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不信任“墙”是如何砌成的？

王田葵

自然人进入社会化之后，“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种人可以用生命担荷的东西。“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希伯来书》11：6）

当下，“不相信”已经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穿衣担心铅中毒，吃饭担心瘦肉精，喝牛奶担心三聚氢胺，坐高铁担心天上打雷；上医院不相信医生的职业操守，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听广播不相信播音员讲的是真话……

纵观当下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市场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不信任的社会“墙”是如何在神州大地砌成的呢？面对如此斑驳的“墙”体，如此高强度的“墙”基，人们除了叹息，就只能无奈。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理想与实际的不一致，言论与行动的不一致，道与德（得）的不一致。此三个不一致，造成了三个恶果，第一个“不一致”动摇了人们的信仰，第二个“不一致”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第三个“不一致”败坏了社会风气。

我们的理想来之于“大同”。而“大同”是一个虚假的王国。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造就了像太监、小脚女人这种残缺的身体，也造就了对皇帝宝座崇拜需要的残缺的精神——奴性。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华盖集》）而民族性的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是从“大同”梦开始的。《礼记·礼运》从三个方面对“大同”社会进行了界定：一是“选贤与能”，二是“讲信和睦”，三是财产公有。大同思想作为发生学意义上的一种思想或理想，是合理而美丽的。它反映了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不满足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乌托邦是人类社会普通存在的思想文化现象，无可非议，应该充分肯定。然而，从实践性的角度看，“大同梦”又是荒谬的，不能实现的。笔者研究，人类社会几千年进行的强制的或非强制的“大同”实验，其结论是失败和灾难，几无任何成功的个案！其中关键在于若实行上述第三条，对人类自身的伤害和瓦解几乎是制命的！

原因很简单，“欲望”和“思想”是人的目的性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实现人是目的的起点，实现自由的起点。历史的真正动力是“私欲”，其发展只能顺应人的私欲，而不是根除私欲，换言之，只有商业精神，金钱利益而不是个人道德，才能促使战争消失，实现永久和平。“大同”从根本上取消了人的欲望和思想的自由。有人提一个问题：“你的所有劳动成果（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不能成为你的私有财产，而只能供众人享用，你还会有积极性吗？”答案不言自明。

其实，歌德在其诗剧《浮士德》中，早已对人类文明作了诗意预言。浮士德不断前进的动力就是欲望（物的欲望，思的欲望）。浮士德用中世纪的文化精神（人性上的禁欲和思想上的禁异），走完了五十年的人生旅程。五十年被禁欲的生活，他没有留下任何值得骄傲和回味的经历。欲望让他走上了第二次人生历程，让他不断实践，不断进取，有滋有味，精彩纷呈，让他感受此生没有虚度。当然，他上半生的欲望被禁掉，固然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也没伤害过他人。可是他在第二次人生经历中，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常常给他人带来痛苦，比如他的恋人玛嘉丽特，以及居住在海边的老夫妇。可见，欲望是生命之源，创造之源，欲望也是死亡之根，破坏之根。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他的人生价值归于“0”,他既不可能成为好人，也不会成为坏人。因此，若“大同”真的成了现实，人将萎靡不振，社会将成为一潭死水。

我们这一辈子短暂的一生行进在乌托邦的路上。这一路不容易！

我们一辈子都在直面完美但可怕的乌托邦。乌托邦，这也许是上帝给人类设下的一个“局”，偏偏让我们给遇上了。

乌托邦天使般美丽温柔，但只要有人强制你住进去，这里的人们便以愤怒面对世界，以斗争诠释历史，以迷惘了却人生。

失去了欲望的乌托邦人，只保存集体的记忆，不存在个性和意志。从疯狂到冷漠，从信任到欺骗，从激昂到萎靡，终于停止了从容前行的潇洒步履。

失去了欲望的乌托邦，这里的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没有痛苦，最大的信仰是没有信仰，最大迷惘是没有迷惘，不仅不知道惋惜汗水和艰辛的付出，而且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坚持，坚守的方向。他们最终失去了主心骨，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这真应了这一谶语“黄粮一梦成幻化，无奈终当是空无！”

我们将大同作理想，其实没有理想。

不信任之“墙”来之于整个社会言行的不一致，言行不一致称之为“虚伪”。“虚伪”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庙堂。

历史大隐隐于伪。在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的暴政中，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被抹平了，只剩下基于宣传需要的封闭叙事。当听众听惯了“亦狗亦走”的文人依据“想象力”的捏粉团或添油加醋的宏大叙事之后，谁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呢？在没有真相的国度里，真相本身具有颠覆宏大叙事的功能。苏联派驻延安的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记述了很多在我们看来瞠目结舌的事情，譬如在延安他见到的一个司令员“有两个很年轻的老婆，几乎都是小姑娘。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气愤。”再如“红色圣都”曾经大量种植鸦片，甚至由政治局批准加快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决定一年内为国民党统治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称：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什么好的事，但是，“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毛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革命的鸦片战争。”

