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王阳之

我被揪出打入劳改队之后三个星期的一天，劳改队被工宣队召集在操场上。队长宣布:“今天，你们就是罪犯了，老实一点。”接着民兵营长挥了挥手，立刻上来一群造反派，他们给每人准备了一根棕绳，各式各样的黑牌子、高帽子。牛鬼蛇神谁也摸不着头脑，悻悻地等待着。

不一会，每个人被五花大绑起来。28位“罪犯”有28项不同的高帽，28个不同的黑牌。这是昨天造反派花了一天一晚精心设计创作的。有尿桶、粪箕、宝塔、狗尾、牛头、马脑、毒蛇……最出彩的是按女人服装设计的几顶高帽，有裤叉、连衣裙、破鞋、洗脚盆等，当然是分发给相关连的“罪犯”的。我头上戴的宋代官帽，后面拖着一对长长的飘带，上面写了一副丑化我的对联。

不久，牛鬼蛇神出发了，队伍经过潇水浮桥，那绚丽的色彩，奇型怪状的行头，你就是在巴西狂欢节也看不到。

“太好玩了！”夹道围观的群众中不知谁喊了一句。

走到入街处，一个好心的民兵学生走到我跟前悄悄说：“别怕，你们今天去陪斗。”

零陵地区公审大会在三中大操场举行。他们把我们押到“罪犯”的方阵里。造反派的呵叱声、叫骂声不绝于耳。又是烈日曝晒，我们汗流如注，干渴得快冒烟了。不一会，汗水溶解了纸糊的高帽，开始脱落变形，越发花样百出了。有的塌拉在脑后，有的歪在肩上，活像披麻戴孝的哭丧者。“好玩,太好玩了！”后面民兵队伍里不知道谁发出了一声赞叹。

毒辣辣的太阳灼得每个人的皮肤发紫。这次大会宣判了30多人，其中挨枪子的17人。“好玩！”我被这既非幽默，又非赞颂的感叹堵得慌，似乎一刹那明白了许多。是的，这一切也许真的如那些观众所说，是“好玩的”。细想，从昨天造反派制作高帽，到一路彩帽飞扬，红旗招展，再到庞大的牛鬼蛇神陪绑杀场，再到群众围观沙滩枪毙“反革命分子”如同观赏演戏，真是“好玩！”这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如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为什么全民都停下生产的脚步来闹着玩，都在“革命”的名义下争先恐后地作伪呢？而且公然都如此兴奋呢？在这场由一个人操控的“革命”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惨遭告密、监视、抄家、侮辱、批斗、关押甚至杀害。在这场“革命”中，人们的物质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显著下降了。在没有任何空间表达不满，没有人敢于反抗的条件下，百姓只能用“做戏”的方式来玩弄政治或疏离政治，用“作伪”的方式来应对当权者的“无耻”。这一切，是民众的错吗？谁都明白，并不是群众“运动”群众，而是由笼子外面的统治者有预谋地“运动”群众，责任只能由后者承担。

往事并不如烟，我之所以把这段酸楚的经历记录下来，只是为了拒绝遗忘。血与泪不断记录着历史的足迹，却不断被匆忙忘却，以致终于造成了知识界吠形吠声的思想陋习。处在苦难与动荡的“运动”时期，知识界很少有人对于人间专制，愚昧以及人性中一切从未见过的卑劣的东西，有着清醒的感受，很少有人操心着文化的命运。现在看来，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之所以可贵，在于他看到了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粗野情感”的氛围，是“把人搁在猪圈里，还要他成为天使，这种要求是愚蠢的。”反躬自问，我们在当时却沉默得像麻木的羔羊。我在备受侮辱，极无奈的时刻，满脑子想的仅仅是自己何时“平反”为一个“良民”。至于在神州大地何以要造成“人人是囚犯，同时人人是看守”的真正原因，几乎很少有人想过，我当时也未曾想过。这真应合“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句格言了。

设计的暴行

青年时，我以为“革命”是最神圣的；中年时，才感到 “革命”是残酷的；老年时，才明白革命是会异化的。人类社会的任何理念，宗教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一旦走向极端，后果不堪设想，灾难也不堪设想！

人类历史有很多疯狂是被操纵出来的，远的不说，20世纪希特勒操纵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疯狂，斯大林操纵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 那场疯狂，非洲一些国家领导人操纵的种族大屠杀疯狂等等。这些疯狂原因多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疯狂起始于群众对明星的崇拜。明星操控了群众，群众崇拜明星。二者互为因果，愈演愈烈，不能自拔，便释放为疯狂。

理975197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繁星灿烂，偶尔有几朵淡淡的白云在天边漂过。炎热的夜晚有些让人琢磨不定。我不期而遇上的几个工农兵大学生，坐在操场边杉木堆上纳凉，海阔天空地聊到1967年震惊北京高层的大屠杀。

