝山区）城西开办贫民工厂，从湖北引进日本制造的铁木混和机30台、横机10台，添置国产木机20台，共60台布机，年产棉布8万米左右。其间，其他手工行业如石印、文具、制伞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近代工业的产生 在手工业发展的同时，永境内逐步出现了一些由民族资本或官僚资本兴办的近代工业。到抗日战争之前，永州境内的近代工矿企业有江华锡矿局、新田道塘锑矿、零陵有耀电灯公司、新祁阳第一机织凉席厂、岳道制革厂、观音滩煤矿、易家桥煤矿、东安锑矿、永明锡矿、零陵织布厂等。这些近代工矿企业，雇请工人使用铁制、蒸汽甚至电力机械进行生产，有比较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近代生产工艺技术，比原来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大大进步。 江华锡矿局。1912年，湖南省建设厅在江华上伍堡乡拱桥头设江华锡矿局，尖山、上岩坪、新铺、春头源等4地设立分局，同时查封地方乡绅开办的公司，收归锡矿局统一经营。这是永州境内最早的官办近代企业。1915年，江华锡矿局及4个分局共产锡48.1吨，占当年湖南省总产量51.2吨的93.9％。1927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派员对江华县锡矿进行地质钻探勘查，查明锡金属储量3853吨。1939年，国家资源委员会下文撤销江华锡矿局，成立江华矿务局（又称“中央江华锡矿公司”），与湖南省政府共同投资50万元，添置采矿机械，开始机械化采锡，当年有工人2000人，其中工程师4人，产锡64吨，次年增至90吨。 东安锑矿。1915年，新化人邹佑庭与他人合股创办“天吉锑矿公司”，东安人谭养德、席厚德等开办“天宝锑业公司”、“宝成锑业公司”、“和丰锑业公司”，在东安金江牛头寨、毛边冲一带开采锑矿。当年，东安县从事采锑矿工2.1万人，月产锑砂50余吨，销往长沙。1933年，东安人唐耀先创办“天锡锑矿公司”，开采北应乡黄泥洞、烟毛冲、阴阳坳、枫木冲、芦苇冲等地锑矿。1934年，东安县有私营采锑企业4家，矿区面积1732亩，产锑砂7000吨。 有耀电灯公司。1923年，曾任零陵县长、湖南省实业司司长的东安人唐耀先，在湘籍军官及实业家手中筹集股金6万元，在零陵县城北司马塘购地2亩，聘请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毕业生蒋国琛、耀德钱庄经理蒋仲平、零陵县商会黄守先等人筹建电厂，开办“有耀电灯公司”。这是永州境内第一家发电企业。1924年，该厂从上海购回火车头锅炉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135千瓦直流发电机各1台。1925年开始向机关、商店供电，最多时开灯2000盏（每盏25瓦），最少时不到500盏。表灯每千瓦时收费0.2元，包灯每月每盏收费1元。1928年，因管理不善，入不敷出，被迫停办。1937年，长沙人黄剑白与唐耀先签订3年租约，租办“有耀电灯公司”，更名“复记有耀电灯公司”，当年点火开机对外供电，用户电灯增加到4000盏。 新祁阳第一机织凉席厂与文明女工草席厂。祁阳素称“草席之乡”，但均用手工操作。192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又赴南洋考察两年后归国的祁阳人蒋毓华，集资1000元，从上海购置新式织席机30余架，创办“新祁阳第一机织凉席厂”。该厂有职工40余人，年产细席2.4万条，工效提高3倍以上。1927年3月，蒋毓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永州发生“宥日事变”，蒋毓华在文明铺被捕，同年6月9日就义于祁阳县城王府坪。第一机织凉席厂随之倒闭，大部分机器和人员并入平民工艺厂（1938年更名民生厂）。1927年，中共党员蒋宝林、王首道（化名王一分）开办“文明女工草席厂”，有工人30多人，木台10多台，年产草席1万条左右。“新祁阳第一机织凉席厂”和“文明女工草席厂”是永州境内最早由共产党人创办的近代企业。 观音滩煤矿。1929年，祁阳人黄美轩等人在凤凰滩创办人和煤矿公司，资金1万银元，工人200余名，日产原煤100吨。