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文化传统与东方的“酱缸文化”传统

王田葵

西方文化传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解决“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即解决个人各种权利与其对社会的各种义务之间的平衡关系，称之为建立社会契约关系；二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紧张关系，即解决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平衡关系，称之为“每个人都是目的”的道德准则和与此相适应的对神的敬畏感。二者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西方文化传统，才构成完整的西方现代人的禀赋，也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人禀赋。否则，人类将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走向灾难的深渊。在两项内容中，前者使人获得知识，无限自由的“自我”离开“善”的纯粹内容而走向堕落，后者使人获得智慧而防止堕落。

只有在社会创造力被基于每个人的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市场竞争最终扼杀之前，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足以让每一个人有机会以美学态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坚持不让他们再忍受任何基于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在那一时期，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然而，现实是，我们只接纳第一个内容而忽视第二个内容，人们不知不觉中沉迷于物质追求而丧失了精神追求。悲观的看法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力很可能在达到那一时期之前就被基于每一个人外在特征的市场竞争彻底扼杀了”。如何阻止这种可怕结局的到来呢？西方哲学家几乎在不同时期对此作过研究，探讨从人性根源上入手建构未来和谐的人类社会。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说：“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又在《历史哲学》中说：“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自觉却使那任性任意，具有无限自由的‘自我’，离开了‘意志’的、离开‘善’的纯粹内容——‘知识’就是取消了‘自然’的统一，就是‘堕落’；这种‘堕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精神’历史。”（[美]莫蒂默·艾德勒编《西方思想宝库》，《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627页）德鲁克临终前预言了这种充满创造力的社会，他称之为“下一个社会”，一个既有外在特征又有内在升华的人类社会。如何实现这“下一个社会”呢。我们必须借助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的本质是向外征服，只有智慧可以让生命获得内在升华并让人类获得永久和平。（读书2007（11）P44，汪丁丁《教育的问题》）。

回到东方文化传说，我的比较悲观的看法是，我们很难走出人类生存的困境。因为背负着国族文化劣根性太沉重，这个劣根性就是台湾作家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说的“酱缸文化”与“窝里斗”，也与他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所提到的“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的陈述相一致。我们不要以为柏杨是在丑化中国人，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一切围绕皇帝宝座这个轴心旋转，人的尊严，人对善的追求即人应当有的“灵性良心”几乎没有存活之地。

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他认为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深践有亿万之师的疆胡之地，“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而，此次辩解触怒汉武帝刘彻，使其下狱，并采用了“宫”刑。历代极权者收拾异议人士，什么残忍的法子都用过，但把男人的“根”者端掉的，刘彻是一发明家。人们可以想象，在当时没有麻醉，没有消毒措施也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割下司马迁的生殖器，那份痛苦，远比一刀砍去脑袋要痛苦得多。他要忍受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更要承受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的羞辱和孤独。

朱元璋当政31年，除开初几年实行“圣君之治”外，这个“圣贤盗贼之性，兼而有之（赵翼《廿二史札记》）的皇上，立即流氓成性地杀人、文字狱、特务、剥皮、廷杖、大设牢狱……。从缺德加无法无天的朱元璋开始，明朝皇帝个个都不是东西。正如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所言：“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残，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

再看上世纪自认为最能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革命中的历次运动也就清楚了。在延安整风中每人必填的既坦白交代又揭发别人的“小广播表”，一些品质恶劣的人为了邀功请赏，乱说乱咬，弄得延安成了“特务如麻”的地方；反右斗争在不少方面也复制了这一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中戴高帽，坐喷气式，教师向学生下跪，还有被学生打死打残的。张志新由于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在杀害她的时候怕她发出真理之声，不惜事先割断她的喉管，这完全类似于刘彻使用“宫”行和朱元璋施以“剥皮”的恶行。柏杨曾指出，所谓“酱缸文化”的标准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即我们一般认定的官本位文化，而儒家政治制度则历历如影随形，在如何残忍地对待同类方面将智慧发挥到了极至。

早在19世纪末和上世纪初，中国两位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梁启超和严复对中国人的本性均有一针见血的论及。严复特别针砭中国人的自私。他在《法意按语》中明确指出中国人自私的根源正在于专制体制下的“小人”没有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之事。梁启超所针砭的则是与自私紧密相连的奴性。在1899年的《独立报》中，梁氏声言“不禁太息痛恨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这奴性是怎么来的？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名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众自视亦如奴隶焉。”在《中国积弱溯源论》更指出，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全体国民的内在根性，他把人的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归因于数千年的“政术”对民众“驯之、餂之、役之”，因而“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这与严复“专制体制下的小人”柏杨“酱缸文化”的意思大同小异也。

袁世凯复辟后，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指出：“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陈独秀《独秀文存》，亚东书局1922年版，第91页）

当然，东方文化也有好的传统，例如中和传统。中和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遵循“中”道，就能实现“和”。由此可见，东方的中和智慧与西方的理性智慧相融合，也许是进入“下一个社会”的条件。康德一个重要区分是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区分。纯粹理性就是我们说的科学理性，实践理性是指信仰、宗教、伦理。区分的结果表明，人类的创造力不仅需要科学 基础上的知识，也需要价值理性基础上的智慧，因为二者不能僭越自己的疆界，到对方的世界去。这样的社会发展条件，只能在民主制度中才可能出现。