“那场大屠杀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我问。“鬼才知道，人人都说，我们不动手，五类分子就要杀我们贫下中农了。”彭大冲（化名）抢先说。

“消息从哪里传来的？五类分子要暴动，总得有个说法，但那是不可能的。”我进一步追问。

“当时各种谣言都有。道上传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这些都是瞎编的。有说四类分子从广西、贵州那边跑出来传消息，叫什么‘反共会’什么的。各村党支部成员，当然还有民兵营长一起开会，‘先下手为强’！就这样，一村一村杀开了。”宋祥福（化名）接着说。

到底从哪里开始杀起来的呢？后来有《零陵地区处理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道县农村大屠杀遗留问题》的材料称，从1967年8月13日寿雁公社下坝大队打死朱勉开始，接着，四马桥区以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到宁远参加“湘江风雷”为由（莫须有），杀了钟和她的两个儿子，从此，大屠杀迅速扩大到全县，至使4519人惨遭杀害，全零陵地区杀39093人，伤残者2146人，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个数字不包括下放知青，被误杀的外来人员。实际上的数字要远远高出官方的数字。全国这场大屠杀到底杀了多少，也许永远是个谜了。

事隔44年的今天，当我独自一人读这些从网上下载下来的杀人案例时，我几乎不敢看下去了！我担心那些被淹死的鬼魂仍然在潇湘两岸徘徊。我也担心那些不死的天坑野鬼仍然在发出揪心的哀鸣！我们这些苟活着的人能对得起他们吗？

我真的不明白，死死管制了十几年的五类分子，还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和能量！

“你不懂，其实这些都是人设计出来的。上面不是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不是常宣传，有钱人是剥削者，反动派，穷光蛋是好人，受苦受压迫，我们要翻身，求解放天真地义！哪个敢怀疑这个天大的道理！”彭大冲一针见血说出了其中的奥秘。

“据死里逃生被害人说，在阶级斗争成为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四类分子只能任人宰割，而老百姓每个人都可能是杀人者。”

那杀人总得有理罢？当然有“理”啰！四马桥区杀钟佩英一家的动员会很能说明问题。8月11日，当时道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熊炳恩，以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布置全县打击阶级敌人，“镇压四类分子”运动。针对周塘管大队支书“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的疑问，这个区的杨家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带领大家学“红宝书”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还说：“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不瞒你说，我们都杀过人。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基干民兵，谁敢落后？基干民兵就是斗阶级敌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不然，我们还会被保送来上大学？”宋祥福辩驳说。彭大冲点点头，“我也杀过人，还吃过人肉。”

“人肉你也敢吃？”

“王老师，你这就体会不出来了。那也是大热天，我们24小时不敢睡觉，警惕性提到了嗓子眼上。既然要开杀戒，凡五类分子，不分男女，不分年龄，满门抄斩，包括刚出生的，还有孕妇。

那天晚上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越发增添了恐惧气氛。松明子火把在三百多人的村子里的大街小巷晃动着。我们把五类分子五花大绑抓到了大队部关起来。由几个血气方刚的勇敢者挑了几个年青健壮的像杀猪一样给宰了，砍碎了。放进一口煮猪食用的大锅子里，大锅被架到一张八仙桌上，大锅下有一只大锅改装的炭盆燃起红通通的大火。木炭不时发出噼噼叭叭的爆烈声，人肉被木炭火熬了一个小时。全村群众围着大锅站立着，一层又一层，谁也不敢做声，只听到木炭爆裂声和大锅里的沸水声。空气中散发出人肉的味道。食人者只有仇恨，没有胃口。”

彭大冲讲到这里，沉默了。

月亮已稍然升起。东边有一片苍狗白云伴随着它，诡异而神秘地飘动着，越发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从来没有吃过人肉，我们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的后山上有一个天坑，很少有人下去过，黑森森，小孩经过那里都会胆颤心惊。”宋祥福接着讲清塘公社下塘村那场大屠杀。

“我们基干民兵把全村15位五类分子都绑了，用一根粗绳将他们串连在一起。前面几个大个子都围着天坑站好。当他们意识到大难临头时，整个队伍都在嗦嗦发抖。一声令下，我们挥起棍棒朝四类分子砸下去，接着将他们推下了天坑。天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呻呤，低沉而恐怖！等到全部落下去之后，民兵营长下令向天坑扔石块。没想到，过了一会又有人在下面呼叫，这时，营长让人点燃了一包炸药扔进天坑。等到一声巨响，天坑再也没有了任何声音，凶手们才散去。”