本来，在抢夺“宝座”过程中，谁无法无天，谁就能够成功。高级官员纳妾也好，公开种植鸦片也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是“革命利益”的需要。这本来是事情真相。然而，若有意将这些真相隐瞒，那就是虚伪。几十年之后，当事人讲述出这些事实本身却是意义深远的，它提示我们历史是有多个维面的，那种简单化的宣传模式往往抹杀了最真实、最富有意味的细节，也就背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曾经听到官方的理论是财产“私有”是万恶之源。结果，一俟“消灭”了私有，实行了“公有”之后，一时间不少官员利用权力无限追求私人利益成了普遍现象。以权力追求财产的欲望在其他社会体制内也存在，但是远不如“消灭”了私有制的极权社会这样蔓延到每一个官员身上那种强烈和严重的程度。

我们曾听官方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使得全中国的人几乎相信到处都有“敌人”。结果，斗来斗去，整个社会出现了儿子告发老子，老婆揭发老公，朋友之间 互相检举揭发，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以至于成了“人人是囚犯，同时人人是看守”（哈维尔）的局面。

2002年由沈志华主编的34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其中的第30卷《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披露了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报告写道：“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报告强调：“根据文献判定，斯大林亲自监督过镇压活动。”“斯大林是不经法院和侦查而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枪决，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转引自袁日希《有多少人非正常地死在斯大林时代》《随笔》杂志2011年第1期第88页）

我们曾经听官方讲要“实事求是。”结果通过各种运动，把坚持实事求是的人踩在脚下，而弄虚作假之徒却官运亨通。更有甚者，由伟大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将许多坚持讲真话，办实事的官员打成走资派，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受到清洗、批斗和关押，许多人惨遭杀害。

在中国，只要不是神经失常，只要不是权势的依附者，谁也不会相信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是叛徒、工贼和反党集团人员。而在1974年，重病的周总理去长沙向毛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尔后又提出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1975年夏，重病的康生委托王海容向毛报告江青和张春桥的叛变行为，并指出具体的证明人，但是1975年冬到1976年10月之前，江青、张春桥仍然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把不是叛徒和反党集团的真正革命家诬为反革命，把真正的叛徒委以重任，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讲的权力滥用和将的权力用到极限。反右斗争也是这样，老革命家薄一波说过：“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下卷642页）这就是说，群众或者权力人物因为与某某有私怨，或者为了凑足数目就可以把人打成阶级敌人，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像前总理朱熔基就这样成为右派的。这足见我们一再倡导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这一谆谆教导的虚伪性。因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只有对权势者趋之若蝇之附蜜，对被批判者（包括亲友）敢于揭发，你才可被冠以对党忠心耿耿或大义灭亲。否则，你就被指斥为嗅觉不灵，政治上不强。严重一点说，你就是与阶级敌人狼狈为奸，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在这种形势下，你即便无中生有，落井下石，乱说乱咬，也会被认为是好样的，有觉悟，有党性。那时，肆意加害于人的诽谤，捏造别人罪名的诬告以及卖友为荣，反而成了社会的美德。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就是这样形成的。

不信任之“墙”来之于整个社会“道”与“德”（得）之不一致。整个社会的谋体都在宣扬这种道德，那种道德；道德模范的优秀事迹层出不穷。然而，官方讲的“道”与实践层面的“德”（得）往往大相径庭，久而久之，“道”越来越成了空话、套话。

我们从小被灌输尊老爱幼是人人该遵守的道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敢扶，因为有“彭宇”们好心帮助老人反而被讹的前车之鉴。虽然，这不等于满街的老人都准备讹人；我们在书本中学到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在现实中助人为乐反而匿上官司的事屡见不鲜。从此，由不信而至冷漠成了社会常态。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一辆面包车撞倒并碾压两岁女孩小悦悦后离去，没过多久女孩又遭到另一辆货车碾压。期间，有18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却不闻不问。此类事几乎各地都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由怀疑和警惕到根本不相信，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方式，因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衣，我们有假名牌、铅超标、“染”中毒、旧充新；食，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过容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瘦肉精喂大的猪肉、洗衣粉炸出的油条；行，我们得提防乱收费的、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连环诈骗的；送孩子上学，我们得警惕无照办学的、补课收费的，交钱加分的；上医院，我们得提防假药、高价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金融诈骗、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假的世态人心，我们不得不茫然自问：我们还有谁可以相信？

对官员的不信任包括官员本身，浙江乐清“上访村官”钱云会被工程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云会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是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阴谋论”风行中国网络。很多时候，往往越被官方或专家澄清，反而越遭到网民质疑。

今天的中国，“不信任”的不只是对官员，“不相信”的风俗遍布神州大地各个角落。“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正是因为他“悟”到了让百姓由不信任到信任之“本”。他的骗术能大行其道在于摸准了一些单位和个人的利益追求。他最初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到陕西渭南警方跨省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关进了监狱。

据2011年针对上海市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大多数民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潜规则盛行。所谓潜规则就是不要规则。在百姓眼中，循规蹈矩，按常规办事者，不是阿甘，就是堂吉柯德。

赵菲菲总结说，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医治如此无耻的全国作伪，漫漫然的“不信任”风俗，只能从制度入手。几十年的经验证明，物质财富并不能解决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一面刚组织制订国家宪法，一面却公开声明“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意味着，最高统治者既然正式宣布不遵守宪法，这样的国家还有诚信可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