1930年，湖南省建设厅在观音滩开办煤矿，以5.6万银元购买人和煤矿公司全部矿井和设备，成立观音滩煤矿工程处，并投资21万银元，建直井和斜井4对，招聘职工2000余人，年产原煤1.5万余吨，后发展到年产3.6万余吨。这是永州境内最早的官办煤矿。 抗日战争时期永州工业的畸形发展和急剧衰落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武汉等地一批官办或民营的中型企业相继迁来零陵和祁阳等地。其中官办企业有国民党军政部第三被服厂（职工500人）和军械修造厂、湖南省机械厂（职工600人）、湖南省建设厅水泥厂、湖南省湘江电厂祁阳分厂等。民营企业有新同机械厂、阜华机械厂、新中工程公司、一中铁厂、中国窑业公司等。 湖南省建设厅水泥厂，简称湖南水泥厂。1940年9月，湖南省建设厅在祁阳县观音滩区易塘湾兴办湖南省水泥厂，1943年10月试车投产，当年生产水泥1.32万桶（当时水泥用桶装，每桶140公斤）。次年，日军犯境，被迫停产。1945年10月，工厂恢复生产，有职工124人，其中技工100人。因机械设备不配套，资金周转困难，工厂亏损严重，到1947年累计亏损4.28亿元，当年被迫停产。1948年9月复工，1949年5月再度停产，10月交由湖南省军管工矿处接管，后交省工业厅管辖。自1930年至1949年，该厂累计生产水泥2.2万吨。 中国窑业公司。1938年，上海中国窑业股份有限公司火砖厂因战争将部分机械设备搬迁到零陵县芝城镇（今永州芝山区）北郊开办分厂。1939年，以木柴为燃料开始生产“地球牌”粘土质耐火材料。1943年，中国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的各厂全部停产，主要经营中国窑业股份有限公司火砖厂零陵分厂。当年，增加资本200万元，有工人110名，生产各种标准型火砖、耐酸矽砖、镁砖和中性铬砖近800吨，供应湘、赣、粤、桂4省。1944年，日军犯境，被迫停产。1946年恢复生产，有职工210人，资本4009.94万元，当年生产各种耐火材料930吨。1949年，因销路受阻，工厂再度停产。 外地工厂的大批迁入，也刺激永州本地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永邵矿务局祁零煤矿、零陵祯丽染织厂、零陵新新面粉厂、祁阳民生炼铁厂、永明纺织厂等，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办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永州本地工业发展最迅速的是采煤和纺织两个行业。煤炭生产方面，1938年，国家资源委员会在零陵易家桥开办永邵矿务局祁零煤矿，国防部第三被服厂在祁阳白水开办炭家冲煤矿，上海新中工程公司机械厂在祁阳县下马渡开办七里桥煤矿。同一年，湖南省政府下达关于依法维护煤矿开采煤炭的“密令”，永州境内先后创办煤矿或煤矿公司88个。其中，祁阳县报省立案合股经营的煤矿有宝瑞、宝丽、祁常、大利、回维、阜华、福利祥等44家。纺织业方面，1939年，零陵县人张景堂开办零陵祯丽染织厂。1941年，零陵县乡绅李南山、李德堂、雷扬龄等人合资在县城沿河街开办“零陵染织合作社”，有布机60台，年产大干布、格子布40万米。1942年，东安县政府投资5万元法币，在县城开办民生工厂，有布机36台，当年产棉纱2.8吨，棉布1.91万米。同年，东安人夏建成等人集资40万元法币，在伍家桥兴建鸿通染织厂，产布143.33万米；零陵人李竹林、张焕堂等人，合资在县城开办染织合作社，有木机30台，产布20万米；蓝山人陈闵之、陈扬庆等人集资800银元，开办新生染织厂，织布30万米、染布40万米。1945年，湖南省建设厅在蓝山舜疑乡开办“湖南省第一手工业纺织厂”，产布30万米。特别是祁阳文明铺、双桥一带，在抗日战争时期土布生产最为发达。为供军需，仅文明铺一带就日产土布1万余匹。军队还派员坐镇双桥、文明铺两地，一天收购量达2万余匹。 1944年8月以后，永州各县相继沦陷。永州境内的官办企业和外地民营企业在此前后纷纷外迁，本地工矿企业大多数相继歇业，仅剩下少数几家小厂或手工作坊。直至永州解放前夕，境内工业仍然没有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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