令人震惊的是，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指挥民兵杀死蒋汉镇及其妻子周军阳一家五口，不仅为了“革命”，也为了“赖帐”。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不还，遂动了杀人灭口之心。他下令将蒋家五口抓到天坑边上，宣布：“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7天后被人救起。她是那次可怜的15位天坑被杀者的唯一生还者。

“我们吃五类分子的肉也不是拿来就吃。”彭大冲继续讲述他的经历。

“关键的关键，是要把阶级仇恨灌输到每个人的脑瓜子里头。党支部事先挑选了村里最会哭丧的一群男女。他们个个争先恐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穷苦人过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全是五类分子造的孽！眼泪、鼻涕和断断续续的控诉声把全场的气氛调动起来了。当敌人的罪恶与大锅里的人肉联系起来时，‘仪式’进入了高潮。营长开始分发筷子，并带头向锅里夹了一块，并大声吼叫：‘夹什么，吃什么，依次序而进，不准停留。’说着，他吹了吹，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就这样，在愤怒的唾骂声中，大锅里的肉填进了村民的肚子里！”

宋祥福接着说，“我后来听中学同学说，8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三个人的脑袋，以表示自己革命立场之坚决。陈高肖的妻子本是贫农之女，得知丈夫惨死，逃回娘家朱家湾。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带着民兵把她抓回大队部，二十多岁的民兵陈高友鼓励营长‘开大锅饭’。四十多岁的民兵陈锡位也高声嚷道：‘大家吃饱些，攒足了精神开大锅饭啦。’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把遇难者家的东西拿来，吃饱喝足了后，把陈高肖的妻子拖出来进行了集体轮奸。”

“我们村的社员兵分两路，一路杀人，一路办酒席。”宋祥福补充说。“当时，各大队都举行了杀四类分子庆功会。我们把五类分子家里一切可吃的东西都抄来了，尤其是猪、鸡、鸭、狗决不放过。我们村的社员从中餐到晚餐，足足吃了一天，这叫‘吃空’。意思是，两顿吃下去，五类分子家的一切都被吃空了。”

“当然，我们村里不会那么蠢。”彭大冲接话说。

“你们叫‘吃空’，我们兵分三路，一路抓捕黑五类，一路组织人抄家办酒席，一路搞上面说的‘仪式’。三路人马都做完‘仪式’之后，我们把剩下的五类分子一个个五花大绑抛入了潇江，等到最后一个落水者被水冲走看不见为止。村民才高呼口号奔上村礼堂，尽情开怀欢聚这最后的‘庆功会’。”

“天哪！太残忍了！”我仰望星空，气冲冲骂了一声。

是的，人类有太多的悲剧，很多悲剧其实都是少数人操纵出来的。由于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荒谬“操控”，才能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成王败寇心态，把丧尽天良的妖魔鬼怪全部释放出来了，让他们在人世间横行无阻。然而，话得说回来，若是光有领袖杀人的“理由”，没有人去执行，这些理由也只会成为空谈。这就得牵涉到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问题了。正义良知，在自私而凶残的“国民性”面前多么显得无能为力。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在一定政治恐怖背景下，人人都可能成为杀人凶手！共有钱人的“产”，或者改称为“杀富济贫”，我们这个民族都会有很多人响应，有很多人跟着大开杀戒。以“杀富济贫”为理由的操控手，一旦有了不寻常的手段，他就必定成为政治明星，或称之为领袖。打打杀杀的过程，便有吹鼓手制造出明星崇拜的人群。一俟造成了一定规模的明星崇拜，什么疯狂都会接踵而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因此，改造国民性，而且从制度入手来改造国民性，这仍然是我们若干代人的任务。我们这个民族若能让黑暗封闭了的良心回到爱的光明中来，很多悲剧其实是不会发生的。甘地说过：“以眼还眼，我们将全部成为瞎子！”盘算、仇恨、嫉妒、贪婪犹如瘟疫一般，把越来越多的人卷进了暴力设计的瞎子命运中，剩下的只能是道德的虚无和人性的堕落。

上述这些记述也许进入不了正史的殿堂，但却直通历史的深处。今天活在世上者，仍有必要张大眼睛去注视那些抛置在黑暗角落里的历史碎片。这些无辜者的史料，像是正义对笔者考问的回音，也像是抹去尘封的无数孤魂的自语。

既然“人人是看守”，在人性的惰落中，我自己以及每一个人能逃脱历史的责任吗？这是个无法回避，也难以开口的难题。对此，经历过捷克斯洛伐克极权统治的苦难洗礼的首任民选总统哈维尔在捷克总统就职演说时，对这道难题作了回答：“极权主义统治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野蛮制度的建立者。”他在1990年元旦献辞中又说了同样的话：“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受害者，因为旧制度是我们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将过去统治我们的人统统推上审判台，因为这不仅不正确，而且将剪除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英]安德鲁·瑞格比著，刘成译，《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译林出版社，2003，P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