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苦笑

王田葵

1959年上半年开始过苦日子。学校师生饿着肚子上课了。在作文、闲聊、讨论中，我都说过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得不偿失。“大片森林毁了，钢没炼出来！”

这年十二月，一场反击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了，中学生也不例外。我有幸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称小彭德怀）在全校共青团员大会上受到批斗。在学校，一觉醒来，我已经成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了像五类分子一样的不耻于人类狗屎堆！一天仅六两米的伙食，加上像牵去宰杀的一条狗的落泊惨状，至今我记忆犹新。我全身直冒冷汗，头耷拉在胸前，孤零零、凄惨惨站在舞台旁。团总支书记蒋老师允长的讲话我一句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像佛堂的僧人念经一般，不在乎佛意，而在乎心诚。他每发出一个声音都是无庸置疑的原则，得意而不可一世，似乎是可以宣判一个学生政治死刑的大法官。

我唯一听清楚的是他宣读自拟的撤销我的班团支部书记职务的决定。

台下的团员们也似乎突然明白，大炼钢铁成绩伟大，就是大大小小的彭德怀们抹黑了。嘲笑、漫骂、愤怒的情绪，混溶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批判声中，一声接一声的口号声中。

从此，我只能埋头读书，不敢涉及政治。偶尔也有朋友私下里为我悄悄鸣不平的，我只能无奈的苦笑和沉默。

我当时怎么也搞不懂，伟大领袖纵然有“诗意”的奇思妙想，但怎么一时间，全中国的民众都被这种荒唐的“诗意”冲昏了头，像中了邪似地发起狂来了呢？为什么正常人被认为是“疯子”，而疯子却成了“正常人”呢？为什么讲真话会成为众矢之的而讲假话反倒能大行其道呢？

后来我才明白，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以皇帝的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根深蒂固，其劣根性病入膏肓。

苦笑是黑色的，因为真相有时并不招人喜欢，它没有姿色，而且刺目、烫手、揪心！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人生其实就是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衣服漂亮。恶作剧导演者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但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是由每个个体构成。面对一年时间砍光的山林，我自己时时在忏悔，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忏悔！而且应当永远忏悔！

被运动的滋味

回想文革那些事，今天仍然感到哭笑不得。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一场大戏。中国大陆是这场大戏的舞台，大陆人都是这场大戏的演员，毛泽东是这场大戏的总导演。戏的主题是确立毛的至高无上。喊喊叫叫、打打杀杀、出出进进，好不热闹。

在宠大的演出队伍中，据说有二十一种人是敌人，但实际上还有许许多多未确定的敌人。除了毛本人以外，所有的演出者都有被宣布为敌人的可能。这是统治者运动群众的法宝，称之为“一抓就灵”的东西。“敌人”当然是最难受的，不仅要游街示众，陪绑上杀场，而且要日以继夜地挨批斗，做苦力，救灾抢险，干各种最脏最累的活……群众的日子也不好过，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背诵最高指示等等，哪一种酸甜苦辣的日子没过过？

同事张天望，1957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留系任教，家庭出身地主。这意味着，他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文革开始，他无处适从，上街游行，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去会被认为“伪装”“阴谋”；不去则可能被认为“仇视文革”，“坚持反动立场”。

他平反后，调入我校教古代汉语，与我成了同事。我亲耳听到他在武汉大学文革时的辛酸事。他说：

“没奈何，我只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一番，将过去的日记，笔记本通通烧了，抄家是迟早的事。果然，第二天红卫兵怒气冲冲抄家来了，把一箱子古汉语论文手稿翻了出来，带走细检查。临行前，戴军帽的造反派看着床头张贴的毛主席手稿：‘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他一边念一边叫喊起来：‘好家伙，带走！’”

就这样，他被关进了牛棚，带高帽、挂黑牌，上面写着：“死不改悔的地主狗崽子！”

“军帽头儿发现了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没看出来？我名叫张天望。我真没在意，这首诗的题头竟会是天望不屈！”

军帽头儿说，“伟大领袖写了那么多伟大诗篇，你为什么就单单挑这一首挂在床头上呢？你这不是有意‘打着红诗反红诗’吗？”临走时他们一面把我五花大绑，一面狠狠地骂“你这个地主狗崽仔想玩阴的，嫩了点，你骗得了谁？！”

被运动的日子太辛酸！那年头，做鞋时剪鞋样可千万别用旧报纸。全中国的报纸没有哪一张不登载伟大领袖的像片。一不留心剪断了他的像片，红卫兵看见，那不成了现行反革命？我的同事毛逸飞老师的爱人剪鞋样时剪坏了伟大领袖，被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他被五花大绑，即使体育老师的身板，脸也成了猪肝色。他打得死去活来之后，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关进了监狱，及到文革结束，才被放出来。这时的毛老师，已不像人样，不久他就死了。

那年月穿衣服可有讲究，早请示晚汇报时，千万不能穿黑色衣服，否则，将被造反派定性为“恶毒诅咒伟大领袖”，其后果可想而知。越到后来，人人如履薄冰，个个谨小慎微。当然，最冤的要算张天望老师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张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诗作，公然也犯了大忌！

“粹”化之民无性情

什么叫民粹主义呢？其实没那么多学问，就是把“民”——人民或民众或百姓或草民等等先“捧”起来，把他们当精“粹”，当宝贝、当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有比这“捧”得更高的吗？没有了。

然而，“粹”化之民无性情。秦晖先生说得好，“‘五个人作出决定就可以剥夺第六个人”的民粹主义很容易转化为（声称代表五个人的）那个人作出决定就可以剥夺任何一个人，即可以剥夺所有人的寡头主义”。当然，这种寡头主义聪明之处在于，干这种事的由头可以命名为“革命”。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寡头主义以民粹主义之名行剥夺所有人之实的经典个案。

“粹化”之民最终成了无性情之民：“人人是囚犯，同时人人是看守。”就拿人民教师来说，文革初期通过发动学生斗老师，发动教职员工互相检举揭发，敌我界线混乱了。学生以“打砸抢分子”、“造反派”各种罪名挨整是稍后的事。眼前他们是身穿军装，手戴红袖章，不把老师当人看待的凶残“看守”。

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最难受的不是挨斗，而是“敌我界线模糊”！你今天是人民教师，属革命阵线之“我”，明天说不定成了革命对象之“敌”。等候揪斗远比被揪斗更加恐怖。

1966年8月19日，我在惶恐中终于等来了学生造反派的抄家和揪斗。那是上午8点半，一群学生带着大字报、高帽、黑牌来到我的宿舍，翻箱倒柜，抄出的笔记本、日记、书信一任装入纸箱内带走，临行将大字报糊满了蚊帐、墙壁、门窗，可谓铺天盖地。给教师的罪名千篇一律，在“反动的牛鬼蛇神”之后的我的名字上打了大红叉。

这是一个极闷热的三伏天，赤日炎炎，如火焚烧。下午两点，一群造反派学生重新来到宿舍。我被他们押着游街示众。黑牌在烈日下闪着光，我像马戏团的一条狗被学生牵到水泥马路上，嘘声、口哨声、叫骂声不绝于耳，唾沫星子喷洒在我的脸上和身上。平时在课堂上滔滔不绝讲课时学生会心的笑声没有了，有的只是莫名的仇恨和侮辱；平时将教师尊严作为职业使命的心理被一扫而空了，有的只是耻辱和无助。我一连三个小时被罚赤脚站在水泥马路上，脚板像被烙铁烙过一样刺痛，显然已经打了血泡。

我那时比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的加西莫多惨多了。他被牵到大街的烈日下爆晒时有爱丝米哈尔达给他送水喝。我呢？三个小时口渴难耐，却没有任何人愿意或敢于给“粹”化之民认定的“阶级敌人”送水。

夜幕降临，我终于熬过了人生最惨烈的一天，也是值得庆幸的一天。

我庆幸自己终于成了牛鬼蛇神，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之后，我有幸被编在被管制的“阶级敌人”劳改队中。一旦成了“另类”，反倒平静，劳改的日子里，我们被押到木船上打捞猪草，日出而作，日落而返。这时的潇水惠风和畅，绿水涟涟，但却缺少“欸乃一声山水绿”的诗意；偶尔也在黄土坡下挖地道，据说要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狭窄的地道空气污浊而炎热；有时晚上须临时加班编竹垫子，尽管灯火通明，竹香弥漫，却没有一个人敢做声，沉闷得像刑场。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仍然有人性之泉暗中涌动。我的朋友刘永凯正是在劳改队里改编了鲁迅的《无题》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曾革命已碰头。

高帽遮颜过闹市，黑牌挂胸放中流。

横眉冷对走资派，俯首甘为学生牛。

关进牛棚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首典型的黑色幽默诗作，调侃和阿腴中隐含着对“革命”的恐惧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